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登湖》·?導讀（代序?一）

轉載

《瓦爾登湖》的翻譯，傾注了我們的心血，我們努力做到呈獻給讀者的，是目前譯本中最優秀的，也最能體現梭羅思想的作品，而不是所謂「小資」枕邊彰顯格調的時髦讀物。然而遺憾的是，出版社編輯在編輯的過程中，草率地編掉了譯本中最為精華的注釋部分，被刪除的大部分注釋，恰好是引領讀者更好理解作品的關於雙關、隱喻等修辭內容。至於正文部分隨意修改、添加、刪減甚至因為對語言文字的不敏感，而將對的想當然地「改成」錯的等等，更是隨處可見。在編輯過程中，編輯並沒有按合同約定就修改部分徵求我們的意見，更加有違專業常規的是，為避免可能的知識產權爭議而取消了小澤所翻譯代為序言的施耐德《<瓦爾登湖>文本分析》和詹姆斯·哈特《梭羅小傳》，決定取消序言也不知照我們，自己寫一個附上也好，致使出版物因此而淪為地攤上的劣質圖書。編輯最後的定稿在付印前也並沒有按照合同規定給我們過目，至少有些失誤還可以加以彌補……書出版以來，一想到這些，我們就不由地心痛，心痛那些最有價值的東西被忽略，心痛自己的艱辛勞動被草率地處理……

打算抽時間將譯作底稿發上來，順便同出版物加以對照，也仔細看看到底被修改和刪除了多少內容。

導讀——《瓦爾登湖》文本分析

理查·施耐德

一

在《瓦爾登湖》中，梭羅提及一位旅人面對前方沼澤，問旁邊一個男孩是否能夠穿過，其「底部是否硬實」，作者寫到，那孩子「給予了肯定的回答，然而，旅人的馬匹卻陷入其中達及腹部，他於是對男孩如此比劃，『我以為你是說那沼澤低下是堅實的。』『是啊』，後者回答，『那是因為你尚未行及一半的緣故。』」

《瓦爾登湖》的情況亦然，大多數讀者面對這部著作時，以為自己能夠從梭羅創作的這部流行文化的神話中獲得真理的「硬實底部」，在他們眼中，梭羅是一位在瓦爾登湖畔沉思默想的隱者。其實，這是一部復歸的神話，一部回歸到伊甸園的作品，一部面對眼前世界矯弊的神話，它是世界進入後工業時代面臨翻天覆地大變之際發出的殷切呼告。《瓦爾登湖》在講述這部神話，但是，警醒的讀者會發現，他對該書深意的領會可能不及一半。細讀之下就會發現，梭羅本人更傾向於動而非靜，較之默然凝思，他更喜歡遠足探險。

梭羅自己在書中的遠足未曾越出瓦爾登湖的範圍，那裡距康科德鎮只有一英里半。他獨居湖畔的想法醞釀已久，在1837年他哈佛畢業後的那個夏天，他與自己的好友查爾斯·斯特恩·惠勒住在單身小屋之中，而遠在1841年，他便在自己的日記中透露了在湖畔營造自己小屋的想法：「我想即刻離開棲身湖畔……但是朋友卻問到那裡能幹些什麼？難道在那裡不足以目睹光陰的遊走與節候的轉換？」梭羅在自己出版的第一本書《馬塞諸塞自然史》中就顯示出探究自然並筆之於書的興趣，在湖畔生活便於探究自然，很可能會因之出版一些作品。

早在1845年，梭羅就在計劃另一部作品，一本旨在記錄1839年他跟哥哥從康科德河與麥里馬克河上泛舟而行的書，該書為了紀念他在1842因破傷風亡故的兄長約翰。梭羅要想跟家人住在一起平靜地不受干擾寫作幾乎不可能，因為他的母親在家裡招了一批寄宿的學生，而在屋後，他的父親又經營著一個鉛筆廠，同時，他還得常常去那裡幹活。那麼，僻居湖濱的小屋便為他提供了寫作所需的寧靜和淡定。

梭羅移居湖畔的另一個用意在於從事經濟方面獨立生活的試驗。當目睹了父親所經營的工廠時時陷於「步履維艱」的困境，他想必在思考一種較之資本家那樣一味求取生產率更益理性，更少焦慮的生活方式。他設想的方式是將生活需要降到最低，而使所需的勞作最少，而非六天工作一天休息的模式，如此，只需勞作一天便足以擁有六天的閑暇，以從事更富意義和價值的事業。

這種構想讓他的鄰人得出結論（依照他們的觀念如此看待顯得順理成章）：他是想無所事事地遊逛。對於他移居湖畔，他們不是隱隱的譴責就是公開的好奇，這促使他將自己在拉希姆講壇的系列演講整理成書，以對這種謬見給予回擊，這便是《瓦爾登湖》。他試圖據以說明，他前往湖畔生活絲毫不能理解為無聊的游浪，他是想去研究康科德所有的森林，去撰寫一本書，夏天還在豆田裡鋤草。梭羅本人對於生活在湖畔的目的進行了陳述，這份說明因其所用動詞顯得火爆勁道而非常著名，他說，他想「帶著明確的目的去生活，只是直面生命的本質。」他「無意順從天命」，而是想「深切地活著，吸納生命所有的精髓」，「活得……剛勁強毅，」「以徹底革除並非生命本質的一切，披荊斬棘，斬草除根式地開拓出一條道路，將生命逼入死角」。這絕非一個懶漢的措辭。在梭羅看來，心智和精神的勞作跟體力勞動毫無二致，它們就是舍曼·保羅謂為「內心探索」那種旅程的精髓。

二

梭羅自己將《瓦爾登湖》說成是一本旅行書，這種書在當時頗為風行，而自己則充當著嚮導。但是，它絕非單純的旅遊描述，它記錄了一位學者，一個真理追求者的探索，它「用簡約誠摯的講述將自己的生命經歷和盤托出。」梭羅聲稱他游過很多地方……在康科德，他在書中「對中國人和桑維奇島民則不置一詞」，而對「本書讀者，據說也生活在新英格蘭的諸位」給予關注，為他們就內心探索建言獻策。這番話提醒讀者，關於這趟心靈旅程有兩個因素值得注意，它對於我們閱讀本書至關重要：我們這位嚮導的身份和他在本書之中行文措辭的方式。

本書陳示出一個綜合身份的講述者，大多時候，他很顯然是一個就自己話題進行宣說的演講者和引導者，但是，旅程一經開始，他便即刻讓位於聽眾了。儘管他要陳述「我居於何處，因何而生」，而他卻只是興緻盎然地描述並批評他的聽眾的生活方式。讀者發現他自己不得不放棄去奇幻世界遊歷的念想，而被這位導遊引向了他們自己的家裡。他是一位嚴厲說教且進行審斷的前導者，宣稱「芸芸眾生在絕望中過活。」但是，他同時又能夠進行戲謔的譏諷，一如他在描述那位農夫時的說法，其人聲稱梭羅依靠素食無法生活，因為這些東西提供不了「長骨頭需要的東西」，而就在他發此高論的當刻，他便跟在一對「骨骼就由草木滋養而成」的耕牛後面，怵然有力地拖著他在田間往來。

他的矛盾會把你氣得沒有脾氣，他反對所有來自長輩的忠告，但是又通過自己的著作自薦於「窮學生」而充任年長的導師。他似乎對自己的智慧充滿了無比優越的自信，但是間或又會自暴某種不可靠和不安全感，比如在《豆田》一章中，他坦言在自己身上播下的那些美德的種子「沒有發芽。」因此，我們這位嚮導在很多時候顯得對自己的前路瞭然於心，但有時也會跟我們一樣，同樣領受著一種不可靠之感，他的追尋也因此變成了我們自己的探索。

同樣的自信和不可靠感也見於他的幽默措辭，他曾借《瓦爾登湖》的扉頁題詞替自己畫像，而滑稽地將自己描繪成一隻急性子「公雞……蹲踞於棲木之上，以圖將他的鄰人喚醒。」雖然他顯得自信滿懷，時時粗魯地將他們從道德的沉睡中叫醒而冒著遭受反感的風險，而與此同時，他又頑皮地通過幽默措辭而將自己列於其中，顯得熟知對方因此對他們開著尖刻辛辣的玩笑。誠如斯丹利·伽沃爾所示，關於讀者，梭羅關心的問題「並非對他們說什麼，因為這早已不言而喻，問題在於如何獲得權利對他們施教。」他的幽默便讓自己獲得了這種權利。正如他在其他著作中所說，「超驗主義哲學體系需要以幽默為酵母，以使它顯豁明了，易於接受，」《河上一周》失去讀者的慘痛失敗讓他對這一教訓感之甚深。

梭羅試圖通過幽默措辭隱微巧妙地贏得讀者承認的同時，他也要求自己的讀者要表現得配於他這番誘導的努力。說到閱讀，他強調，這項活動「所需要的是運動員所經受的那種訓練——對認定的目標拿畢生之力予以永不改易的關注，書籍的閱讀必須像它被寫作之時那般寧靜內斂深思熟慮。」讀者理解能力所經受的主要挑戰就是如何充分地理解梭羅的措辭方式，比如說，當他將《瓦爾登湖》的讀者描述為「據說也生活在新英格蘭的諸位」時，他同時說到了好幾個方面，這有賴於讀者去確定其強調的重心：如果強調「據說」，那意味著新英格蘭有人活著有可能僅僅是個傳聞；如果強調「生活」，那說明在新英格蘭所認可的生活可能不是真正的生活；如果重心落在「新」字上，那就會讓人生疑——新英格蘭的生活是否真的有別於「舊」英格蘭。在《瓦爾登湖》的初稿里，梭羅這種著意於戲謔強調的傾向非常分明。

在《瓦爾登湖》里，梭羅還用了其他的語言手段以構築自己的語意世界，該書大量地運用雙關，如此之多，甚至最敏銳的讀者也會忽略一二（當然，不少雙關極其刻毒）。比如，當他寫到一位漁人在長久垂釣之後，得出結論他「躋身於那些古老的修士之列」了，有多少讀者能夠從「修士」這一措辭讀出他「垂釣一無結果」的意思？梭羅還頻頻化用套話和格言：「好像渾渾噩噩不會折損來生的福祉」，或者提到葬禮之後的拍賣之際，他說「當人們死的時候，他會重新倒入灰塵。」這種處理為語言賦予了生氣，它是對美國人一味依賴於簡化道德箴言做法的誇張性模仿，這是由本·富蘭克林在《可憐的理查德》中所開啟的傳統。書中這類措辭遠不止此，對於梭羅深信能在語言中發現真理硬實的底部而言，這種措辭方式是本書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最近有批評家指出，梭羅基於對同時代語言學家查爾斯·柯萊特斯及其他修辭學者著作的閱讀，深信所有的語言在過去均有性質相同的源頭（參見韋斯特、格拉、迪爾曼和迪特默），為了從根源上把握真意，讀者需通過對僵死腐化的語意進行發掘，因為鮮活的語意經由漫長的使用已遭湮沒，因此，對於哲學和精神探索，把握語源成了求取真意的一種手段。這方面最著名的例證莫過於他在《春》這一章中描寫消融堤岸的文字，梭羅通過探究「圓裂片」的語源及它跟「葉子」這個詞的關係，作為「這一面的山坡似乎生動地呈示了大自然所有運行的原理」這一結論的部分旁證。梭羅篤信語言中真理的內核其實是大自然真理的一種反映，從某種意義上，他為雙關賦予新意以及將套話點鐵成金的做法強化了他這一信仰，因為，直言之，所謂「新」意，可能就是對古義和本義的重新發現——作家的工作就是從語言中發掘其本有的真意並使之重現活力。

但是，當梭羅置換了重心，或是將陳言套語置於新的語境之後，詞語因這種雙關使用而擁有多意，或者被賦予他意，這一事實減損了他從語言中發掘其確定性的目的。如果詞語同時擁有不止一個意思，這些意思怎麼會同出一源？對梭羅而言，語言既有一個硬實的底部，又有一個光滑的表面。我們的嚮導越是通過語言將我們導向硬實的底部，有時候，其真理就越發顯得撲朔迷離，渺杳難及。

梭羅據以引導我們的文字「地形」在其結構上也有這重雙關意味，關於《瓦爾登湖》結構的一張「地圖」揭示了作品在總體營謀方面的明確性和對稱特徵。從這一角度看，第一章《簡約地生活》為本書提供了前言，而《結語》則充任了一篇尾聲。只需挖掘其中的隱喻，就會發現，通過《簡約地生活》這一章，梭羅為他的鄰人所患的精神和經濟方面的病症提供了診斷，相應的，《結語》部分則是開列的預後方案，而全書的主體則是提供的療救，它涉及內外兩重朝聖之旅。通過第三章《我居於何處，因何而生》，梭羅奠定了一個「基點」而開始了朝聖之旅，他安家於湖畔的小屋，而倒數第二章《春》則啟示性地抵達了他精神探索的終點。

在這些首末章節之間，《瓦爾登湖》將迥然相異的話題以對話性的章節展開：寧靜對聲音（《閱讀》和《聲音》），獨處對社交（《遠離塵囂》和《訪客》），鄉村對市鎮（《豆田》和《鎮子》），純凈對墮落（《湖》和《柏克農莊》），精神對動物性衝動（《更高的法則》和《禽獸比鄰》），當下對既往（《室內取暖》和《昔日的居民和冬日的來客》）動物的自然生活對人類對自然的探索（《冬日的動物》和《冬日的湖泊》）。

然而，剔發出這些兩兩配對的章節則太過於簡化了梭羅的匠心，因為在章節內部依然存在著對照。比如，他在《簡約地生活》中指出，「為人稱道且謂之成功的生活也只是一種生活方式而已，我們有何必要在褒揚一種的時候要貶損另外一種呢？」朝聖的意圖並非只是為我們展示全新的景觀，而且要提供全新的生活之路，這些道路通常跟現狀判然相對。

他在本書開篇之際就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這一判然相對的營謀：「大部分為我鄰人謂之為是的東西，在我心裡卻深以為非，如果我心存懊悔，那很可能是我謹守規矩，亦步亦趨」。他提出警示，我們陷於自我的生活方式之深，竟至於不知道世間尚有其他道路可走的地步：「人們似乎著意選擇了一種共同的生活模式，似乎較之其他，他們更加鍾情於此，實則因為他們打心底覺得，除此以外，別無選擇」。生活之路遠非一條，甚至也不止兩條，他說，「生活的方式豐富多樣，一如從一個圓心可以射出無數條半徑」。梭羅開篇就用對立面顛覆了現狀，進而從對立的角度揭示了生活的無窮可能，這一營謀對於《瓦爾登湖》極其重要，只要我們進一步探索就會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梭羅這種循環往複的隱喻跟線性探索的行進形成了顯明的對比，它在結構上為《瓦爾登湖》賦予了另一重張力。另外，梭羅朝聖的目標（當然也假定為讀者的目標）是一種精神發展，跨越我們物質生活的藩籬以期發現新的真理，以成長為全新的個人。對一個「佔住者」而言，在林中漫步就是去「一個神聖的界域，走向那方聖地。」有的時候，梭羅將他的線性旅程定義為垂直方向而非水平方向，發現真理就像潛鳥那樣潛入湖底，或者像鑽頭那樣打入大地堅硬的深處。然而，儘管讀者作為一個向全新終點邁進的朝聖者，梭羅還是提醒我們，最終「我們是在兜著一個巨大的圈子航行」，而讀者的任務就是「讓你的眼睛向內關注」，並成為「在家中研究宇宙學的權威。」

在《瓦爾登湖》中，內在精神之旅和心理探索的封閉過程通過一種以時間為序的結構得以體現，具體言之，就是季節的輪迴，梭羅將其兩年多的湖畔生活壓縮在一年之內，旨在強調讀者在閱讀中所感觸的死而復生的心路歷程。在《我居於何處》中，他在夏日構築了小屋，作為自然和自我探索的一個基點，他在獨立日那天移居其中。隨後的十章記錄了他在夏日和早秋對自然和精神所進行的探索，舉凡瓦爾登湖、動物、植物，及人類莫不列於其中。在《室內取暖》一章中，他於十月退回到小屋和壁爐所營造的「宮房」或「墓穴」裡面，這種回歸讓他有機會得以回想過去（《昔日的居民和冬天的訪客》），而堅冰覆蓋的湖泊則是對這種回歸的一種補充，他可以漫步其上，測量其深度，觀察人類和動物所採用的新花樣，這為他提供了「熟悉風景……的新面貌」，緊接著，他在《春》這一章中看到了大自然復活的氣象：「瓦爾登一度死去，又得以重生」——於是，梭羅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在這些線形和循環旅程的結構之上，梭羅又複雜地疊加了好多林林總總的「地圖」，這些「地圖」基於其他多樣文體獲得了隱微暗示：英雄史詩、田園吟詠、家庭經濟的論述、自然史、教育小說、自傳，歷史以及青少年指南等等。梭羅採用這種複合結構以說明他在湖畔生活的收益，那就是，通向我們理想所在的道路不止一條，對任何問題，我們應該有隨時從多重角度加以思考的準備。

三

梭羅將如許之多的「地圖」加以整合，描繪在《瓦爾登湖》之中，如此，每一個讀者便會很自然地對經濟生活的旨意，藉以生活的方式和物質資料進行思考，正是這一切很有可能將我們導向自己希冀且選定的目標。在梭羅所提供的建議中，他將經濟生活的觀念概括為「簡約，再簡約。」如果謀求成功的生活，一如作為當代旅人，較為明智的做法是想一想「我們該少帶些什麼？」而非「我們該多帶些什麼？」「難道我們就該永遠琢磨如何得到比眼前更多的東西，」他如此問：「而不能有片刻之暇滿足於少拿一些？」梭羅斷言索取越少則收穫越多，我們尋求的並非物質化的目標，而是精神性的發展，這些建議可謂點中了資本家經濟理論的死穴。如果我們能簡化肉體之需而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留給對超驗真實的追求，這樣的生命再好不過了。梭羅通過他在湖畔的生活做出努力：「即便處身於這個表相文明的世界之中，去嘗試一種樸野原始，富有拓荒意味的生活也大有裨益，或許我們可以藉此明白什麼是生活的最基本需要，通過什麼方式去滿足它們。」

梭羅對於「生活需要」開列的清單中，非常醒目地略去了資本主義最本質的要素：金錢。他聲稱：「對滿足靈魂的需求，金錢沒有用武之地。」如果金錢並非必需，那麼工作也是如此，因為他將工作定義為得到金錢的活動，根據這一定義，「工作無甚意義，勞而無果。」因此「如果人們願意單純智慧地生活」，任何出於本真需要或喜好的勞作「乃非苦差，而是樂事。」

梭羅將生活需要定義為某種「於生命關係甚大，以至成了沒有人能離得開的物品，偶有例外，無非因為蒙昧、貧窮，或是哲學上的緣故。」他首先將這些需要簡化為四個方面：衣物、住所、食物和燃料。關於衣物，他如此指斥，它已經成了一種時尚而非必需，他發現，人們更關注的是「如何穿著入時，或整潔乾淨，或至少沒有補丁，而至於神志是否清醒，精神可否正常則考慮不多。」我們的生命旅程不需要新衣服，因為「一個人，如果最終找到了一些可做的事情，就會覺得沒有必要穿著新衣服去幹活」，原因在於「如果沒有全新的人，那些新衣服又是為誰而做？」

他接著譴責，新英格蘭在住房方面也趨向於時尚和豪奢，而真正擁有自己住房的人則不到一半。梭羅指出，一面是沒有崇高人格的人在營建他不配享用的宮殿，而另一面則是散見於鐵道旁側冷如冰窖的陋室寒舍。梭羅本人的小屋只有六件傢具，這跟安德魯·傑克遜·唐寧等建築師在房屋造型著作中的描述大異其趣。

在膳食方面，梭羅並非一個絕對的素食主義者，因為他曾經記述過自己食用旱獺的試驗，但是，據書中的說明，他在湖畔的飲食簡單到了如下幾個方面：「黑麥、沒有發酵的玉米粉、土豆、大米、少許腌豬肉、蜜糖、食鹽，還有飲料，也就是水。」儘管他有時會去鎮上的家裡吃飯，母親也會提供可口的麵包、菜蔬和水果，有時還有餡餅和布丁，但是卻沒有肉食。

然而，衣物、住所和食物最終起的是一個燃料的作用，「保持生命所需的熱量」，因此，生活的關鍵成了通過最經濟（亦即，最簡約）的方式保持機體熱量，因之會創造出額度最大的資源，只有這才是最終靠得住的東西，那就是時間，所以他提醒我們，「物價，就是為了換取它而需要的那部分生命，不管是現時支付，還是最終兌現。」為了說明珍惜時間比金錢更為重要，他以完成三十英里的路程為例進行說明，對他的日常生活而言，這可是家常便飯。他強調，步行走完三十英里，他只需一天時間，與乘坐火車的方式相比，他要快得多，因為乘火車必須先花上一天的時間掙得九十美分的票款，並且，他在步行過程中還可以欣賞沿途的景色和風情。然而，時間真正的價值乃非創造物質財富或獲得諸如乘火車旅行的服務，而是通過自修以積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財富。梭羅曾經拿自己的幾位鄰人為喻，比如那位有田產可繼承的青年，還有愛爾蘭農夫約翰·菲爾德，這些人都深陷於經濟追求之中，以至於無暇從事自修，只是勞動、吃喝與睡覺，除了供養肉體和賺取金錢外別無目的，這些活動循環往複，漫無休止，他們根本看不到盡頭在哪裡。

梭羅因此顛覆了他特加提及的兩位著名經濟學家關於物質主義的觀念，這兩位人物是讓·巴蒂斯塔·薩伊和亞當·斯密，他所採用的方式是將其理論由物質目標轉向精神的方面。如果說薩伊曾經提議，節省開支也是一種生產方式，因為它讓新的投資成為可能，那麼梭羅同樣為我們提供建議，應該節約的是時間，因為它讓精神自修所需的投資擁有了可能。如果說斯密斷言，經濟的增長依賴於個人擁有自由藉以營謀私利，梭羅則明示於他的同人，他們擁有自由，亦即有權選擇如何去支配自己尚未意識到其價值的時間，如果善加利用，這種自由可以讓他們充分地挖掘精神而非經濟方面的潛質。

在梭羅看來，生命的意義就是去開拓這一潛質，而大自然則提供了這重天地，那是一方可供開掘的道德領地。誠然，一個篤信超驗體系的理想主義者不需要愛默生所定位的那種「非我」的天性，因為，正如梭羅在《更高的原則》中所斷言的那樣：「當趨向純潔的門徑敞開之時，人們會即刻皈依於上帝。」《更高的原則》可謂本書超驗主義特色最為顯豁的章節，絕大多數讀者會因之懊惱，因為作者執拗於清教徒式的嚴苛美德，諸如全素膳食，保持性純潔，明確地否認造物主（上帝）的價值等等。我們會震驚於梭羅的這番措辭：「天性很難被降服，但一定要將其制服。」但是，這一章只表述了梭羅觀念的一個方面而已，我們必須審慎地對待本章篇首言及天性二元結構的論述：「我當時察覺，現在依然如此，在我身上有一重本能趨向一種更高的方向，或曰一種被名為精神生活的方向，如同絕大多數人那樣，另一重本能則指向原始和野蠻的方面，對兩者我都給予珍視，並且對後者的熱衷絲毫不亞於前者。」《更高的原則》作為本書的一章，既洋溢著對善德的讚譽，又充滿了對野性的肯定。

很多時候，關於自然，梭羅的觀點跟愛默生大異其趣，因為在愛默生看來，自然只是一個導向精神歸宿的現實途徑，但是，在梭羅眼中，精神就寓於自然之中，而非通過自然得以發現——這是兩人的關鍵性差別。在《禽獸比鄰》一章的開頭，梭羅設置了一場在隱者（梭羅本人）和詩人（朋友錢寧）展開的滑稽對話，這是對唯心主義的誇張性模仿，通過這場對話，梭羅在跟超驗主義所倡導的「更高的原則」唱對台戲，這一點再明顯不過了。其中隱士放棄了冥想前去釣魚，因此確信精神可以通過對自然的踐履得以實現，而非退到靈魂深處藉以尋求。我們一旦發現梭羅觀點中超驗主義者和自然主義者的二元對立，就會發現他所描繪的自然物擁有雙重意義：一是實體意義，一是象徵意義。

梭羅對動物的描繪展示了自然在這種意義上的雙重意蘊。在《冬日的動物》中，他對動物的描繪非常忠實，沒有賦予明顯的象徵意味。他關於獵取狐狸的那段生動描述沒有一點象徵的痕迹，本章所涉及的貓頭鷹、松鴉和野兔也基於純自然的觀察，好像冬日的荒野只是向他這位觀察者裸露出了透亮單純的本相似的。但是，另一方面，《禽獸比鄰》這一章的標題則富於諷刺意味，因為所描寫的對象被象徵性地賦予了精神特徵而不再是純粹的野生動物。它們「都」成了「負重的獸類，從某種意義上說，就讓它們承載著我們的某些思想。」螞蟻大戰的著名段落僅就敘述和逼真的觀察層面而言也是一曲絕唱，梭羅又非常自如地通過模仿史詩的特徵而轉向了象徵的層面，蟻群成了古希臘的「密爾米多涅軍團」而具有了人的特性，兩隻紅色小螞蟻跟比它們塊頭大得多的黑色敵手之間的瘋狂遭遇戰則揭示了人性之中的勇武與悲壯的榮譽。這些作為動物的螞蟻跟同一章中出現的「翼貓」顯現了梭羅的某種信仰，即，對自然現象加以選擇並予精心觀察，會得到重要的富有象徵意味的真知灼見。

但是，本章末尾佔了很長篇幅的關於潛鳥的文字是一個難究其詳，朦朧晦澀的象徵。梭羅跟那隻潛鳥展開了「弈局」，他試圖猜准對方潛入之後將會在哪裡浮出水面，但是他卻屢屢失算。那隻鳥兒被描繪成了一個喜好捉弄但親和友善的對手，但是梭羅又將其特性十足的鳴叫描寫為「惡魔一樣的笑聲」，因此，透露出了動物意義更為幽暗的一面。因為潛鳥能夠沉入湖中人類難及的極深之處，因此，這便象徵著自然幽暗漆黑，不可索解的秘密，這可否良性的秘密則難以確定。

瓦爾登湖則是象徵的中心，它同樣擁有雙重意義，代表著自然可知與不可知的兩個方面。在某些方面它的寓意非常分明，尤其當梭羅將它喻為一面鏡子和「大地之眼」的時候，作為鏡子，它成了聯結代表物質世界的大地和代表精神世界的天空的徵象。在《我居於何處》一章中，他談及瓦爾登「鏡平的湖面」並且強調它映照天空的功能，因此成了「下界的一方天空。」藉以明示於我們，天空（天國）不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都不在遠方，瞬乎之間，它就在此刻此地。

瓦爾登所映照的湖岸亦復如此，它為敏銳的觀察者展示了新的一面，並且展出了大自然的天工之作：「每天早上，畫廊的經理總要用新畫換去舊作，他會挑選那些更為絢麗奔放與搭配協調的色彩。」然而，梭羅發現，那些倒影絕非只是複製了原物而已，空氣和湖水常常為它增加了新的光色。因此，瓦爾登同時也代表著藝術家，也是作者本人的那雙眼睛，其天職是聯結物質和精神，而向他人呈示全新美悅的本相。在梭羅那雙富於藝術氣質的眼中，在《湖》這一章中瓦爾登被喻為「水晶似的純凈」，這片純凈也獲得了某種寓意，不論作者還是讀者都可以藉以「從中映照出他天性深處的幽微。」被賦予人類道德特徵的瓦爾登在《冬日的湖泊》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其中，標誌湖深的地圖成了「人格發展的深度或高度」的徵象，這一比喻的機敏則有過其明澈，因為梭羅據以強調他從自然之中發現道德含蘊的重要性。

對於一位旅人，能夠測出目之所見的深度、距離和相狀非常重要，因為他可以據以宣稱對眼前的一切瞭然於心，然而，在梭羅看來，他量得自己所述的湖深的意義在本質上不及把握其象徵意蘊。從表象上看，瓦爾登湖深而無底，因為人們傾向於相信無限：「當人們信仰無限的時候，總會有一些湖泊會被認為深而無底。」瓦爾登湖擬想的深度與梭羅將我們導入的荒蠻狀態極為相近，這種荒蠻是他打算在《緬因的森林》和《散步》之中加以探究，在康科德周邊已經消失的風景。林木的荒蠻和湖泊的無底都是對人類潛質的一種象徵，它在暗示那些尚待挖掘的真理。《瓦爾登湖》的核心或許從梭羅對人性雙重目標的賞識得以窺見：「一方面，我們滿懷熱忱去探究自然，了解萬物，另一方面，我們又需要萬物籠罩著神秘色彩，顯得無法探知，大陸與海洋處於永久的荒蠻狀態，因為深不可測，所以我們尚未丈量，尚未探測。」

因此，瓦爾登既召喚我們前往旅行，又成了我們啟程的起點，它既是我們遵從「向你自身探索」的古訓，開始我們「同輩難及的航程」的地方，又是我們發現「每一處都有堅實基礎」的歸宿，縱使我們此生難以企及。瓦爾登所處的方位證明從任何一個角度進行探索都會有理想結果，它跟鎮子的距離足以遠到為內心探索提供平和與寧靜，然而，對於定期前往鎮上跟人們來往，這段距離又顯得足夠之近，基於客觀的視角，那裡的人們就其習俗而言，比中國人和桑維奇島民還要怪異；它還為梭羅採取一種破壞性的「狂歡」提供了可能。他生活在鎮子的邊緣，因此他一般被視為處在其規矩之外——鄰人們覺得他稍稍有點怪異。但是，他依然跟他們保持著充分的來往，在文化上也完全跟他們同屬一體，原因在於他希望自己的譏諷和幽默可以命中要害，顛覆他們根深蒂固，先入為主的成見。當然，他意在告訴讀者，每個人都應該選擇於他（她）相宜的那個距離。

梭羅偶爾顯得滿懷期望，覺得他的鄰人可能會躋身於他的探索，正像他曾提議像康科德這樣的鎮子應該通過聘用「世間的智者前來垂教」而成為真正的大學。然而，終其一生，他更樂於孤身一人在林中探索，整部《瓦爾登湖》無不貫穿著他對鄰人的貶斥，對他們本末倒置的生活選擇，甚至對新的道路連給予思考都力所不及，因為他們連真實的觀察都無法進行（大概他希望他的讀者，他身旁的眾人，都是個例外吧）。生活大約成了一個自修的過程，因為其鄰人很難被導向對新的生活圖景進行探索的路上，這是他在牢中渡過的那個夜晚生出的感悟（這件事情發生在他林中生活期間）。

要想在孤寂的內心探索中獲得成功，敏銳的洞察成了其關鍵要素，他擺在我們眼前的重要抉擇是「你只是打算做一個學生、一個讀者，還是一個觀察者？」自然，成為一個觀察者不僅需要目力方面高度的準確性，這也是他期望於我們的，而且要從探索秘密的角度上去觀察，感受自然之中甚或自然之上的精神真實。他如此叱責，大多數人連自己的旅程都不甚了了：「我從來就沒有遇到非常清醒的人，又怎會注視那張面孔？」

他在《我居於何處》中提醒，我們的第一要務是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潛質，且保持一種富有清晨氣息的緬想。但是，絕大多數人即便在生理上足夠清醒，他們也只能看到表象：「我們沒有透過表相進行透視，我們認為，凡事看上去就是那樣。」在整部作品中，清晨和其光芒成了再生的主導性喻象，也成了保證我們有意義地生活的潛能的象徵，即便從基督教的角度上說也是如此。對於宣告春（春也是一年中的清晨）臨人間的光芒，他如此呼告：「這種光影之中萬物便獲得了永生。哦，死亡，你將在何處肆虐那些刺痛？又復墳墓，你會從哪裡贏得你的光榮？」

通過這幅光影的喻象，我們就切近了自己的歸宿，亦即真理堅實的底部，這似乎也是梭羅能將我們帶到的地方。純凈的湖面反射出光線，窗口溢滿了春天的光芒，這些光影向我們象徵性地提示著放射所自的超驗源頭。本書結論表明，梭羅對這樣一個源頭的存在似乎充滿了信心，然而他同時在結語中提醒我們「困擾我們雙眼的光線是橫在前面的黑暗」，我們無法徑直從太陽那裡探視出真理，一如我們可以測出湖深，但卻無法像潛鳥那樣徑直潛入湖底。他能夠給我們陳示，瓦爾登就是我們邁向真理旅程的起點；他也能夠給我們建議，面對沿途所見的一切，不管是內在還是外在，我們都該真正睜開雙眼；但是他卻無法告訴我們在抵達之後將會看到什麼，因為他自己尚未到達。他提醒我們，「我的讀者中尚未有人體驗過完整的人生」；但是，就在他寫下如是文字的當刻他也如此。只有死亡才會導向一個終結，但是甚至在死亡之外，依然似乎有更遠的旅程在延續，在這重意義上，永遠有「黎明會接踵而至」。

四

從某種角度而言，正如米切爾·基爾默所說，《瓦爾登湖》是「一本就其觀點眾說紛紜的書」：一本對資本主義給予抨擊的作品，其作者或許希望該書至少能對此有所裨益；一本關於從天性中洞見真理，但同時又提請讀者戰勝天性作品；也是一本似乎對超驗真理的確存在滿懷信心的書，然而反反覆復告訴讀者必須由他（她)本人去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宿。如許之多的內在矛盾說明，梭羅在做一種試圖超越二元性而充分欣賞多姿多彩生命的鬥爭。

W·G派里關於認知發展的學說擁有廣泛的影響，他指出，一個孩子的認知是從認定就某個問題所教給的觀點是唯一真理開始的；隨後，幾乎在他讀中學，或者大學就讀期間，就會成為雙重身份的思考者，需要就行為和思想做出優劣高下的區分，還難以接納某些不確定的可能性；等到走出大學之後，只有少數人，最多也就15%的人，能夠超越二元性思考各種可能——出於不同角度的行為和思想可能都有等效的合理性，或者，世間可能沒有什麼絕對真理存在。

《瓦爾登湖》自身的矛盾說明梭羅並非經常屬於那15%，他有時候也會採用改革者的那種雙重視角。雙重身份的梭羅堅持鄰人的信條是錯誤的，而只有他自己的才算正確，現世世界被誤解和謬見所籠罩，而只有精神才是終極的真理。這樣的一位梭羅，當然將大多數讀者引向了《瓦爾登湖》，因為讀者也幾乎都是二元論者，他們渴望在這個複雜得難以想像的世間中獲得某種確定性，縱便這一確定性跟我們現有的主流文化處於對立也無關大礙。我們都鍾愛這樣的觀念：將我們既有的成見扔到一邊，打折兌換全新的觀點，扔下喧囂的都市而去湖畔尋求寧靜，得以復歸伊甸園。

但是，正如羅伯特·塞迪爾米耶關於《瓦爾登湖》創作源起的研究所示，梭羅在撰寫該書的時候自己的思想也處在不斷的發展和變化之中，因此他開始「將自己在湖畔的經歷越來越少地定性為提供給某些易受誤導，追求自新者的範本，而越來越多地視為個人關於疑問、不確定性和探索發現所從事的追尋。」即便梭羅沒有在湖畔定居，但是在那裡住上兩年也就足夠了，因為他發現自己已經從小屋到湖邊踩出了一條小路，這是他能夠在林中，也在康科德將這種生活垂為習慣的一個明證。雖然在湖畔的生活讓他獲得以「尋常方式難以預期的成功」，然而那只是為更遠的航程所做的一番準備，因此，我們的旅程也不要停在瓦爾登湖邊，就像馬丁·貝克曼指出的那樣，《瓦爾登湖》就其本質而言是「一本關於升華人生的書，一本提供了方式和途徑的書。」

《 瓦爾登湖》就是這條道路上的一段距離，作為觀察者的梭羅不斷地陳示自己所見的確定性，叩問著他周遭一切的意義，提醒他自己，也提醒我們，有多少觀點可能就有多少真理。他強調，大自然為每一位清醒者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圖景，通過這番強調他開始了那通向多樣思考的生命旅程。跟我們一樣，梭羅沒有走完這段旅程，關於經濟和奴役的話題，隨著時代的發展，他顯得甚至有點獨斷專橫，但是在《瓦爾登湖》之後的日記所記錄的探索中，作者卻是一個對生命所提供的多樣圖景非常迷戀，有時候甚至極其痴迷的人。最終證明，《瓦爾登湖》是梭羅，也是我們的一段富有潛質的行程，從一種視角進入另一種視角，因此也是從一種生活進入另一種生活。

《瓦爾登湖》作為一場超越二元的確定性而進入多重可能探索的挑戰，人們很可能會發現，它是生命旅程中的一位良伴，它提醒我們，我們同樣有「多種生活可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