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對本國歷史抱持溫情與敬意

錢穆

　　1929年，錢穆先生任教蘇州中學時，在教學之餘依然不放棄學術研究，撰寫了《先秦諸子系年》和《劉向劉歆年譜》等重要研究作品。四川蒙文通先生此時正在南京內學院跟隨歐陽竟無學習佛學，在蘇州遊玩的時候，與錢先生結交，並閱讀了錢穆先生《先秦諸子系年》，認為體大思精，唯清初顧亭林諸老可比。顧頡剛先生因讀《先秦諸子系年》，以為錢先生學問不宜久居中學，而應去大學任教。1930年顧頡剛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學任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向錢穆先生髮出邀請。錢穆終於接受邀請，於同年來到燕京大學任教，次年轉入北京大學教授歷史。

　　一、講授中國通史

　　《國史大綱》的寫作，要從錢穆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通史談起。

　　1931年，錢穆接到北京大學寄來的聘書，隨即到北大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揭開了日本侵華的序幕，也在國內掀起一片抗日救亡的浪潮，在這樣的形式下，南京國民政府下令將中國通史作為大學必修課。

　　當時的北大也遵令設立了通史課程，但卻是由不同的老師講授不同的時代。錢穆對此頗不認可，他在課上對學生說：「我今天在這裡講課，卻不知前一堂課是何人講了什麼，亦不知後一堂課又將由何人再講什麼。這樣毫無線索地講授，對於你們來說，其實只能感到頭緒紛繁，不得要領。」隨即，他慨然表示，自己願一人擔任中國通史的講授任務。1933年，北大於是聘其一人講授中國通史課程。

　　獨任中國通史課的第一年，錢穆幾乎將所有的精力耗盡，為了讓學生達到修習通史的真正目的，錢穆給自己下了嚴苛的規定：必須在一學年規定的時間內講授完畢，決不能有首無尾，中途停止。為了達到這個要求，錢穆也做了大量努力。在開學前，用四五天的時間反覆思索，講全部課程綱要寫定。在每次上課的前一天，要用一下午的時間來對明日2個小時的講述內容進行取捨，以達到全部史實彼此相關，上下相顧。擇選精要，詳略得當。同時，他還將所需要的史料，記錄下來，以便課堂查考。

　　精心的準備當然帶來精彩的內容，雖然中國通史僅僅是北大文學院新生所修，但往往會吸引高年級的學生和其他學院的學生，乃至北京其他高校的學生前來旁聽，每每一堂課，就有三百人前來旁聽，不但沒有空座，連站著的人都擠得滿滿的，真可謂盛況空前。在北大講授四年後，已經到了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集體遷往西南。開始了八年西南聯大的教書史。在西南聯大，錢穆先生仍然教授中國通史，聽課的場面仍然頗為壯觀，乃至錢先生要上講壇講授時，無路可走，而需要踏著學生的課桌才能通過。

　　更有一名學生，自讀高三時前來聽課，錢穆先生在北大講授的四年中，每年必至，在西南聯大講授的兩年，也可見到這個學生的身影，前前後後聽了六年之久。錢穆先生告訴他，這課程每年的主旨都是一樣的，不必如此重複，而此學生則答道：因每年聽講都有新得，所以屢聽不厭。錢穆講授的這門《中國通史》課程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經過幾年《中國通史》的講授，錢穆在獲得學生的一致認可之外，還已經積累了厚厚五六本史料，這些史料成為國史大綱寫作的祖本，為國史大綱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二、撰寫《國史大綱》

　　內遷之初，西南聯大各院系多有分散，錢穆所在的文學院先在衡陽的衡山停留，又遷至北距昆明300公里的蒙自，並在此開課。當時，無論師生都因為形勢影響，人心渙散，無法安心讀書。在北京曾聽過旁錢穆先生講課的陳夢家，此時已經成為錢先生的同事，他力勸錢穆為中國通史寫一部教科書。一開始，錢穆還有所顧忌，畢竟，通史寫作非常繁難，要求很高，而因為流亡不定，相關可供查閱的資料又十分缺少，他想等到時機成熟時，再按《廿二史札記》的體裁，以筆記的形式，按各個專題來寫。

　　陳夢家的著眼點與錢穆很不一樣，他對錢穆說，如此，則此書僅僅對研習歷史的學生有用，而不能對全國的青年有用，為了時代的需要，您應該先寫一部教科書，讓廣大的全國青年受益。錢穆說，你說的話很有道理，我要再思量考慮一下。

　　又過了兩天，陳夢家又敦促錢穆，此時的錢穆仍沒有最後下定決心，他總覺得，如果能平安返回北京，再做這件事，可能會更加穩妥。陳夢家又是一番極力勸說。並指出，現在這種情況，書籍缺乏，卻正是寫一部簡明通史的大好時機。在陳家夢的積極鼓動下，錢穆終於改變了初衷，答應一試。他取出一路藏在衣箱底層夾縫中帶來的中國通史的講授隨筆，準備開始。

　　然而，事多有坎坷，錢穆已經決意撰寫《國史大綱》，卻傳來文學院要再遷昆明的消息。錢穆聽聞，擔心因為昆明事務繁多，無法靜心寫作。思量許久，決定在昆明不遠的宜良安居，只在有課時才去昆明，這樣，每周有半周的閑暇，用以閉門寫作。

　　在朋友的幫助下，錢穆在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安頓下來，這一個幽靜之地，陳寅恪曾來拜訪，就說，如此寂靜之地，若我一人獨住，非得神經病不可。錢穆卻耐得寂寞，謝絕了眾多演講的邀請，潛心寫作，常常每周有四日不開口說一句話。

　　在錢穆的住處內，有一株白蘭樹，春日花開時，清香四溢。樓下階前有潺潺的泉水，流注到下面兩個小小的水潭內，水潭以白瓷所砌成，在清泉的映照下，瑩潔可愛。

　　優美而寂靜的環境，帶給錢穆前所未有的平和心境和寫作狀態，原本計劃兩年完成的《國史大綱》，歷時一年就完成了。

　　三、未來之希望

　　《國史大綱》寫作完畢後，錢穆先將引論發表，如同一顆石頭投入了平靜的死水，頓時引起陣陣波瀾，一時間，引發了諸多的議論。胡適的好友毛子水欲駁斥，傅斯年也表示不屑，然陳寅恪先生卻以為大文章，而後數十年間論者無數，未有定論。

　　其中，最具爭議的恐怕數對待歷史的四條信念。至今讀來，仍覺整聾發聵，令人擊節。姑且全列如下，讓大家有一個初步的感受。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大家都曉得，知識來源於積累，歷史本身即是文化經驗的載體。如何說我是某國的人民，而不是他國，是因為我學習了此國的歷史知識，受了此國文化的熏染。錢穆有知識人與文化國民的區分，就是將歷史不僅僅看做簡單的知識，而是作為一種文化，一種民族生存於此的感受。對於去歷史文化的知識分子，那隻能算是知識人，而非文化國民。

　　從這個觀念出發，錢先生才能在現代史學的框架下，重申民族文化的立場，否則現代史學本身就是一場啟蒙運動，通過歷史研究否定傳統文化。錢先生這種民族文化立場的重申，對於歷史文化的認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對本國歷史抱持溫情與敬意，換用現代點的說法，就是增加點對文化認同感。

　　五四運動之後，認同問題已經成為了中國存在的關鍵問題之一。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開出的現代化藥方，往往要剝去民族文化身份，接受普世價值的洗禮。不僅僅在五四運動前後，六十年代的台灣，以及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都有這種去民族文化身份的傾向。直到今天，仍有眾多知識分子提出的現代化方案仍有去文化身份，強調普世價值的傾向。但是，問題在於，今天我們如果放棄了文化認同，是否就真能夠接受普世價值？

　　在第三條中，錢穆批判了當時的三種傾向，即虛無主義、歷史進化觀和文化自譴。雖然說表現為三種傾向，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其實這三種現象本質就是一個，即歷史虛無主義。

　　然而，錢先生只是譴責了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還沒有深入分析他的本質。在這裡，我們不妨對於歷史虛無主義進行一點討論。

　　歷史進化論或者稱為歷史主義，是西方啟蒙運動的產物，在啟蒙哲人看來，傳統的社會因為個體缺乏理性，所以歷史文化表現為蒙昧狀態。因此，只有對於國民進行啟蒙才能使人類歷史從蒙昧走向光明。從這意義上講，歷史進步觀就是建立在啟蒙哲學的基礎之上，認為人類已經通過啟蒙，結束了蒙昧的歷史。所以，才會有認為站在歷史最高頂點的狂妄。也正是抱持這種啟蒙觀念，所以才會對於傳統文化進行大肆攻擊和污衊，也就表現為錢先生所說偏激的虛無主義，認為以往歷史毫無價值可言，又將今日諸多罪惡推諉給古人，認為今日問題乃是因為啟蒙不足，大眾依舊受到傳統文化影響蒙昧所導致的，在知識界形成文化自譴的行為。

　　國家向前發展的希望何在？錢穆在最後一條給出了答案。只有當一個國家的文化國民逐漸增多的時候，這個國家才有發展的希望。從這一點上看，錢穆先生其實也是一個啟蒙者，不過並非是現代意義的啟蒙哲人，而是歷史文化的啟蒙者，希望通過歷史文化對於大眾進行啟蒙，使之成為擁有文化教養的國民，換句話說就是有文化觀念的士大夫，只有如此國家才會有興旺發達的可能。

　　至於後面所批評的，因為虛無主義所導致的西化運動，最終不僅不會真正接受普世價值，反而會造成被動的文化殖民。從這個角度上看，錢穆先生所提出來的，正是後來薩義德的東方主義觀念。即西方通過所謂的文化殖民，將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漸次消滅從而達到所謂的普世價值的目的。而如當年或現代的一些所謂知識分子，恰恰就是某種意義的殖民文化的買辦，他們企圖通過抨擊民族文化，來達到徹底的西方文化的殖民。從這個角度上看，錢穆先生所代表的民族文化認同，正是對於此類殖民文化買辦的揭露和攻擊。

　　今天，當眾多知識分子在文化上把美國道理當成新的發展方向，拋卻了自己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直欲將自己的黃皮膚換成靚麗的白皮膚時，我們還是應該再三重溫錢穆先生所提出的四條信念，或者至少要對於第四條信念再三誦讀，只有當我們放棄了對於殖民文化的追求，回到自身文化傳統的確認上來，中國才可能有真正向前發展的希望。

　　沒有一個人，能夠通過否定文化的影響，從而成為一個文明人。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命題，歷史文化認同，依舊是我們走向文明社會的基礎所在。

　　四、歷史迴響

　　在發表四條信念與引論後，學術界造成廣泛的反響，贊成者以為絕響，反對者以為開歷史倒車。身在漩渦中的錢穆先生卻依然在戰火隆隆中講授著中國歷史與文化。在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復校，胡適出任北大校長，並命傅斯年負責具體工作。出於對錢穆出版《國史大綱》的氣惱，傅斯年先生並未繼續為北京大學延聘錢穆先生繼續講授中國通史。但是，此時錢穆先生已經聲名鵲起，輾轉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內戰結束後，離開大陸，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繼續教書育人。

　　這部史學名著，在當時即受到顧頡剛先生的高度評價，認為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最後出而創見最多。嚴耕望先生則以為，目前所有各種中國通史中，仍以前賓四先生的《國史大綱》為最佳，內容既見識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幾部通史所能企及。余英時先生則認為，錢先生寫通史時惜墨如金，語多含蓄，其背後不僅是正史、九通之類的舊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個民國時期的史學史。可見學界對於錢穆先生《國史大綱》仍有公論。

　　時光荏苒，一轉眼已經過去了數十年。錢先生早已駕鶴西去，而當時的批評者或褒揚者也大多已作古。而這部二十世紀重要的史學名著，卻歷經時光的考驗，閃發出熠熠光輝。自1940年印行以來，到1974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再次修訂出版，再到1992年已經是第十八次印刷了。1996年北京商務印書館根據台灣版基礎上修訂為第三版，在此之後錢穆先生的這部史學名著，不斷再版發行。2011年，錢穆先生的全集，也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大陸又有了一個最新版的《國史大綱》。

　　國家之希望何在？這一個厚重而又鮮活的命題，也許一直盤桓在每個人的心頭，也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如今，我們提出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所點明的方向，希望會給每一個關懷國家民族命運的人以些許感悟。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原標題為《錢穆與<國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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