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克利：理想的陷阱

　　 懼怕革命的心理已經使《舊制度與大革命》儼然成為顯學，隱藏在它背後的保守主義旗幟卻不能幡然張開，這大概是當代中國面臨的最大窘境。曾在革命路上狂奔的人似已明白應當與敵人和解，卻發現自己難以卸下盔甲，因為那關係到它的道統，還因為無論它的一些對手或同志，仍在逼它兌現革命的諾言。好戰的意識形態並不因其虛妄而喪失效力，就看你對它如何解讀了。

　　 在這個革命後的時代，托克維爾採取了務實的態度。他不認同革命所塑造的環境，但他儘力在裡邊工作，為的是避免它的極端情緒再次發作。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他對自己國家的命運一唱三嘆，似乎是將民主和平等的大趨勢視為上帝降給法國貴族的懲罰。他們作為貴族忘記了自己的榮譽所系，棄高貴職責於不顧，頭腦貌似開明，一味放縱觀念，卻只為追求虛名。世道隨人心而變，貴者既自賤，他們也只好面對平等的革命訴求。

　　 托克維爾還希望解釋，那場大革命何以會在壓迫狀態已大為改善的時候發生？這被時人稱為「托克維爾定律」。儘管它怎麼看也不像一條「定律」，卻最易牽動權威不穩者的心，也不難獲得那些不願再折騰的人的認可。於是托克維爾引起了巨大的共鳴。

　　 他在《回憶錄》中還有一個表示，假如平等和民主的精神導致了社會主義，結果將是集權的絕對專制，平等將變為偽裝起來的奴役。這倒更像是一條定律，今天卻不太被人提起。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外，如果再列出一本講法國革命的名著，大概非柏克的《法國革命論》莫屬。托克維爾在書中曾三番五次引用柏克，但對他評價並不高。

　　 在托克維爾看來，柏克是帶著英國的有色眼鏡來觀察法國的，而他所研究的那個真實的法國，早已被舊制度的種種政治文化因素逼上了另一條道路。但至少在兩件事上，柏克與托克維爾是無分軒輊的。

　　 托克維爾不但預言民主的大趨勢不可抵擋，而且看到中了其中的隱憂。柏克則準確預見到了雅各賓專政的發生，甚至連後來的拿破崙上台也猜了個正准。作為生性保守的人，他們似乎都有先見之明，但能前瞻卻無力預後的人，一般是沒有說服力的。歷史一旦被新觀念帶入危險地段，他們只擅長踩剎車，卻不太會開車，所以社會動員能力極差。保守者堅稱不可輕言廢舊制，而在新觀念激蕩人心的時代，人們受變革的焦慮所牽動，多認為社會上的麻煩和弊病，率由當軸造成，於是他們脫不了為當軸說話的嫌疑。

　　 今人多認為是托克維爾最早提出了「多數暴政」的概念。然而柏克先於托克維爾六十年就說過，法國的民主制「正在沿著一條筆直的道路，迅速變成有害而不光彩的寡頭政治」。在柏克看來，絕對的民主制就像它所反對的絕對君主制一樣,都不能算作合法的政府形式：「每當民主政體出現嚴重分歧,而且這種分歧往往必定出現，這時公民中的多數便能夠對少數施加最殘暴的壓迫;這種對少數的壓迫會擴大到遠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幾乎比我們所畏懼的單一王權統治殘暴得多。」

　　 柏克的另一個遠見，是他從法國革命中看到了無序的民主將有另一種現象與之相伴，這大概也是對現代軍閥政治的最早闡述了：「某個討人喜歡的將軍,精於安撫兵卒之術,掌握統兵作戰的真訣,將會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大軍將基於人格原因服從他的調遣。在這種狀態下，也沒有確保軍隊服從的其他方式。但是就在這樣的事情發生的一刻,那個實際握有兵權的人就成了你們的主子,你們國民議會的主子，你們整個共和國的主子。」柏克去世兩年後拿破崙就任第一執政。這成為史上極為少見的準確預言之一。

　　 托克維爾說，文人在18世紀中葉佔據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他們之間或有分歧，但在一件事上卻有著高度的一致性：應當用十分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和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勾畫出重建世界的嶄新草圖。這些人遠離實際生活，因此從不知對自己的熱忱有所節制。

　　 更為麻煩的是，在王權絕對專制之下，普通人也沒有問政的權利，毫無政治操作的經驗。他們不知事務需要有一定的規矩，以作為「純理論」的過濾層，因此對文人言聽計從。

　　 文人並不參與政治，卻享有議論政治的自由，本應作為溝通社會與國家之中堅的貴族和資產階級長期也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而掌控國家的人卻毫無先見之明。他們在自己的職責內精明強幹，在把握社會的思想趨勢上卻和民眾一樣一竅不通。

　　 此時革命一起，引導著它的精神便只有「評論治國的抽象著作」了。它醉心於普遍的理論、完整的立法體系和精確對稱的法律，而對眼前的現實充滿了蔑視。在這種著作的影響下，人們只想按某個統一的方案徹底改革政治結構，完全沒有在枝節上修補的願望。從上至下似乎沒有人想到，在作家可以引為美德的東西，對於政治卻有可能是罪惡。優美的著作導致了政治災難，這就是托克維爾所謂的「文學政治」，也是柏克在六十年前所討論的「文人政治」，其尖刻絲毫不亞於托克維爾。

　　 柏克早就看到，法國的文人們對他們的新觀念實在是太自信了，一種事物只要是舊的，就有足夠的理由將它毀掉。這個「文人陰謀集團」在匡正時弊上極為熱情，使他們的思想又產生了一個與對手一樣的特點。就像過去那些虔誠的佈道者一樣，他們沉醉於虛幻的勸人改宗的精神，執著於迫害異己。這種狹隘的、排他性的精神有害於文學和品味，不亞於它有害於道德。這些「無神論的教士們」比他們的對手還要偏執，以僧侶的精神來抨擊僧侶。他們為了取勝，甚至可以將陰謀詭計來補充論據與才智的欠缺，不惜以任何方式誹謗和壓制不肯與他們同黨的人。

　　 托克維爾和柏克兩人所討論的事情，是一種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現象，我們一般把它稱為「意識形態時代。」意識形態的威力來自於它具有理性的連貫性，給人以貌似「真理」的感覺。在一個世俗化的時代，人們對天命或神意不再相信，為求身心的安頓，便借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為理性，它往往是反歷史的，一為歷史，它常常抵制理性的過度入侵。這是用來重建現代觀念體系的兩件強大武器。

　　 前者在解釋自然界方面顯示出巨大的威力，於是有人便想把它移用於解釋人間萬象。在精神上和社會上處於無家可歸境地的現代人，被這種看似能夠讓自己擺脫困境的意識形態所吸引，也就不足為怪了。它能重建令人愜意的確定性，使我們為自己找回歸屬感。然而，要把無數無序而偶然事件變為可以控制或至少可以解釋的形態，對社會世界而言卻比自然世界困難得多。

　　 於是就有了一種近代以來在許多國家反覆出現的現象。如果說意識形態時代的政治有什麼特點的話，它的特點之一便是思想與實踐之間的斷裂。一些人主管現實政治；另一些人為社會提供政治理想。這兩種人往往勢同水火，一方「德薄而位尊」，另一方則「力小而任重」，於是社會被撕裂為對立的兩極。

　　 托克維爾和柏克當年真正的矛頭所向，並不是文人，而是這種現象。回顧歷史，他們被人冷落了多時，是因為世俗化的意識形態長久以來被視為社會和政治理想的唯一供應商。現在他們又得到人們——也包括不少文人——的青睞，不光是出於維穩這一守成的功利目的，而是因為有越來越多人發現，意識形態其實助長了思想的墮落和野蠻化，它讓我們認識到自己屈辱的現狀，卻將我們引向理想的陷阱，為現代文明留下了眾多最令人憎惡的印記。

　　 （作者系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