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興亡：中國歷史的七次大轉折

如果有人拿五年時間周期總結出來的地球氣候變化歷史規律，給我們進行生產和生活的規劃指導時，你能相信嗎？顯然不會。為什麼？時間太短了，肯定不靠譜。那麼，以一百年、以一千年乃至萬年以上的歷史周期來觀察年呢？無疑，時間周期越長，總結觀察出的規律就越靠譜一些，這也就是地質地理生物與氣候考古科學研究的意義所在。其實，經濟生產生活等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規律也是這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以及「識天文而化人文」，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我們對眼前所遭遇的樓市泡沫、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及生態災難等困惑迷惘，即是由於未能提請明察和很好地把握歷史規律所致。

我們回頭來看中國，同樣必須要有長遠的歷史眼光。歷史回望有多遠，未來前瞻就能看多遠。問題是我們的習慣思維定勢，就像遮蔽視野的無形高牆，導致我們常常最多只能回望2000多年，並進而以這2000多年的周期來觀察和總結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歷史規律。中國歷史上自盛唐巔峰轉衰，直至1840年「鴉片戰爭」跌入谷底，便是這樣的思維影響的結果。我們今天正處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機遇期，認真觀察和準確把握中國盛衰興亡的歷史規律，更顯得尤為重要。那麼，如果我們能夠突破2000歷史的慣性思維，跨越更大的歷史時空來觀察中國，會有怎樣的發現和感悟呢？

通過網聞博報《尋源華夏華胥州》、《舞動中華文化採風錄》和《華夏尋根啟示錄》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人文探秘系列文章，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文化的歷史不是2000年，也不是5000年，而是長達上萬年。這其中，從「華胥古國」時代到伏羲時代，再到黃帝時代乃至大禹時代，中國曾經歷了三個2000年盛衰周期長達6000多年的「大公」社會歷史，也就是歷史教科書上說的氏族公社與部落聯盟時代。在那個人人平等、公有公享和「大道惟公」的時代，就連公社和部落聯盟首領的產生，都要以社會公眾的民意公選公舉公推為基礎，最後經過「禪讓」正式完成前後任的交接班。從大禹的兒子夏啟即父位開始，中國才進入了以王權為象徵的諸侯分封私有制等級社會，也就是歷史教科書上說的奴隸制社會。因此，中國私有制等級社會產生的歷史，距今也只有4000多年。而將私有制等級社會禮教化的歷史，起自於公元前134年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大漢國策。也就是說，儒家文化「孔子之術」把中國等級社會禮教化的歷史，距今才是2000多年。因而，儘管中國文化的本源主脈「大道之學」，已經在2000多年前的那次文化浩劫中被「罷黜」而「滅息」，現在流傳下來的漢代以後的《易經》等「大道之學」典籍版本，均是被儒家弟子按照儒家理念修編「斧正」後的「作品」。但6000多年的「大道之學」和「大道惟公」的民族歷史記憶，絕不可能被徹底抹滅。萬年承傳至今，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公道、公理、公德、公正、公平、公信、公義、公利、公心，如此等等的「公」字訣口頭禪，即是「大道惟公」時代萬古不絕的裊裊餘音。

中國「大道惟公」的「大道之學」與「等級禮教」的「孔子之術」的根本差異，其實首先就在於「大公」精神與「自私」思想的矛盾，在形式上體現為「平等」與「等級」的觀念對立。儒家弟子挾強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惡行，就是其「自私」思想與「等級」觀念的霸道表現。其次，在「公」與「私」的思想觀念支配下，便相應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知識體系。像儒家文化，就是「四書五經」、「經史子集」及「五部六藝」之類，後來還被假稱為「國學」。最後，就是這兩種文化知識體系對人的人格塑造及心智成長產生的不同導向。概而言之，公則全，偏則私。「大公」思維的指向是開放、創新、包容、辯證和促進運動循環。而「自私」思維的指向是封閉、僵化、狹隘、偏激和固守現狀格局。因此，「道興，則中國盛。儒昌，則中國衰。」這就成了中國最近2000年歷史的「第一文化定律」。

公則全，偏則私。公為善之門，私為惡之源。但由於自私是人類源自動物的本性，如隨波逐流不發自行。公道是人類社會後天修鍊的智慧之德，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人類社會的文明進化，不可能一勞永逸。人類自私本性與公道智慧的角力，將必然長期伴隨人類社會的整個發展進化過程，也必然時刻伴隨每個人的一生成長。

如果我們以辨公私明善惡的「大道之學」思維來觀察就可發現，萬年中國的社會發展和盛衰興亡，先後曾出現了一下七次歷史性的轉折點。

中國歷史第一次大轉折：「華胥古國」的崛起與華夏民族的發源。距今上萬年前，在黃河最大支流渭河中下游的「華胥之州」，華胥部族「華胥古國」的興起，標誌著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中華民族的橫空出世，綿延萬年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由此拉開了大幕。

中國歷史第二次大轉折：「伏羲畫八卦」。大約距今8000年前，「華胥生伏羲」、「伏羲畫八卦」及「伏羲出潼關」，標誌著中國從「華胥古國」的母系氏族公社階段進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時代。同時，中國人「識天文而化人文」的「大道之學」進入符號化表達階段，華夏文明開始向秦晉豫「黃河金三角」更大地區範圍發展播遷。

中國歷史第三次大轉折：「黃帝命倉頡造字」。大約距今6000年前，經伏羲氏和神農氏世代傳承，至「炎黃聯盟」、「黃帝戰蚩尤」及「黃帝合九夷」，標誌著中國進入了氏族公社與部落聯盟時代。同時，中國的「大道之學」和「黃帝之學」進入了文字化表達階段，中華民族進入超越血緣關係的「大道之學」文化認同融合發展階段。此後，戎狄同文則華夏，蠻夷同道亦華夏，兼容並蓄，協和九州。

中國歷史第四次大轉折：「夏啟世襲繼國」。大約距今4000年前，經大禹之前的歷代「禪讓」制後，大禹之子啟承繼父位立國為夏，標誌著中國進入了以王權為象徵的諸侯分封私有制時代。中國6000多年的「大公」時代的結束，等級社會私有制時代的開始，這是中國社會發展歷程中一次「公私」文化的歷史性分水嶺。此前，「大道惟公」是社會的最高道德是非標準和主流文化。此後，「大道惟公」即成為社會的非主流文化，而「等級惟私」則取而代之，開始成為中國社會特權強勢階層主導的主流文化。

中國歷史第五次大轉折：「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公元前134年，儒經大師董仲舒獻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大道之學」及其它「春秋百家」學說等「邪僻之道」則一概被「罷黜」而「滅息」，標誌著中國社會「等級惟私」思想進入禮教化時代。自夏朝和商朝以後，到周朝末年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大道惟公」思想逐漸開始強勢復興，「等級惟私」思想因腐朽落伍而普遍被人們拋棄，最後終於導致了以王權為象徵的諸侯分封私有舊制崩潰。秦始皇掃滅六國建立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新制，「漢承秦制」並奉行「大道之學」的「黃老之說」達七十餘年，從而使「文景之治」為大漢帝國奠定了民殷國富的雄厚根基。而儒家弟子挾強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等級惟私」思想「滅息」中國的「大道惟公」傳國精神，卻使中國從此陷入了長達2000多年的文化誤區。

中國歷史第六次大轉折：「隋唐盛世」的衰落。無秦之雄則無漢之強，無隋之強則無唐之盛。因此，古來即有「秦磚漢瓦」或「隋唐盛世」之說。儒之獨尊最終導致大漢衰亡後，「五胡亂華」，中國分崩離析，直至公元581年「華胥之州」出了個雄才大略的楊堅，才使中國重歸一統。如秦之為漢奠基，盛唐之基又奠之於隋，史稱「唐承隋制」。而隋唐之盛的文化根源，還是在於「儒」與「道」的此消彼長。儘管此時的「道」，已經只是部分繼承了「大道之學」思想的道教。隋文帝屈尊「儒」而擢升「道」，唐皇室進而將道教尊奉為「祖教」。而「儒」與「道」此消彼長的背後，則是「大道惟公」與「等級惟私」思想的社會進退角力。中唐以後，隨著「孔子之術」的「四書五經」對「科舉制度」的「文化綁架」取得成功，通過「學而優則仕」，儒家弟子又實現了挾強權推行「等級惟私」主流文化的世代夙願。至宋明理學的繁榮，儒學漸昌而極盛。與此同時，卻導致盛唐轉衰、宋亡於蒙元、明亡於滿清、清敗辱於西方列強，中國一步步滑落到衰敗的谷底。而歐洲人從中世紀的黑暗開始走向復興和昌盛，轉折點正是在中國的宋元之際。儒之殃民誤國，遂成中華千年之憾。

中國歷史第七次大轉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自公元前134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所形成的2000多年的思維定勢和文化誤區，給中國人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困惑。甚至在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的確把中國文化已經等同於儒家文化，最起碼認為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傳承主脈和代表。因此，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的救亡圖存即強國復興之路，始終在「等級惟私」的儒家文化思維陷阱里打轉轉。從「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技術救國」，到北洋水師的「強兵救國」，到「洋務運動」的「實業救國」，到憲制變法的「維新救國」，以至到「辛亥革命」後西學中用復興「國學」，最後還是跳不出「孔子之術」的手心。而在此過程中，儒家弟子及精神信徒又挾新強權，締結起了新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特權階層聯盟，給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資本主義披上了中國文化的時尚外衣。但「等級惟私」的儒家思想本質毒害，依然還是在加重著中國的民族災難。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部分覺醒了的中國知識分子，才開始起來揭穿儒家文化的千年騙局。最後，大公無私，以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和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利益追求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各族人民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新中國，中國才真正迎來了國家民族復興的歷史性機遇。

以上的中國歷史七次大轉折，盛衰興亡的深層文化根源，就在於「大道惟公」精神或「等級惟私」思想。這是已經塵封於昨天滄桑歲月的歷史軌跡，但也是對明天的中國歷史的昭示。

為天下人謀福，還是為少數人謀利；社會一律人人平等，還是劃分成上中下等級階層；崇尚「大道惟公」，還是信奉「等級惟私」；傳承復興「大道之學」中國文化本源主脈，還是固守「孔子之術」締結特權富貴階層聯盟。萬年中國文化史，給我們展現的就是這樣的盛衰循環和進退角力過程。「道興，則中國盛。儒昌，則中國衰。」這就是最近2000年以來，中國歷史的「第一文化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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