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日本，中國如何避免劉易斯拐點？

原標題：日媒：中國沒有日企的支持將難以發展？

日媒29日報道，日本政府實施的釣魚島「國有化」導致中日關係不斷惡化，進而促使中國國內爆發了激烈的反日運動，其中受害最大的莫過於在華日企，今後將如何規避中國風險也成為他們最關心的問題。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20年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人口以及日本、歐美等發達國家企業的投資使得中國經濟持續高速成長，而目前中國的發展就好比站在一個非常關鍵的分歧路口，一條繼續停留在發展中國家，另一條則可以步入發達國家之列。

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最大原動力就是過剩的農村勞動力人口，有預測顯示，這種過剩勞動力將從2013年開始減少，主要原因是老年人群數量的激增以及新生人群的減少，也就是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其最終結果就是勞動力不足導致勞務費用增加，嚴重抑制經濟成長。

苦陷於「過剩」的中國

早在數年前，中國國內就呈現出人事費增加以及人民幣升值的勢態，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也因此急速下滑。中國出口產品多屬低附加值產品，長期以來都不具備較強的競爭優勢，而在2008爆發的金融危機直接導致中國鋼鐵、造船等國企、地方企業陷入了嚴重的設備過剩、人員過剩以及庫存過剩等問題。

儘管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並開始著手將主要依賴廉價勞動力和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產業構造轉型為具有高附加值產品的高科技產業，但實際並沒有取得較好的進展，加上還承擔著房地產泡沫等數百萬億日元的急速膨脹的壞賬，有專家指出，中國經濟已經頻臨崩潰的邊緣。

縱觀歐、美以及日、韓、新加坡等發達國家，他們都是克服了劉易斯拐點最終才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而中國能否跨國劉易斯拐點是其繼續停留於發展中國家或步入發達國家的至關因素，而進入發達國家的必要條件主要包括以下兩點。

（1）確保整治、社會安定，以支撐經濟的長期成長。

（2）由廉價勞動力轉型至高價值生產，促進經濟成長，即生產性革命。

根據前段期間中國國內爆發的反日活動來看，中國目前完全未能滿足上述第一項條件，政治、社會不安定與國民貧富差距明顯以及官僚貪污腐敗三項問題是中國目前存在的最大風險。

反日遊行對中國的影響

從反日遊行可以看出，中國國民的民主主義相對比較狹隘，加之貧富差距以及官僚腐敗等社會現象比較嚴重，因此反日遊行很容易因某種契機轉換為反政府遊行，這就是政治、社會的不安定所存在的隱患，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是建立在政治以及社會的穩定這一基礎上的。縱觀古今東西，至今還未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通過軍事武力或者狹隘的民主主義來圓滿解決領土紛爭問題，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長時間的磨合與洽談，利用政治力以及外交來達成和平解決。

再來談談第二條必要條件——生產性革命，這是中國完成經濟產業結構轉型的必要手段，但是如果沒有豐田、松下這些精通高科技製造技術的日本企業的協助，中國的產業轉型將變得十分困難。儘管中國GDP已經趕超日本升至全球第二，但是仍然離不開日本企業的支援。

統計顯示，目前進駐中國的日本企業數已經突破兩萬家，這些日本企業為中國國內創造了400萬至500萬的就業人口，其中製造業佔據了6成以上，如果加上僱傭人員的家人，日本企業為1000萬名以上的中國人提供了生活保障。

目前製造業是支撐中國經濟的支柱型產業，倘若日本企業相繼撤離中國，中國將很難實現產業轉型，國內許多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企業會因失去國際競爭力倒產，社會將大量湧現出失業者，進而陷入社會不安定的局面，中國也就無法步入發達國家行列。

沒有日本的技術支持，中國或難以發展？

中國想要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必須依靠日本企業的協助，日本企業尤其是製造型企業具備豐富的技術、知識、經驗、人才以及成功案例等，得到日企的協助，中國產業轉型可事半功倍。與此同時，由於日本國內市場規模逐漸縮小，中國巨大的市場也將有助於日本企業的發展，兩者可謂相互依存。

對於在華投資的日企來說，儘管存在中國風險，但是因此就果斷退出中國市場絕不是上上策，日本企業應該讓中國認識到即便是在中日政治、外交關係緊張的情況下，中國的發展仍然離不開日本企業的協助，即需要掌控「經濟抑制力」，所謂經濟抑制力就是指利用先進技術、核心技術黑箱化（保密）、知識產權、柔韌的技術交涉力以及經驗豐富的人才等優勢對中國企業加以技術指導和教育培訓，同時結合了對日本企業品牌宣傳推廣的一種綜合力，這種經濟抑制力可以有效規避在中國面臨的風險，而採用感情處事的對待方式則只能走向失敗。

【小知識】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在人口流動模型中提出。

RecordJapan網站 2012年10月29日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