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連載】《草原文化史論》第九章（一·下<二>）

著作信息：

《草原文化史論》，曉克 主編，何天明 副主編，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註：本公號推文僅供一般閱讀，引用請參考原著。

第九章 北方民族的語言文字

第一節 語言文字（下·二）

二、北方民族語言文字與漢族語言文字的相互影響

歷史上，眾多北方草原民族遷居中原內地，並在中原建立政權。這些政權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控制和管理一個多民族地區的問題。在此類政權統治下，各民族都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與多種語言發生關係的情況，尤其是成為統治者的民族以及占人口多數的漢族更是不得不去適應這種多語言狀況。語言文字是人類相互交流最重要的工具。北方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權，一方面需要維持漢族的傳統社會秩序，以鞏固其政權的合法性，因此，不同語言間的溝通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另一方面，各民族之間語言文字的相互溝通，對各個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調整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解決好這個問題，組織翻譯人員、建立和加強各種語言的翻譯機構就成為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權後，在其宮廷中設有「譯令史」，其所屬部門多設有「諸局通事」，負責國內各族群之間的語言溝通之事。鮮卑人對「通事」的專門稱呼是「乞萬真」（kelemecin）[1]，與元代蒙古語所稱之「怯里馬赤」（kelimeci）無大區別，意為「口譯人」。當時北朝各民族尚未自創文字，一切來往文書都用漢文書寫，故對於不懂漢語文的北方民族的人來說，通事人即「乞萬真」的作用非常重要。

突厥人、回鶻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滿洲人所建立的王朝與拓跋鮮卑等沒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建立的王朝有所不同，他們不僅都創製了一套本民族的文字，而且還往往出現將幾種書面語言與漢文通用的現象。如突厥人在他們的碑刻上刻有突厥文，還可有粟特文、漢文等文字。回鶻人在創製自己的文字之前，其碑銘用突厥盧尼文、粟特文和漢文刻寫，創製回鶻文以後，則以回鶻文為主，同時兼用摩尼文、突厥盧尼文、敘利亞文、漢文等多種文字。元代的回鶻碑文大都是用回鶻文、漢文合璧鐫刻的，而著名的碑銘則都是用回鶻體蒙文和漢文鐫刻的，合璧文字記述的內容相同，這是有元一代的慣例。

在佛教經典中，回鶻人大量使用漢文，這大概與回鶻文佛經的大部分是從漢文翻譯而來有關係。回鶻佛典中夾寫的漢文，其作用似乎是對某些名詞術語的強調，或是作為注釋。

金初，女真統治者執行同時使用漢文、契丹文、女真文三種書面語言的政策，漢文用於漢人和渤海人，契丹文用於契丹人，女真文則用於金朝國家行政部門中。元代，蒙古統治者也同時使用回鶻蒙古文、女真文、漢文、八思巴文等多文字，有一段曾經推行試圖用八思巴文「譯寫一切文字」的政策，但最後以失敗告終。這些北方民族使用書面語言文字的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曾經使用漢文,說明漢文對北方民族語言文字的影響是很深刻的。

在北方民族政權中譯職人員的設置極為普遍。金朝政權下有女真人、漢人、契丹人三大族群，三族人同在一個政權下的各部門擔任官員。金朝前期，女真文與漢文之間的互譯，往往是通過首先譯成契丹文而後再譯成所需文字的「重譯」，譯職人員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金朝沒有將女真語言文字提升為國語國字，而是對三種語言文字賦予了相同的地位。宋人樓鑰在其《北行日錄》中說：「又聞彼中有三等官。漢官、契丹、女真三者雜居，省部文移、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人及教學者亦以為別。」[2]金朝執行對國內三種文字並重的政策，這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很少見的現象。金章宗時期（1190～1224年），契丹文字被官方廢止，法律上承認的只有漢文和女真文，漢文在女真官僚機構中仍然起著重要作用。

各北方民族政權的翻譯人員不僅僅是翻譯官方的文書之類，也將其他草原民族的優秀民間文藝作品翻譯成漢語。保存在宋人編輯的《樂府詩集》中的《敕勒歌》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敕勒歌》是遷居陰山一帶的北齊敕勒人斛律金的作品。有的學者認為，此歌是用鮮卑語唱的，有的學者則認為，它最早大概是用敕勒語唱的。從北齊十分流行鮮卑語的情況看，可能此歌早有鮮卑語譯文，後來又譯成「齊言」（漢語）。[3]儘管對其原版有種種不同說法，但它是用漢語翻譯自北方民族語言較早期的優秀民歌確實無疑。這說明當時漢族與北方民族之間通過語言翻譯而互相學習對方的文化是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

蒙古汗國、元朝幅員之遼闊，境內民族之複雜，所操語言之繁多，在世界歷史上是空前的，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下，譯職人員就尤顯重要。蒙古汗國情況十分了解的波斯史家志費尼（Juvaini,1226～1283年）記敘蒙哥汗朝中諸大臣情況時說：「他們由諳習波斯文、畏兀文、漢文、土番文、唐兀文等各種書記[4]隨同。以致無論向什麼地方宣寫敕旨，都可以用該民族的語言和文字頒發。」[5]看來，蒙古汗國的公文除了用蒙漢文發布外，還可根據需要用任何文字來發布，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蒙元時期譯職人員的作用之重要和其數量之多。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作為蒙古汗國的可汗，幾乎都不懂漢語。為了加強與漢族官民的溝通，太宗五年（1232年）開始在燕京（今北京）設立國子學，以蒙古子弟令學漢語漢文，直至憲宗時期，國子學仍然存在，為蒙古汗廷培養了不少蒙漢兼通的高水平翻譯人才。

元朝的政府官員中蒙古人和西域人（色目人）佔有很大比例，元中期以前這些人基本不懂漢語，因此，他們與漢族官員之間只能藉助通事的翻譯來共事。忽必烈的漢語水平究竟達到何種程度，史無明文，但據記載，他和謀臣許衡談話時，選擇了最好的翻譯，忽必烈只是有時順便糾正一些翻譯中的錯誤。[6]

有元一代，從忽必烈時期開始了對漢文著作的蒙文翻譯工作，翻譯了諸如儒學經典《孝經》和《書經》以及《大學衍義》等理學著作。同時，忽必烈還贊同用傳統的中國方式編寫編年史著作。1261年，儒家學者王鄂向忽必烈建議收集遼朝、金朝以及早期蒙古的歷史記錄。元仁宗（1312～1320年）時期，由於他本人對漢文化的喜愛和渴求，曾下令翻譯和出版了不少著作。翻譯成蒙古文的著作有：《尚書》、《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帝范》和《資治通鑒》等，出版的漢文著作有：《孝經》、《烈女傳》和元代官修農書《農桑輯要》等。顯然，仁宗的目的是為了使包括他本人在內的蒙古和色目上層更好地學習儒家的政治學說和漢人的歷史經驗。客觀上，他的這些措施對蒙漢文化的交流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元朝諸帝中，文宗圖帖睦爾（1304～1332年）是很有文化修養的人，他有豐富的漢文和歷史知識，尤其在詩歌、書法和繪畫等方面也很有造詣。他於1329年首次建立了奎章閣學士院 ，在這裡匯聚了許多著名的漢族士人和蒙古以及西域士人，從事各種文學、藝術和教育活動。奎章閣學士院的最大成就是於至順元年（1330年）開始到次年五月間修成了大部頭的官修政書——《經世大典》。該書共計800卷，分為10編，前4編為君事，後6編為臣事，其體例參考了《周禮》和唐宋《會要》。值得指出的是，為編輯該書的前4編，以前禁止漢人接觸閱覽的許多蒙文資料被翻譯成了漢文。[7]應該說《經世大典》是當時蒙漢等各族學者和翻譯家們經過齊心協力、共同努力後取得的集體學術成果。遺憾的是，該書於1509年至1605年間大部分散佚，尚存的一部分被收入《永樂大典》。

如前所述，北方草原民族曾經多次在中原內地建立政權，有的政權統治範圍還空前廣闊，存在時間也十分漫長。在這樣的政權之下，各個北方草原民族人民與漢族人民長期共居，廣泛接觸，他們的語言不可能不發生互相影響，甚至是融合。魏晉南北朝3個多世紀的歷史進程使我們看到，遷居黃河流域建立政權的北方草原民族首先從語言上逐漸漢化，最後完全融合在一起，從而使漢民族共同體有了新的發展和壯大，這是一種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在長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數情況下，……他們為被征服者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還不得不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8]西晉時期，匈奴、羯胡、烏桓等民族大多已經失去本民族語言，使用了漢語。至北魏統一以後，在中原地區通行的只有漢語和鮮卑語。魏孝文帝實行漢化改革後，不僅漢語成為通用語言，而且鮮卑人的姓氏以及風俗習慣等都逐漸完全漢化，北魏也成為一個典型的中原政權。後來的女真、契丹和滿洲人的歷史進程，也完全符合恩格斯揭示的這條規律。

然而任何事務都會有另外一面，北方草原民族的語言文化在融入漢族語言文化的同時，也會給漢族語言文化帶來程度不同的影響。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實行漢化政策，雖然以漢文正音為主，從語言到文字進行了全盤改革，但是在這塊民族大融合的土地上，仍然存在著征服民族傳統文化的餘輝。眾所周知，在北魏時期中國文學藝術史上，曾出現了一部強烈反映北方民族特點的、膾灸人口的漢語五言長詩——《木蘭辭》。從其中的藝術形象看，質樸剛勁的北方草原婦女的形象躍然紙上，從語言文字方面看，作品中夾雜著胡語（如可汗）和漢語（如天子），是一首獨具特色的漢文詩歌。這些說明北方民族固有的語言和思維方式對當時中原文學藝術也有一定的影響。

《木蘭辭》中的「可汗」，使我們聯想到唐朝皇帝有「天可汗」之尊號一事。唐太宗貞觀六年（630年），突厥被唐朝破滅以後，北方和西北諸民族的君長們共同遵奉唐太宗為「天可汗」。據記載：「貞觀四年（三月）……四夷君長詣厥，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9]此後，唐朝皇帝遂有「天可汗」之稱，一直到唐德宗（780～804年）去世為止。唐代漢文文獻和璽書上都有「天可汗」尊稱的出現。這是中原漢族皇帝接受北方草原民族對最高統治者尊稱的少有例證，雖然事情看似簡單，但卻反映了當時北方草原民族語言，特別是政治制度、思維方式等對漢族的影響。

據學者研究，用漢字直接寫音的女真語，大量保存在金代所創作的「院本」和元代戲曲之中，尤其是元曲中的女真語，都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女真語的照錄。女真語等北方民族語言對漢語的豐富和影響決非僅限於戲曲，還及於「說話人」的說唱及小說，甚至影響了部分漢語方言的辭彙和發音。對此，著名女真學專家金啟孮所論甚精：「女真語豐富漢語的貢獻更大。女真語和以前的契丹語以後的蒙古語，曾使傳統的華北漢語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它們不但豐富了漢語語彙，還變化了漢語語音。有人說華北漢語是『漢語胡音』就是這樣來的。」[10]

「漢語胡音」 說是否能夠成立，我們只要用今天的普通話和南方漢語方言作一比較即可知道。漢語華北方言區面積廣闊、語音統一，與遼、金、元、清定都北京有關。以金代為例，據宋人目睹，當時河南尚且「廬兒盡能女真語」，黃河以北的情況可想而知。這一點從元曲中也看得出來。女真語、契丹語和其他阿爾泰語系語言一樣，沒有漢藏語系語言中區別語義的聲調，當時，契丹、女真語在華北地區廣泛流行，影響了當地漢語的聲調，使之減少了調式，出現了「漢語胡音」，為今日漢語普通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因此說契丹、女真語對今普通話的形成，作出很大貢獻。類似的現象，在元代的蒙古語、清代的滿語和當時漢語的關係中又一次次地表現出來。[11]

元明戲曲中有一些契丹、女真、蒙古以及波斯、阿拉伯語因素，其中最多的是蒙古語。元代是我國戲曲史上的黃金時代。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特別是北方諸民族樂器的傳播，對元雜劇的興盛具有一定的作用。元曲中的許多曲名，還有唱詞中夾雜的很多蒙語音訓等，例如關漢卿的《鄧夫人苦痛哭存孝》（簡稱「哭存孝」 ）一劇的第一折的一段：「李存信云：米罕整斤吞，抹鄰不會騎，弩門並速門，弓箭怎的射？撒因答剌孫，見了搶著吃，喝德莎塔八，跌倒就是睡。若說我姓名，家將不能記，一對忽剌孩，都是狗養的。」[12]這段台詞，不懂蒙古語的人讀起來，感覺不知所云，莫名其妙。如果把台詞中的蒙古語詞加以解釋，就會立即釋然：米罕-miqan(肉), 抹鄰-morin(馬) , 弩門- nomun(弓), 速門-somun(箭) , 撒因答剌孫-sayindarasun (好酒), 莎塔八-soGdaba(醉了), 忽剌孩- qulaGai(賊) 。由是觀之，元代的漢族人，尤其是那些愛好聽戲曲的人們也許能夠聽懂這些蒙古語音訓辭彙。這方面的例子在方齡貴《元代戲曲中的蒙古語》一書中俯拾皆是。這種現象說明了蒙古族等北方民族對元曲以及後來的明代戲曲產生國何等強烈的影響。

[1]《南齊書》卷57，《魏虜傳》。

[2]轉引自《慶祝札奇斯欽教授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第203頁，台灣，1995年。

[3]周偉洲：《敕勒與柔然》，第36頁。

[4]志費尼所說的「書記」，大概是指翻譯人員，應是蒙語之「bicigeci」, 徐霆在《黑韃事略》里所言「必

徹徹漢語令史也。」元代作「必闍赤」，主要指書面語譯者。

[5]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第二冊，第723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6]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丹尼斯·塞諾（Denis Sinor）內亞研究文選》，第208頁，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7]［德］傅海波 、［英］崔瑞德 編，史衛民、馬曉光等譯：《劍橋中國遼金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633～63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71年。

[9]《資治通鑒》卷193，《唐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0] 金啟孮：《女真的文字和語言——對祖國文化融合發展的貢獻》，《瀋水集》，第118頁，內蒙古大學出版

社，1992年。

[11] 金啟孮：《女真的文字和語言——對祖國文化融合發展的貢獻》，《瀋水集》，第118頁。

[12] 方齡貴：《元代戲曲中的蒙古語》，第345頁，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