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面容

作為萬人熟悉的公共面容，他既是一個時代的精神景觀，又是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歷史肖像。

——題記

這尊高懸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天空之上的面容，天然地具有被魯迅本人所積極倡導的新興木刻刀削斧劈一般的刻勒效果。典型的方額，蘊著沉思和冷靜；一片稠密得有些粗莽的平頭髮型，這種髮型在世紀歷史的中國臉譜中往往屬於樸素而果敢的一類。

關於這些時代繁華深處潛在的危機的設問，正是我們在新興木刻80年紀念的日子裡，以魯迅的藝術精神的追思為線索舉辦展覽的原型思考。「魯迅的面容」作為本次系列展覽的主題話語既是當代藝術創作理論思考的一個出發點，同時也是呈現和深化魯迅活在今天視覺藝術中的一種批評視野。「魯迅的面容」並不是魯迅形象的簡單演繹，而是強調他的精神的生成譜系，強調「面容」作為時代精神圖景的深刻意涵。

魯迅的面容

有一種人的面容，雖死猶生。

那面容高懸在歷史的天空，照徹廣袤無邊、四季輪替的大地，每當節令遷變，他便將開放性的熱力傾射出來，注入萬物，激活生機。他總是具有一種恆定的表情，一種被歷史所賦予的莊重氣象。他猶若一種模式，每當人們談論某類專門的命題，某類頗有些沉重而追遠的命題，諸如民族精神，諸如國民性的自強與覺醒的時候，他便會顯現，並化作千萬種替變的面容。他又不僅是一種模式。他犀利的語辭，尖銳的筆鋒，以及包裹其間的愛憎分明的赤心，觸及幾代人心靈的深處，進而糅變為一種綿延生長的譜系特徵，一種撼動人心的人格力量。

魯迅的面容，正是這樣的面容。

這尊高懸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天空之上的面容，天然地具有被魯迅本人所積極倡導的新興木刻刀削斧劈一般的刻勒效果。典型的方額，蘊著沉思和冷靜；一片稠密得有些粗莽的平頭髮型，這種髮型在世紀歷史的中國臉譜中往往屬於樸素而果敢的一類。但在半個世紀後的中國「文革」時期，又變作百萬紅衛兵的經典，在長發與光頭之間，扮演和標明了革命造反者的身份。一雙有如手術刀的銳眼，直視前方，剛毅地射向觀看者，達到某種讓人自覺被摧剝、被透析的深度。這又是典型的中國人的單眼皮的雙眼，冷峻、嚴厲，端詳良久，總會放出一種導師般的矍鑠光芒。濃眉由於高高架起的眉弓，在眉棱骨處分成兩道，上半道像匕首，下半道如彎弓，勾勒著微微浮腫的眼窩，顯出冷眼凝思的深邃。鼻子隆長，雙翼屏著氣，翕動著手術施行者一般的勇毅與堅忍。上唇永遠被濃須覆著，把下唇襯得幾分孤傲，幾分不屑。濃須覆著唇，彷彿封了這個思想者的嘴，以便於那雙銳眼更為集中地去冷靜觀看，並沉思著吐出某種射向魂靈的力量。雙頰平實，在木刻正是方刀淋漓揮灑之處。多少藝術青年，充滿崇敬的心情，將赤子的塑造，獻給這張面容。1933年，杭州藝專青年學生遵從魯迅的號召，緊隨「一八藝社」的足跡，組織了又一個純粹研究木刻的團體——木鈴木刻研究會。不久，幾位發起者被捕，其中有江蘇武進人曹白。1935年，曹白出獄，刻了一幅魯迅的木刻肖像，拿去參加當時的全國木刻聯展，卻被檢查官抽掉。曹白遂將木刻拓片寄給魯迅。魯迅了解了曹白的遭遇，作了《寫在深夜裡》，以諷刺的政治童話形式，無情揭露反動派的罪行，並將文章刊登到英文期刊《中國呼聲》之上。魯迅對曹白的《魯迅像》拓片倍加珍惜，一邊在畫稿上題了字，一邊致函曹白：「我要保存這幅畫，一者是因為遭過艱難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為留著黨老爺的蹄痕，三則由此也紀念一點現在的黑暗與掙扎。」魯迅的話說的如此殷切，將一件作品與其遭遇以及時代的牽連做了凝重而深刻的文化闡釋。

上個世紀，魯迅的面容是中國最熟悉的大眾面容，也是被中國藝術描繪刻畫最多的公共面容。毛主席的公共面容是千千萬萬次與共和國相伴的事件和儀式使然；而作為早逝者，是魯迅的文字勾勒了他自己的面容，所以魯迅的面容帶著更多的精神的建構和象徵。它曾代表中國新文學的靈魂，在中國世紀文化發展的多個階段中都蘊著他的氣息，浸透其精神本色的影響。「文革」期間，這張面容成為神，魯迅的名字成了那場聲勢浩大、觸及靈魂的大批判運動的符碼，它曾經時而讓我們倍感振奮，時而讓我們深受困惑；它既是造反者的偶像，又是互為鬥狠的利刃；所有對立雙方都高舉他的旗幟，眾多充滿矛盾的亂象中同樣充滿了他的被拆解而又任意拼撰的話語形象。改革開放後，魯迅的面容漸漸地從神壇上走下來，帶著他曾具有的批判和反省的本色，重回學界，重回民間。人們斷定和相信，曾經的神話與亂象都與他的精神底色不符，遠非他的所願；對他的犀銳話語的肆意挪用都根本是對他的精神的褻瀆。倘若他活轉過來，第一個站出來抨擊如此這般神話的將是他自己。在重回學術思考的過程中，在真正反省國民劣根性的諸多思想鋒芒中，我們又漸漸看到了魯迅真實的面容。接著，隨之而來的某些大眾閱讀、娛樂閱讀、淺表化閱讀，又突然將這尊面容從他應有的高度上拉下來，幾乎拉入犬儒的泥沼。那種文化消費的浪潮，在無端詆毀魯迅批判精神的同時，又把往事陳跡抖露出來，進行所謂還原的混搭，用低俗的猜想去強行拆解這位文化巨人的骨氣和魂魄。魯迅的面容時而在雲端，時而在深潭。歷史，證明魯迅在《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中所寫：「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魯迅在此一針見血所揭示的竟是他身後是是非非的自況，以及中國文人們無一倖免的悲哀。

魯迅的批判

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新舊文化轉型時期出現的文化巨人。他不僅是卓越的文學家，以生動的形象、傑出的文字描繪世態人情；而且是偉大的民族思想家，以其深刻的社會批判和人性關懷，指明人生、影響後世。魯迅代表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思想的高度。他以揭露和批判國民劣根性、重塑中國脊樑為己任，終身而不渝。他的那桿筆，無比犀利，鐫刻了「魯迅的風格」的力量和韻致。近現代漢語在這種風格中化變成一把刀，一把剔析諸劣，剖明人生的刀。所以，歷史上魯迅的面容總帶著這種刀的意涵，直透人心。魯迅的批判，那如刀一般尖銳的剖析和撻斥是其文學與思想的重要特徵，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直至今日都彌為珍貴的精神力量。

魯迅的批判首先在於筆鋒的犀銳。這種犀銳，我們可以完全摒棄關於魯迅的宣傳，直接從他自己的文字中讀到。多少人愛魯迅，都首先是被這種積鬱而又鏗鏘的文字所打動，被這種沉雄而又凜然的言說所震懾。他時而發出內心的吶喊，時而送來深邃的寓言；時而血刃黑暗社會的痼症，時而寄言新青年的人生；時而冷嘲熱諷，笑罵自如，時而悲痛摧剝，情不自勝。魯迅的文字完整體現了文言文向白話文轉變之時的文辭特徵，兼存文言文短句的疊進和沉厚，又有白話敘述的直誠與通達。這種文字直至今日都讓人迷戀那種特有的節奏和頓挫，並將之引為人心深處的某種意味深長的規訓和警策，成為中國人所共有的時代吟詠。上世紀三十年代，通過魯迅對「一八藝社」等新興木刻社團的倡導和支持，當時的杭州國立藝專學生對魯迅尊崇有加，心嚮往之。從三十年代末吳冠中先生的書信中，我們甚至可以直接讀到酷似魯迅的文筆與激情，以及一生尊魯迅為精神教父的青年的心。

魯迅的批判遠不止是一種風格，一種韻致，而是一把剖析靈魂的鋒利的手術刀。魯迅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地是更無情面地解剖自己……」（《墳·寫在〈墳〉後面》）。他痛恨「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墮落……」（《墳·論睜了眼看》）。魯迅是學過醫的，他有過解剖人體的經驗，所以，他把這種手術刀的體驗移植到思想的療治之中，他把對肉體的解剖移植到對於國民心靈的拯救。他以外科手術的果敢精準，面對的是世事的亂象，挖的卻是精神的劣根。一刀下去，直剖核心，字字流血，句句挖心。魯迅的犀銳有時被認為是尖刻，但那頑症往往非如此不得切開。被剖開的痼瘡，伴隨著的怒吼與叫罵，總是那般振聾發聵，那般痛斷肝腸。

魯迅的批評還不僅是一把刀，不僅在於事態外部的切入，更在於深入事物的內部，來觸及其內在的危機。魯迅的批判使他自己往往獨戰於野，隻身陷入重圍。這種置身個人危機的方式，逼迫著他像個鬥士，手握解剖刀，調動他的機敏和警覺，鬥志和膽魄，密切關注更為深層的精神性危機，並與這種危機相守相抗，深入應對。他無情揭露「沒落的古國人民的精神特色」，抨擊「這世界中人」的「瞞與騙」；他張揚個性，嘲諷「做人處世的法學」，坦言「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他鼓動「深沉的韌性的戰鬥」，呼喚「中國的脊樑」，要「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在所有的這些思想鋒芒中，留給我們的還有置身危機中步步深入的批判性的堅守，以及今天吾輩仍須不斷努力重新觸痛社會危機、重建批判力量的深刻啟示。

最後，魯迅的批判源於他的真誠，那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誠心。這使得他的批判更像一劑葯，一劑療治人性劣根的葯，一劑療治民族精神深處的「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葯。魯迅大恨大愛，愛恨分明，並將愛恨都推到人性表達的頂點，賦予中國文字以罕有的辛辣與激烈。對舊的批判深絕，對新的摯愛珍切。這辛辣與激烈，深絕與珍切，說明魯迅的心中不僅「藏著冰塊」，也「揣著火把」，這鑄就了魯迅的人格形象。正如許壽裳先生在魯迅逝世十九日之時所寫的悼文《懷亡友魯迅》中曾深刻指出的：「至於他之所以偉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靜與熱烈，雙方都徹底。冷靜則氣宇深沉，明察萬物；熱烈則心中博愛，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實這二者是交相為用的。經過熱烈的冷靜，才是真冷靜，也就是智；經過冷靜的熱烈，才是真熱烈，也就是仁。魯迅是仁智雙修的人。」沒有看明白這種深度的糾結和激蕩，就容易對魯迅做了簡單化的詮釋，看不到他的赤誠與真愛，甚至誤入某種曲解與偏見。

怒吼吧，中國

前幾日，收到一幀簡訊。簡訊中談到要將1935年由版畫家李樺創作的黑白木刻《怒吼吧！中國》進行改寫。那個雙手雙腳被捆綁、雙眼被蒙上的巨人，仰天怒吼，曾經是民族危亡的寫照，也是魯迅先生倡導的新興木刻的代表作品。簡訊說要將那捆綁的繩索改由貨幣連綴而成。這一看似無理的混搭，很明白地提出對於商品社會的一種控訴。想像之中這種悄然的替換，挪借了那些曾經的歷史故事，該會多麼強烈地產生出揶揄與抗爭的效果。

《怒吼吧！中國》曾經是一個冗長而又繁雜的故事。它最早出現為由前蘇聯未來主義作家特里特·伊阿柯夫創作的革命詩歌。1926年前蘇聯左翼群體在莫斯科演出同名戲劇，1930年又在紐約百老匯的馬丁·貝克劇場上演。《怒吼吧！中國》的劇情是在中國的南方，一個美國人鬥毆死亡，英軍要血洗小村莊，村民在共產國際工人武裝領導下奮起反抗。這個關於民族鬥爭的劇本在前蘇聯、紐約各地巡迴排演的同時，中國既經歷著聲勢浩大而空前慘烈的民族革命，又正面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佔和蹂躪。劇本的故事雖屬虛構，卻具有很強的徵候性。它傾述著國際主義的關懷，預測著遙遠東方將要遭遇的命運。這種徵候性有如一個醫生抓住了病症，並預見這種病症的發展如何與治療相伴而行，融為一體，進而讓診治切入疾病的危機之中。讓藝術的鋒芒切開當代社會的危機，這不正是魯迅所持的批判的精神嗎？

從研究魯迅的資料中，我們可以查閱到：從1934年12月到1935年9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魯迅致李樺的書信達七封之多。這一年，正是魯迅逝世的前一年。其時，李樺正在廣州美專任教，並發起成立現代創作版畫研究會，出版《現代版畫》。這期間，李樺寄上《現代版畫》多本向魯迅先生討教。魯迅先生給予熱情鼓勵和真誠的關懷。

從短短七封信中，我們差不多可以讀到魯迅對藝術的一貫堅持的主張。第一，對年輕的木刻給予支持，鼓勵「以這東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書齋去。」同時又犀銳地告誡：「就要嚴防它的墮落和衰退，尤其是蛀蟲，它能使木刻的趣味降低，如新劇之變為開玩笑的『文明戲』一樣。」第二，強調藝術的真情實感。「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應該表現國民的艱苦，國民的戰鬥，這自然並不錯的，但如自己並不在這樣的漩渦中，實在無法表現，假使以意為之，那就決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為藝術。所以我的意見，以為一個藝術家，只要表現他所經驗的就好了。當然，書齋外還是應該走出去的，倘不在什麼漩渦中，那麼，只表現些所見的平常的實惠狀態也好。」「如果硬裝前進，其實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緒還要壞。因為前者我們還可以看見社會中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後者便成為虛偽了。」第三，關於中國精神。按魯迅的意思，「是以為倘參酌漢代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畫，並且留心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也許能夠創生一種更好的版畫。」魯迅先生還獨具慧眼：「我以為明木刻大有發揚，但大抵趨於超世間的，否則極有纖巧之憾。唯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唐人線畫，流動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闢一境界也。」第四，關於版畫的實質。魯迅肯定地指出：「我以為木刻是要手印本的，木刻的美，半在紙質和印法，這是一種，是母胎；由此製成鋅版，或者簡直直接鍍銅，用於多種印刷，這又是一種，是苗裔。但後者的藝術價值，總和前者不同。」魯迅在那時就對版畫作為一種複數製作的工具看得清楚，而對版畫自身所具有的媒介表現的力量十分重視，這是具有遠見的。第五，關於技巧修養，一方面，魯迅認為「木刻是一種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錯的，但萬不要忘記它是藝術。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為它是藝術的緣故。」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鋒利，如果不鋒利，則斧形雖存，即非工具。」「來信說技巧修養是最大的問題，這是不錯的，……但是，如果內容的充實，不與技巧並進，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裡去的。」魯迅對版畫藝術其內容與語言的關係把握精當，顯出一代導師和指引者的真知灼見。

李樺雕刻《怒吼吧！中國》是1935年。魯迅是否看過這個作品，尚查不到記錄。但作品所渾莽充塞著的危亡的氣息，怒吼的表情，強烈而集中地代表了魯迅所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的視覺精神。這個巨人被綁著，蒙著，卻強扭著頭，仰天長嘯，這是危機中的撼人寫照。那一刀刀猶如奮力削去捆綁和重壓，唯剩鋼筋鐵骨般的軀幹以及瀕臨滅亡前的姿態和反抗情緒。這種死亡者的寫照，讓人只要看上一眼就永難忘記。「文革」中，到處是鋪天蓋地的大批判形象，大多以木刻黑線的方法來表現。但恰恰是這類「文革」形象，僅僅傳遞著那種與「革命大批判」本身一樣荒誕而虛弱的信號，缺乏新興木刻中所燃燒的萬不得已的力量。此萬不得已者是愛恨相交的糾結，是置身危機中的冰與火的衝撞。正如魯迅在《而已集·小雜感》中所言：「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一感到乾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創作總根於愛。」波普藝術也無愛，而是以某種混搭來行揶揄和諷刺的能事，讓煞有介事的重複來再現事物荒誕的性質。但其藝術本身總是寡淡無味，缺乏那種萬不得已的力量。正如當我後來在手機視頻上看到這件改寫《怒吼吧！中國》的作品之時，那個粗劣的人體表演令我大失所望。那曾讓我一眼難忘、怦然心動的掙扎中的人體，變作一堆惺惺作態的戲仿，不僅喪失《怒吼吧！中國》曾有的語言強度，也喪失魯迅先生所深切寄望的那種與普羅大眾命運血肉相連的精神上的深刻力量。碎片、拼湊、仿像，當代藝術的文法在解構藝術創作的整體性宏大敘事的同時，最易於落入某種戲仿而披露出主體異化的端倪。

危機的設問

優靈，一種不凡的魂靈，一種優秀的魂靈。魯迅的精神正是這樣的魂靈，它在中國現代藝術中渲染遊盪，並成為中國當代藝術革命的深刻而粘稠的基因。魯迅的精神面容總是閃現在八十年來的中國藝術創造者的集體表情之中。

今天，我們面對著的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商品時代。一方面，市場經濟既是這個時代眾多變遷與發展的金鑰匙，同時，隨之帶來的價值混亂，又是消費主義蔓生滋長的溫床。更應引起關注的是，自由的市場經濟要求打開本國市場，置自身於一個全球化的世貿體系。而全球化的資本運營，一方面以所謂的先進技術推進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另一方面以品牌的兼并來推進資本的生產方式。正是在這種雙重推進之下，藝術與市場勾起一種被公開宣揚的密切關係，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喧囂的藝術市場，將曾經神聖的創造自由的歷史故事，改寫成財富的發家奇蹟。人們對「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藝術獨創和心靈質量的確認，被財富榜與拍賣行的各類排名所代替。暴漲資本的市場運作，一夜之間在將前衛的弄潮人改造成拍賣冠軍的同時，也將藝術自由的幻象與自由市場的幻象攪和在一起。正是這種幻象的攪和，捅破了藝術創造的自由理想，藝術開始自覺地受著市場的役使，而市場又受著資本的調唆。曾經備受尊重的藝術的大膽創新，曾經需要支付生命代價的藝術自由，現在只不過是一種聽憑資本役使來創造產品、復又迅速煙消雲散的現象。資本似乎能夠帶著藝術，突破任何阻力，隨著基金、數據、市場甚至移民，在全球範圍流通。但事實上，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富於遠見地指出的那樣：這裡被實現的只有一種文明，即把自己自覺地變成資產者。與此同時，金融資本無遠弗屆跨越國族，以它的方式來推行自己的價值觀，並以全球多元主義的表象，來包裝其價值體系的內核。麥當勞賣油條稀飯，《功夫熊貓》塑造中國武術偶像。在這種符號化的混搭中，本土的內核被悄然替換，看似熱鬧的多元，掩蔽著再次返身西方化的實質，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藝術亂象。臨對這樣消費文化的亂象，我們該怎麼辦，設若魯迅健在，他會如何面對和應答？

當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技術文化的異軍突起。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一方面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極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在悄然改變今日人們對於文化的感受方式。人手一機並不斷翻新的手機，營構著信息的汪洋。簡訊、微博、視頻正讓所有的人習慣和滿足於簡短而即時的信息狂歡。仿像，作為一種沒有原形的複製，通過無邊的大眾媒體，正將圖像變為真實。法國當代哲學家讓·波德里亞在反思當代文化時指出：當圖像比任何其他的「現實」都更真實的時候，那裡便只有表象而沒有深層的東西。像麥當娜那樣的明星，像最近英國默多克的新聞集團的竊聽門事件，都是圖像。這些圖像存在於公共機器、錄製間的合成、影像技術的處理等等之間。當這些變成麥當娜、變成竊聽門事件的時候，是「誰」真的在那裡。大眾媒體無遠弗屆，民眾並沒有脫離仿像的途徑。我們深陷在巨大無比的交流與資本網路之中，仿像無所不在，決定著我們的現實、生活與判斷。那種傳統的閱讀反省的獨立的心靈追思，那種世代沿襲的靜觀與凝視及與之相伴的造型語言體系，正被仿像所提供的符碼和模式所代替。在為媒體時代個體主體的似是而非的自由而歡呼之時，主體性已在仿像帶來的圖像過剩中因增肥過度而日趨消亡。當此其時，設若魯迅健在，他會如何面對和應答？

關於這些時代繁華深處潛在的危機的設問，正是我們在新興木刻80年紀念的日子裡，以魯迅的藝術精神的追思為線索舉辦展覽的原型思考。「魯迅的面容」作為本次系列展覽的主題話語既是當代藝術創作理論思考的一個出發點，同時也是呈現和深化魯迅活在今天視覺藝術中的一種批評視野。「魯迅的面容」並不是魯迅形象的簡單演繹，而是強調他的精神的生成譜系，強調「面容」作為時代精神圖景的深刻意涵。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魯迅精神開始介入現當代藝術創作中。從「藝術革命」到「革命藝術」，從「藝術化大眾」到「大眾的藝術」，魯迅話語始終充滿批判銳度。曾有一段時期，他的某些言語和看法被轉換成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新時期藝術和文化語境中，魯迅的批判精神再度復活，並潛化而為複雜變化中不斷生成的藝術話語。面對複雜的時代文化環境，魯迅的「現實性」和「批判性」精神力量鋒芒不減；面對強勁的全球文化語境，魯迅的「本土化」和「大眾化」藝術思想和策略仍極富深意。「普羅」是俄語「無產階級大眾」的縮寫，在歷史上已成先進階級的代稱。在消費主義與波普藝術相伴而生的時代里，重視魯迅的精神，就是呼喚普羅藝術的重新到來，用真正普羅的呼喚來激活文藝的創造與更新的力量。

展覽結構分為「直觀魯迅」、「從普羅出發」、「魯迅的面容」三個版塊。「直觀魯迅」版塊通過魯迅相關的文物文獻，直觀展示魯迅的藝術思想。「從普羅出發」版塊著重梳理中國現當代版畫八十年的演變，指出魯迅精神與當代藝術發展的此起彼伏的關聯，並突出貫穿其中的普羅文化、民族命運、本土重建的世紀關懷。「魯迅的面容」版塊再現不同時期不同語境中的藝術家創作的魯迅形象。這些面容既是魯迅靈魂的再現，也是魯迅精神的延伸；既包含歷代藝術家對魯迅的感情，又是藝術家自我精神的真實鏡像。

最後，用魯迅在《墳·論睜了眼看》中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文，並向這位永遠的精神鬥士致敬：「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光。」

2011年7月

寫於赴歐洲和歸國的漫長途中

（本文是作者專為由浙江美術館、北京魯迅博物館於近日舉辦的「魯迅的面容——中國新興木刻運動80周年暨魯迅誕辰130周年紀念特展」而撰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