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容安館札記》論宋詩初學記

http://www.sina.com.cn 2004/07/11 08:22 東方網-文匯報　　　　在錢先生生前，我曾有機會兩次看過他的筆記。在一篇回憶文字中，我寫過：「他的讀書筆記本也頗與眾不同，滿頁密密麻麻，不留天地，一無空隙，但他一翻即能找到所需之處。」如今公開面世的《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可以印證這個印象。我還寫過：「錢先生的隨意閑聊更充滿這種耐人尋味揣摩的東西」，還舉了一些例證，其中之一是「韓愈的《原道》與明清的八股文之間有否暗脈相通之處，又是為什麼」等等（見《〈對話〉的餘思》）。今閱《札記》第三卷 1771頁：「《原道》『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云云一節，《原毀》全篇，皆開八股機調。《孽海花》第二回（按，應是第三回）錢唐卿謂『制義創始韓愈，細讀《原毀》便見』是也。柳子厚《書箕子碑》『當其周時未至』一節亦然」，面對書籍恍然如遇故人。　　記得當年有次閑談到「八股」起源、得失時，錢先生急忙一擺手：「等等，給你看我的筆記！」即從內室取來此本，翻到此頁向我講說一番。我貪婪地湊過頭去，他立即合上本子，打了句鄉談：「勿好再撥看哉！」直逗得我望「書」興嘆，憾失不已。　　感謝楊絳先生，決定影印出版此書。然而翻閱全書三卷一過（全部《手稿集》將有40多卷），又不禁感慨無既：眼力不濟，認不清；對他手書不熟，認不準；學力不足，讀不懂。其博大精深的學術內涵，自當終身奉為鴻寶；今僅就書中論及宋詩者數端，略述「初學記」。　　一　　《宋詩選注》選詩八十家，其中的王令，素為一般的選本所冷落，而因錢先生對他「宋代里氣概最闊大的詩人」的特別表彰，始引起人們的重視。閱讀《札記》，還知道他對晚宋的樂雷發也格外垂青。第一卷22頁云：「此次所讀晚宋小家中，《雪磯叢稿》才力最大，足以自立。《佩韋齋稿》次之，此稿（指毛 《吾竹小稿》）又次之。」宋末小詩人眾多，一般囫圇視之，很少細緻分疏，錢先生抉發出樂雷發、俞德鄰、毛前三名的次序，值得注意。　　具體論及樂氏時，他說：「樂雷發聲遠《雪磯叢稿》筆力健放，不拘於晚唐體。七言歌行尤排，七絕次之，律詩俚滑」，並點評《九嶷紫霞洞歌》、《常寧道中懷許介之》、《烏烏歌》等十首作品。　　《宋詩選注》里評樂氏有一句「近體詩還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的話，曾引起一些學者如蕭艾先生的質疑（見蕭氏注釋的《雪磯叢稿》），蕭先生的觀點其實與四庫館臣一脈相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64評樂氏云：「其詩舊列《江湖集》中，而風骨頗遒，調亦瀏亮，實無猥雜粗俚之弊，視江湖一派迥殊。」還舉例評賞，都是近體。《札記》中雖然沒有「還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的話，但說「律詩俚滑」，意差近似。錢先生垂意的是其七言歌行，「筆力雄放」，已擺脫「晚唐體」也就是「江湖派」的路數。樂氏之於江湖派，有依有違，應從不同詩體來論析。重視文體區別與特點，是錢先生一以貫之的評賞原則。　　檢《宋詩選注》，選樂雷發詩共四首，其《烏烏歌》、《常寧道中懷許介之》、《秋日行村路》三首均見《札記》提及，其評語可與《選注》對讀，多有異同。僅《逃戶》一首，不見《札記》所選十首之列，這類反映民生疾苦的「人民性」題材，當是因時代「大背景」而「照顧」選入的，為「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作一例證。　　錢先生的《札記》既是記錄個人日常讀書心得，初不擬立即示於外人；但從全書已親自編序，共802則，且隨筆附註互相參見，實又粗具著作形態。這一特殊情況使其在錢先生的著作系統中具有特殊作用：它作為錢先生讀書時的第一印象的記錄，反映他接觸文本時最初的注意點或興奮點，可以藉此了解他的選擇方向與旨趣，這對研究他的具體藝術趣味、愛好和標準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比如這首《逃戶》肯定未能進入他的最初視野，是不免違心而為之選錄的；《札記》又作為原生態學術作品，又具有與其公開發表著作的比較對照的價值，從《札記》到《宋詩選注》、《管錐編》乃至《談藝錄》的增訂部分，其異同詳略，改易修潤，往往有深意存焉，值得探索。　　二　　《札記》中對樂雷發《秋日行村路》「一路稻花誰是主，紅蜻蛉伴綠螳螂」一聯評賞尤詳：　　按，絕好一副沒骨花卉，仿放翁《水亭》詩（《劍南詩稿》卷七十六）「一片風光誰畫得，紅蜻蜓點綠荷心」而勝之。機杼皆本之韓致堯《深院》絕句之「深院下簾人晝寢，碧鸚鵡對紅薔薇。」白香山《寄答周協律》「最憶後庭杯酒散，紅屏風掩綠窗眠。」……　　而《宋詩選注》此詩注釋，僅依次引錄李商隱、韓、陸遊三聯（後改訂本又增入白居易一聯），兩相對勘，從改筆中可探其深微用心。《札記》和《選注》都採用廣義的比較方法，但有影響比較與平行比較的區別。《札記》指出「紅蜻蛉伴綠螳螂」一聯，其句法和顏色對比的用法，導源於白居易、李商隱，經韓入宋，為陸遊所仿，樂氏又仿陸而勝之，屬於影響研究的範疇；《選注》改用平行的敘述方式。這一改動頗堪玩味。因果鏈的確定，實際上總是充滿著種種不能確定的因素，甲事物受乙事物影響而形成這一類常見的判斷，實際上存在著「證偽」的極大可能性，因而應該慎之又慎。　　《宋詩選注》重視對詩歌特定意象的研究，或溯源追蹤，或指出文心的相通相異之點，這是《選注》的獨詣，最令人折服；但也可發現，他使用平行研究遠較影響研究方法為多。最好的例子之一是論及王安石《泊船瓜州》「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字，錢先生指出：「綠」字用法在唐詩中「早見而亦屢見」，並舉了丘為、李白、常建的詩例，但並不簡單坐實此乃王安石用字的「出處」，而是一連串提了五個問題：　　王安石的反覆修改是忘記了唐人的詩句而白費心力呢？還是明知道這些詩句而有心立異呢？他的選定「綠」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後想起了唐人詩句而欣然沿用呢？還是自覺不能出奇制勝，終於向唐人認輸呢？　　在電腦檢索大為盛行的今天，我們可能找到比錢先生更多的唐詩用例（包括前唐之詩），但恐很難達到他對藝術創作奧秘的深刻把握。這裡對於王安石創作運思的精微揣摩，都是假設，而且這種假設是沒有窮盡的，這說明兩種詩歌意象在表面上的某種類似，除因果關係以外，還可能產生多種的關係，足以提供無限的聯想空間。　　三　　據楊絳先生介紹，《錢鍾書手稿集》共有三類：外文筆記、中文筆記和《日札》。外文筆記純系讀書摘抄，「他做筆記的習慣是在牛津大學圖書館（Bodieian——他譯為飽蠹樓）讀書時養成的」。其實我國古人就有以抄書為讀書的習慣。楊慎《丹鉛別錄序》自述「自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計越千」，抄了達千卷之巨；顧炎武甚至說過「著書不如抄書」的話（《抄書自序》），錢先生跟這兩位博學的前輩當可異代相視而笑。中文筆記，原與日記混在一起，因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時，「風聞學生可檢查『老先生』的日記」就把「私人私事」的日記部分「剪掉毀了」。這中文筆記雖有「自己的議論」和「少許批語」，看來也是以摘抄原書為主的。　　而《日札》應是日記體學術札記，是以記錄「讀書心得」為重點的。錢先生1929年所作《復堂日記續錄序》中說：「……然參伍稽決，乃真積力充之所得；控名責實，札記為宜。未有詳燕處道俗之私，兼提要鉤玄之著，本子夏日知之誼，比古史起居之注，如晚近世所謂日記者也。」指出日記體札記應具有私人性和學術性兼擅的特點。　　這類性質的日札，錢先生其實早年就開始寫作了。1935年2月21日錢基博先生在連載《讀清人集別錄》的引言中說：「兒子鍾書能承余學，尤喜搜羅明清兩朝人集，以章（學誠）氏《文史》之義，抉前賢著述之隱，發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嘆世有知言，異日得余父子日記，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學，當繼嘉定錢（大昕）氏之史學以後先照映，非誇語也。」（原載《光華大學半月刊》4卷6期，1936年3月）明言他父子倆均有「日記」。我們還從1934年6月出版的《國風》半月刊4卷11期中，看到錢鍾書先生的《北游紀事詩》，自注云：「原念二首，今錄念一首，本載日記中，故略采本事作注以資索引。」不僅證實錢先生早有記日記的習慣，且與現在面世的《容安館札記》多記讀集部的心得，多錄自己詩作的情況一脈相承。作日札是錢先生的日常生活，實不可一日離此事，由此也可部分解釋他的最重要學術著作《管錐編》採取札記體的原因。　　《札記》中「私人私事」的被刪削，實在是件深可惋惜之事。這不僅可以真切地了解當年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更重要的是領略那一代學者以學術為生命、融人生與學問為一體的精神面貌。如《札記》第三卷2235頁錢先生於1966年與楊先生漫遊北京中山公園、隨即患病的記事一則，當是剪而未盡的殘存，實是一篇睿思奔涌、寄慨於諧的絕妙散文：　　丙午（1966）正月十六日，飯後與絳意行至中山公園，歸即卧病，蓋積瘁而風寒乘之也。嗽喘不已，稍一言動，通身汗如濯，心躍然欲出腔子。《明文授讀》卷十五李鄴嗣《肺答文》云：「風自外干，涎從內塞」，「未發云云，輒聞喀喀」，「積邪大涌，蘊逆上溢」，「胸椎欲穿，背笞不釋」，不啻為我言之。如是者十二日，始勝步武，杖而行於室中。今又一來複矣，仍無生意，杜門謝事。方疾之劇，如林黛玉臨終喘甚，「躺著不受用，扶起來靠著坐坐才好」 （《紅樓夢》九十七回）。每夜勞絳卧起數回，真所謂「煮粥煮飯，還是自家田裡的（個）米，有病還須親老婆」也。（馮夢龍《山歌》卷五）昔王壬秋八十老翁終日悶，自雲「有林黛玉意思」（《湘綺樓日記》民國四年九月廿四日、廿五日）。余今歲五十七，亦自擬顰兒呻吟氣絕狀，皆笑枋耳。病榻兩夢圓女，渠去年八月赴山右四清，未返京度歲。二月初六日書。起床後閱《楚辭》自遣，偶有所得率筆之於此。　　這是錢先生所寫的《我們仨》。與楊先生平實淡雅、卻把悲情深埋的敘述筆調不同，錢先生一口氣連類引證李鄴嗣文、《紅樓夢》、馮夢龍《山歌》、王運日記等材料來寫病中窘況和伉儷情深、愛女思切，不啻是《管錐編》《宋詩選注》「打通」法的生活版，使這段三百字的短文，儼然也是一則學術札記。「曲終奏雅」，這篇妙文原來是他記錄自己讀《楚辭》心得的引言，而此處所記讀《楚辭》的心得即是《管錐編·楚辭洪興祖補註》十八則的取資來源，無意中展示出《管錐編》的成書過程。日常生活與學術著述也於此「打通」。　　用學術為依託，敘私人情事，這在論宋詩時也能看到。《札記》開端第一卷26頁論吳惟信《菊潭詩集》之《詠貓》詩：「弄花撲蝶悔當年，吃到殘糜味卻鮮。不肯春風留業種，破氈尋夢佛燈前。」《札記》云：「按，余豢苗（貓）介立叫春不已，外宿二月余矣，安得以此篇諷喻之！」吳詩所詠之貓，乃無意風情之懶貓、老貓，與錢家所養之貓，春情勃發，外宿不歸，交相照映，諧趣橫生。先生之治宋詩，學術人生化、人生藝術化，也是苜蓿生涯中的一種慰藉。此貓為波斯種，名「花花兒」，楊先生有專文《花花兒》記之，錢先生也有「春風蛺蝶憶兒貓」（《容安室休沐雜詠》）的詩句。　　四　　如果說，上面的例子代表的是有學術的人生，那麼，更多的情形是表現為有人生的學術：即在論學評詩中融注著個人性的生活與體驗，只是有時不為人們察覺而已。　　錢先生對宋人唐庚的《白鷺》和羅公升的《送歸使》兩詩似乎頗為注目，在《管錐編》中曾分別論及。《管錐編》第一冊348頁稱引西漢武安侯田 關於聚徒「腹誹」對君上危害的言論，「蓋好友交遊而多往返，則雖不結黨而黨將自結，徒黨之形既成，即不犯上而為亂黨，亦必罔上而為朋黨」，然後引及唐庚《白鷺》：「說與門前白鷺群，也宜從此斷知聞；諸君（似應作『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君！」評為「談虎色變，從來遠矣」。這是對歷史上黨錮之禍的客觀評論。《管錐編》第四冊1470頁引羅公升《送歸使》詩：「魚鱉甘貽禍，雞豚飽自焚，莫雲鷗鷺瘦，饞口不饒君」，則僅因論及徐陵《鴛鴦賦》，以「事物寫入詩畫」現象作評賞，「鴛鴦」作為「長合會」之團圓象徵，吟詠不輟，但卻因其羽毛鮮麗而被撲殺，而吳融《池上雙鳧》就說雙鳧「幸是羽毛無取處，一生安穩老菰蒲」。錢先生說：「然鳧之『羽毛』或『無取處』，其軀肉豈不任充庖廚耶？」引羅公升此詩為證。此處純系客觀評藝，並無其他寓意。　　而在《容安館札記》第二卷1200頁中卻有另一番記述。他先引羅公升此詩云：「按，沉痛語。蓋言易代之際，雖潔身遠引，亦不能自全也」，緊接引唐庚《白鷺》詩，評云：「機杼差類而語氣尚出以嬉笑耳。」兩詩「捉置一處」，即顯別有會心，他關注詩中種種羅織、誣陷、告密、偽證等情事，與他在建國初期所橫遭的青蠅之玷（所謂清華間諜案），人們不難從其中讀出一點潛通暗合的消息。這種評詩賞藝與個人生活體驗的關聯，在原先僅供個人備忘、未擬公開示人的《札記》中，或隱或顯地隨處可見，對於了解他的學術人生，倍感親切而真實。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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