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書華：心靈的迷狂

進入專題： 張承志 知青

　　在當今中國的思想界、文化界、文學界，張承志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存在，本文旨在對張承志的精神價值取向提供自己的批判性的反思與評價，以貢獻於大家。

　　一

　　對世俗生活的極端蔑視，對與社會現實世俗生活對抗的精神世界的執著追求是張承志的一大特點，也是他超俗顯聖的主要方面。在張承志的小說中，張承志總是要設置一個與社會現實世俗生活相對立、對抗的精神世界來作為他追求的目標，這個精神世界在他的筆下是以這樣三種形態來體現的：第一種，以具有象徵意義的自然景物來體現，譬如遼闊的北方的河、高聳的冰峰、遙遠的老橋等等，由於象徵、抽象意義上的自然景物的遼闊博大性與人的精神世界的遼闊博大的異質同構，所以，這類作品往往在文本意義上遮蔽了超越了張承志所追求的精神世界的虛妄性，從文本的事實意義上，構成了一種真正的對精神世界的美的召喚。第二種，以在社會現實中不能實現的或者已經或者註定要失敗的行動、努力來體現，如《金牧場》中的紅衛兵長征、聖徒尋天國、路？德金的非暴力主義、全共斗的無政府主義等等，這些作品由於上述行動所體現的社會性，所以，就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張承志所追求的精神世界的虛妄性，也因此而引起了人們較大的爭議。1第三種，將一種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亦或信仰推向極致，形成了一種宗教意識、宗教情懷，也因此而將與世俗生活的對立、對抗推向了極致。對這類作品，無論作者、評論者還是讀者，都沒有糾纏在具體的宗教教義上，而是較準確地將之視為一種對精神境界的追求，2問題只在於如何來評價這種精神境界及對其的追求。

　　在我看來，問題可以分為三個：第一個，應該如何評判世俗生活。第二個，精神世界與世俗生活的關係。第三個，精神追求、信仰意義上的宗教情懷。

　　應該如何評判世俗生活，這在中國的今天，是一個非常迫切的現實問題。我以為，世俗生活就是以物質生活以人的生存慾望為主體的人的生存形態。雖然張承志總是指責漢民族耽於世俗生活而缺乏信仰追求，但在我看來，世俗生活在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中，始終是缺席者。在漢民族的悠久歷史中，除了宋代、明代有過短暫的對世俗生活有局限的認可與實現之外，在漢民族的現實生活中，倒是對建立在人倫關係上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有著過多的推崇，輕物質重精神在漢民族的歷程中，始終是佔據著主導、主潮位置的。由此，中國始終缺乏如何面對世俗生活的思想資源：第一，就生存形態而言，中國長期處於物質貧困的生存困境之中，沒有在享受物質時，如何更好地展開人生的精神資源，而只有在物質貧困時，如何給以應對的精神資源，那就是在人與外部世界與物質需求發生衝突時，不是實際地改變外部世界，爭得物質的滿足，而是靠退回內心世界靠重精神輕物質來求得人與外部世界的平衡。第二，就文化思想形態而言，西方從希臘神話開始，對人的個人的情慾、物慾就有著基本的肯定，經過人文復興階段，西方對人的世俗生活有了進一步的肯定，其後西方的文化思想都是在此基礎上給以邏輯地展開的。中國則不然。中華民族從一開始就是以群體倫理為社會本位，重天理而滅人慾，又沒有經過類如西方人文復興的洗禮，所以，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始終是在維護群體倫理的基礎上給以邏輯地展開的。五四時代，曾以對人的強烈呼喚，將這一邏輯鏈條給以暫時的中斷，但在建立共和國的鬥爭中，為了實現物質、政治、精神上的翻身解放，又必須在殘酷的鬥爭中，強調犧牲個人的物質利益（手段），以換取整體的勝利（目的）。在這個過程中，精神的因素被再一次凸顯了。於是，在漫長的鬥爭歷程中，對於手段的反覆強調，也便造成了把手段視為目的的幻覺。正因為中國缺乏如何面對世俗生活的思想資源，所以，當中國因為市場經濟從根子上使世俗生活有了存在的可能時，如何應對世俗生活，建立新的人生方式，就成為了一個急迫的社會現實問題。物慾橫流，只是對原有物質貧困的一個惡性反彈。面對這樣的一個新的社會問題，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精神資源就是不夠用的了，這正是中國今天發生精神危機的根本原因所在，馬克思說過：「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3魯迅也提出過這樣的綱領性主張：「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4他們都是把人的物質生存放在第一位的。馬克思對人的物質生活的肯定是根植於西方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上的，魯迅對人的物質生存的重視，也是根植於五四時代對西方文化的接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之上的，相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們倒確實是一種異質文化。張承志雖然以異質文化自居，但其否定人的物質生活世俗生活的價值指向倒是與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呢，並因為在今天的精神危機中，適合了人們重精神輕物質的思維慣性從而得以大行其道。

　　精神世界與世俗生活的關係及相應而來的選擇甚麼樣的信仰也是應該予以辨析清楚的問題。單單說自己執著於精神追求而蔑視世俗生活並不能讓人敬佩，單單說自己不放棄信仰並不能讓人敬佩，還應該給以追問的是，追求的精神是怎樣的一種精神，不放棄的信仰是一種甚麼樣的信仰。

　　馬克思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前一種觀察方法從意識出發，把意識看作是有生命的個人，符合實際生活的第二種觀察方法則是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作是他們的意識」，馬克思並且進一步指出：以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是否認可和成全為價值衡准，「集體」被相機劃分為「真實的集體」與「虛構的集體」（「虛幻的集體」），這兩種「集體」分別配稱於以之為存在對象的兩種「個人」，即所謂「有個性的個人」與「偶然的個人」。5這是對物質與精神、個人與集體關係的深刻說明。「真實的集體」與「虛構的集體」的最後分界線便是看這個集體里的個人是甚麼樣的個人。如果這個集體里的個人是個連人之得以生存的根本性的基礎性的物質生存都得不到關注，更惶論個人的主體性的實現的個人，那麼，這樣的集體就只能是一個「虛構的集體」，這一「虛構的集體」所構建的精神世界、價值指向，雖然常常以國家、民族、群體等名義出現，顯得很神聖，但卻與人的解放相去甚遠。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魯迅才會在《狂人日記》中指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打著神聖的名義吃人。張承志對精神的執著追求及相應而來的對信仰的堅守的失誤恰在這裡。他對精神的追求是執著的，但他所執著地追求的精神卻是「虛構的集體」所構建的精神世界、價值指向，無論是他筆下的紅衛兵的長征，還是全共斗的無政府主義，亦或是聖徒尋天國，哲合忍耶教徒的為教犧牲，「意識」被看作了「是有生命的個人」，在這種錯覺中，個人在對精神與信仰的追求中，自覺地充當了「虛構的集體」的得心應手的工具而喪失了自身。

　　宗教情懷。如前所述，當張承志把對精神的追求對信仰的堅守推向極致時，就形成了一種宗教意識、宗教情懷，也因之使對精神的追求對信仰的堅守，從個體行為變成了一種社會行為，從而給了我們審視張承志以另一不可缺失的必要維度。宗教意識、宗教情懷的形成有兩個最根本的原因。第一是組織社會組織人群的需要。傑姆遜曾指出：「過去的社會裡，由於宗教佔統治地位，社會是以一種經濟之外的方式來組織的。」6雅卡爾（Albert Jacquard）也說過：宗教的詞源之一即是「捆紮」，即「是將人們聯繫在一起的一種手段」。7如果我們不是從狹義意義上理解宗教，而是把宗教理解為對精神追求的極致化，理解為靠精神來把社會組織成為一個整體，那麼，傑姆遜與雅卡爾的話可以說是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極好概括。在中國的傳統社會，正是靠政治倫理正是靠思想與精神的統一成為社會的最主要的組成形式，譬如儒教，譬如皇權。宗教之所以能夠形成，之所以能夠靠宗教來構建、維繫社會，是因為人沒有在物質上改變自己的可能，如張承志在《心靈史》中所描寫的：除了信仰，一無所有，這是宗教意識、宗教情懷能夠形成的第二個根本性原因。傑姆遜引馬克思的話說：「宗教是絕望人的希望。」傑姆遜解釋說：「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也許沒有實際辦法改變社會……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有發明宗教……宗教成了沒有行動可能性的人們的唯一希望。」8形成宗教意識、宗教情懷的這樣兩個根本性原因，在市場經濟以個體以經濟為主體後，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根本性的動搖。傑姆遜說：「只是在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出現之後，上層建築的各層次才分離開來。宗教失去了其統治地位……這也和社會的「世俗化」是聯繫在一起的……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社會機器卻完全是以純經濟的方式來組織，其它的一切都和經濟有關，都受經濟的制約。」9在中國的市場經濟成為社會生產的主導力量之後，原有的依靠政治倫理依靠思想、精神等非經濟力量維繫社會成員關係的社會結構就被從根本上動搖了，精神的至高無上的作用消失了，帶來的則是精神世界的危機。傑姆遜引用艾略特的話說：資本主義是個世俗化的社會，並不直接由宗教價值觀形成，因之，資本主義沒有文化。10正因此，張承志對精神、理想、信仰的執著追求，在今天才具有著極大的魅力。傑姆遜認為：「宗教不僅成了革命的形式，而且造成了聲勢浩大的革命力量。宗教現在不再和農民聯繫在一起，而基本上是屬於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或稱宗教運動。」他並且認為：「美國當前興起的原教旨主義是一個很複雜的運動，其中便包含了反對資本主義的因素。」11張承志的宗教情懷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國文學界思想界有著巨大的影響，也正是因為許多人將之視為是一種對抗、批判今天物慾橫流的革命力量。但是，這裡需要辨析清楚的仍然是，張承志所代表的這種精神力量的實質是甚麼，是建立在原有的經濟基礎之上，還是建立在新的經濟基礎之上。從這個意義上說，誠如雅卡爾所說：宗教是「可以沿著解放的方向發生作用，也可以相反，沿著禁錮的方向發生作用……同一所教會在不同的時期可以從一種態度轉變到另一種態度。」他還指出：「我們並不能因此就宣稱「上帝死了」，在我看來，這是沒有意義的一聲勝利的呼喊……我們的尊嚴在於我們拒絕接受自然規定的種種限制。正是通過這一拒絕，我們成為共同的創造者，一步步地接近「上帝」一詞努力想表達的東西。」12在我看來，這正是我們今天在面對張承志所特別應該強調的，我們不僅僅是要否定舊的精神世界，不再披掛舊的精神武裝面對新的世界；我們不僅僅是在否定舊的精神世界時，就隨波逐流地接受市場經濟「規定的種種限制」，我們更應該重構新的精神世界，只有做出這樣的切實努力，我們才能不再時時戀戀不捨地回望站在舊時疆界的張承志。

　　二

　　當我們仔細分析清楚了張承志對精神的追求及他追求的精神以及他所執著的信仰的實質是甚麼了之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分析在這基礎之上的獻身、無私、激情、犧牲、苦難、對信仰的執著等等的意義了，而這些，往往是張承志所最能打動人之處。

　　獻身的激情與犧牲的狂熱。在張承志的小說中，充滿了獻身的激情與犧牲的狂熱。譬如《金牧場》中紅衛兵的長征，奔赴越南的參戰，《心靈史》中眾多教徒的為宗教的獻身，張承志竭力地渲染這些並經常以此為自豪。對此，有論者曾經批評說：作品似乎在告訴人們：「凡是理想都是崇高的，不管它多麼虛妄；只要犧牲就是英雄，哪怕它毫無價值。這似乎是《金牧場》所闡發的最新理想，也是張承志的理想主義的最新內容。」13我以為這種批評是點中了要害的。我們為甚麼對激情、犧牲對苦難的承當會情有獨鍾特別地偏愛？我以為這是有著歷史原因的。由於社會結構的不合理所造成的生存的艱難，為了變更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突變式的政治革命與戰爭形態成為最能夠立竿見影的改變現狀的有效手段，在對這種手段的實施過程中，特別地需要激情、犧牲與對苦難的承當，長期的政治動蕩與戰爭，使我們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強大的思維慣性，在今天這樣一個漸進式的經濟時代，激情、犧牲與對苦難的承當的相對弱化，使我們在精神上心理上產生了一種失重感，於是，在一種強烈的懷念情愫中，我們把激情、犧牲與對苦難的承當本身當成了惟一，當成了最高價值的所在，而不再追問其價值的指向與意義的存在，就好像張承志所說過的那樣：「旗幟的本質是飄揚過。不管飄揚得高不高，人們看見沒看見，飄揚之後留下了甚麼──旗的追求是獵獵飄揚，激烈地抖著風，美麗地飄揚。14但這裡我們要追問的是，這是一面甚麼樣的旗，如果旗本身是醜陋的，這種飄揚是否還讓我們感到美麗。

　　在我看來，這樣的一種追問至少應該有這樣三個方面：

　　第一，歷史擔當與道德擔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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