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當代中國政治轉型的邏輯與軌跡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至今已近三十年了。在此期間，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整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學術研究也從多方面、多角度對中國的這些巨大變化進行了分析和驗證。對於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的研究雖然出現了不少成果，但在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的進程與效果等方面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時甚至針鋒相對。本文旨在評述這些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轉型的基本邏輯和特殊路徑提出一點自己的認識。

　　一、政治轉型的不同路徑

　　政治轉型是從傳統的專制集權統治向現代民主體制的過渡，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一個政治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從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歷程來看，政治轉型採取了不同的路徑，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在比較政治研究中，我們可以大致歸納出如下四種不同的政治轉型路徑。第一種是通過革命的手段推翻舊的政治秩序，確立現代民主體制，例如英國革命、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第二種是通過外國的佔領摧毀原有的獨裁體制，強行實施民主改革，例如在戰後的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第三是通過「休克療法」的激進政治改革埋葬原有的獨裁政權，發展民主政治，例如在前蘇聯；第四是首先建立「權威體制」推動經濟發展，然後通過政治改革提高民主水平，例如在東亞的韓國等國家和地區。

　　中國的政治轉型雖然還沒有完成，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雖然還有待發展和完善，但是，自改革開放伊始，中國就開始了政治改革方面的探索，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一些基本目標和具體措施。因此，從那時起，中國的政治轉型就已經啟動。在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就提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1]在1980年8月18日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中，鄧小平著重分析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中的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等主要弊端，並相應地提出了改革的目標和方向，特彆強調了加強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因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1](P327-333)隨後，政治體制改革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方面，並為此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影響，中國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大為提高，並進行了大膽的嘗試。這集中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高度重視和全面部署，設計了以黨政分開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這一改革方案在實施過程中從一開始就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在一些地方出現了削弱黨的領導的危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發生嚴重政治風波，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遭受一定的挫折。

　　進入90年代以後，雖然經濟改革在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和同年秋季的中共十四大之後迅速掀起了新的高潮，並明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目標，但政治體制改革則在穩定壓倒一切、維護中央權威等口號下一度非常低調，研究和探索基本上陷入停頓狀態。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以後，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逐漸趨於活躍，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在全國各地相繼展開。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江澤民指出，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則進一步將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重大方面，明確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

　　由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本身非常複雜，充滿矛盾和曲折，政治發展在各個地方和不同領域差異很大，缺乏平衡，因而人們在分析和評價過去20多年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時就存在大量的意見分歧。中共中央黨校的王貴秀在1998年曾明確指出：「目前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已經成為非常突出的問題。其主要表現是實質性的問題不但一個也沒有解決，而且在某些方面還有停滯以至倒退。」[2](P32)胡鞍鋼在2003年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給予了如下評價：「90年代領導人變動趨於制度化，但是政治體制改革目標不清晰，鄧小平1980年指出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弊端基本沒有改變；在某些方面，政治改革的目標不僅沒有前進，而且有所後退；另外，腐敗問題日益突出，已經成為心腹之患和最大的社會污染。與經濟發展相比，中國政治發展相對緩慢；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與對外開放相比，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尚未在黨內、政府、人大等權力機構引入和建立起來。」[3]此二人均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給予了消極甚至否定的評價，認為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問題很多。在此基礎上，胡鞍鋼提出要實現中國的第二次轉型，第一次轉型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發展，第二次轉型就必須以國家制度建設為中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推動民主政治發展。

　　與上述觀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俞可平的看法。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政治開始從整體上發生重大變化，已經出現政治轉型，其具體表現就是作為政治發展初創時期主要表徵的一些政治現象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向更高級的政治現代化方向發展。例如，政治上高度集權的模式開始解體，權力開始分化，從絕對的一元化向相對的多元化發展；全社會的高度政治化現象開始逐步改變，社會的多元化趨勢日益明顯；個人崇拜現象開始逐步消除；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開始得到有效遏制，黨政分開的工作正在著手進行；隨著機構改革的開始，組織機構的分化與整合程度以及政治角色的專門化程度開始明顯提高；逐步從人治走向法治；民主從單純的手段逐漸成為既是手段又是目標的統一；政治過程的連續性明顯提高，開始從斷續走向連續；　國家開始從封閉走向開放。[4](P135-141)在高度評價中國政治中的一系列重大變化的基礎上，俞可平說：「改革開放後中國政治的最重要發展，就是中國正在走上一條增量民主的道路，這是在中國目前現實環境下唯一一條通向善治的道路。」[4](P155)因此，在他看來，中國政治改革已經實施，政治轉型已經開始，政治發展順利，不僅中國政治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正在向民主與善治邁進。

　　大致介於以上兩種立場之間的是林尚立的觀點。他認為，80年代中期雖然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整體構想，但具體的改革政策和行動沒有大張旗鼓地展開。進入90年代以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再沒有出現過80年代那種具有戰略性和全局性意義的改革構想和行動，但是政治體制改革依然逐步進行，並且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制度創新中獲得了在80年代改革中無法獲得的政治發展資源。因此，90年代的政治體制改革雖然進展有限，但是90年代的政治發展卻比80年代的來得深刻，其中最關鍵的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發展經過幾十年的探索，終於開始形成自己最有效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5]很明顯，這是一種從基礎和條件的角度對中國政治發展的理解和評價，如果就政治體制改革本身而言，林尚立則明確認為進展有限。

　　在國外關於中國政治改革與政治發展的大量研究中，多數學者在肯定20多年中國政治的變化的同時，基本上都認為那些變化只是政治體制或政治過程的局部的變化，在中國政治體制的宏觀結構和基本運作過程方面依然如故。[6](P50)但是，最近幾年相繼有一些國外的學者注意考察中國政治的一些變化，並認為中國經過多年的政治改革正在從過去的集權體制逐漸向民主體制發展。[7](P6)唐亮也認為，雖然現在的中國政治體制離實現民主化還很遠，但是與過去相比中國政治正朝著民主化的方向緩步地前進；雖然限制言論自由和政治活動的事件還時有發生，但這些都沒有改變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潮流；雖然中國的人權狀況與先進國家相比還停留在較低的水平，但是在很多領域已經比過去有了很大改觀。可以這樣說，政治改革在中國已經取得了許多「階段性成果」。[7](P2)

　　以上關於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了中國政治發展的不同方面，雖然各種見解和觀點之間分歧頗大，但人們還是可以從中獲得關於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轉型的一些基本認識。簡言之，那就是中國政治的變與不變的問題。一方面，我們注意到，中國政治的基本形態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正如我們經常強調的那樣，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其中特別重要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方面可以說是毫不動搖，沒有變化。另一方面，中國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實際運作過程已經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不僅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而且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尊重和保障人權等新的治國理念和治國方略；不僅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增強了人民代表大會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全國的農村和城市廣泛推行了基層直接選舉，民主政治開始真正走近中國億萬人民的日常生活。這種複雜且獨特的政治發展似乎正在展示一條新的政治轉型的不同路徑。

　　正是中國政治的這些變與不變構成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政治發展的主旋律。筆者曾經將中國政治發展的這一特徵概括為「政治發展的二重性」，認為中國在維持權威主義體制的同時，進行了大量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創新，在加強黨內民主、完善人大制度、擴大基層民主、保障公民權利等方面推動了民主政治的發展。[8](P38)後來，一些學者提出了類似的看法。例如，何增科認為，「經過20多年的漸進政治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從高度集權和全面控制的集權主義和全能主義政治體制，走向後全能主義政治體制。這種後全能主義政治體制是一種混合型政治體制或二元政治體制，它兼具集權體制和權威體制的特徵並含有民主體制的某些因素。」[9]這些特徵構成了當代中國政治發展模式的基本內涵，就是在繼承中求發展，在穩定中求改革，在堅持中求創新。

　　二、權威體制的似是而非

　　由於中國一貫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不斷加強中央權威和反覆強調政治穩定，同時大力借鑒外國特別是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中國的政治發展模式在國內外被普遍稱之為「權威主義」。羅伯特·斯卡拉皮諾在1998年討論中國的政治發展趨勢時指出：「當今中國政治的最基本趨勢就是從列寧主義逐漸轉變為權威主義的多元主義，而不是民主主義。」[10]與此同時，他還認為，這種權威主義的多元主義在東亞各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得到了廣泛的採用，一方面是因為這與他們的政治文化相契合，但更為重要的是，這有助於在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由此導致的急劇社會變遷中維持穩定。日本的著名中國政治專家毛里和子曾經指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政治「是一種權威主義體制，或者說至少是在向權威體制轉變。」[11](P232-234)國分良成在討論九十年代的中國政治發展時說：「中國的目標就是模仿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模式，構建自己的權威主義體制」。[12](P38)天兒慧在分析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政治的特徵時也說中國是「選擇了某種形式的亞洲型權威主義統治。」[6](P51)蕭功秦是80年代後期的「新權威主義」政治思潮的代表之一，他曾明確提出：「中國在歷史文化與民族性方面，在高度集中運行的政治社會體制向以市場型的運行體制的結構轉型方面，均與東亞各國和地區有著類同之處。」[13](P97)

　　在「新權威主義」討論中，就有學者主張中國應該像韓國等東亞國家一樣建立權威主義統治，以維持政治穩定和推動經濟發展。鄧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巡談話中，指示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在讚揚新加坡的良好社會秩序時說：「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14](P378)於是，一些學者就認為中國是在模仿東亞各國的發展經驗，建立自己的權威統治體制。然而，只要我們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發展道路並不符合韓國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權威主義發展模式，中國並沒有出現東亞那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轉型。主要原因有如下幾點：

　　第一，歷史經驗不同。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是在戰後推行的「民主試驗」遭到失敗後，通過軍事政變或其他手段走上權威主義發展道路的。雖然導致各個國家的民主體制崩潰和權威體制建立的具體原因各不相同，但政治制度的疲軟和經濟發展落後則是一些共同的因素。[15](P39-44)中國的歷史經驗則完全不同，即在建國以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陷於嚴重的政治動亂和瀕臨經濟崩潰的邊緣之後，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因此，從一開始，實行分權放權，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目標。

　　第二，代議機關的作用不同。在韓國等東亞國家建立權威主義統治後，一個普遍的體制特徵就是政府行政部門的權能得到伸張，而代議機關的權能不斷受到抑制。例如，韓國在1972年建立的「維新體制」就是違背傳統的三權分立原則、大大強化總統的權力、嚴重削弱國會權力的權威主義的政治體制。[16](P29)在這一體制下，總統被賦予解散國會權和緊急措施權；在國會之外設立統一主體國民會議，國會議員的三分之一由總統推薦、統一主體國民會議選舉產生，這樣，自大韓民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出現了議員的間接選舉。在韓國的實際政治運作過程中，權力的制衡經常被破壞。「在韓國國會的立法活動中長期以來一直是以總統為首的行政部門佔優勢，特別是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朴正熙和全斗煥的權威統治時代，國會的立法職能嚴重萎縮。」[15](P183)由於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1957年反右鬥爭後，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受到嚴重破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民主與法制建設開始受到重視，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基本目標就是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成為有權威的人民權力機關。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探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及其實際運作均得到顯著改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中國政治過程中的實際地位和影響力正在逐步上升。[17](P78-81)特別是省級地方人大由於其地位的上升和代表素質的改善現已成為政治過程中不容忽視的力量。十多年來，全國各地屢屢發生的黨委推薦的候選人在人大選舉中落選，人民代表自己推薦的候選人最終當選，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對不稱職的政府官員予以罷免，人民代表大會對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不予通過等事例就有力地證明了人大地位的提高和權威的增強。[7](P191-228)中央與地方關係不同。東亞各個國家和地區基本上都是寡民小國，為了推動經濟發展，他們大都採用了中央集權統治。例如，韓國雖然在1949年就頒布了《地方自治法》，但並未得到真正的實施。1961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後，通過民選地方長官實行的地方自治被迫中斷，其後的三十餘年中一直實行中央集權制。而中國的改革則顯著不同，實行從中央到地方的權力下放，成為二十多年中國改革的一個明顯特徵和主要趨勢。雖然中國的分權改革大多集中在經濟領域，但在中國特定的體制背景下，這些改革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例如，財政權力的下放就直接影響到地方政府的行為和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調整。當然，權力下放也不僅局限於經濟方面，立法權的下放和地方立法權的擴大也是近年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側面。在政治權力的下放方面，最主要的就是通過幹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實行了一定程度的人事權力的下放。這種人事管理權力的下放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第一是增加地方政府對當地企業等經濟單位的人事管理權；第二是增加地方政府對下屬地方黨政幹部的管理權；第三是地方開始擁有一定程度的選擇當地領導人的權力。[18](P19)特別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央下放幹部管理許可權後，實行下管一級的原則，中央直接管理的幹部的範圍縮小到下一級的主要幹部，即省、市、自治區一級的正副職領導人，地市級幹部的任命和管理被下放到省一級。通過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關係在調整過程中進一步走向規範化與制度化。

　　第三，國際環境不同。在二十世紀五十、六十年代，東亞的各個民主政權紛紛垮台或發生蛻變，權威主義統治在各個國家相繼建立。這正是世界範圍內冷戰升級、民主化出現回潮的時期，　「政治發展和政權變遷都呈現了極強的權威主義色彩。」[19](P19)但是在葡萄牙於1974年結束獨裁統治後，「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開始席捲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民主化成為「一項全球性的運動。」[19](P25)據統計，至1998年初，世界上實行自由選舉的民主國家已增加到117個，即便在第三波民主化時期獨立國家的數量穩步增長了三分之一，全世界民主國家的比例也翻了一倍，達到60%以上。[20]在全球民主化浪潮開始後不久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國也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雖然中國在隨後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並沒有直接導入西方的多黨輪流執政等所謂民主制度，因而被外國的很多觀察家歸在「第三波」全球民主化國家之外[21]，但是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對外聯繫的逐漸加深就使得中國的發展也不能完全無視全球範圍的民主化浪潮。

　　通過上述分析就可以發現，中國的政治發展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帶有東亞權威主義的一些色彩，例如，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精簡政府結構，提高政府效率，雖然中國的一些民主化改革未必達到了東亞其他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時的程度，例如，韓國就一直存在廣泛的競爭性選舉，但是，從政治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基本傾向看，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則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由此，我們認為，中國並沒有走東亞權威主義的發展道路，中國也沒有真正建立東亞式的權威主義統治模式。中國走的是一條優化政府治理與發展漸進民主相結合、相協調、相平衡的政治發展道路。當然，在優良治理與漸進民主之間尋求和保持平衡並非易事，這裡也存在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與此同時，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地區，中國的這種發展也存在若干差異。就是說，有的地區發展得更協調和更平衡，而另外一些地區則不時出現某種程度的失調或失衡問題。

　　三、民主治理的合理平衡

　　中國在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以來，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推動經濟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各級政府的重大政治任務。鄧小平曾經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P163)「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1](P194)為了推動經濟發展，就必須改革政府機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優化政府治理。這些已經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同。事實上，在過去的20多年中，黨和政府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這裡的問題是，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否必要和是否能夠發展民主政治。換句話說，政府治理的優化和民主政治的發展能否並行不悖？關於效率化與民主化的關係，雖然從學理上可以進行多角度的探討，這樣的探討以前也確實展開過；但是，對一個擺脫了一百多年的戰爭與動亂、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國來說，優化政府治理，推動經濟發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都是刻不容緩的任務和時代的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反映廣大人民的最根本要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就制定了進行經濟和政治改革，推動經濟發展和發展民主政治的政策。[14](P116)這就決定了中國政治轉型的獨特路徑。

　　那麼，經濟發展對治理優化的要求與政治發展對民主化的要求是否兼容呢？在政治學研究中，關於經濟發展與民主的探討可謂汗牛充棟，歸納起來不外乎如下看法：[22]

　　第一，樂觀論。在現代化理論中，卡爾·多伊奇、丹尼爾·萊納、西里爾·布萊克等人認為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過程中，經濟、政治等各個方面均向著同一方向發生變化，並互相促進。就是說，經濟上愈發展，政治上愈民主。這一理論來源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很難完全適用於發展中國家。

　　第二，悲觀論。由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推行的「民主實驗」紛紛破產，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開始，有關經濟發展與民主的一種悲觀論調瀰漫全球。1969年，亨廷頓發表他的《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突出強調了政治秩序與政治穩定問題。他明確指出：「基本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創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當然，人們可以有秩序而沒有自由，但他們不能有自由而沒有秩序。必須先有權威，然後才能對它加以限制。」[23]在對拉丁美洲的比較研究過程中，奧唐奈爾等人對李普賽提出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正相關的理論表示懷疑，進而提出了官僚權威主義理論。在亞洲，一些政治領導人與上述論調遙相呼應。例如，朴正熙認為，為了改善韓國人民的生活，擺脫貧困，甚至採用非民主的緊急手段也可能是必要的。「民主這顆閃光的寶石，對於那些正遭受著飢餓和絕望痛苦的人們來說是毫無意義的。」[24]李光耀更是直言不諱地說：　「民主洋溢，會導致無紀律和秩序混亂的局面，對發展產生不良的影響。」[25](P335)正是這種論調更進一步地助長了權威主義統治的盛行。

　　第三，無關論。這種理論認為，民主只是防止專制的一套解決辦法，與經濟發展沒有關係。民主政治之所以獲得合法性，主要有賴於其程序，而不是靠經濟發展的成就。民主政治並不能保證經濟得到發展。反過來說，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只要具有強大的國家能力，或者具備優良治理，至於政治制度安排，無論是實行民主主義體制，還是實行權威主義體制，都無所謂。[26]

　　第四，調和論。蒲島郁夫對戰後日本政治發展的研究堪稱這一方面的代表。在東亞各個國家和地區中，只有日本在推動戰後經濟高速成長的同時，基本上維持了議會民主體制，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和權利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雖然自1955年起自由民主黨獨霸政權長達38年之久，但是在日本政壇上不僅存在多個政黨，而且政黨之間的競爭有時還很激烈。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戰後的日本在實現經濟高速發展和經濟平等，擴大政治參與和保持政治穩定方面達到了一定的平衡。這正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學家蒲島郁夫所謂的「支持發展參與模式」。[22](P152)亨廷頓在引述蒲島郁夫的理論時指出：「說明怎樣使經濟目標的實現與政治目標的實現互相調和的跨學科研究較為罕見。蒲島郁夫指出了怎樣才能調和民主、增長與平等的矛盾。」[27](P349)隨著民主化浪潮在全球範圍的推進，一些新興民主國家在政府治理與經濟發展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因此，如何構建民主的發展型國家就成為人們關心的重大課題。從本質上來看，對這一問題的探討與蒲島郁夫對日本戰後政治發展的分析及其民主與經濟發展調和論不無相通之處，這就是，在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追求某種程度的平衡，實質上就是在高效治理與民主發展之間的平衡。根據拉里·戴蒙德(Latry Diamond)、戈登·環特(Gordon White)、詹姆斯·曼諾爾(James Manor)的分析，構建民主的發展型國家，就是要正確處理如下的各種關係：(1)衝突與共識；(2)代表性與統治力；(3)同意與效率；(4)秩序與衝突；(5)政治的個人化與制度化；(6)正式與非正式的政治或制度；(7)自上而下的與自下而上的改革行動；(8)連續性與創新性；(9)保密性與透明度。[28]如果這些關係處理適當，民主政治的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發展民主與優化治理之間就可以達到一定的協調與平衡，並形成一種相互支持和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既然以上分析從理論上說明了經濟發展至少在某些地區和在某些條件下可以與民主政治的發展互相達到協調和融合，那麼，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貫徹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現代化戰略的二十餘年中，是否也相應地推動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呢？改革伊始，發展民主曾經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目標而受到強調。進入八十年代之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政治體制改革逐漸被提上議事日程，並在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中設計了以政治民主化為目標，以黨政分開為主要突破口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但在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的經濟改革遭遇挫折、社會問題不斷惡化之後，圍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具體戰略選擇，展開了一場以要不要政治民主化為核心、以「新權威主義」為主題的大討論，實際上就是治理優先還是民主優先的討論。這一階段，政治穩定逐漸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進入九十年代以後，雖然沒有出現八十年代那樣具有戰略性和全局性的政治體制改革構想和行動，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由此帶動的社會與政治轉型則更為全面和深刻。與此同時，中國的民主政治在各種不同的層次和各個不同的領域逐漸取得了穩步的進展，從而基本實現了優化治理與漸進民主的合理平衡。

　　【參考文獻】

　　[1]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2]　王貴秀.艱難而漫長的改革——政治改革二十周年反思[A].劉智峰.1978-1999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報告[R].中國電影出版社，1999.

　　[3]　胡鞍鋼.第二次轉型：從經濟建設為中心到制度建設為中心[A].胡鞍鋼，王紹光，周建明.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C].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4]　俞可平.增量民主與善治[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5]　林尚立.當代中國政治形態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6]　［日］天兒慧.政治體制的結構變化（日文版）[M].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

　　[7]　唐亮.變化中的中國政治：漸進路線與民主化（日文版）[M].東京大會出版會，2001.

　　[8]　郭定平.中國的政治發展與民主化：比較政治學的視野（日文版）[J].中國研究月報，2003，(7).

　　[9]　何增科.中國政治改革與民主的轉型[J].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政治》，2004，(10).

　　[10]　Robert A. Scalapino， 「Will China Democratize？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uary 1998 Volume 9， Number 1， p. 38.

　　[11]　［日］毛里和子.現代中國政治（日文版）[M].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3.

　　[12]　［日］國分良成.亞洲時代的檢證——從中國的角度看（日文版）[M].朝日新聞社，1996.

　　[13]　蕭功秦.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14]　鄧小平文選（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15]　郭定平.中國政治轉型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16]　慎斗范.韓國政治五十年：基本軌跡與今後的課題（日文版）[M].智囊出版社，1999.

　　[17]　浦興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8]　吳國光，鄭永年.論中央—地方關係[M].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19]　［美］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聯出版社，1998.

　　[20]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　［日］蒲島郁夫.政治參與[M].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

　　[23]　［美］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24]　［韓］朴正熙.我們國家的道路[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

　　[25]　［新］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論選[M].北京：現代出版社，1994.

　　[26]　Juan Liuz，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Geoffrey Pridham， e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rom South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5， p. 146； Philippe C. Schmitter & Tery Lynn Karl， 「What Democracy is……and is not」，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9； Larry Diamond， 「Three Paradoxes of Democracy」，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 ibid， p. 116.

　　[27]　［美］亨廷頓.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M].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28]　Larry Diamond， 「Three Paradoxes of Democracy」，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 Ibid， p. 112-122； James mano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 Search for Balance」， Mark Robinson and Gordon White， ed. Ibid， p. 125-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