粗鄙的元曲（三）

第二章元朝的文治打下江山，不管情願不情願，都要面對治理問題，總不能將所有征服的土地都變成草場，雖然蒙元的統治者有此想法，但蒙元人口有限，即使將征服的中國之地全部變成牧場，蒙古人還是照看不過來，他們撒到大草原中就消失了。窩闊台聽從耶律楚材建議，將殺人屠刀稍稍放低，開始注意保留人口，從中原地區徵收賦稅，耕地的漢人有了作用，從而逃過一劫。耶律楚材定的稅率較低，有利於飽受戰亂的中原地區休養生息。蒙古人在本民族力量不足時，依靠色目人治國，地方長官大多以蒙古人為主，色目人為輔，而且大多為中西亞來的阿拉伯人。耶律楚材是色目人中的代表，這位漢化的契丹人，為蒙元立國，為漢文化的保留和傳承立下功勞，抄錄一首他的詩吧：《和移刺繼先韻》，舊山盟約已愆期，一夢十年盡覺非。瀚海路難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飛稀。漸驚白髮寧辭老，未濟蒼生曷敢歸！去國遲遲情幾許，倚樓空望白雲飛。耶律楚材的出發點還是濟蒼生啊。歷史總是驚異地相似，一些重要的王朝在建立時，君王身邊就會出現一位雄才大略的輔佐之臣，比如張良之於劉邦，諸葛亮之於劉備，唐太宗之於房玄齡，劉伯溫之於朱元璋。中原之地百姓躲過滅絕的命運，但地位依然是凄慘的。蒙元將統治對象分成三六九等，第一等為蒙古人；第二等為色目人；第三等是漢人，為淮河以北原金國統治區的百姓；第四等是南人，南人，就是南宋亡國遺民，因為南宋的奮力抵抗，南宋遺民自然而然成為最下等民族，我個人認為，宋人淪落為最下等民族，固然與統治者的民族歧視政策有關，但最大的問題在於漢人被儒家控制日久，民族的血性消磨殆盡，在崇尚武力的民族眼中，南宋遺民只有劣等的份了。蒙元統治者還把臣民分成「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僅僅比乞丐高一等，馬背上的征服者元朝統治者眼中，儒幾乎是廢人，和不能自食其力的乞丐幾無區別，甚至不如出賣肉體的娼妓。儒在當時代表的是漢族讀書人，是漢族知識分子，可見漢族知識分子在蒙古人心目中沒有作用。儒在中華民族發展中，到底正面作用大還是負面作用大，尚需論證。蒙元統治者與知識分子存在天然矛盾，知識分子手無縛雞之力，不能騎馬打仗，不能放牧牛羊，動動嘴巴，弄弄筆桿，便得到高官厚祿，令騎在馬背上衝鋒陷陣的蒙古人想不通，娼妓還有她們的作用，滿足男人的身體，令他們取得快感，而蒙古征服者確實想不出知識分子的作用，他們認為宗教可以實現自我圓滿，填充空虛的內心，而實際上，他們亦無自己的宗教信仰。這樣說來，「儒」儒列在娼妓之後就名副其實了。「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為嗤詆」。「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貼上「臭老九」標籤，與蒙元時期異曲同工。知識分子在蒙元地位之低，狀態之悲可見一斑。蒙元一朝，從1271忽必烈建立到1368年明軍攻克大都，元順帝遠遁大漠，退出中原為止，僅歷時九十七年，可謂短命。然而97年對人生就夠漫長了，古人活到七十歲就已經凋零稀疏了，九十七年，就是整整兩代人了。這兩代人，特別是讀書人，從他們的角度理解，他們就生活在暗無天日的世界中。生命時常不保，做官更不要想了，而儒家讀書的目的，大多是求官職，真正從完善自我目的出發的亦有，但很少。而蒙元統治者打碎了讀書人的夢。讀書進階，科舉是橋樑，蒙元統治者根本沒有科舉取人才的打算，他們任用的中亞來的官員，甚至有來自歐洲的馬可波羅，蒙元統治者在漢族讀書人通向官場的路上未鋪設橋樑，他們讀書做官這條路幾乎被堵死。暗淡無光的天空還是揭開過，投進几絲光線。蒙古人直到開國55年後的公元1315年才舉辦第一次科舉考試，此後科舉斷斷續續，並未給國家提供多少人才，就是那暗淡的星光，又有幾人能夠觸摸到。科舉將人的思想限制於一隅，無法接納新生事物，科技上、國家治理上、思想上很難創新，社會幾乎是停滯的，僅僅是一個朝代一個朝代重複，換了個名字而已，內核不變。沒有科舉的元朝，在天文、曆法、數學、地理學和農業等領域取得非凡成就。中國後世著史者從民族自尊心出發，有意迴避元朝的科技成就，隱隱暴露了我們文化中的自卑情結。蒙元時期，東西方交流之路暢通無阻，西方和阿拉伯世界文明抵達中國之時，中國的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等偉大發明也傳向西方，給殘喘的西歐送去火種，印刷普及術知識，火藥令歐洲人在軍事上逐漸佔上風，指南針幫助哥倫布揚帆開始大航海時代的壯闊波濤。元朝的治理給中原帶來了巨大改變。著名文化學者張宏傑認為，中國社會有兩個大變故，第一個是秦始皇大一統，建立專治體制，開始灌輸中國人奴性。第二個是元朝，自秦後，中國社會不斷調整，皇權制約加大，特別是宋朝，君權和臣權獲得平衡，治理理智，文明發展到高峰。元朝首次由異族統治全中國，漢民族自信心遭受極大打擊，元朝還恢復了奴隸制，而明朝繼承了元朝大量落後因素，朱元璋受流氓文化影響深刻，大設特務組織。元明兩朝，中國人奴性大大加深。我沒有從奴性上認識到這個問題，但我認為蒙元的突然切入導致中國自然的正向更高級別文明發展的進程中斷，新生的漢族政權明王朝再次被儒教捆綁。明朝末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被更落後再次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又一次硬生生中斷。日本人甚至認為，元滅宋以後，漢文明和漢人都不存在了。居住城市，停止游牧的蒙古人開始享樂，迅速腐朽下去。他們的野蠻性質迅速蛻化，喪失掉了堅韌，他們從文明世界吸收的是腐朽的享樂思想，而精華的東西，他們無力挑選，也無力消化。這些中國化的蠻族成為草原深處的蔑視對象，他們迅速失去戰鬥力，直至被北方來的野蠻人再次征服，這表明同化他們的力量中有糟粕的成分，他們沒有鑒別能力。這是忽視知識和心靈的結果，知識，特別是其中的哲學，有令人寧靜下來的功效，儒家學說，雖然糟粕多於精華，其中亦有令人心靈寧靜的東西，比如《大學》第一段就具有哲學高度，是中國古典思想的精華。蒙古人最悲哀的是沒有自己的文字和宗教，他們征服比自己文明地區的結局是被征服者同化。而阿拉伯人不一樣，他們有語言，有高度發展的宗教，他們的文明程度比被征服地區高，他們總能使被征服地同化成與他們一樣，他們的同化能力至今尚存。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的阿拉伯街區，能始終保持自己的語言和信仰，還能逐漸擴大自己的影響。最近，一個穿紅色T恤，藍色短褲三歲的孩子趴在海灘上的畫面引起世人關注，他不是睡著了，而是永遠的睡著了，他本應該睡在溫暖、舒適的床上，他的遭遇，依然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衝突的後果，除去兩次世界大戰的插曲外，千年來，世界主要衝突依然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衝突。西方文明之所以對阿拉伯世界難民心懷戒備，就是阿拉伯人巨大的同化能力和頑強的抵抗同化的能力。格魯塞則認為，是佛教讓征服者柔軟起來，談到北魏拓跋氏時，他說：「拓跋氏對草原歷史有影響的事是突厥活力逐漸被削化、淡化和掩埋於中國主體之中。這是幾個世紀中一再反覆出現的模式，其中有契丹人、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和滿族人。正是佛教的這種影響，在拓跋人的柔弱化過程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像它以後在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和甚至在後來的喀爾喀人中所起的作用一樣。這些兇猛的武士們一接觸到菩薩的優雅姿態就易於受到沙門們博愛教條的感動，以致於他們不僅忘記了他們好戰的本性，甚至還忽視了自衛。」讓我們回到蒙元時期鬱悶的讀書人身上，鬱悶是鬱悶，但解去了扣在身上的枷鎖，他們也大膽起來，洒脫起來，活潑起來。而散曲和雜劇就是他們抒發胸臆的舞台，詼諧、無望、壓抑、活潑、洒脫從文字中跑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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