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術有別 ——駁余傑《皇帝的新衣：剖析張承志》 【我們·讀書】

道術有別

——駁余傑《皇帝的新衣：剖析張承志》

文|敏洮舟

20世紀90年代，北大校園中馳出了一匹黑馬，他以「中國大陸的第一個李敖，北京大學的第二個王小波」之雷霆聲勢，揚鬃於中國文壇。他的散文集《火與冰》以其立場鮮明的批判姿態，使人們很快就記住了一個名字：余傑。而這一結果，也正是他預期和喜聞樂見的。

在《火與冰》的一些佔有重要份量的篇章中，余傑以激烈的筆調對當下中國的眾多文化名宿的文化結構與人格結構做了輪番的剖析，並想以此為索引，進一步引發人們對人類與現代社會如何共存的問題做一個思考。無疑，這種視野是宏 大的，也是當前社會所必須面對的嚴峻課題。

其中有些觀點確實讓人耳目一新。比如他將中國人比作奴性十足的精神太監，將中國文化比作「太監化人格」下的「集體無意識」的產物一樣。對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表達了一種雖凌厲但也新穎的解讀。

順理成章，一個文化心理如此陰暗的國度，自然急需拯救之道或一個中國的「普羅米修斯」的出現。於是，在這個龐大的「蠶室」中，余傑「提刀獨立顧八荒」，以一個衛道士或盜火者的形象矗立在世人面前，企圖給世界以光明，予人性以拯救。就這份氣魄而言，確是崇高且充滿了孤獨英雄般的悲壯意味，這裡面迸發著當代文人所缺少的一份孤傲與氣節。

然而遺憾的是，在閱讀並思考了他對一些作家的所謂解構之後，沉澱在我腦中的除了余傑激昂的情緒外，我沒有找到任何真正具有批判價值的弊端和淵藪。甚至，其中存在著很大的隨意性，這種隨意性使他在並沒有深入了解批判對象的文化背景的情況下，便做出了輕率而淺鄙的論斷。如他批評張承志的文章《皇帝的新衣：剖析張承志》。

可以肯定地說，對於張承志，余傑是無知的。他對張承志的批判，完全基於自身的一種感覺，這種感覺源自他對張承志的表層閱讀。而感覺，是一種縹緲的不確定思維，依靠縹緲的感覺思維去完成一項文化深層的挖掘，顯然是幼稚可笑的。對一個稍具理性的作家來說，這種不成熟的批判本身就是冒險。這一點，余傑或許比誰都清楚。既然如此，又是什麼使他具有了這種「勇敢」的冒險精神呢？不言而喻，是為了某種別樣的目的。而建立於別樣心態下的批判誠意，總不免令人生疑。當自詡高尚的呼喊與名利做了聯結的時候，讀者體味到的只能是無奈的滑稽。其形式即便如悲劇也失去了悲的深刻意味，充其量也只是一場故做姿態的鬧劇而已。因此，這看似「哀怒」的憂患意識，僅僅是余傑將自己推上神壇的一個謀略，其深層卻隱藏著極度的媚俗與世故。

余傑批判張承志，在選擇上，首先就表現出了一種聰明，當然，即便聰明也是小聰明。他看中的是張承志的兩個身份。一是張承志在文壇的地位。找一個文壇巨匠作為批評對象，在提高的自家身份的同時，也會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足夠注視與輿論的關照。進而達到「山高我為峰」的攀高心理。此謂之「名」。二是張承志的民族與信仰。在一個以漢文化為主導的社會中，對於異質（異族）文化，漢文化總是在歧視與排斥中接納。批評一個回族穆斯林作家，便能在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的同時，也可獲得普遍的文化心理上的聲援和共鳴。在聲援和共鳴中，余傑則忙碌於暢銷和再版。此為之「利」。

當然，這也正好符合余傑對文學的主張：文學的商業化。

文學：載道還是載利

當一個民族的文學從思想到形式徹底熱衷於功利，當文學作家無視這個民族的精神低迷而競相加入「商業化」大潮的時候，這個民族的根基已從其最深層開始腐爛。這樣的文學將會給本已浮躁的社會添加一把烈火，這種作家在變成一個文字小販的同時，也在為這個普遍喪失良知的社會圖脂抹粉。你抹一把，他塗一層，久而久之，那厚厚的粉飾上面，似乎真有了民主的光暈與法制的氣味，唯獨不見了生命中一些本質的美。問題是，一個進步的社會當真可以忽視精神範疇，拋卻內在秩序嗎？帶著這個疑問，有人扒開了這層表象，卻發現，在層層的包裹與塗抹下，是一些奄奄一息，發霉腐爛的社會精神狀態，如理想，崇高，清潔，道德，信仰。當所謂「社會進步」演變到如此地步的時候，那些被商業化了的文學作品就如一個癮君子身上長出的流膿的瘡包，在一個本就中毒的軀體上，埋藏著隨時病變的可能。而最終為這一結果買單的，除了健康，還有尊嚴。

余傑將文學的商業化視做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化轉型期，作家走出體制的約束，走向廣大的市民社會，積极參与文學商業化的進程，這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余傑《皇帝的新衣：剖析張承志》，見《冰與火》北嶽文藝出版社。以下所引，皆為該書。不再註明。）確實，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壯大，文學領域也免不了受其波及，然而，有些發展雖屬必然，卻絕不是值得欣然的事。有些結果我們無法左右，但絕不可助長。所謂「文學的商業化」，說白了，其實就是文學「下海」，做了商業的「上門女婿」，處處得看人臉色行事。至此，文學還言什麼志，載什麼義。所以，當文學顯現出一副媚獻之色時，也就完成了從理想化到商業化的蛻變。

可以想見，一部以迎合社會大眾趣味和時尚潮流的商業化文學作品，能留給精神層面的空間還有多少？它的字裡行間，除了發霉的褲襠和撲鼻的銅臭外，還有幾許人道關懷的餘味？我一直認為，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往往都是反潮流，反庸常的。是在一個社會淹沒於物質喧囂的時候，可以當頭以棒喝，可以讓急速運轉的社會不致在運轉之中迷失了基本的向度。讓文學拋卻正義和理想，信念與清潔，而去委身於世俗商業，這隻能是物質佔有慾的膨脹，是西方拜金文化的入侵和消費文化理念的滲透，進而使文學這道社會心理秩序的最後屏障也一併淪為世俗化的槍手，讓作家扮演一個世俗化浪潮中的小丑，競相去炮製那些只滿足一般小市民茶餘酒後的文化消費，這種文學帶給社會的將是大規模的精神麻醉。

商業者利。歷史長河中，多少文人學子一生泅渡，在筆墨倥傯里耗盡了生命。遺憾的是，維繫這份信念的，只是功利二字，理想淡出了視野，才情盡付了卑微，滿腦子只有「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黃粱美夢。在封建體制的八股文化的俯視下，文學成了爭風爭寵的後宮怨婦。今日將文學推向商業化，無疑是將今日之文人推向商業統治下的文化新八股，區別只是一個剪去了辮子的順奴，臉上卻依舊堆滿了令人作嘔的媚笑。

在強調市場競爭的時代，思想本已孤立，呼籲價值體系的重建，自然是「無援」的。張承志先生說：「總要有人站出來。哪怕是為了尊嚴，我也不願做新體制的順奴。」先生口中的尊嚴，我的理解便是人性中最基本的清潔，只有建立在清潔之上的尊嚴，才會表現出一種正義的強硬。余傑則認為人的精神層面不會有真正的清潔，即便有，那也是「禁欲主義」的清潔。這種認識讓人覺得可悲。一方面他完全否定了人性中固有的崇高屬性，另一方面又將現代社會與精神清潔徹底割裂。他說：「在我們還沒有實現小康的時候，不可能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到『大同』『清潔』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詞語上面。」在余傑眼裡，精神清潔是虛無的空話，只有鈔票才是真理，在我們奔向小康的途中，千萬不能有人妄言清潔，言之則陷天下於水深火熱。因為，要求人們固守精神的清潔，就是「禁」了人「欲」，欲是動力，動力被禁，社會還怎麼發展？沒了發展，「小康」從何而來？社會文明何以延續？這種與精神清潔不共戴天的論斷，最後為我們洞開的只有一個結論：只要有鈔票，男人可以犯禁，女人可以墮落，商人可以欺詐，文人可以媚俗，社會可以污濁。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奔向小康。

當這種價值觀得到社會的普遍默許時，一個「文痞」橫行，調侃一切的時代便來臨了。當「許由洗耳」這些高古的氣節被集體恥笑的時候，這個時代就喪失了「美」，這種美是人對崇高的最本能的嚮往。張承志先生說：「瘋狂的嘲笑理想，如蛆腐肉，高高舉著印有無恥兩個大字的奸商旗里，所謂海里的泥鰍蛤蜊們，是打死他們也不會相信這個故事的。」（張承志《以筆為旗》）余傑說：「的確，相信這個故事的只有張承志，而張承志也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不然的話，以他清潔高貴的人格，何必屈尊到他最痛恨的奸商之國——日本去當打工仔呢？」

顯然，比之那些「海」里的「泥鰍蛤蜊」，余傑更加不相信。他那被「商業化」了的心靈無論怎樣都難以接受，有人能「讓」出坐擁之天下，更為離奇的是，被「讓」者竟會憤然拒受，並將此番對話視為不潔之音，居然跑到河邊，以清水洗耳。這一切，在余傑眼裡都是荒誕不經，違背人性的。這也符合了余傑對中國文化的一貫認知，一個太監化的國度里，只有骯髒齷齪，沒有清潔。

「道」者，天下一也。張承志批判奸商就不可在奸商之國打工？這樣說來，商人之奸錯在國而不在人了？余傑用自己的狹隘去理解張承志，自然就會暴露自身的蒼白。先生的批判在人，而不是某片土地。中國的「太監化」可能是中國獨有，而日本的奸商文化可能是人類共有，日本不過是先生筆下的一個符號或代碼。先生打工也不是為了牟利，僅僅是維持在異國的生活而已，維持生活就是投靠奸商了嗎？如果先生的清潔只是口頭上說說，以先生之尊，又何需打工。換言之，在這個滿屋子太監的「蠶」國里，也未見余傑不屑為伍、拂袖而去的高大背影，相反，他一邊深惡痛絕地咒罵著，一邊沾沾自喜地推銷著另一套順應「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從封建體制的順奴走向商業體制的順奴。

余傑說：「在張承志眼裡，有文化和有錢的人是髒的，只有古代的刺客和陝甘寧青的回民最清潔。」

確實，有文化不臟，有錢也未必臟。但拿著文化奴顏屈膝地向商場兜售，將文化當作問鼎名利圈的投石，企圖敲開豐饒的物質之門，這樣的文化人即便不臟也清潔不到哪兒去。他們艷羨的，是名車洋房。所以，他們身上散發出的文化氣息，早已失卻了社會道義的擔當和人倫秩序的反思。缺失擔當和反思的文化，早已註定了它媚俗的品格。張承志眼中的文化人之臟（犬儒主義），也恰恰就是這類文化人的文化擔當的偏離。

有錢人高坐於社會的上層，瞪著一雙威嚴的眼睛鄙夷地瞅著下面。那下面，是黑壓壓一片等米下鍋的勞苦大眾。這群人中，不定哪家已病死了等錢醫治的老人，餓死了嗷嗷待哺的孩子。或許，這些事在鍾情「商業化」的余傑眼中是陳年舊事了，因為余傑筆下的「我們」正在奔向小康，一個向小康奔進的社會又何來「溫飽」之慮。但是，在張承志筆下的黃土高原——我的家鄉，這種情況卻是屢見不鮮。這裡的農民在外打了一年的苦工，回家面對老人妻小時，抖落在土炕上的，除了一身嗆鼻的水泥渣外，還有兩行凄苦的淚水與衣服上空空的口袋。而那些善於壓榨的有錢階層，正在某一個盛大的酒會上，心神迷醉地享受著紅酒與美女。

然而，在余傑眼裡，他們依然是不髒的，「社會的發展」就得靠著這樣的文人與商人。

與張承志先生相比，在余傑這種有意無意的誤解或曲解中，存在的不僅是文化素養的差異，還有對當下社會弱勢群體的漠視。當余傑悠閑地徜徉在北大的湖光塔影，盤算著製造下一個轟動時，張承志先生正艱難地行走在西海固的某個偏僻的村落間，與他的農民兄弟們，一起品嘗著清水麵條和烤洋芋。

清潔，往往與樸實的底層與崢嶸的文人為伴。

張承志先生在多篇文章中對「聶政、荊軻、高漸離」這些古代刺客做了深情的歌頌，我想，這樣的歌頌，將使國人的心靈在震驚的同時，也得到升華。然而，這些古代刺客們「以命許諾，以命踐行」的道義，在余傑眼中只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空話」。對於現代社會文明的進程，是沒有絲毫意義的。

余傑說：「貧窮與愚昧，殘忍與暴力，獨裁與專制中絕不可能產生清潔」。20世紀初，中國的社會狀況與上述描寫無不吻合，但余傑斷言這種社會中不可能產生清潔。如此，不知以魯迅傳人自詡的余傑又將魯迅先生置於何地。一如魯迅先生的出現，或許充斥著愚昧與暴力的社會中更容易產生清潔。人人都知道，起初的魯迅是學醫的，便是有感於國人的愚昧和麻木，他才提筆上陣，成為了中國的良心。在當時的社會裡，人心都是絕望的，人在絕望中迸發出的自救之道，便是對社會的控訴，以精神的反抗得到精神的平靜。而這份控訴就是實踐清潔的過程，這份平靜，則是清潔的目的。因此，這樣的控訴中絕對不會摻雜任何「偽」的成分，這樣的社會也經不起任何形式的粉飾與遮蔽。余傑仍然不承認這一切，他依然認為，這個世界沒有真正的清潔，而那些清潔精神的呼籲者，十足便是破壞社會秩序的文化愷撒。

不論愚昧暴力的社會能否產生清潔，但我相信，這樣的社會更需要清潔。換言之，富有了、先進了，就可以不要清潔了嗎？在我們美好的生活表象背後，平等了嗎？沒有歧視了嗎？權且拋開這一切，順著余傑的描述，我們這個正在「奔向小康」的社會，其賴以穩定的社會機制真的到了可以忽視道德層面的程度了嗎？

社會：不可或缺的道德構建

當今社會，不言則罷，言則必利。人與人的關係聯結，往往是利益聯結的表現，關係聯結的緊密與否，也取決於利益聯結的大小程度。而關懷、友誼、幫助、寬容這些人類與生俱來的情愫正在漸漸地淡出現代人的關照視野。或許這也是商業化社會一個先天性特徵，然而就在這種凡事言利的發展態勢下，人的精神層面也相應出現了某些變化。一系列的社會秩序問題也紛至沓來。不得不說，社會發達了，道德丟失了。智商拓展了，靈魂萎縮了。對於這些所謂「發展」帶來的社會陰暗面，余傑開出的藥方是「用更高程度的現代化來規範，而不是退回到刀耕火種的時代」。不知余傑所指的「更高程度」是多高，怎麼個高法？現在已是網路數字化時代，比之餘傑口中的「更高程度的現代化」，不知是否已經達到了他心中的「高」度。相比上世紀90年代，這些年的現代化進程也不算不快了，然而我們看到的情況卻是犯罪率在日漸增多，罪犯的手段也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而更加的高明；普遍的道德淪喪使得社會秩序、飲食、醫藥……處於更加嚴重的失衡狀況。照此情形發展下去，恐怕還未等到余傑期許的「更高程度的現代化」來臨之際，「缺氧」的社會早已在沉淪中窒死。

余傑將社會秩序的規範寄望於不可預知的未來，又將道德呼籲者拋向民智未開的亘古，讓人不得不為這種手法的高明喝彩。如此一來，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余傑開出的藥方就成了現代社會秩序的金科玉律，余傑自己便成了正義的化身，周身罩滿了耀眼的光環，接受著世人的注目。

張承志敘述人的精神清潔時引用了許由、巢父的典故，也引用了陝甘寧青的回民反抗清廷屠戮的那段悲劇，余傑順勢就扣上了一個「歷史主義至上」「要回到刀耕火種的時代」的帽子。余傑如此反感歷史，難道僅僅是歷史將中國造就成了一個「太監之國」嗎？我想不是這樣。是歷史中除了糟粕，還有一些精髓的東西也一併傳承了下來，比如崇尚精神的清潔。然而在這個蠅營狗苟，人人都思謀著分一杯現代物質之羹的時代，有人提及清潔是多麼煞風景的事，多麼不合時宜的事。清潔往哪兒一站，有些嚴肅，有些高傲，讓一些還顧點面子的人伸手不是，縮手不舍，進退維谷，好不尷尬。於是，左思右想，靈機一動，乾脆築道屏障，拉上帷幕，讓什麼道德清潔從現代人的現代化視野中徹底消失。

或許，這就叫作蒙蔽視聽。

我不懂什麼叫「歷史主義」，但我知道，先輩的遺留中，好的東西一定得保存且發揚。

如果提及許由、巢父這些為清潔樹立原形的歷史人物就是「歷史主義」，那保留長城、修繕故宮是否便是「歷史主義」外加「封建殘餘」？既然許由、巢父毒害了現代人的思想，那長城故宮是否阻礙了城市的現代化發展？

講述西北回民的反抗不是在為農耕主義招魂，更不是讓中國社會退回到「刀耕火種」的時代。而是要人們銘記，在清政權高舉「秦不留回」的屠刀下，那群衣衫襤褸的農民是怎樣反抗的，那每一個堅定的眼神，每一滴鮮紅的熱血都向世人道說了一段為自由與尊嚴的反抗史，他們不願做順奴，他們追求的，是精神的清潔，唯以清潔的精神，他們才能無愧於他們的信仰。這樣的農民，不知能否讓余傑感到汗顏。

余傑說：「『清潔』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辭彙。」一以貫之，緊跟著將道德斥之為「一個不可盲目相信的名詞」，這跟我們在市井間經常聽說的「人格幾毛錢一斤」之類的話語如出一轍。在否定了人性中這些基本的屬性之後，余傑將民主與法制搬上台來，打扮成一個包治百病的萬能葯。不錯，民主與法制是一個健全的社會不可或缺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是，如果將它們絕對化、唯一化，那它們就像被抽幹了血液的乾屍，雖有人形卻無人性。因為，沒有道德依託的民主一定是偽詐的，缺少道德鋪墊的法制必然是教條的。因此可以說，人類自身的道德與清潔是一切社會法制的立法根源，是所有民主自由的實質體現。拋開人性中最基本的精神自律而放言社會進步，是極不負責的妄言。況且，精神沉淪了，所謂社會進步的意義又將如何體現？

余傑明裡在推崇文學的商業化，暗裡卻是在鼓吹人格的庸俗化，這樣的鼓吹實則在為社會秩序製造一種新的失衡。當理想、崇高、信仰成為被嘲笑、諷刺或被消解、摒棄的對象時，這個社會就徹底完成了世俗化專制的過程，生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里，人的價值取向就會逐漸向侏儒化、低俗化靠攏，乃至陷入精神的「無物之陣」中。

信仰：社會品性的最高約束形式

張承志說：「哪怕他們炮製一億種文學，我也只相信這種文學的意味。這種文學並不叫什麼純文學或嚴肅文學或現代精英派，也不叫陽春白雪，它具有的不是消遣性，審美性或藝術性，它具有的是——信仰。」

信仰，成了余傑批評張承志作品的最大禁區。余傑大段大段地引用了一些西方哲學家的話來為自己的文字壯色，然而，那些似是而非的摘取並沒有為余傑的批評帶來實質性的思想支撐。相反，這些引用除了炫耀余傑淵博的閱讀之外，同時又實實在在地暴露出他自身思想的貧乏。因此，余傑在第三個部分的批評中，筆端流露出的除了含混曖昧、語焉不詳之外，更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在執迷的摸爬滾打、蠅營狗苟的「此」中，「彼」的思考從來不會真正深刻地出現在余傑或「余傑們」的關照視野。這應該是一個常識，深刻的思想絕不會與一個功利實用主義者為伍。

余傑繞開了張承志所描述的信仰本身，而是在他描述信仰的文字上做足了功夫，實在是避實就虛、舉重若輕的高明手段。張承志說：「血是紅色的，而信仰是藍色的，它們相浸相染後的顏色竟是——貧苦悲壯的黃色……血流成河，血浸入我堅信曾是藍色的山地以後，藍世界變成了黃土。」（張承志《龐然背影：回民的黃土高原》） 面對類似的文字時，聰明的余傑拿出了慣用的選擇性失明，他沒有對文中西北回民的苦難與死亡做出任何回應。筆鋒一轉，卻責怪起張承志以極致的美學筆觸誘惑了讀者。「在平庸中生活的人們，潛在地擁有著超越性閱讀的渴望。誰不會被這樣的文字所打動呢。」至此余傑算是說了一句真話，雖然裡面泛著濃濃的酸味。拒絕平庸，嚮往超越，這既是日趨空泛的當下社會潛在的心理需求，也是人性中最本能的對生命的思考與對美的追求，所以，這樣的文字，在為眾多的人心帶去震撼與思悟的同時，也讓余傑妒恨。

讀過張承志《心靈史》的人都知道，書中張承志對哲赫忍耶教民在反抗清廷屠殺時從容地面對死亡進行了大篇幅的描述，我想，這些描述的最初立意並非只是單純地謳歌，而是在謳歌的同時，讓人們去發現，人生除了索求無度的慾望之外，還有一種值得用生命捍衛的東西，如自由、尊嚴。中國的八年抗戰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烽火八年，被侵略的中國人民不也表現出了「正義的強硬」嗎？那些為自由與尊嚴獻身的烈士不是至今還被我們深情歌頌嗎？與此不同的是，西北的回民反抗中，被捍衛的除了自由與尊嚴之外，還有一項更加神聖的使命：信仰。信仰的分量在回民心中是高於一切的，生命的過程也是實踐信仰的過程。因此，當信仰遭受侵犯或凌辱時，哪怕他只是個衣衫襤褸、面有菜色的農民，他也會暴發出強硬的反抗，以及對死亡的超越。能讓一個老老實實生活在貧瘠大山的農民具有這種超越常態的氣節與勇力的，除了信仰，再無其他。對這些人性中崇高信念的禮讚，余傑卻擺出了一副痞子相，他說：「死亡使我們與張承志分處銀河的兩岸——我們只能仰望這位不怕死的聖徒，因為我們都是怕死的俗人。」的確，是人都怕死，但怕死並不意味著可以不死，只是死法不同，價值相異而已。我不知道余傑筆下的「我們」除了余傑之外還有些什麼人，按著他的思路，當侵略者的屠刀架在余傑的脖子上時，他一定雙腿一曲，山呼萬歲，讓生命得以苟全才是真理所在。

在這些指東打西、貌似瀟洒的指摘中，余傑不可掩飾地暴露出了對穆斯林信仰的無知與曲解。「張承志認為，只有血脖子教才能拯救人類，除了天堂便是地獄，沒有中庸的人間，要進入天堂就得跪下去仰起脖子，在等待大刀砍落的一瞬間，讓精神獲得永恆。」在中國，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回民信仰的宗教是伊斯蘭，對伊斯蘭書籍有過涉獵的人也知道，伊斯蘭所倡導的教義是和平，其核心宗旨體現在「敬主愛人，止惡揚善」八個字中。這其中除開「敬主」這一宗教理念之外，其餘如愛人、止惡、揚善等倡議無不符合人性對社會的最優美的態度。而「敬主」則能給人以最高層面的精神自律。人只有在「敬主」的同時，才能更加自覺地，無外在強迫地履行愛人，止惡，揚善等美好的生活德行。因此，宗教信仰是一切美與善的內在化精神化的本源。從這裡可以肯定地看出，伊斯蘭帶給人類的終極追求是「希冀幸福於今後兩世」，並非如余傑所說的「沒有中庸的人間」。張承志筆下的「血脖子教」的稱謂，是當時清廷對西北回民的指代，從「血脖子」三個字中，我讀出的是西北回民的浴血反抗與清王朝的血腥屠殺，而到了余傑這裡，就連匯流成河的鮮血也變了顏色與味道。如此文字，表達出的除了對回民信仰的污衊之外，還有對讀者的欺瞞與誤導。

將信仰等同與某種政治意識形態，這是余傑在文化感知上的最大局限所在。這一局限導致他從本質上就開始了對張承志的誤讀。很多人都稱自己是無神論者，待到事有急難，卻又訴諸鬼神，不拒陰陽，直至滿天神佛請個遍，心理得到慰藉之後，便又端出一副「科學」面孔，凜然於鬼神之上，這種現象歷久而不衰，實則是中國文化中一個極其怪異的心理。余傑恰恰就是以這種功利主義驅使下的迷誤思想來解讀回民信仰的，這顯然是荒唐可笑的。他說：「中國歷史上哪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不是打著宗教的旗幟呢？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楊秀清，裝神弄鬼，頗類滑稽鬧劇。」對此，南京大學施津菊博士有著較為完善的理解：「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伊斯蘭教的教義最具實踐意義和可操作性。從對個體人生在生命不同階段的行為規則到普通家庭日常的生活倫理，再到個人在人際交往及其社會實踐中的行為準則、道德規範等，可以說，人一生方方面面的行為準則和處世原則在《古蘭經》中都有較詳盡的教義訓誡。並且《古蘭經》對生命現實的存在與終極的關懷，既體現在對人生現世努力方面有著積極入世的實際鼓勵，也對人生後世生命的最終歸宿做了界限分明的劃分-----行善永享樂園幸福，作惡永受火獄煎熬。這種劃分與界定中既充滿了對後世生命的希望和承諾，又對現實人生有著獎善懲惡等符合人性要求的勸勉與慰藉。」（施津菊《中國當代文學的死亡敘事與審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至此，對於余傑，已無需做出更多的反駁，將辨別真偽的權利交給更多的人吧！

至於余傑所問張承志是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權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張承志是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至於其他種種，我想，結論不在當代，更非余傑之流所能置喙，歷史會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需要說明的是，張承志之於當代，絕不會因人而高，亦不會因人而低。張承志便是張承志，一如蒼山便是蒼山，螻蟻雖巨，終無撼山之能。我寫這篇文字，並非打抱不平，於張承志而言，我實在虧欠了太多賴以仗義的資格。實在是有感於「道」與「術」的覆蓋下的兩種極不相同的心理品性，這二者之間橫亘著當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巨大的立場抉擇：或世道人心，或晉身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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