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周恩來勝利指揮第四次反「圍剿」

　　蕭克同志說：「過去講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的歷史時，講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是毛澤東指揮取得了勝利；第五次反『圍剿』是從共產國際來的李德指揮的，遭受了嚴重失敗；而第四次反『圍剿』不講誰指揮的，只講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軍事思想影響下取得了勝利。」蕭克明確地講：「第四次反『圍剿』是周恩來、朱德指揮的，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這是歷史事實，要如實講。」（見《縱橫》2000年第11期，蔣傑：《蕭克指導我們正確評價歷史》）本文告訴你的就是這一段朱歷史的真實： 　　 　　不顧周恩來、朱德意見，毛澤東被調離紅軍指揮崗位 　　 　　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的親自指揮下，成功打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後，主力部隊向東轉移，在以瑞金為中心的石城、長汀、於都、會昌四縣，大力開展根據地建設工作，並逐漸地向南面的武平、尋烏等縣發展，使贛南和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不久，一個囊括贛南、閩西21座縣城、250萬人口和5萬平方公裡面積的中央蘇區，即中央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了。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這次大會宣布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瞿秋白、任弼時、方誌敏等63人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瑞金改名為瑞京，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 　　喜訊接踵而來。12月14日黃昏，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1.7萬餘人在寧都正式發動起義。起義部隊開進中央革命根據地後，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編入紅一方面軍建制，使紅軍隊伍中又增加了一支勁旅。

　　不甘心失敗的蔣介石，經過半年多的精心準備，又開始對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大規模的「圍剿」。他於1932年6月18日在江西廬山召開鄂豫皖湘贛五省「清剿」會議，制定第四次「圍剿」紅軍的計劃，決定先集中主要兵力解決鄂豫皖、洪湖、湘鄂贛三塊根據地，再移兵中央根據地，「圍剿」紅一方面軍。蔣介石視這一次「圍剿」為「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聲稱「不能成功，誓當成仁」。為了保證這次「圍剿」的勝利，蔣介石向外國貸款購買許多武器裝備，又聘請一大批外國軍事顧問。另外，他還接受了政學系楊永泰設計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剿撫兼施」、「行政督察」、「保甲」等政治措施，尤其是推行「保甲制度」，厲行「連坐法」，強制居民各戶互相監視和互相告發，企圖以此把人民群眾與紅軍隔離開來。 　　與此同時，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準備工作也已經開始了。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多次致電中央蘇區中央局並轉達中共臨時中央局，在認真分析敵情的基礎之上，提出了反對敵人第四次「圍剿」的戰略方針，認為中央蘇區紅軍目前的行動，「最好能立即出擊敵人，開展閩北，發展局勢，振興士氣，並給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於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嚴重錯誤。」朱德還和毛澤東於1932年9月26日聯名發布了《敵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就反對敵人第四次「圍剿」作出了戰略部署，提出中央蘇區紅軍「為要造成勝利的進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舉進攻的優越條件，決定戰備的在這一向北地區做一時期（十天為一期）爭取群眾，推廣蘇區以及本身的教育訓練工作。」訓令還對戰場布置、軍事要求以及作戰區域的劃分等方面，作出了詳細的規定。 　　然而，自1931年1月在上海召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不僅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而且發展到嚴重危害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程度。自中革軍委成立後，王明「左」傾路線統治下的黨中央，就開始著手從紅軍中排擠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至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儘管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一再提出，應留毛澤東在前方指揮紅軍打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亦不贊成毛澤東離開軍職，但是，毛澤東還是被以蘇維埃工作需要的名義召回後方，專負中央政府的工作責任。毛澤東離開紅軍總部回到後方後，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 　　 　　朱、周制定建泰黎戰役計劃，主動出擊；下密令，給敵以各個擊破 　　 　　毛澤東離開紅一方面軍領導崗位後，朱德和周恩來根據既定的戰略方針和部署，並依敵情變化靈活指揮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 　　朱德據各方面得到的情報分析，判斷蔣介石對全國蘇區已經發動的第四次「圍剿」，是利用各個革命根據地處於分散狀態，不易配合作戰的弱點，「逐次轉移重兵來實施其各個擊破的計劃」。他認為雖然敵軍還沒有將重兵轉移到中央蘇區來，但紅一方面軍必須乘敵軍上述部署尚未完成之時，出其不意地迅速佔領建寧、泰寧、黎川，並消滅其守敵，以積極防禦之勢，來策應各蘇區紅軍互相呼應作戰和擊破敵人。他與周恩來等研究和制定了《建黎泰戰役計劃》，並指揮紅一方面軍繼續北上作戰。在短短的兩個月時間裡，紅一方面軍在朱德和周恩來的指揮下，相繼攻佔了泰寧、黎川、建寧、資溪、金溪等7座縣城，開闢了黎、建、泰新根據地，打通了閩北根據地，聯繫了贛東北，為第四次反「圍剿」創造了更大的迴旋餘地。

　　除乘敵尚未轉移到中央蘇區之際，主動出擊，擴大根據地外，朱德和周恩來還認真分析敵軍此次「圍剿」的特點，制定破敵戰略。朱德認為，敵軍在這次「圍剿」中增加了更多的兵力，目前正在布置對中央蘇區的大舉進攻，加速修築包圍與侵入中央蘇區的公路，建築沿蘇區周圍的強固工事，加緊組織蘇區邊境的民團，實行對蘇區最高度的經濟封鎖等，這表現出其與前三次「圍剿」所採取的步驟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戰略戰術上，都有相當的變更和進步」。那麼，要運用什麼樣的戰略戰術才能打破敵人的這一次「圍剿」呢？朱德覺得無論如何不能拋棄在前三次反「圍剿」戰役中使用過的戰略戰術原則。他與中革軍委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懷商量後，於10月26日聯名發布《給各作戰地域指揮部的密令》，規定在中央蘇區內劃分東北、贛江流域、東南三個作戰地域和若干條後方聯絡線，明確強調紅軍一定要根據「去年一、二、三次戰役的寶貴經驗」，改正過去許多戰役中的錯誤和缺點，來準備和進行全戰線上的運動的戰鬥。「必須以集中的力量給敵人弱點以最重大的打擊，來各個擊破敵人。」同時還要求「紅軍兵團特別是基幹兵團（如方面軍）應依照國內革命戰爭的要領，集結而靈活地逐次給敵人弱點以致命的打擊，各個消滅敵人。還要求各作戰地域均應獨立作戰，部署積極運動的防禦進攻戰鬥，發展廣泛的游擊戰爭，到敵人的翼側後方動作起來，鉗制和調動敵人許多部隊」，進而為紅軍主力部隊在轉移突擊方向中消滅敵人。 　　 　　與陳誠鬥智，上清宮紅軍首戰告捷 　　 　　1932年冬，蔣介石在結束其對鄂豫皖和湘鄂西的「圍剿」戰事後，按計劃以50萬大軍，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他任命何應欽、陳濟棠分別為贛粵閩「圍剿」軍總司令、副總司令，陳誠為贛軍總指揮兼前敵總指揮，余漢謀為粵軍總指揮，劉建緒為湘軍總指揮。為加強實力，蔣介石還把在上海抗日前線的第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參加這次「圍剿」。一切布置妥當後，他於1933年1月赴南昌組織行營，親自指揮這次「圍剿」。一開始，敵軍兵分三路進攻紅軍。陳誠指揮的蔣介石嫡系部隊12個師為中路軍，蔡廷鍇指揮6個師又1個旅為左路軍，余漢謀指揮6個師為右路軍。中路為進攻的主力軍，左右兩路負責「堵剿」。但是，左路軍因受閩贛邊紅軍的有力牽制和打擊，遲滯不前，右路軍因最近在南雄水口與紅軍作戰遭到嚴重打擊，不敢再戰，借口軍隊補給困難和贛南糧荒嚴重，也遲遲不肯前進，三路敵軍實際上只有陳誠中路軍一路前進。中路敵軍的肖乾第十一師，是蔣介石手中最精銳的部隊，也是陳誠起家的基本部隊，號稱「王牌師」。該師氣焰十分囂張。 　　 陳誠偵知紅軍主力集中在黎川、建寧、泰新等地活動後，便以外線作戰、分進合擊的戰略，將其指揮的12個師約70個團16萬人編成三個縱隊：羅卓英第一縱隊長率4個師在寧都、廣昌等地，堵擊紅軍主力退路和深入紅軍後方襲擊；吳奇偉第二縱隊長率4個師在黎川、建寧、泰和等地側擊和截擊；趙觀濤第三縱隊長率4四個師在金溪正面進攻黎川，阻擊紅軍主力。陳誠的如意算盤，是在黎川、建寧殲滅紅軍主力後，再進攻廣昌，摧毀中央根據地。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三路敵軍相繼向預定地域移動集結，正式開始對中央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 　　敵軍向中央蘇區的「圍剿」開始後，紅一方面軍在朱德和周恩來指揮下，隱蔽地向北運動，尋機殲敵。由於成功地破譯了敵軍電台的密碼，朱德對敵軍的指揮和部隊的調動了如指掌。1月上旬，紅軍揮師北上至南豐、南城、金溪、貴溪一帶地域，集中兵力在上清宮一舉全殲敵軍周渾元第五師，首戰就取得了俘敵旅長周士達以下2000餘人的勝利。 　　 　　變被動為主動，朱、周設下鐵口袋 　　 　　然而，不顧敵情實際的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這時卻命令紅一方面軍進攻敵軍重兵設防的南豐城。儘管朱德和周恩來根據敵情對此命令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但還是被迫強制執行。 　　南豐，是敵軍自江西東面進攻中央根據地的戰略支撐點，修築有堅固工事，易守難攻。 　　2月1日，彭德懷奉命率紅三軍團主攻南豐，守敵毛炳文師的五個團拚命抵抗。紅三軍團先後兩次對該城發起猛烈強攻，但均未奏效，自己傷亡不小，第三師師長彭遨在親臨前線偵察敵軍城防情況時，不幸中彈犧牲。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方面軍首長都來到這裡觀察敵情，商議下一步戰鬥計劃，當即決定改強攻為圍攻，以減少更大的犧牲。遭紅軍圍攻的毛炳文害怕被殲，頻頻向陳誠告急。陳誠以為這是消滅紅軍的極好機會，企圖一舉將紅軍主力圍殲於南豐城下，撫河西岸。他令毛炳文師固守南豐，令第二十四師派兵馳援，將紅軍主力吸引在南豐城下。同時，令中路軍三個縱隊火速集中後開往南豐、黎川，內外夾擊紅軍主力。朱德和周恩來、彭德懷等根據守敵死守待援和援敵三路進逼的敵情，毅然決定紅軍主力撤離南豐，伺機殲敵。紅十一軍奉命由新豐街渡河到黎川，鉗制敵軍第三縱隊和迷惑敵軍第二縱隊，並繼續將敵軍向康都方向吸引；紅三軍團主力與紅一軍團奉命西撤，轉移到宜黃、樂安之線以南，側擊沿永豐、宜黃蘇區邊緣東進增援南豐之敵。 　　陳誠對紅軍主力撤離南豐、伺機殲敵的戰略計劃全然不知，他誤以為東進的紅十一軍就是紅軍主力，當即下令按原計劃全力向東追擊。2月下旬，敵羅卓英第一縱隊李明第五十二師、陳時驥第五十九師分兩路由南豐、樂安出動，計劃先在黃陂會合，再向廣昌、寧都推進。該敵為蔣介石嫡系，兵員、給養充足，裝備極為精良，各步兵班配備有法國製造的「哈齊克斯」新輕機關槍和德國製造的新式自動步槍。該敵依恃武器裝備優良，不分晝夜大膽地向廣昌、寧都推進，逐漸與其第二、第三縱隊拉開距離，翼側裸露，孤軍深入。兩師相隔摩羅嶂大山分路前進，聯絡相當困難。他們一直以為紅軍主力是在黎川、建寧一帶，都想到那裡去拿頭功。然而，在前面等待他們的卻是朱德和周恩來在東陂、黃陂以西，東坑嶺、固崗、登仙橋以東地區設置的鐵口袋。 　　2月27日下午，黃陂地區繼續下著連日以來的細雨濃霧，十米之外視線不清，敵五十二師正在登仙橋和黃陂間爬山，此時，該敵前鋒第一一七旅旅長方靖正「信心十足」地打著如意算盤：當遇到紅軍後，怎樣將其「一舉全殲」。突然，他聽到槍聲大作。當摸清情況時，方知遭到紅軍的伏擊。預伏在此的紅軍左翼紅一、紅三軍團和紅二十一軍，在猛烈襲擊中，將敵攔腰切成數段。激戰中，紅九師師長李聚奎率部直插大龍坪，包抄猛襲敵第五十二師師部。由於機槍連直接參与衝鋒，火力很猛，僅僅40分鐘就拿下敵師部。敵師長李明被擊成重傷，當了俘虜。與此同時，敵第五十九師由西源向黃陂行軍至霍園一帶峽谷中，遭到右翼紅軍紅五軍團和紅二十二軍的猛烈襲擊，頃刻間，就有四個團被殲滅，敵師長陳時驥率士兵數十人逃避于山林之中。此時，他不知道僅一山之隔的李明已先他一步當了俘虜，還把自己逃生的希望寄托在李明這個師的身上。於是，他向李明寫信求援，信中稱：「弟無能，於本日午後一時失利，現部隊已潰散，弟僅率士兵數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許之山莊中，請迅速援助為盼！」送信人在大龍坪被抓，信亦被繳獲，陳時驥在左等右等不見迴音的情況下，只得率殘部乘夜向蛟湖方向逃竄。他逃至登仙橋附近，還是被紅軍左翼部隊活捉。這就是第四次反「圍剿」戰役中，朱德和周恩來指揮紅軍一舉殲敵近兩個師的著名的黃陂戰鬥。正率領江西地方武裝出沒於千岩萬壑和羊腸小道之間，配合紅軍作戰的江西軍區總指揮陳毅，得悉黃陂大捷，高興不已，詩興大發，不禁賦《樂安宜黃道中聞捷》詩一首：「千崖萬壑供野宿，羊腸鳥道笑津迷。半夜松濤動山嶽，中天月色照鬚眉。工農兒子慣征戰，四破鐵圍奇中奇。」 　　 　　蔣介石唉嘆「慘凄異常」；毛澤東稱讚是給敵以「最致命的打擊」 　　 　　陳誠在黃陂丟掉了兩個師後，判定紅軍主力已轉至廣昌地區，決定取道黃陂、東陂、新豐、甘竹直逼廣昌，企圖在這裡會合其他左右兩路部隊，圍殲紅軍主力。他把自己中路部隊的三個縱隊，縮編為羅卓英第一縱隊和吳奇偉第二縱隊，由原來的分進合擊改為兩縱隊重疊作中間突破。敵軍一心想中間突破紅軍陣線，佔領廣昌，並欲使止步不前的粵、閩左右兩路軍前進，以收合圍之效，竟然不顧前後兩個縱隊重疊，以六個師縱深配備行軍，長徑達三日行程以上。這是犯了兵家之大忌。 　　敵變我亦變。朱德和周恩來根據敵情的變化，確定紅軍的戰略是「以各個擊破為原則，以紅十一軍鉗制和吸引其先頭縱隊東進，待其通過四個師後，即截斷敵之後縱隊兩個師（十一師和九師）。」接著，朱德和周恩來指揮紅軍分為左右兩翼分別隱蔽於廣昌北面之東陂、草台岡西側和南側，張網以待。 　　3月21日，敵向廣昌方向加速前進的前縱隊並配屬第五師抵達甘竹，與後縱隊相距長達90里，已不能及時回援，朱德和周恩來抓住戰機，指揮紅軍左右兩翼部隊在草台岡、東陂之間的霹靂山對敵後縱隊兩個師發動猛烈攻擊，一舉將該敵分割包圍。紅軍端著刺刀向敵軍陣地衝鋒陷陣，與敵人短兵相接，「反覆衝鋒，白刃肉搏十餘次」。激戰至下午，敵第十一師被殲滅大部，所剩不過一團人，敵十一師師長肖乾、師參謀長和第三十一旅旅長均被擊傷，獨立旅旅長陳君峰被擊斃，團營長死傷數名，連排長傷亡更大。敵第九師派出增援其第十一師的一個團，亦在東陂附近被紅軍殲滅。敵第五十九師殘部被消滅殆盡。紅軍在黃陂、草台岡戰鬥中共殲敵三個精銳師，俘虜敵軍1萬餘人，繳槍1萬餘支，還繳獲新式機關槍300挺，大炮40門和其他許多新式的自動武器及望遠鏡等軍用物資。這次戰鬥叫草台岡戰鬥，又稱黃陂戰役，是第四次反「圍剿」中的又一次著名戰鬥。中路軍總指揮陳誠從電話中得到這兩次戰鬥失敗的報告後，「如喪考妣。據說，他在接到電話報告時，手裡握著聽簡，足有四五分鐘之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敵前後縱隊慘敗，所剩無幾，殘部猶如驚弓之鳥，經南豐向臨川方向撤退。蔣介石對中央根據地發動的第四次「圍剿」至此失敗。蔣介石又惱又羞，他在給陳誠手諭中發出了「惟此次挫失慘凄異常，實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的哀嘆。陳誠亦視此次失敗「獨生為羞」。 　　毛澤東對紅一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戰役的勝利，給予了極高評價，認為這一勝利是「空前光榮偉大勝利」，它給予蔣介石「以最致命的打擊」，這對國民黨來說，「也許是敗得最慘的一次『圍剿』」。 　　反「圍剿」戰役結束後，朱德撰寫了《黃陂東陂兩次戰役偉大勝利的經過與教訓》一文，及時總結第四次反「圍剿」戰役勝利經驗，進一步豐富紅軍作戰的戰略戰術原則。他認為這次反「圍剿」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勝利，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實行了戰略轉變，具體地說，就是與前幾次反「圍剿」戰役相比，這一次不是誘敵深入到蘇區內部，「待敵人集齊，使其疲憊，擇其弱點，集中主力以襲之」。「此次戰略的不同點，是在擇其主力，不待其合擊，亦不許其深入蘇區，而亦得到偉大勝利。」不久，朱德又發表《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一文，聯繫實際戰鬥的經驗，「從軍事理論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六個戰術基本原則。 　　紅一方面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乘勝收復敵人在第三次「圍剿」中佔領的土地，使中央根據地得以鞏固與擴大，地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根據地連成一片。紅一方面軍的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全軍主力部隊與地方部隊總兵力已達10萬人。中央根據地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 　　（本文選自最新出版的《朱德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一書第十一節，文字有刪節，小題目由本刊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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