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研究的失衡與傾斜

06-23

　　世界紛紛擾擾，現實雜亂無章。文學世界同樣呈現出極其紛繁複雜的態勢。橫跨新、舊兩個世紀的中國當代文學，似乎是20世紀文學走向新道路新秩序的巨大實驗場。從縱向考察這個「場域」，其總體格局是零散的、多元的，堪稱是斑駁陸離而又多姿多彩；從橫向觀之，似是呈現出無序中又有序的狀態或趨勢。　　在全球化語境中，當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由於跨國界、超地區、越民族的滲透、借鑒、交流、影響、互動和促進，不可否認，在世界文化大潮中的中國當代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已逐漸形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是隨著時代因素的多元和歷史環境的複雜，導致了文化的日趨豐富性（也賦予文化自身的調節功能）。因此，如何從縱向歷史地回顧中國當代文學的狀況和風貌，從橫向邏輯地透視當代文學版圖的變化和態勢，並以此來感知、理解和把握當代文學的特徵，展望新世紀以來新的文學精神的走向，無不表明，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判是一個具有挑戰意義的話題，也是一個充滿爭議的焦點話題。君不見，一段時間以來，「重新評估當代文學」已成為學術文化界備受關注的熱點，而如何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則成為一個爭訟不休的問題。在激烈的爭辯過程中，有外國漢學家（顧彬先生）近乎苛刻而大膽提出的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說」；有當代文壇巨擘王蒙在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上既自信又自負地提出的「中國文學處於最好時期」的說法；有來自批評界關於中國文學處於真偽難辨的「高峰」還是「低俗」的論爭，更多的是停留在懸而未決的口頭或書面爭執中，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煞是熱鬧。於是，陳思和、王曉明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發出的「重寫文學史」的呼聲，持續至今依然掀起一場又一場的高潮。如果說，陳、王兩位學者當年發聾振聵式的呼聲是針對自閉已久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已有定評的一些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提出了獨到而新穎的質疑性探詢和多元化的闡釋，那麼，當下沿用這種呼聲的背後，到底有著什麼深層原因或隱含了怎樣的文化訴求？是對文學史寫作新氣象的熱切期待呢？還是企圖尋求突破性的新樣式？在難見有所進展的境況下，擺在面前的這些問題的確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面對評論界和知識界的熱議及凸顯出的文化焦慮，凡此種種，觀點之多及交織糾纏，正像中國當代文學本身一樣龐雜得讓人目不暇接。禁不住想起洪子誠先生在《文學的焦慮症》一文中指出的，近百年來，中國文學界存在著普遍的「焦慮症」。這種憂慮，這種焦躁，讓我們坐立不安。[1]這也許應驗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說法。其實，中國當代文學為何總是遭受各種非議？應該怎樣對它進行有效的評價？一直以來總是難以給人予盡如人意的回答。其中的深層原因非三言兩語能夠概述。然而，我們需要的不是抱怨和詛咒，而是平心靜氣地探討和商榷。　　直面當代文壇的動蕩與茫然，面對著新媒體、新世代和新文類的出現，誠如文學與歷史的關係遠比我們通常想像的來得複雜紛呈，中國文學的生態格局的確是多樣而繁複的。但引起筆者感興趣的是，文學創作與研究，或者說，作家與批評家應該建立起什麼關係，在何種程度才能促進創作與研究之間的互動並有助於推動文學的進程？因為批評研究與創作實踐，總是宿命般地唇齒相依。這種共生關係，在文學世界裡既純粹又曖昧。基於這種理解和思考（如果這也是一種「焦慮」的話），引發了我們有必要在重新認識和檢討當代文學的同時，對當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諸多失衡與傾斜，給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帶來的某些負面影響進行深刻的反思。其意義在於「如何擴大視野，使整個文學生態成為一種新的文學，將斷裂的文學進行整合」。[2] 　　下面筆者不妨就當代文學研究中乏善可陳的五個相關問題進行一番審視，以求教於同道方家。　　　　一、從整體生態場域看，版圖構成的比例研究失重，即重大陸文學版圖輕台港澳文學版圖　　　　自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在創作實踐與批評研究上，固然已經走出封閉自守的「圍牆」，自覺而主動地擁抱世界走向世界，即通過對世界的了解與對外來思潮的借鑒拓展空間和擴大視野以熔鑄自身，同時急切期待著世界能逐步了解我們的文學，既顯示出自身充沛的生機和活力，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和飛躍，從而改變了中國文學在全球文學格局中的形象，讓中國性因素在世界文學中漸次突顯。或者說，中國當代文學已意識到必須跨出故步自封的歷史邊界，重新調整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係。然而，由於長期以來受到來自政治、社會和歷史等因素的制約，中國當代文學在批評研究方面依然受困於種種局囿，未能徹底地突破界限，去獲得更新的開放空間，邁向更加理想境界的新天地。因此，從整體文學生態場域觀察，依然把關注的著眼點停留或圈定於本土的大陸文學版圖，未能有效地將台港澳文學納入到整個「大中國」的視野中，使版圖構成的比例研究失重。究其源在於，在很多研究者視域里，中國當代文學等同於大陸當代文學。這驅使我們有必要對「中國當代文學」這個概念進行重新的理解和界定，即到底何謂中國當代文學？其指稱到底有多大的範圍？在時間刻度上到底有多長？它有何性質、特徵或具體針對性？因為對於中國當代文學進程的觀察和思考，無論從時間上或空間上，其實也是對走向改革開放的中國展開觀察與思考的一部分。如果以上說法成立的話，那麼中國當代文學應包括除大陸文學以外的台港澳（地區）文學。儘管就文化背景、歷史原因和傳統繼承而言，兩岸四地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導致了彼此間出現了某些斷裂性。但是，中國當代文學無論從概念的內涵或外延看來，應該是大陸文學與台港澳文學共同組合的文學版圖，兩者之間存在著並行不悖共生髮展的結構，即在各自的語境中共同構成了當代文學的整體生態場。確切地說，台港澳文學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在中國文學大背景下因為特殊的歷史際遇而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文學現象，是中國當代文學版圖不可分割的重要板塊。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在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中，始終對台港澳文學未能予以熱切關注。打開現有主流文學報刊和學術期刊，顯而易見，對台港澳文學與對大陸文學的探討研究在比例上形成強烈的反差，讓人大跌眼鏡。又如，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中，台港澳文學一直以來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即便在多部有影響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作中已或多或少地把其納入學術視野中，仍然與台港澳文學的成就和特色極不相稱，或者說僅僅是一種點綴而已。「目前台港澳文學的入史顯然更多的是一種拼湊，既沒有充分考慮到它們與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密切聯繫，也沒有很好注意到它們的特殊品質。從具體的形態來看，目前的台港澳文學在諸多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作中往往只是佔據了一個附錄的地位。」[3] 　　當代文學研究中之所以導致重大陸文學版圖而輕台港澳文學版圖的原因，主要來自於批評界和學術界依然墨守以往的文學觀念，或先入為主地認為台港澳文學始終無法與大陸文學相提並論，於是未能從終端去尋找文學發展流程中的深層緣由。更有甚者，依舊陷於悲觀的進化論或盲目的持守論，受制於包括文化觀念、閱讀觀念、批評觀念和審美觀念等複雜的觀念影響，難以放下「架子」和「尺度」從多維視野中去感知、理解和真正把握台港澳文學，致使文學研究的整體生態嚴重失衡。　　　　二、從文學家族組合看，文體構成的關係研究失衡，即重小說研究輕詩歌散文等文體研究　　　　或許並非聳人聽聞的傳說，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擺在當下中國文壇的面前，即小說創作的「混亂」及泛濫成災。在高度商品化的高消費時代、或稱大眾化的時代，儘管文學從整體上走向邊緣，但意想不到的是小說（尤其是通俗小說）竟在這種特定境況中，一直比起其他文學樣式（文體）「混」得更好更吃香自然也佔有更多的市場份額。加上網路的催生和媒體的炒作，一夜之間，許多文人紛紛改弦易轍地寫起小說來，詩人、散文家，還有學者教授、娛樂明星、媒體記者，包括各行各業從事行政乃至經商的管理者，或寫起自傳，或來個紀實，或撩撥起江湖紛爭、妖魔鬼怪，而且動輒就是長篇中篇，舍短篇如棄履。據不完全統計，單就大陸文壇（不包括台港澳暨海外華文世界），一年就冒出數千部長篇小說來（其中已出版的達1000多部，未出版的及在網路上傳播的竟達兩三千部），而且成倍增長，真是多得嚇人，中國文壇庶幾成了長篇小說的海洋。於是，素以「詩國」著稱的華夏民族，三下五除二便由一個「詩歌中國」迅速轉換成「小說中國」，堪稱世界之最。是憂是喜、是時代的輝煌抑或時代的尷尬，真叫人如丈二和尚摸不著腦袋。對此，也許有人會歡欣鼓舞，舉手稱快。我則不以為然。經過筆者的多方調查，包括在大學寫作課上的調查，我只能對這種看似繁榮的表象說一句不中聽的話――如今寫小說的不比看小說的人少。我甚至懷疑，多數所謂的小說是無人賞，自鼓掌。有的甚至是文字垃圾，既浪費紙張，也污染人們的視野乃至生態環境。儘管我們不可否認這些年來有某些擁有相當實力的作家寫出一些佳篇巨構，但畢竟是鳳毛麟角。且離我們期待視野中的真正的「大師」還是有相當距離的。難怪乎前段時間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拋出了犀利的言論，坦率地批評中國當代文學價值不高，存在種種弊病，諸如作家不敢直面現實，「膽子特別小，而且互相看不起」，中國作家缺乏自己的聲音等等。給本已魚龍混雜的中國文壇扔下了沉重的「炸彈」。可是，中國作家們實在太「可愛」了，更多的人不是加以自省或反思，而是意見迭出、容不得半點批評的聲音。他們還將傲慢、幼稚等各色帽子回贈給顧彬。有關此話題筆者不想多說，多說無益，況且這個話題早已炒得沸沸揚揚。其實，顧彬的話不論如何尖刻和過激，我們都應以一種寬容的心態和包容的姿態面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面對「混亂」時代的文學境遇和文學選擇，文學批評與研究如何成為一種可能？既能對當代文學格局作出獨到而精準的判斷，又能以充滿睿智的眼光和客觀公正的姿態，對當代文學狀況及作家個案等進行有的放矢的評價和探討，無疑的是獲得方向感和推動文學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由是，對研究對象既要「進」又能「出」，既要看到獨特性又要看到整體性，方可使文學時空與歷史時空相互化入。如果厚此薄彼，或跟風跑趕時髦，就可能舍本求末，畸輕畸重。譬如長篇小說雖然來勢兇猛，但生產出來的多數是次品或廢品，或突破不了「寫什麼」之瓶頸；或無法用足夠的筆力完整而真實地把握現實與歷史；或經不住市場誘惑而粗製濫造等等。對此，文學批評和研究倘若趨之若鶩，喪失了自己的原則和立場，甚至一窩蜂往小說里堆扎，或者走低水平重複的老路，就乏善足陳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代文學研究中出現的重小說而輕詩歌、散文、散文詩乃至兒童文學等文體研究的怪現象。其實，「相比於其他領域的寫作，詩人中有著更多的理想主義者，詩歌也比其他文字更純粹，更真實，更見性情。」[4]況且，詩歌是文學之母，一個沒有詩歌的民族是可悲的。縱觀整個中國文學批評史，堪稱為一部詩學史。「因為我們擁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五千年中華文明的艴艴靈氣和柔美而鮮活的詩性特質和精神氣質，都是從自己的文化沃土中生長出來的。」[5]在中國文學或文化史上，舉凡大學者幾乎無一例外都在詩學上卓有建樹，遠的不說，自近代以來的王國維、梁啟超、魯迅、錢鍾書等一代代前輩學人，皆是詩學研究的高手或以此登上學術制高點的。在文學四大家族中，詩歌至今依然對當代人的精神生活發生重要的影響，哪怕這種影響正在被歌詞或廣告、簡訊段子所挪用，但當代詩歌在文學史上仍然顯示了其不可忽視的存在和力量，特別是在國際性文化交流活動中。比如朦朧詩的崛起，其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和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可惜的是，當代許多學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目光轉移到小說方面，以至於詩歌批評的滯後或理論的失語。　　返觀中國的散文歷史，可謂源遠流長。認真說來，中國不僅以詩國著稱於世，而且是一個散文大國，在中國的文化寶庫中留下了許多光彩奪目的珍品。在某種程度上，無論是小說家還是散文家，都是通過形象的獨特性和思維的獨創性，體現出作家自身最可貴的藝術感受和品質。誠如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徐志摩等人的散文、隨筆和小品，在20世紀文學史上有著不可動搖的地位和意義一樣，當代文學中的散文名家季羨林、金克木、張中行、楊絳等對當代文學的影響同樣是舉足輕重的。他們將散文的表達範疇引向心靈深處，在個性的張揚和歷史場景的真實再現中，重現了「五四」散文的精神和情調。周國平、張煒、張承志、周濤、史鐵生、韓少功等具有強烈人文意識、獨立思考和精神追求的散文作家；朱學勤、錢理群、劉小楓、孫紹振、葛健雄等具有強烈懷疑、批判和探索精神的學者型作家；余秋雨等的「文化大散文」，還有「女性散文」中的趙園、王英琦、王安憶、鐵凝、張潔等對心靈歸宿、精神空間和終極關懷的著力表現，乃至「小女人散文」所抒寫的小感觸、小傷感、小喜悅的個人私語等等。無不說明散文作為特定歷史境遇中獨有的文化現象，在自由言說和實踐中，富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審美話語譜系。儘管散文由於文體混淆，藝術失范，其概念被定位到沒有邊界的程度，導致了創作缺乏文學性的思想穿透力，或靠信息和知識取勝而缺乏詩意、美感、真情等。說明加強散文文體的批評和研究力度，是應該引起我們重視的。至於散文詩和兒童文學，在邊緣地帶默默生長，則常常被人們所忽視和遮蔽，同樣亟須納入到我們的研究視野中。　　　　三、從創作主體身份看，作家構成的比例研究傾斜，即重主流中心作家輕邊緣民間作家　　　　文學創作無論寫現實、寫歷史，還是寫未來，都離不開創作主體本身的思想感情，以及對人類、自然和社會的獨到眼光和理性沉思。只有深刻領略到生命真諦、領悟到對生活的感受和激情，才能探索出走向文學頂峰的成功之路。這是一般意義的常識。其實，每一個虔誠的、富有創造力的作家都具有自己的藝術姿態和精神故鄉，他們不是這個故鄉的主宰，而是赤子。然而，長期以來，文學（批評）界因受到主流文化的影響，往往戴著有色眼鏡看人，並以創作主體的身份來作為評判作家作品的重要標準，也因此，許多文學史的書寫往往以主流中心作家為主，忽略或遮蔽了身處邊緣或民間的作家。如果我們從文學史書寫的視角來加以觀照，起碼有兩個主要問題值得深思。即究竟哪些作家才有足夠的資格入史？應該選擇入史作家的哪些作品來作為其代表作？匪夷所思的是，當代中國學術界存在著一個「怪圈」，即所謂的犬儒主義橫行。或盲目跟風，或依從主流，從編者到作家自身，皆習慣於那種「排排坐，吃果果，你一個，我一個」之類的人人有份、共分杯羹的文學史書寫模式。要打破這種習慣性的常規，文學史書寫必須返回歷史現場或具體情境，而不是只注重於一種意識形態的批判或評判，更不應該以作家的身份或處境來框定，或簡單地以作家論或者作品論為主體，或只是以文學思潮的梳理分析為旨歸。相信人們期待視野中理想的文學史著作，應該是將作品、作家與文學思潮（現象）兼收並蓄的，把文學性與歷史性打通的，既有文本分析與歷史敘述，又有實證考察與審美判斷的整合性論述。當然這肯定是一個巨大的工程，說時容易做時難。令人欣慰的是，目前通行的幾部當代文學史著作皆有良好的口碑，如北大教授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復旦教授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董健、丁帆、王彬彬聯袂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等堪稱最具廣泛的影響力。其中值得稱道的是陳思和先生的「教程」，自始至終地貫穿著他自己曾經提出的諸如「民間寫作」、「潛在寫作」、「戰爭文化心理」、「共名」與「無名」等一系列概念或理論，並大膽地把一些當時處於主流中心的、有重要影響的作家作品排除在外，開創性地選擇一些民間寫作、對抗性或異端性的東西來作為分析對象。這些儘管在當時引起爭議，但在文學史的發生學方面顯然起到還原的作用。誠如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樣，是根據自己的眼光從根本上顛覆了當時人們對中國現代小說的基本認識。正因為如此，才給予當時尚處於邊緣位置的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還原了文學史應有的地位，使他們成為如今公認的現代小說大家。相反地，夏志清並不唯作家身份來確認，比如他對魯迅的評價不是很高，但仍沒有迴避，包括對一些寫革命題材小說的主流作家，也佔一定的篇幅加以論述。　　以上提及的話題，在今天看來也許並不新鮮，但依然有必要引起我們的再度思考。文學研究到底是先入為主地以作家的身份和處境入手來評判，還是從具體的作品出發來加以分析？評論家應與作家構成怎樣的對話？文學史的寫作應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作家和作品？此外，對於當代文學史的編寫同樣牽涉到文學經典如何確立的問題。因為在全球化語境下，「對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化的過程，已經不是中國文學自己的事情，國際漢學界對中國文學史研究的介入，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化的進程和格局，它使『經典化』的問題進一步複雜化。」[6]當代文學亦然。尤其是自新世紀以來，由於文學環境和傳播手段的改變，中國作家的隊伍構成已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邊緣民間作家與主流中心作家，無論是相互交叉還是分庭抗禮，也不管是互動互應還是角色轉換，都表明而今已形成一個共同的現在進行時態式的多層次的作家整體，加之隨著文學的回歸和自身發展的需要，很難說是主流中心作家的審美主導性力量在影響著整個文壇的審美趨勢和思想藝術走向。如果說，任何時代都有相對純粹的藝術精品作為文學的標尺，那麼，誰能否認邊緣民間作家沒有引領和體現當代文學的最前衛的審美追求和藝術精神？事實上，許多具有經典意義的文學文本常常出自邊緣或來自民間。

　　　　四、從審美趣味視角看，美學構成的視閾研究斷裂，即重嚴肅（精英）文學輕通俗（大眾）文學　　　　文學作為文化的表徵和最高形式，或者說，文學作為人們審美的精神文化活動方式，總是與文化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深刻關聯，或相互滲透，或相互制衡，或彼此連結。由於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悠久而漫長，伴之而來的中國文學，不是一個凝固不變的概念，而是有著一個動態的發展變化過程，並從文史哲三位一體中逐漸分野出來的過程。儘管從文學格局與文化形態來看，不同的時代總是存在明顯的差異。遠的姑且不論，就說當代中國文學，如果暫且以1949年作為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分水嶺，前後的差異已不言自明。即便是當代文學，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也只能從80年代末才開始出現。但由於特定的國情和來自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下，當代文學逐漸發生了分化或重組，包括作者的重構與閱讀的分化，主題的衍變與新的審美生長點的出現，逐漸形成了政治文化、審美文化和大眾文化三大形態的文學或文化格局。例如，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即傾向於社會效應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可以看成是政治文化；強調文學個性與自由，注重審美效應的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尋根文學、女性文學等可看成是審美文化，而流行於大眾的通俗文學和注重市場效應的當可看成是大眾文化。這三種相對不同的文學形態總是表現在不斷涌動的文學思潮中，如果單純從審美文化角度來設定當代文學史的框架，自然會忽視或遮蔽政治文化與大眾文化所帶來的文學效應。因為，文學史本身具有「文學」與「歷史」的雙重特性，對應具體文學文本而言，則體現在文本所具有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價值」。前者指文本的當代性接受，研究者往往從純文學角度出發，重視文本的審美藝術特色和文學（性）意義；後者則指文本的歷史還原，研究者大多採用科學判斷的方法，注重文本的歷史地位和文學史價值意義。兩種性質各異的指向，卻難以保持同步。譬如，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所引發的「海外小說」寫作熱，正是基於當時中國大陸「出國熱」和「洋淘金熱」的重要社會現象出現的文學（文化）形態。隨之一大批反映工商或偵探題材的小說登上文壇，堪稱是中國大陸掀起的商業浪潮和開展「嚴打」活動的文學表述。之後，還有兩類反映重大社會問題的通俗小說走紅，一類是對中國80年代以來農村改革進行思考的小說，一類是對中國官場體制展開反思的官場反腐小說等等。如果說，文學是生活的反映，那麼，90年代以來的當代通俗小說可謂伴隨著中國的文化、政治、經濟的演變而演變，及時地表現轉型時期中國的現實生活。那麼，其在文學史意義上應該有其價值，儘管其在文學意義上有所欠缺或不具備審美效應。反之，當時的所謂嚴肅（精英）文學，如所謂的「新寫實」、「新歷史」，可能具有文學審美價值，但其社會價值包括文學史價值則乏善可陳，即其突出性質體現的是文學與現實的疏離，是以審美性、文學性、自足性等成為其文學表現的訴求與目的。通俗小說在當代中國為何會有如此表現，或許與其本身的文化品質有關。然而，在當代文學研究、尤其是文學史的書寫中，往往對通俗文學視而不見，甚至被忽略、被遺忘。這不僅無法反映文學自身發展變化的規律，更難以做到完整的歷史還原。對此，湯哲聲在其主編的《中國當代通俗小說史論》的「緒論」開篇便直截了當地指出：「有一個觀點必須更正，那就是通俗小說僅僅是一種休閑、娛樂的文學，僅僅是寫那些社會時尚、頹廢文化、家庭倫理、日常生活的『軟性生活』的小說，不錯，休閑、娛樂是通俗小說重要的美學原則，『軟性生活』是通俗小說需要的創作素材。但是通俗小說所表現的美學原則和素材決不僅僅是這些，它還是中國近百年來重大社會問題和歷史事件的記錄者和文學的表述者。」[7] 　　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生態呈現出空前多樣繁複的格局，尤其是新媒體、新世代和新文類的出現。許多文學因素以突如其來的方式，或以不確定性和非邏輯化的方式在進行，使本來就撲朔迷離的文學現狀顯得更為複雜，無論是文學想像方式、文學與現實的關係，還是作家心態與創作手法的嬗變，抑或是不同的文學樣式與世代之間的斷裂、融合與互動。這些都不是用簡單的嚴肅（精英）文學和通俗（大眾）文學就能加以劃分、判斷和作出價值認知的。譬如，新世紀以來，包括鄉土文學、都市文學、女性文學甚至「官場小說」，它們在不同程度上提供的本土經驗所構成的當代性，如果輕率地否認其潛在的文學價值或者文學史價值，就難以作出正確的價值認知判斷，「這既是一個對文學現實的認知問題，也是一個文學觀念和批評的理論問題。」[8]需要在整體上肯定新世紀文學價值的基礎上來加以探討。況且「一種文體的發展，往往是起於俗而成於雅、雅因俗而大、俗因雅而精，在雅俗互動中，產生了一種大雅大俗的經典」。[9]鄭振鐸先生就認為：「『俗文學』不僅成了中國文學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國文學的中心。」[10]在他看來，「俗文學」就是通俗文學，就是民間文學，也就是大眾文學。他的見解正確與否暫不置評。但至少說明，在文學研究中，過分地關注嚴肅（精英）文學而輕視通俗文學是不足取的。或許，雅俗的互補互動才真正構成文學生態的平衡，如果顧此失彼，就可能造成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失衡或萎縮，也難以把文學研究做大、做活、做足。因此，根據文學發生學和經典學上的原理，我們「在文學閱讀和闡釋中，也有必要形成一種以雅參俗、由俗觀雅的穿透文化層面的機制」。[11] 　　　　五、從文化學或文明史看，族群構成的格局研究偏頗，即重漢語文學輕少數民族文學　　　　何謂真正意義的中國文學史？或者說，何謂真正意義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這無疑是一個頗有意味的問題。如果我們承認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那麼，從中國文化（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國文學應是以漢族文學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學，新中國誕生之後的中國當代文學更應如此。然而，現有已推出的數百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及中國當代文學史，基本上是「漢語文學史」，或者頂多是不夠完善的漢語文學史。極個別的「文學史」雖注意到這個弊端而摻入了一定的少數民族文學內容，卻難以做到渾然整合，彼此「兩張皮」或「大拼盤」的人為痕迹顯而易見。而在闡釋或研究少數民族作家作品時，還清晰地暴露出搬用民族文化尺度去替代民族文學文化尺度的偏頗傾向之局面。可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書寫一直未能有效展開。按照費孝通先生在1988年8月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學說，即將中華民族看成是一個「民族實體」和「不可分割的整體」，說明中國當代文學不能沒有其他55個少數民族的文學。唯其如此，中國文學才能真正成為絢麗多彩的大花園。　　編寫文學史，應該有正確的文學史觀。對此，有學者理直氣壯地提出，必須確立「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這是基於中國多民族的發展歷史和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現實屬性，是認識中國文學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性質及歷史進展和規律的基本原則和觀點。可見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邏輯起點。誠然，少數民族文學的主心骨還是母語創作，或者說母語文學是少數民族文學的靈魂。加之各民族的母語文學一直擔負著生態民族歷史文化的傳承與重塑，保留和延續著母語文明體系敘述的思維能力和文化鏈條，使中國文學百花園中的諸多語種生態景觀共存互動地展示各自獨特的魅力。特別是部分少數民族母語文學作品，幾乎與漢語文學作品達到了同樣的高度和水準，不但在其民族中有著較大影響力，一經翻譯同樣備受外界好評。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少數民族作家往往憑藉自己的某種優勢，與漢語文學交流對話，並創造了一些藝術精品，其中不乏鮮明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義。因此，如何創建並確立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以多元民族國家作為建構中國文學史的基石，如何擺脫以往文學史觀片面關注歷史線性縱向發展的弊端，如何在關注歷史發展整體性的基礎上從史實間的相互聯繫或關係層面上，通過時空交織的經緯凸現橫向上被湮沒的歷史事實，顯然是當代文學研究面臨的非常棘手的具體問題。因為，「既然合而為一成『史』，就得兼及『一』與『多』。再說，各民族之間在文化和文學上的互補共榮，亦是不爭的史實。」[12] 　　　　[1]洪子誠：《文學的焦慮症》，《文學報》2010年1月21日。　　[2]陳思和：《從「青春情懷」到「中年危機」》，《文學報》2010年7月15日。　　[3]方忠：《台港澳文學如何入史》，《文學評論》2010年第3期。　　[4]謝有順：《鄉愁、現實和精神成人――論新世紀詩歌》，《文藝爭鳴》2008年第6期。　　[5]庄偉傑：《生存方式、文明角色及華文書寫――答文朋詩友提問對話錄》，《台港文學選刊――全球化時代華文寫作與海西文化傳播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10年增刊。　　[6][8]孟繁華：《新世紀文學的當代性》，《文藝爭鳴》（當代文學版）2010年第2期。　　[7]湯哲聲主編：《中國當代通俗小說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9][11]楊義：《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頁。　　[10]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第一章《何謂「俗文學」》，《鄭振鐸全集》第七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頁。　　[12]楊匡漢：《漁陽三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