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虛君一夢

看歷史201109月封面康有為：虛君一夢本刊記者│何書彬康有為精心設計了「虛君共和」理論，他認為，社會的進步只能是循序漸進的，中國只能變君主制度為君主立憲制，而不能急於實行共和。但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包括其弟子梁啟超在內，終無人再肯為「虛君共和」奔走。辛亥年除夕的前三天，旅居日本的康有為在報紙上看到了清帝退位的消息，當時他剛剛游完箱根的玉簾瀑布歸來，遂「感賦」一首：「絕域深山看瀑雲，故京禪讓寫移文。玉棺未掩長陵土，版宇空歸望帝魂。三百年終王氣盡，億千界遍劫灰焚。逋臣黨錮隨朝運，袖手河山白日曛。」康有為的故國之思以及他對革命的恐懼，在這首詩中表露無遺。就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他一直在為中國的漸進式改良做著最後的努力，但是這努力不僅沒有起到絲毫效果，連他最得力的弟子梁啟超也開始質疑他的做法，師徒二人的關係幾乎惡化至分道揚鑣。內外交迫的處境，使得康有為憂心忡忡。十三年前，也是在日本箱根，康有為咀嚼了他平生第一次大失敗。維新變法失敗後，他逃往日本，住在箱根環翠樓，亡命他鄉的無奈和急躁使他「不能入寐，夜走迴廊」。（康有為，《明夷閣詩集》）在年復一年的流亡生涯中，康有為的改良思想日益成熟，期間也曾看到一兩次成功的希望，但是，當武昌起義以及隨之而來的暴亂髮生時，康有為那和平過渡到君主立憲的希望便被徹底打破了。「救亡」1911年的夏天，康有為與梁啟超再度在日本相聚。在一首詩的副題中，康有為這樣寫道：「與任甫離居者十三年，檳榔嶼、香港一再見，亦於今八年矣。兒女生於日本，皆不能識。相見如夢寐。」但這份傷感又不乏愉快的心情很快就消弭於無形了，「大革命」的消息傳來時，康有為痛心不已，他在給一位向他電告武漢起義的友人回信中說：「大變若此，憂心如焚，欲握管相告而不及也。武漢軍初變，不能長驅北陷。以為政府陸海立湊，不日可撲，豈政府疑新軍無一敢調，又無軍械，並乏兵餉，故十餘日不能出師，汽車又不能載炮，遂令各地響應，全國沸變。」1911年11月，康有為作《救亡論》，發表他對時局的看法，在這篇文章里，康有為曆數了革命將帶給中國的種種危機：列強趁中國內亂武力干涉；地方割據，骨肉相殘；舊政府全倒，新政府難立；工商業衰敗，民生殘破；戰禍四起，生民遭受殺戮流離。康有為還以外國革命的案例來說明革命會帶來的災難，法國革命帶來的是大規模的殺戮，印度革命則導致了國家的分裂，南美諸國革命後，每每因為總統之爭讓國家陷入內亂。對於美國革命，康有為認為它是成功的，但他認為那是因為美國革命發生時，北美殖民地不但人口很少，且來自英國的民主傳統已深深紮根於社會，還有華盛頓等深具「公心」的領導人，中國與之相比，完全不具備這些條件。康有為據此認為「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穩定局面且使中國逐步實現民主的辦法仍是君主立憲，他又舉國外的例子說，英、奧、普、意、瑞典、荷蘭等國在革命後，立憲既定，國會既開，莫不「復迎其故君為王」，甚至不在乎新國王來自「異族」，因為在君主立憲體制下，所謂國王，不過是一個虛銜，「而國民公會，實主內閣，以執其政。」但是，在當時的激進輿論中，完全的君主立憲顯然不見容於革命形勢，康有為便在《救亡論》篇末，闡述了他精心設計的「虛君共和」理論，在這套制度里，君主通過世襲方式使國家得以延續，但實際上卻像冷廟之土偶一樣沒有任何實權。至於由誰來扮演這個象徵性角色，康有為認為可以是孔子的直系後裔，也可以是滿洲皇帝。《救亡論》寫成，康有為投至上海廣智書局，但在當時「舉國若狂」的情況下，沒人敢發表這篇文章。康有為便給革命派的領袖和他在國內的朋友一一寫信，力促「虛君共和」計劃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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