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三百年未有之世界變局與中國道路

冷戰結束後，「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這兩類西方觀察家口中自相矛盾的論斷相繼出現，輪番質疑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走勢以及對外關係等，其中不乏心懷惡意的主觀臆想。近年來，西方知識界另有一股試圖解釋中國政治經濟成功之道的潮流，可惜由於西方主流政治學、經濟學和國際關係理論的學理偏見和約束，往往難得中國道路之要領。

沒有對中國璀璨文明和曲折歷史的深刻領會，沒有對中國共產黨建國立制和改革開放歷程的客觀分析，沒有透視世界政治經濟變遷的全球視野，是無法準確把握當下這艘中國巨輪的歷史方位和航向的。台灣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學貫中西，多年來在國際政治經濟學、比較政治經濟學、東亞與兩岸研究等學術領域成就卓著，是國際著名的政治學家和國際社會科學界最有影響力的華人學者之一。他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很好地整合了這些視角，體現出一個知識分子對21世紀世界格局與中國發展的通透思考和深邃分析。

全球視野中的比較歷史趨勢分析，是「高思」中通透思考的源泉。作者在書中給人以當頭棒喝：當前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個百年難遇的歷史分水嶺，或曰「巨變時代」，這個時代同時發生了與中國興起有關的四重歷史趨勢的反轉。第一重趨勢反轉，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的式微，這個體系誕生於後冷戰時期，以美國「例外論」為核心，迄今不過二十多年。第二重趨勢反轉，是指「第三波民主」的退潮，這波民主發端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南歐國家，波及拉美、東亞和東歐，持續了將近四十年，但時至今日民主化的動力已經衰竭，劣質民主和治理危機在很多新興民主國家不時出現。第三重趨勢反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走了六十多年後陷入困境，新自由主義精英鼓吹的「華盛頓共識」已和美國金融泡沫一起破滅，西方經濟增長引擎熄火，而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凸顯，反全球化運動此起彼伏。第四重趨勢反轉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包括史無前例的中國和平復興，這是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近三百年間，西方主導世界的長期歷史趨勢的大反轉。

朱雲漢的「四重歷史趨勢同時反轉說」不僅打通了國際知識界近年來對亞洲發展和中國崛起的多種研究成果，而且體現出他本人一以貫之的學術研究邏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馬凱碩（KishoreMahbubani）、美國《新聞周刊》總編扎卡利亞（FareedZakaria）、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國際研究中心主任韋伯（StevenWeber）、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會長哈斯（RichardHaass）以及美國智庫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IanBremmer）等知名分析家，都曾提出過「新亞洲半球」「後美國時代」「沒有西方的世界」「無極世界的形成」等關於東西方世界格局變動的論斷。英國《獨立報》副總編馬丁·雅克（MartinJacques）出版的《當中國統治世界》、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哈爾珀（StefanHalper）出版的《北京說了算？中國威權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以及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薩勃拉曼尼亞（ArvindSubramania）出版的《日蝕》等著作，直接探討中國崛起的世界影響，既景仰又疑慮，心態複雜。

這些論著成為朱雲漢思考「四重反轉」的基礎。他以清晰的思路、簡潔的筆觸，將中國興起與四重趨勢反轉連接起來，指出這個巨變時代的「中國效應」是世界歷史演變的一個階段，也是中國自身政治經濟體系與世界體系互動的重要結果。中國在世界之中復興，而世界發展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中國的印記。不過，中國的復興不是要把自己「美國化」，成為新一代霸權國家。他指出，中國是三百年來第一個不以掠奪者、殖民者、支配者或文明優越者姿態崛起的超級大國，是第一個具備強大的技術、產能與資本輸出條件，可以在全球上百個國家興建各種各樣基礎設施的超級大國，是第一個能為全球中低收入群體全方位供應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和互聯網服務平台的超級大國，是第一個以官方開發融資機構和國有企業為主體推動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援助的超級大國，也是第一個既作為最大貿易夥伴和最大投資來源國，又不灌輸意識形態和移植政治制度的超級大國。由此可以看出中國興起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重組的深刻和長遠影響。

全球視野下的核心概念與制度分析，是「高思」中深邃分析的要義。真正的全球視野不是世界知識的堆砌，而是善於把握世界歷史變遷的核心概念與深層制度。《高思在雲》立足於作者對「民主」與「市場」這兩個百年來歐美所主導的世界體系核心概念的精要分析，指出在資本主義利潤至上體制和貧富分化的格局之下，金融資本的巧取豪奪及其對自由市場的操縱，已經使這兩個概念的實踐嚴重偏離了本來的意義。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著文感嘆：「美國民主早已背離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實質上已經變形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這句話一針見血地點出了這場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政治經濟根源。同時，包括朱雲漢在內，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最近數十年來的「全球化」，本質上是資本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特別是金融資本的全球肆虐，橫掃主權國家的國界門檻與社會安全，引發日益惡化的分配不公與階級分化問題。朱雲漢本人主持的大型跨國學術調研計劃——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不少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普通民眾，越來越關心治理的績效，而不是民主的形式。

正是在這兩個核心概念上，中國興起的進程和政治經濟體系的運行不同於西方世界。朱雲漢指出當下中國發展道路中的三個特殊條件，亦即一黨執政下的特殊政治體制、巨大的國家規模優勢、全球化時代的後發優勢，共同推動中國實現快速、大規模、史無前例的大國興起。其中，高度發達的國家動員能力、政府運行的公共利益導向、堅持長期性集體性的發展目標、塑造穩定的發展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雙手並用等治理方式，都被作者納入中國特殊政治體制的範疇之中。

當然，朱雲漢也提出，中國模式並非完美，中國興起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中國人目前仍然在不斷探索最佳的社會發展模式，中國制度創新的空間依然很大。他由衷希望我們的執政精英不要異化為壟斷性利益集團，並能堅持適用於本國的治理方式。同時，一個現代化的治理體系還必須納入公民參與和問責機制，吸收「分享經濟」（sharingeconomy）與「大數據治理」等新興治理方式，以便更好地適應「多元現代性」的時代發展需求，並與西方代議制民主維持健康的競爭關係。此外，他認為中國政治與治理傳統中的「王道思想」，例如「反求諸己」「講信修睦」「執兩用中」「濟弱扶傾」「天下為公」和「天下觀」等，可以濟西方政治制度之窮。我們應該深入挖掘本國的優秀治理文化，更好地發揮自身的制度優勢。如此，中國興起的良好治理和美好價值——而不只是客觀的影響——才能真正得到發揮，這個巨變時代的中國印記才能更加輝煌、長久。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