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中的語文教育

周朝於公元前841年立國後，同時分封了十二個諸侯國。周朝建立了完整的教育制度，語文教育也有了一整套規矩。十二個諸侯國也是遵循著這套規矩進行語文教育的。關於這些規矩，我們在上面已經談過了。這些規矩，在周王朝勢力鼎盛的時候，是能得到很好執行的。那時是「學在官府」，政令以及教育的法令能正常貫徹。但這種大一統的局面才維持了七十多年，到了公元前770年，戎族攻破西周王都，周幽王被殺死在驪山之下。周平王倉皇逃走，遷都洛邑，周朝名存實亡。史學家把這這稱為之前的周朝稱為西周，把遷都後的周朝稱為東周。從那時候開始，到公元前221年，這將近有五百年。這個時期，在中國，叫春秋戰國時期。第一章：「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帶來語文教育的繁榮春秋時期，周王朝的勢力削弱了，對諸侯國只能維持形式上的共主的地位，統一的國家被削弱了，在文化教育上出現了學術下移的現象，開始出現了私學。但這現象也帶來了文化教育的繁榮，語文教育也開始出現了繁榮的現象。到了公元前475年，戰國時期到來。戰國時期，周王朝更是名存實亡。諸侯公開爭霸，戰事連年。但在諸侯爭霸的同時，也開展了人才的爭奪戰。人才的需要也促進了各家各派從事教育，培養自己的人才，於是在文化教育中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語文教育也就在這百家爭鳴的氛圍中，出現了百花鬥豔的繁榮景象。第一節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新景象我們在閱讀中國教育史的時候，往往會看到撰書人愛引用《左傳》里的一句話：「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這八個字最能反映東周當時教育的狀況。然而，這是怎麼的景象呢？讓我們具體描述一下吧。學術下移春秋時期，「官學」形同虛設。《詩經》中有一首詩叫《子衿》，描寫了官學裡學生不來上課，到處遊逛，跑到城頭上東張西望、而教師則坐在教室里等待學生無奈而寂寞地等待著學生，埋怨學生無心向學的情景：佩帶青線白玉的學子們，我的心在日夜思念著你們啊！即使我沒親自去找你們，你們也該來聽課啊！你們怎能天天在城頭上到處遊逛東張西望呢？你們難道不知道一日不學習，就要生疏得如隔三月嗎？①到了春秋時期，這些「官學」就更是剩下個空殼了。《左傳》中曾提到一所「官學」性質的「鄉校」：「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我們可以這樣想像，鄉校已經只剩下個空殼了，裡面既沒教師，也沒學生，這裡早就沒有教學活動了；人們跑到鄉校里隨意遊逛，聚在一起議論一下當官的是非長短，教師跑到哪裡去了呢？《論語·微子》中就細緻地描述了宮廷學者紛紛離開宮廷的情景：名叫摯的太師去了齊國，名叫乾的樂師去了楚國，名叫繚的樂師去了蔡國，名叫缺的樂師去了秦國，打鼓的方叔到了黃河之濱，搖小鼓的武到了漢水附近，年輕的樂師阿陽和擊磬的阿襄也跑到海邊去了。②這些四散奔跑、離開宮廷的樂師和學者，其實都是有天子的官，是有固定官職的教師，負擔著教化的任務，其中說不定就有負責教導「國子」（皇公貴族的子弟）禮樂詩書的語文教師呢！現在「官學」倒了，這些教師也就「樹倒猢猻散」了。教師到哪裡去了呢？他們也得生活，於是就在民間到處辦起了「私學」，或投奔「私學」當教師去了，這就是所謂「學在四夷」了。————————————① 《詩·鄭風·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不我往，子寧不嗣音？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② 《論語·微子》：「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養士風」的興起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的國君、相國、以及地方霸主，都大量養「士」。如齊桓公供養的「士」有八十人，他殺一頭牛，自己只留下一盤肉，其他都分給他供養的「士」吃了。可見養士之多；就算是相國之類的大官也養士，魯國的相國季孫氏門下的孔子門徒就數以十計。到了戰國，秦穆公、魏文候、齊威王、齊宣王、梁惠王、燕昭王，以及卿相：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魏國的信陵君，還有秦國的首相呂不韋，都因養士而著名，往往養士以千計。由於這些「士」是受人供養的，所以，這些「士」還有一個不太雅的名字，曰「食客」。「食客」們給養起來，衣食無憂、過著悠閑的生活。因此，這行業可吃香了。想幹這一行的人可不少。當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養士也如此。當問題出現時，你是應該拚命的。理論上，這些人都是「死士」，有句古語說：「士為知己者死。」「士」是都應該死心踏地為主人服務的。「士」有「武士」，有「文士」。 「武士」要用自己的武功，當主人家的保鏢，看家護院，保家衛國；「文士」呢，則為主人家舞文弄墨、辯長護短。找與語文教育有關的說，這裡打算多說說「文士」這份工。文士想成為僱主願意「養」的「食客」，其實也不容易，從語文素質方面看，他必須有一定的本錢。否則，他就得像濫竽充數里的那位南郭先生一樣，不被齊宣王「炒魷魚」，也會被齊湣王「炒魷魚」的。這些本錢是什麼呢？那就是要滿腹經綸、知識豐富；並且要文筆和口才都了得。就是說，他們肚裡得有詩書禮樂這些東西。並且光有還不行，還得會掉書包。一旦被主人看上，他就得在安邦定國、出使交涉、會同談判等時候掉書包，並且要掉得恰到好處，掉得滴水不漏。正如孔夫子所說，即使你把三百首詩篇都背得爛熟，但要你去辦政事，你做不成；要你出使外國，你又不懂得用這些詩篇應對，有個屁用！（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何以為？——意譯，用了髒話，冒犯夫子了！）文筆使得，這是必然的了，文士也好，秀才也好，就算是現在的秘書也好，都是要代首長寫文章的，文筆不好，首長也不願意在你寫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啊！至於口才要得，那是最受用的，與人 「會同」，必有交鋒。如果你的口才不了得，當首長被人問啞了無從對答的時候，你不懂得補救，不懂得反擊，首長可就得受辱了。正因為如此，這些食客以及那些想當食客的人都是十分重視我們今天所說的語文學習，務必使自己在應對手段、辯論技巧、察顏觀色、文章寫作、書信往來等等語文技巧方面，都有過人之處。否則，不被錄用會難受，被錄用了不懂應對面子也不好。——好受還是難受只是面子問題，臉紅一下就過去了；如果因此給「炒魷魚」，那可是個丟飯碗、餓肚皮的大問題呢！因此，過去皇家貴族的「國子」們學的東西，他們都應該能懂；在應對手段、辯論技巧、察顏觀色、文章寫作、書信往來等等語文技巧方面，也必須要有過人著處。只有這樣，才能保住飯碗。難怪他們都這麼重視語文學習，千方百計尋師求學，力求掌握一技之長了。私學之間的爭奪戰想當「士」的人要學《詩》，要學詩書禮樂。這是一種社會需要。可是在哪可以學到這些東西呢？「官學」沒有了，就算有，也不一定能適應這些社會需要。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它的教學內容有些「專業不對口」，拿來教那些「時刻準備著」當朝執政的「國子」還可以，拿來教其他的人就不行了。此外，就算還有「官學」，本來就不是「國子」的人也沒資格去讀。適應這種人想讀書的「社會需要」，於是，各地的「私學」就像野地蘑菇那樣多而雜地冒出來了。其實，那些想當食客的人不必擔心找不到學校，擔心的倒是哪一間才能學到真正的詩書禮樂，才不至於受到那些「騙錢」的「學店」的詐騙。那時候的私學，沒有「教育廳」給你劃定誰是「重點示範高中」，誰是「一般普通高中」，學生怎樣選學校那是你自己的事；「私學」要招生？ 「電腦派位」是不可能的，你自己想辦法去招就是了。為了爭學生，「生源戰」開打了！這邊廂魯國的孔子說，我這裡只收一束臘肉就可以入學了，我是「有教無類」，誰有臘肉我收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那邊廂鄭國的鄧析說，我是明碼實價，你想學深一點，給我一件衣服；如果你學淺些，給我一條牛頭短褲就可以。——這是第一戰役：「價格戰」。由於學費都不算貴，很難分出勝負。第二戰役是「正宗」與「邪門」之戰。多數人會說，到山東去吧，那兒是鄒國、魯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所謂「搢紳先生」，就是那些受過「六藝」教育的舊貴族，還有在公學裡的教書先生，現在失去了原來的地位後，就離開了國都，流落到各個諸侯國，辦起了「私學」，靠出賣知識糊口；其中到山東的最多，因為那裡特別尊重舊傳統，在那裡找口飯吃容易些。他們到了山東，也就給山東的「私學」增添了籌碼。孔子不是「搢紳先生」，但他的詩書禮樂學得相當到家，因此他也敢打「傳統牌」，聲言自己教的是正宗，是得到了正牌老字號的秘級，校長還得過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下面再說）！——他的招牌很響，於是，先後有三千人進過他的私校！成了「私學」中的大戶。「邪門」的也不怕你打「正宗」牌，他們不是「科班出身」，就打出「實用牌」來應對。你正宗有什麼了不起，懂得用才是最實際的。我教的是口才，是犀利的文筆，是實用的語文技巧。例如鄭國的鄧析就說，我教你打官司！什麼「雄辯術」「詭辯術」我都能教，保證教得你口如利劍，舌如彈簧：理由充分時你就雄辯，理由不充分時你就詭辯，反正打得贏官司才是最實際的。於是，鄧析也享有盛名，跟他學打官司的人多不勝數，弄得鄭國大亂，統治者大感頭痛。參加這場大戰的，還有孔子的一個同鄉，叫少正卯，他居然和頂頂有名的孔夫子面對面地打擂台，你孔子辦學，我也辦學。你以「傳統正宗」作號召，他以「博學善辯」招徠學生，在社會上影響也很大，甚至把孔子的學生也吸引過去了。孔子反擊，進行教學改革，三次爭回了生源，學堂曾經有過三次「爆棚」的記錄，但少正卯也不甘示弱，繼續挖孔子的學生，弄得孔子的學堂三次門可羅雀，只剩下一個忠實門徒顏淵陪著他。（王充《論衡》：「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由此可見，春秋時期私學之間的生源戰是很激烈的。第二節 稷下學宮中活躍的語文教育活動稷下學宮是齊國「招致賢人」的場所戰國時期的齊國國都臨淄（今山東淄博市）的稷門（也就是西門）外，有一個大道康莊、高門大屋的地方，那就是「稷下學宮」。在中國教育與文化發展的歷史上，「稷下學宮」可是一個光輝燦爛的名字。在戰國時期，它是東方世界一所高等學府，可以稱得上是當時世界第一流的名牌大學了。這可不是徒有虛名的「學店」，而是一個「既有大門，也有大師」的地方。大師薈萃，是齊王好「養士」的必然結果。齊王想稱霸，於是就大量收羅四方名士，目的是「招致賢人」，「得士而治之」。就是說，他想藉助他們，實現自己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稷下學宮就是他為「招致賢人」而設立的場所。對四方名士，齊王是抱著來者不拒的態度的，於是，儒家孟軻、荀況，道家彭蒙、尹文來了，法家慎到、田駢來了，名家田巴、兒說來了，陰陽家鄒衍、鄒奭來了，連什麼家也不是，但卻很了得的淳于髡、魯眾連也來了。在眾多名士中，要挑選誰才好呢？齊王想出了好辦法，讓他們打擂台！讓各家各派登壇講學，登台辯論，我坐在下面看，找到好的，我請他做「稷下先生」，更好的，我請他掛個「上大夫」的頭銜；就算沒有合意的，我取各家所長，也長知識啊！——這是齊王的想法。那些四方名士也有他們的想法。他們之所以喜歡在齊王面前議論、辯論（「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是想以此影響齊王的決策（「以干世主」）。主人有需要，食客也有需要，於是稷下就成了大辯論的場所了。稷下成了大辯論的場所各家各派，登台亮相，針鋒相對，各不相讓——論者說，保全身體健康，治國平天下，教人育士，有一樣東西是共同的，那就是必須遵循自然的規律，應該順其自然，都應該「體道」，要符合「大道」「天道」——即事物萬物的自然規律；駁者說，一味崇拜自然，服從自然，實際上是要求人做自然的奴僕，應該「制天命而用之」。論者說，人與生俱來的能力和生理屬性就是「人性」（「生之謂性」），人性是天生的，教人應該順其自然，教育不應改變人的自然本性；駁者說，那人之性和牛之性就沒什麼區別了，人性是社會化的，因此可以根據社會的需要教人，使人性符合社會的需要。論者說，效果才是重要的，動機如何倒不是重要的，因而教育要使人們懂得利害得失，懂得「趨利避害」；駁者說：這是重利輕義，做人應該重義輕利，教育就是要誘發人的善端，否則後果將會是社會道德淪亡。不舉例了。他們說的大道理大都有政治目的，我對這些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他們在辯論中表現的語文技巧，是他們在辯論中擦出的思維的亮光。在辯論中他們或立論，或駁論，或以事實支撐論點，或以事實一點擊破，或比喻論證、或類比論證、或以因果論證證實自己論點的正確，或以歸謬法推論對方論點的錯誤。略舉一兩例：慎子為了論證做事情要符合自然的法則，以治水為例，作了比喻論證：要治水，有時得築堤壩，把水攔住；有時得浚通河流，防止淤塞：九洲四海的人們治水的方法都是一樣的。這不是只從大禹那裡學來的，而是從河流的自然規律那裡學來的；就算是大禹吧，他能治水，也是從河流的自然規律那裡學會的啊！孟子認為，賢人為了堅持道德的完善，可以不顧社會效果。淳于髡反駁：「難怪魯繆公時，人們公認的賢人公儀子在那裡掌政、子柳、子思在那裡為臣，但魯國的國力卻大大削弱了。看來，有賢德的人是不一定有益於國家的。」孟子對淳于髡的駁難毫不示弱，回應說：「虞國，因為不用賢人百里奚就滅亡了，秦穆公因為用了他就成了霸主。不用賢人就會亡國，連想削弱也不可能了呢！」……兩人引用事實指出對方的謬誤，你來我往，碰撞出火花來了。不再舉例了。但我們從語文教師的角度看，上面這些例子，也是綜合運用語文技能的典型例子。稷下不但是政治的辯論場，也是語文技能的競技場。事實上，中國的語文、中國語文的表達方式，就是在這樣的百家爭鳴氛圍中得到了發展的。稷下也是語文教學的活課堂在論辯與說服的過程中，學者們發展展示了他們的語言技巧。以寓言助說理的方法，就是那時候發展起來的。還是以淳于髡為例吧，他為了使抽象的議論形象化，就使用了「隱語」的技巧，以寓言作「暗比」：齊宣王耽於淫樂、廢棄朝政，不思振作，淳于髡在勸教齊宣王時就說：「國中有大鳥，止於王之庭，不飛又不鳴。」意思是清楚不過了，就是說「大王你好久不務正業了！」宣王也醒悟了，在他的反面激勵之下竟然立志，「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從此就振作起來了。如果作為學生，處身於這個辯論與說服的現場，肯定會收益匪淺。大概是出於這個原因吧，許多各地的私學校長，把學生也帶到稷下來。大概他們在想，齊王大方得很，包吃包住，帶學生來見習，既可省錢又省糧，何樂不為？如果我登台亮相，學生可以為我當粉絲；我不亮相時，學生也可以到一些頂級大師的課堂和辯論場去觀摩，這可是一種很好的語文學習呢！大家都知道，登壇演講，舌如彈簧；對質辯論，唇槍舌劍：這些都是高級語文的高級技巧，是語文知識的綜合運用。在我們中國，學習這些技巧，可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一種傳統做法呢。還好，演講、辯論，現在已經成了中學生學習的內容了。稷下學宮《弟子規》探趣「稷下學宮」是大師薈萃的地方。在那兒，精彩的演出有的是。難怪許多私學校長要帶學生來遊學了。當然，得此先機的首先是齊國學生。齊國利用這個先機辦起了是名符其實的大學，它不光是吸收名師，也招收學生，還為學生提供食宿，讓學生方便向四方來的大師學習。為此，齊國找來本國著名學者管子擔任校長，管子為管理好學生，為學生訂立了「學生守則」，不過在當時不這樣叫，它叫《弟子規》。這個《弟子規》，也許是我國最有趣的一個學生守則呢！一是，這個「稷下學宮」原來是個「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的教師就是那些「稷下先生」。那是齊王從眾多的食客中挑選出來的。被選為「稷下先生」，就由國家養起來了，讓他帶研究生。當他選定研究生後，就帶著研究生回到國家分配給他的小別墅去。研究生教室看來就在這些「稷下先生」的家裡。那時的大師大概還沒進化到現在的「研究生導師」「博士生導師」那麼能耐，一個人可以帶幾十個研究生，他們只能帶幾個，要不，那個小別墅就住不下了！二是這些研究生和導師實行「三同」。「三同者」，大概大家都親歷過，或者聽說過，就是「同吃、同住、同勞動」。只不過「同」的對象和內容有些不同罷了。同的對象當然和我們這輩人在20世紀60年代「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和「苦大仇深」的老貧農及其後代不一樣，他們是和「稷下先生」——也就是研究生導師三同。但內容卻大同小異。我們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要搶著燒灶、挑水、澆園子，表示你接受教育的自覺；稷下學宮的學生和「稷下先生」三同，也要起床就打掃房間院子、吃飯時要給老師盛飯、老師睡覺要給老師鋪好床鋪，……。你和貧下中農三同燒灶挑水是你自覺的行動，但稷下書院才不管你自覺不自覺，這是你一定要做的，《弟子規》里明文規定著呢。看：「年輕人要記住，夜裡要晚點睡，早上要早點起，打掃好院子房間才好去洗臉漱口……」（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先生吃完一碗飯要盛飯，先生面前盤子里的食物不多或者吃完了，你就要注意到，別忘了為先生盛飯添菜。如果有兩位先生吃飯，你就要看哪位年紀大一點，先給年老點的服務，再給沒那麼老的服務（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先生要睡覺了，弟子要起來侍奉；為先生鋪好床，擺好枕頭，還要請問先生腳朝哪個方向。這個問題要在你為先生第一次鋪床時就問清楚，並且要記住，第二次就不好再問了。（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疋何止。俶紝則請，有常則否。）」——這是「三同」中的吃、住和勞動。但是，說到「勞動」，畢竟和與貧下中農同勞動有所不同，在「稷下先生」家宅中的勞動主要是「腦力勞動」。第三個有趣的發現是，這個學生守則不單是定出了道德行為的規範，還為學生定出了「學則」，並且擺在《弟子規》的開頭，這是學習行為的規範，看來這個「研究生院」確實是把學習放在第一位的！「溫恭自虛」——要學習，首先應該「溫恭自虛」，只有態度溫恭，抱著虛心求學的心去學，才能聽得下去講，看得下去。這是常識。「所受是極」——凡是聽來的、讀來的東西，應該深求其本原，刨根問底，真正弄個明白。這是管仲教學生要有深入研究的精神。「見善從之，聞義則服」——從上面的敘說中，大家已經知道，在稷下聽辯論的機會是很多的，校方也提倡學生之間開展辯論。這一條「見善從之，聞義則服」對參與辯論尤其重要，學習中的辯論是友好的辯論，「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是君子的態度。輸了，被人說服了，就不要「死雞撐飯蓋」（廣東土話，意思是蒸熟的雞雞腳挺直把飯鍋的蓋子也撐開了，歇後的意思是「死撐」）了。「朝益暮習，小心翼翼。」——白天學到的東西晚上要細心地複習，惟恐有遺漏。這是複習的原則。「若有所疑，奉手問之。」——這是告訴學生要敢於發問。當然，與此相關的是善於質疑。懂得提出問題是學習的重要技巧。提出了一個好問題，距離學習取得成功就不遠了。「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義）」——先生睡覺以後，學生不應立即就睡覺去，應該找學友去討論功課，通過互相討論切磋，使各自對學問的要義都能有更深一步的理解。這是討論切磋的原則和目的。我想，這些「學則」對今天的學生學語文還是有好處的。聽課、辯論、複習、討論、切磋，這也是現在我們在語文教學中常用的方法。這些方法，兩千多年前稷下學宮早就用到了。不過，現在我們在義務教育階段就用了。這也能算是歷史的進步的一個反映吧！第三節 春秋戰國文學及春秋戰國的文學教育春秋戰國時期，也是文學（現代意義的文學，不是文獻之學）得到發展的時期。除了在周朝已流行的民歌集《詩》繼續流行，並在社會生活中被廣泛引用外，還出現了歷史文學這種新的文學形式，《左傳》就是歷史文學傑出的代表作；此外，學派在教學與宣傳自己的學派主張時，為了深入淺出地向學生或信眾闡釋自己的主張，也往往運用文學的形式，如老子的《道德經》就是以詩歌的形式去談「道」的，孟子、荀子在談自己的主張時，文學形式的故事往往成為引出論述觀點的一個引子；到了莊子，故事的運用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上天入地，縱橫十萬里，浮想聯翩，浪漫逍遙，形成了他自己命之為「寓言」的文學形式；到了戰國晚期，南方的「楚辭」興起，形成了一種與北方風格的民歌不一樣的詩歌形式。這些種種形式的文學作品，在它們出現的時候，本身就是為教學服務的。在學者利用這些作品進行教學的時候，就自然成就了當時的文學教育。這是語文教育發展史上應該好好記一筆的。《詩》的文學教育到了春秋戰國時代，《詩》仍然是「暢銷書」，如果那時候有 「暢銷書派行榜」的話，《詩》一定是一本排列榜首的書。為什麼那麼暢銷呢？是因為它與當今的「富豪成功秘級」之類的書籍一樣，是一本在社會上，特別是想從政謀出路的「莘莘學子」步入從政之路的「必讀書」。因為，對《詩》是否熟悉，是否能靈活運用，是那時的人走從政之路的必要條件。如果你有幸當了個「食客」，你在參與「會同」（陪同國君參與外交活動）的時候，如果你不懂得掉書袋引用《詩》中的詩句，那你就顯得太「土包」，太沒文化了。對《詩》的領會程度和運用水平，正是一個人的文化修養水平的反映。且看孔夫子對他的兒子說的一段話吧：「孔鯉啊，你不學《詩》不行啊，不學《詩》，就像站在一堵牆前面，眼睛給牆擋住了，什麼也看不見啊！」 孔子教兒子可謂苦口婆心了。但恐怕在這句話後面，還有一句沒有說出來：不學《詩》，恐怕你想當個「食客」也沒門路啊！——從這段話中，就足以反映當時的人對學《詩》的迫切要求了。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詩》就成了春秋戰國時期各學派的私學以及後來各國的公學的教科書；以《詩》為中心的文學教育，也因而得以在春秋戰國各國中廣泛進行。《道德經》的文學教育老子的年齡比孔子早，進行教育活動的年代也比孔子早。《道德經》是老子留世的著作，只有五千字，人稱「老子五千言」。《道德經》是一本言簡意賅的著作。無論是從哲學、文學或教育的角度看，都是一本有價值的作品。在這裡，我們只是從文學的角度去剖析《道德經》。關於《道德經》的文學性質，評論頗多。摘錄一些如下：——應該把《道德經》定位為《詩經》之後，《楚辭》之前的文學史中一部劃時代意義的詩歌力作。——「《道德經》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詩。它比我們通常所說的詩更具有完整性的意義，或可稱之為詩之詩。從詩學的觀點重新解讀《道德經》，我們也許可以發現，這是一種把思與詩如此聚密結合的語言表達形式。」——「《道德經》是哲理的詩，是哲學詩。」——「《道德經》是散文詩。」——「《道德經》的內容是說『道』，但老子為『道』命名的語言表述方式，卻充滿了詩的意味和情調。是作品中一種源於古老觀念傳統的、根深蒂固的生命神秘感和宇宙神秘感，把詩中的意味與情調釀造出來的。」上面是從文學、從詩意的角度去談《道德經》的詩歌性的。——《道德經》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可以說的，但說出來了，就不是那恆常的「道」了；「名」是可以表白的，但表白出來了，就不是那恆常的「名」了。）這是老子要向讀者（或學生）闡述「道」是什麼而說的話。「道」其實是屬於哲學範疇的東西，是一種難於言表的現象。但老子卻用詩歌的語言，把超乎形象的「道」顯示在人們的面前，「道」也就有了他的可感性。他那生動可感的形象的語言，成了超乎形象的事物的有效載體。——老子正言若反。如《道德經》十四章為了說明道的超驗性，老子採取了不說道是什麼，而說道不是什麼的方法，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與之相搏，卻無法捉摸它）……其上不皦（許多東西的上面是明亮的，但它的上面卻不明亮）……其下不昧（許多東西的下面是陰暗的，但它的下面卻不陰暗）……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老子》在這裡通過對道的可感性的否定，利用人們的否定經驗說明了道的超驗性。——意象性言說，又是陳述的一大特點。如《道德經》第五章為了說明「道」雖虛而無形、卻生化不已、取用不竭的道理，他用風箱雖空，但隨著往複拉動，卻能不斷生風（「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來比喻，使超乎形象的「道」得到了形象的說明。有學者對老子用喻進行了詳盡的考察，指出：老子大量地運用明喻、博喻、隱喻來說明事理，並且不拘一格，形式靈活，風格多變，「有時如江河盡瀉，一氣貫通，有時又像逆流迴旋，頓挫抑揚；有時若短兵相接，鋒芒畢露，有時又含蓄不露，回味無窮」，「這些活潑動人、豐富多姿的比喻，給《老子》增添了藝術光彩，增強了感人的力量。」——老子博用修辭。《道德經》中，老子善於使用排比、對偶、連鎖、遞進等修辭格表情達意，形式新穎，變化靈活。有學者指出：《老子》中的排比句數量之多，格式之齊備，形式之靈活，運用之巧妙，都是很明顯的。「這些排比句的運用，既使論述的事理主次分明，條理清晰，層層遞進，詳盡通達；也使文章雄健有力，氣勢磅礴，若懸河飛瀉，注而不竭」；《老子》還大量運用對偶句，「這些對偶句以整齊的句式有機地錯置在各章中，不僅給人以美感，而且含有深刻的哲理，令人啟迪無窮。」以上是從語言表達的方式去談詩化的哲學著作《道德經》的文學性的。綜上所述，《道德經》的確是文藝作品，至少是文藝性很強的哲學著作，這是合乎情理的說法。再談談《道德經》的教育性。首先論及老子《道德經》的教育性的是魯迅先生。他在《漢文學史綱》第三篇《老莊》中指出：《道德經》「時亦對字協韻，以便記誦」。他認為這部著作之所以講究用韻，是為了供人誦讀傳記。這麼一說，《道德經》的教育功能就突顯出來了。誦讀傳記是常用的教育手段，是對學生進行教育的重要手段。儘管《道德經》中沒有老子與學生的對話，沒有留下文學教學場面的具體描寫，但是，這篇文學著作對後世影響是深遠的。老子的後學孔子，就必然會產生文學教育的效果。《左傳》的文學教育價值《左傳》，相傳是春秋末期魯國的一個盲眼史官左丘明所作，是左氏一本對孔子的《春秋》作解釋的著作，所以也叫《左氏春秋傳》。《左傳》是一部傑出的歷史散文巨著。作者翔實記述史事發展，特別是有關戰爭的記敘，如晉楚城濮之戰、秦晉郩之戰、齊晉鞌之戰、晉楚鄢陵之戰，都有翔實生動的敘述。作者善於敘事，講究謀篇布局，章法嚴謹；又善於刻畫人物，通過人物言行的描述，通過生動的故事情節去表現人物的性格；還充分注意了語言技巧，重視記錄辭令；此外，他還注意構思布局。總之，他調動了多種多樣的形象化手段去記敘歷史，因而使得《左傳》成了一本很有文學價值的歷史著作，是中國歷史文學的創始之作。《左傳》能描寫如此生動的原因，看來與材料來源有關。看來他所記載的，並不完全出於史官的記錄，很多出自當時已在社會上流傳的許多歷史故事。由於流傳的歷史故事免不了虛構的成分，因而《左傳》中的記載看來也有不少虛構之處。當然《左傳》的寫作是要依附歷史的，但看來作者也極力把歷史事件寫得更加趣味化以滿足讀者，這就使得《左傳》具有了某些文學創作的特點。例如在《郩之戰》中，作者以蹇叔哭師、弦高犒師、文贏釋囚、秦伯悔過等小故事，把秦晉郩之戰這一歷史事件有聲有色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了。又如《晉公子重耳之亡》的故事也極富文學性：重耳經過衛國時向鄉野農夫乞食；在齊國喝醉酒被人強行帶走；在曹國時有人看見他裸浴；在秦國時得罪懷贏而自行請罪……如此等等故事情節的安排，寫出了一個落魄公子既貪圖安樂、高傲任性的一面，但也寫出了他胸懷遠大，善於自我剋制的一面。人物性格在故事情節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描畫。其中在秦國時得罪懷贏而自行請罪一節的描寫尤為精彩：懷贏是秦穆公的女兒，此時是已嫁重耳為妻。她捧著澆水器侍奉重耳洗手，重耳洗完手習慣地把濕手揮了一下，懷贏以為這是看不起她的表現，發火了：「秦國與晉國是相互匹敵的國家，你怎能這樣侮辱我呢！」此時，重耳正要求秦國幫助他在晉國奪回政權，哪敢得罪懷瀛，立刻道歉請罪。這一個情節文字雖短，但把兩人的性格寫得活靈活現，很有後來的小說細節描寫的特點。在我們中國，小說與戲劇的出現比較遲，但從《左傳》描述的許多情節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小說的文學描寫手法的萌芽了。這為後來的小說與戲劇的創作提供了經驗。《左傳》無疑也是用於教育的。戰國晚期的荀子在教弟子《春秋》時，《左傳》就是教本。由於《左傳》本身具有的文學特點，這就必然會給教學帶來了文學教育的因素。事實上，《左傳》是開創了歷史文學的先河的，後來的《戰國策》及《史記》的記敘方法，都受到它的影響。而這正是《左傳》的文學教育功能對後世人的歷史文學寫作有所影響的反映。《莊子》的文學教育人們都說莊子是文學家。它的著作《莊子》，雖然是論「道」的哲學著作，但也是一本引人入勝的文學作品。其中最能反映其文學性的，是其中的寓言。有人統計，《莊子》里的寓言多達二百則。這些寓言，備受人們稱道。寓言的運用，古亦有之，這在《左傳》《孟子》中就可找到不少的例子。但是，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最多寓言，並且給寓言正名的，當推戰國時的莊子。莊子認為，借他人他事的敘述描寫，把自己的思想主張寄寓其中，那就是寓言。這個「他人」，可以是完全虛構的人物，甚至是動植物；這個「他事」，也可以是完全虛構的故事。為什麼有話不直說，而是要藉助於他人他物呢？莊子在《寓言》中說：「父親不便替自己的兒子做媒，因為父親稱讚兒子，不如別人稱讚更起作用。運用假託，並不是父親不直言之罪過，而是因為世人妄作猜疑的罪過。」他認為，就是因為世人一般都沉迷私慾，不明大道，和他們講端莊嚴正的道理，那是白費工夫。但運用寓言，別人就容易接受。由此可見，採用寓言說道理，是莊子透闢地分析了世態人情後的高明舉動。事實上，莊子首先應該是哲學家，也可以說是美學家。但他的宇宙觀、認識論、人生觀，以及美學藝術觀點，幾乎都是通過富有文學特色的的寓言形式進行形象的表述與論證的。為了說明「有待(有所依賴)」「無待（無所依賴）」這個哲學道理，莊子創作了一個影子對話的寓言：影子的影子問影子：「你先前低著頭而現在又抬起頭，先前束著頭髮而現在又披散著頭髮，先前是坐著現在又站起來，先前來回走動而現在又靜止不動，你為什麼這樣變來變去呢？」影子說，「自然而然地運動罷了，哪裡值得大驚小怪地問呢？我雖然俯仰行止的運動變化，但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就如蟬蛻蛇蛻的皮殼，有點像蟬、蛇，但實際上又不是真的。有火光和太陽光，我就集中顯明；遇到陰暗與黑夜，我就消失了。形體是我所依賴的，尚且不知道它為什麼要這樣運動，對於無所依賴的天道我更是不知其所以然了。有形之物來了，我便隨它到來；有形之物去了，我便隨它離開；有形之物運動，我也便隨著它運動。一切運動都是自然而然的現象，你們又有什麼好問的呢？」同樣是影子，莊子在另一個場合卻用來說明清靜無為的道理：有這麼一個人，他害怕自己的影子，討厭自己的足跡，總想避開它而跑掉，可是邁步越多踏下的足跡就越多，跑得越快越是影不離身。他還以為跑得太慢，於是加速跑個不停，結果精疲力竭而死，他不懂得到陰暗的地方影子就會消失，出於靜止狀態便可足跡絕滅。這樣的人真是太愚昧無知了。由於用了寓言，抽象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事物的規律就顯得通俗而明白了。《莊子》中，關於莊子本人的教育活動的記敘很少，但從教育的角度去看《莊子》，我們可以把這本書看作是莊子為教學而寫下的講義，或者是他和他的學生記下的筆記。它實際上是一本教本。莊子本人在向學生講學時，特別是講述到這些寓言故事時，已經是在對學生進行文學教育了。有學者論證，《莊子》中除《內篇》外，其餘的《外篇》與《雜篇》很多是莊子的弟子或其他人撰寫的，但從寫作風格看，《外篇》和《雜篇》與《內篇》竟是如此相似，由此可見，莊子對弟子的文學教育是相當成功的；或者說，《莊子》的文學風格，在當時，對其他人的影響就已經很深了。屈原與文學教育屈原（約前339～約前278），名平，戰國時代楚國人。初任楚懷王左徒、三閭大夫。因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聯齊抗秦，受懷王稚子子蘭及靳尚等人譖毀而革職。頃襄王時，屈原被放逐，他無力挽救楚之危亡，又無法實現政治理想，遂投汨羅江而死。屈原是以詩人的名義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人，他的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和《天問》等。《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這篇宏偉的政治抒情詩表現了作者的理想，也描述了他為實現理想而進行的不懈鬥爭，以及鬥爭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苦悶。《九歌》本為古代樂歌，相傳是夏啟從天上偷來的。屈原在民間祀神樂歌基礎上創作的《九歌》，襲用了古代樂歌的名稱，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關於雲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陽神等的神話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貴資料。《天問》是一首長詩，它對自然宇宙和社會歷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個問題中，保存了許多神話傳說和古史資料。屈原創作的詩體，稱「楚辭」，又稱「楚詞」。因其代表作是《離騷》，所以也稱「騷體」。這是他在學習楚地（今兩湖一帶）歌謠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一種詩體。 楚地的民歌是南方民歌的典型代表，風格與北方民歌不同，屈原創造的這種詩體又與民間的「楚辭」有很大區別，比作為民歌的「楚辭」更為文雅。它雖然也採取民歌中詩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的特點，但詩歌卻多為長篇，打破了民歌只有幾句的特點；並且，民歌可以歌唱，屈原創造的新詩體，主要用於閱讀與朗誦，是不太適宜歌唱的。這就開創了只用于于閱讀與朗誦的範疇的詩歌創作的先河，文學給春秋戰國的詩歌帶來了新鮮的面貌。史書上還沒有說屈原參與教育活動，但卻有宋玉是他的學生的的記載。宋玉也是春秋楚國的著名詩人，他所寫的《九辯》也是傳世名作。從這篇詩作看，他是得到屈原的真傳的。看來，屈原雖然沒有開館授徒的記錄，但他還是有對個別求教者進行個別傳授的，並且傳授的內容主要就是文學：而宋玉就是他進行文學教育的成果的體現。姑且勿論屈原當時有沒有進行過文學教育的實踐，但他對後世文學教育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西周的「詩」和他創造的「楚辭」，以及漢朝的「漢賦」，被後世看成代表三個時期的詩歌的主流。一直是後世文學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內容。楚國民歌「楚辭」與屈原創造的新詩體「楚辭」對後世的影響也很大。到了漢代，這種詩體的格式仍然非常流行。如劉邦的《大風歌》，項羽的《垓下歌》，體式就與四字一句黃中原歌謠句式不同，顯然是受了「楚辭」的影響。漢代也有許多人仿照這種詩體進行詩歌創作，如漢代賈誼、淮南小山、庄忌、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就以屈原創造的文學樣式寫了不少詩歌。第四節 小結：中國語文和語文教育在群雄爭霸中發展春秋戰國時期是動亂的時期，伴隨這五百歷史的，是群雄爭霸，攻城略地，弱肉強食。但是，戰爭是把雙刃刀：它在給人類帶來災難的同時，也激勵了人類文化的發展，起了文化融合的作用。正如中國的氏族社會晚期，黃帝戰蚩尤、勝炎帝、征蠻夷後，融合了各族文化，形成華夏文化一樣，春秋戰國在不斷的戰爭、征服與吞併中，東南西北中各地的文化也在不斷的交鋒、磨合與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國新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載體的中國語文，也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從語言發展歷史看，春秋戰國時期，最值得注意的是書面語言的發展。中國文字進入運用領域，從公元前15世紀的殷商時期算起，到春秋末、戰國初，已經超過1000年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文字使用的技術又有了更大的發展。契刻文字的方法已經成為歷史了，人們已經開始了運用毛筆書寫；那時，紙張還沒發明，但重要的文書已經開始寫在錦帛上。錦帛昂貴，於是人們又想到了用竹簡、木簡寫字的方法。由於書寫比過去方便了，中國出現了典籍。後人從那時留傳到後世現在的汗牛充棟的古籍中可以看到，書籍中文章的規模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在春秋時期，文章還沒有一個有意義的題目，題目只是以文章的頭兩個字作題目， 並且文章都是語錄體居多，事實上很多都尚未形成篇章，如記錄孔子和她的弟子的言行的《論語》。到了戰國時期，書籍和文章的規模又有了更大的發展，與文章內容切合的題目也出現了。如荀子的《勸學》和管子《弟子規》等；並且文章的表達方式也發展了，現在常用的記敘、議論、說明、抒情等多種表方式也已經出現了。此外，修辭方式，如比喻，排比，對比，類比等等都已經出現了。在春秋戰國的群雄爭霸的大環境中，作為比書面語言有更長遠歷史的口頭語言，發展就更為蓬勃了。隨著諸侯的群雄爭霸，他們以優厚的待遇，極力搜集有鴻圖大略的志士能人，以輔助他們實現建立霸業的意願。為此，一批伶牙利齒、能言善辯的士人就應運而生了。為了顯示自己這方面的才能，他們或舌戰群儒，或力陳己見，或遊說勸諫，以達到被當權者重用的目的。因此，懂應對、善辭令，成了社會時尚，對一群士人來說，更是成了參與政治生活的一種需要了。可以說，此時的口頭語言活動已經發展到一個相當高級的地步了。書面語言的發展，書籍的出現，為人們的閱讀和寫作提供了方便，也為文字教習的發展提供了條件。而口語能力成了社會的時尚和社會需要，也為口語教育向更加高級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這些都預兆著：春秋戰國時期語文教育發展已經成了必然的趨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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