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八十年代
我所經歷的八十年代
……遠處的燈光在四周槍洞一樣圍著我們,我說,總有一天在生存的扳機前我們會背叛詩歌。他說,不會。八十年代遠去,屬於我們的詩歌年代遠去。青春不在。
0,我的寫作和一個校園有關。1982年我17歲就讀大專了,台州師專。單純得懵懂,「那能為一支歌而流淚的歲月」。我有願望,卻不關心將來,我有英雄情結,卻沒有抱負。除了滿足我天生的求知慾——看書,寫作便是我在台師三年最能聊以自慰的事情。我沒有「文學夢」,寫作對我是被語言吸引的本能行為。當時各地大學裡文學社蜂擁。我清楚地記得我是在教室黑板的左側看到台師「鹿路文學社」成立和招收成員的啟事,貼得比我個頭高,需要仰讀。個性獨行的我當然不會申請加入「鹿路」,以後也沒有申請加入。但二年級以後「鹿路」的許多活動我都參加了,受邀或主動。還以「鹿路」名義組織過兩次大型活動。前不久,發現了一張舊照片,拍攝於1985年5月,上書「台州師專鹿路文學社第三屆社員合影」,僅有23個人頭,我當年的人頭也擠列其中。看那舊照,還端詳得出股股少年意氣,雖然那麼斑駁、模糊,一如歲月。
1,追溯25年前那個小碎片,洋槐花的氣味還隱約可嗅。我是走出閱覽室,就撞見洋槐花濃烈香味的。我說的閱覽室,指在臨海市北崮山腳下老台州師專的報刊雜誌閱覽室:數間單層小屋,內中四張大長桌,沒有吊頂,紅瓦和檁掾樸實地裸露著;期刊雜誌分門別類地安插在靠牆木架上,隔牆一溜書櫃。閱覽室蹲伏在一個平台上,台下一派蔥鬱,水杉筆直,洋槐逶迤,鵝黃色的洋槐花,成串成串地芬芳著……開洋槐花的日子,是3月,那麼,我第一次讀到那些詩句應該是在1983年3月,我很羨慕現在中學生什麼都能讀到。是怎麼樣的詩句,讓我把她和洋槐花混合在記憶里?記性特差的我,還能背幾行:
不,渴望燃燒/就是渴望化為灰燼/而我們只求靜靜地航行/你有飄散的長髮/我有手臂,筆直地舉起 (北島)
即使明天早上/槍口和血淋淋的太陽/讓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筆/我也絕不會交出這個夜晚 (北島)
如果大地的每個角落都充滿了光明/誰還需要星星,誰還會/在夜裡凝望/尋找遙遠的安慰 (江河)
我沒帶漁具/沒帶沉重的疑慮和槍/我帶心去了/我想,到空曠的海上/只要說,愛你/魚群就會跟著我/游向陸地 (顧城)
這是那晚我在閱覽室讀到的,後來我反覆地在油印鉛印的公開或不公開的種種冊子上熟稔它們,雖沒有第一次讀時那種震撼,但一看那些詩句,洋槐花的香味就會洶湧而來,彷彿那些凄美冷峭的分行句子是從洋槐樹上一嘟嚕一嘟嚕地掛下。也是在那晚,我讀到了法國象徵派幾首詩歌,那是1983年第2期的《世界文學》,那幾首詩歌沒有上述「朦朧詩人」給我的強震撼,但在介紹蘭波、維爾哈侖、馬拉梅的文字和瓦雷里一文,使我記住了暗示、神秘性、直覺這樣的字眼。閉塞的心壁內,射進了一束天籟般的光線。
我要說的是,語言。那些語言,震顫了我。那些分行文字,讓我騰空,雲一樣飄走;腦海里跌進巨石,飛濺起燦爛的水花,半懸著,不肯落下——原來詩歌可以這樣寫。這之前,所能閱讀的詩歌除了唐詩宋詞、毛主席詩詞,用白話文書寫的詩歌不是大躍進那種「民歌」,就是「打倒四人幫/人民喜洋洋」或「我在大橋望北京/望到北京天安門」之類。白話詩歌,在我認識里是最低俗的垃圾。八十年代之前偉大的禁書運動,不僅加深了精神饑渴,也麻痹了我們的審美能力。
接著現代文學開課,我的白話文運動伊始,從胡適「兩隻小蝴蝶」起飛,我一下子就抓住了穆旦、李金髮、戴望舒、艾青。但這些遠是不能讓我飛翔的,外國文學是到三年級才開課,我開始頻繁地出入圖書館,我應該是借閱圖書最勤奮的一位學生。台師三年,我借閱了整整一千一百多本圖書,從詩歌開始,哲學美學經濟學以及閑雜書類,古今中外,泥沙俱下,玉石俱取。我讀書習慣是囫圇吞棗、不求甚解、邊讀邊忘,或有些混沌的東西偷偷蟄伏下來。
「文學」的閱讀取捨可能是一種天性。非常奇怪,那些莎士比亞(劇作除外)、拜倫、雪萊、歌德、席勒在我視野里停留不到一周就被甩開了,被我天然地拒絕。對「現代性」的尋求是我根本方向。西方現代派著作猶如夏季的熱帶風暴,所有的風吹草動都讓我手舞足蹈。最早指引我閱讀的是袁可嘉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上海文藝出版社,共十本,第一冊1980年10月印刷,最後一冊是1985年10月出版。當年步上寫作的文學青年,沒有幾位不把該套書奉為圭臬。至少,我是藉此為索引,按圖索驥閱讀:後期象徵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荒誕派、新小說、跨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如此順藤摸瓜,那磚木結構的台州師專老圖書館一樓,彷彿另一個星球,我光顧勤奮,依戀有加。遺憾的是80年代初,許多著作還沒被翻譯,直到如今才買到更多的書籍,卻少有心境閱讀了。
在那裡,大師們星辰一般在我的天空不停地閃爍:惠特曼、波特萊爾、艾略特、龐德、聶魯達、埃利蒂斯、洛爾迦、泰戈爾、狄蘭托馬斯、蘭波、里爾克、瓦雷里、斯蒂文斯、威廉斯、桑德堡,而特拉克爾、休斯、金斯堡、勃萊、阿什貝利、曼德爾斯塔姆、帕斯捷爾納克、沃爾科特、策蘭、帕斯等是在我工作後才讀到的;當然,閃爍的更有卡夫卡、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喬伊斯、福克納、茨威格、海明威、薩特、加繆……我讀到普魯斯特、昆德拉、羅伯格里耶、索爾仁尼琴、卡爾唯諾等傑作也是後來的事了。
2,我至今沒有看過北島等人70年代末的《今天》雜誌(近年在海外辦的倒有),但八十年代絕大多數校園詩人無不受其影響,有說以校園詩人為主力的第三代詩人是「喝朦朧詩乳汁長大」,應是事實。83年有個「清除精神污染」,不知怎麼地,朦朧詩好象成了不能閱讀的「違禁品」,我初次受震後那些詩歌就在任何刊物上「絕跡」了。我是個「插到底」的人,從閱覽室里讀不到新刊發的,就到學校「資料室」借閱過去名目繁多的文學期刊年合訂本,看到那些北島舒婷江河楊煉顧城的名字就抄錄他們的作品(那時還不知道食指芒克多多)。但很可憐,能夠找到的也不多。更多的是從各種各樣的合集和《世界文學》《外國文藝》里,漁夫一樣打撈龐德、埃利蒂斯、聶魯達、洛爾迦、阿波利奈爾等大師的作品。抄詩是那個年代文學愛好者普遍性的行為吧。我現在僅留著2本抄詩的筆記本,其餘和83年開始練筆的詩歌寫作本子一起失蹤了。那抄寫認真的鋼筆行書,可見我對那些分行文字的真切熱衷。
熱衷不僅如此。80中文的孫如明(筆名巴東)買到舒婷的《雙桅船》,大家竟相借閱,他優先對我賜借。心疼的是,才到第三天傍晚,那條婉傷的船就被我弄丟了,好是恐慌。我至今記得我在靠圍牆的小廁所里小便,男人小解也要用到兩隻手,就把握在手上的《雙桅船》擱在小便槽上的矮牆上,便完一抬頭,船沒了。我知道那絕對也是一個「熱衷」的傢伙。那個年代這樣的傢伙很多,我也是其中一員。之上提到1983年第2期《世界文學》,畢業離校前,我去資料室將其偷偷地「熱衷」給自己了,不為其他,只為紀念,我是個喜新又懷舊的矛盾傢伙。現在我可以一百倍償還給台州師專資料室,當年那雜誌定價為0.70元/本。那期還刊有君特·艾希的詩和小說,詩歌《清單》堪稱傑作。1985年與同學打字印刷《野孩子》作品第一輯,借中文科一個活動室,連夜推墨筒印刷、摁訂書機裝訂,印了100份;第二天來取寄,少了30多份——被「熱衷」者豪取強奪了。愛詩如是,真乃幸事啊。
熱衷不僅如此。台師所在地臨海縣城的唯一的新華書店,是我們經常關顧購書之地,去多了,一眼瞟去,就知道哪些是上架的新書。當年書籍出版得少,翻譯得也少,臨海是個小地方,書進得也少,當然我們口袋裡人民幣也少。但還是屢有斬獲,比如我買到過塞內加爾前總統桑戈爾的詩選,很是喜愛。84年4月買了本《聶魯達詩選》都被我翻破了。85年4月,我在路橋二中實習,聽說黃岩的新華書店裡有聶魯達《詩歌總集》出售,惟恐被賣完,當天下午便和同學范正來各借來自行車,騎到黃岩一購為快。我剛學騎車,動作生疏,來回一個多小時,沙石公路,路窄車多,驚險緊張。回來時候手臂酸疼,跨下紅腫,——真有點「冒著生命危險」。
熱衷不僅如此。某天有幾個椒江青年來校找我,帶來百來本「朦朧詩選」,要在學校里出售。這不是正規出版或非法盜版的由印刷廠印製的書籍,——而是用蠟紙刻寫的、用滾筒推印的、用訂書機裝訂的小冊子。我幫助他們選擇在學校食堂,在吃晚飯時間出售。人頭涌動,即刻售罄。同學們囊里羞澀,大部分是用飯菜票購買的,名副其實的精神食糧啊。對比現在,送你印製精美的詩集也少有人看。八十年代啊。有時我想,那是盛唐,文學的盛唐,我為自己經歷過文學的盛唐而欣慰和懷念。那幾個椒江青年後來編印民間詩歌刊物《原野》,這次是鉛字排版印製的雜誌了,為首的筆名郁文,我到他家住過,家在原椒江文化館後;還住過當海員的另一詩友家,名字忘了,他沉默的熱情依稀可記。聽說郁文由於鉛印《原野》欠錢數千,在當年是挺大的數目,出去做工了,二十餘年沒有音信。在台州,八十年代,民間刊物眾多:屬於同人刊物有影響的,一是以王自亮、王彪、丁竹、江健(江一郎)、陳哲敏、王劍冰、周學鋒的《海岬》,二是我參與的《野孩子》,當年我筆名阿黎,另五位成員是舟子、老槍、巴東、木龍、男童;屬於雜誌性的詩歌民刊,最早就是《原野》,具有全國影響的是詹小林和王彪編印的《現代詩歌報》,稍後有徐懷生編的《橘花詩報》,而溫嶺文聯由江一郎等輪流責編的《三角帆》也出沒於浪尖波谷,她們毫不遜色於今天台州的《九龍詩刊》和《東部》。
熱衷不僅如此。徐敬亞刊發在83年《當代文藝思潮》上的《崛起的詩群》一文,簡直成了我現代詩歌寫作的技藝指南。忽遭到鋪天蓋地的批判,遂著文萬言,一氣呵成,投寄到《當代文藝思潮》欲為其一辯;編輯迅速來信,稱無力挽難,退回自置;(後來數次搬家,這些底稿和詩友信件被老鼠啃嚙,變成雪花粉末)。不久即看到徐敬亞在《人民日報》上的檢討文章,驚愕之餘,對學術的探究心情卻更是迫切。台師不是名校,卻有難得的好老師,教授文藝概論的張藝聲即是一位。我們的文學概論教材是78年版、以群主編的,左的論調充斥,張教授採取爭辯式教學,比如講「文學的階級性」,——文學有階級性嗎?張老師帶領我們討論,同學們不自覺間形成多種觀點,分別引經據典,爭論從課內到課外,從宿舍到食堂;為了探求個究竟,閱覽群書就成為必須了。現在回憶起來,那些老師不僅引導了我們看書,更教會了我們質疑能力、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和判斷能力,使我後來從事商業活動也受益匪淺。清污時有個批判異化論的活動,時任台師副校長的洪迪詩人上台宣貫,懷著忐忑心情聽完後,佩服伏地,即上門拜訪。老人住在一條叫碗盞巷的小巷裡,第一次和范正來揣著詩作去拜訪,老人看了我習作,沒有任何點評,倒給我一句至關重要的話:你可以寫詩。老人博學至深,文理農工,天上地下,我每次去碗盞巷都吃到很多,久而久之,成為忘年交,25年來我凡遇人生大事、天下小事都會自覺與老師商量。多年後我才明白:他早已是我精神上的父親!(右上圖是洪迪老人)
3,詩歌讓八十年代中國無以論數的地下詩人,變成中國的第五十七個民族。那年代沒有手機和E-MAIL,通信、寄作品、贈油印刊物,更有串門相訪。一個寫詩的,到異地找另一個陌生詩友,風塵僕僕,但只要說句「暗號」——我也是寫詩的,就能受到對方款待;談詩論作,豪氣和酒味一起澎湃。台州地處偏僻,交往不便,投稿便成了一個交流辦法。女同學吳淑君在《飛天》的「大學生詩苑」上發表了一首短詩,激勵了我屢屢化名往那寄稿,退稿時有編輯的鉛筆批語點評,中肯直接,後來知道他叫張書紳;當我的處女作《隋梅》在那刊發時,通過《飛天》我已經「認識」了于堅、王寅、宋琳、周倫佑、楊爭光、張子選、柯平、童中貴(蘇童)等。那是一首詩記住一個人的年代,比如《想起一部捷克電影想不起片名》讓我記住了王寅,《圭山組曲》讓我記住了于堅,《老漁夫》讓我記住了韓東,《挪威詩人耶可布森》讓我記住了梁曉明,《犀牛走動》讓我記住了南野,《鏡中》讓我記住了張棗,《父親和我》讓我記住了呂德安……
(2003年2月,梁曉明、傷水、王寅、南野在大鹿島)
接著幾年,我用本名和化名在《詩刊》《星星》《青春》《萌芽》《醜小鴨》《人民文學》《江南》《東海》《青年文學》《南方文學》《青海湖》《詩歌報》等官方刊物發表許多爛詩。發表的好處是可以靠稿費在暑假裡外出周遊,只背著那個黃色的軍用挎包,一路買書直到提攜不動……1986年夏同張宏旅行杭州,順便領取省作協的詩歌大獎賽詩獎,報到後,一個戴草帽、穿灰衣的矍鑠老頭領我去住宿,路上烈日炎炎,老頭沒話找話,問我對獲獎的作品自己怎麼看,我心想作協畢竟作協,連看門或者掃地的工友也關心詩歌,唯諾搪塞著;第二天頒獎儀式,那老頭竟坐在主席台,面前牌子上書——「冀汸」!(一去經年,冀汸老人現近90歲,去年看到報道稱,浙江作協舉辦紀念老人從事文學創作72周年座談會,這位主角、這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七月派詩人,卻卧病無法出席了。想起冀汸老人在1947年寫下的句子:我們,總要再見的!在這塊呼吸過仇恨、也呼吸過愛情的土地上,擁抱,大聲笑。)
與詩友的交流才使我的寫作不顯孤僻。聞悉參加82年第2屆青春詩會的王自亮就在台州臨海,某個晚上,按探聽來的地址,敲響了他的木板門。那是抽沒有過濾嘴的「上游」煙年代,許多晚上便煙霧繚繞。小說家黃石當時寫詩,從油印刊物《九峰》上看到我的《祖先們》組詩,先來信,後來訪,這位天才就這樣結識,以後就常能聽他大段背誦莎翁的台詞,而他公寓內自書「革命」兩字最讓我深刻。1985年上半年,我策劃在台師召開一次「台州詩會」,將當時台州主要詩人不分男女老幼、立場風格、職業崗位幾乎全部邀請到位。由於畢業降臨,鹿路文學社的第四任社長呂振興、林文鶴等繼續操辦,我幕後配合,終於在85年10月如期舉行,50來位台州的老中青詩人濟濟一堂。那時起,台州內文友交往空前頻繁——
曾經酩酊大醉,把江一郎的一架書櫃從頂到底嘔吐個遍;曾經一見如故,和徐懷生共卧郟家巷木板床通宵達旦地暢談。(87年和徐懷生一起參加台州散文詩學會成立會,聽柯藍的佈道後,在其留言本里不約而同地寫上提倡純粹藝術意思的文字,惹急了柯老頭,事後竟把我們的留言紙頁撕下,分別寄回我們)。曾經考慮買書號出詩集,畫家郭修琳專門設計了封面相贈。常被張宏獨特的笑聲傳染而裂開大嘴,常被爾東漂亮的鋼筆書法吸引嘆而忘意。記得詹小林煮的薑湯面、王柳江燴的大雜麵、夏雨清送的橙橘,記得王彪做的木船模型、林海蓓給我看的她老公收藏的各國貨幣,記得盧俊的口吃、李定鈞的寡言,記得去歆菊的老家不見歆菊、謝淑芳每次來信說如晤如晤卻始終未晤,記得和老槍、光頭、王竹介在松門看電影起衝突夜困派出所,記得通信十多年才相見的胡明剛,記得相訪過邇後杳無音信的黑隸、藜果、阿德……我畢業後在玉環海島教書三年,來過我處的台州詩友就有王彪、舟子、詹小林、老槍、丁竹、彭一田、歐巴、王自亮、巴東、木龍、夏雨清等。我最記得當時和老槍信步談詩的經歷,多少個黃昏,漫步在靈江畔,江中漁火、岸上楊柳、老槍背誦的詩行,它們雨煙般飄搖在一起!那寬厚如老父親的城洞、那起伏如美少女的浮橋,是我的大學生活——詩歌生活的兩大重要物證。當我和歐巴(陳景飛)在溫嶺某鎮公路上深夜踏步,遠處的燈光在四周槍洞一樣圍著我們,我說,總有一天在生存的扳機前我們會背叛詩歌。他說,不會。八十年代遠去,屬於我們的詩歌年代遠去。青春不在。舟子出事了,歐巴你好好地當縣長吧,現在。
(說過不會背叛的歐巴,20年後在我的書房)
……1985年1月1日,自以為對新詩有了「新」認識的6位同人,成立了「野孩子」詩社,編印的詩輯寄往各地交流,在那《野孩子》扉頁上,印著我們的「結社宗旨」:我們是一群藝術的野孩子/我們是詩人不論過去現在或將來/我們的詩歌是創造未來的詩歌/野孩子沒有父母也沒有後代。為顯示整體性,在第一輯《野孩子》上,把6位同人名字印在封面,裡面作品不分別署名;後來發現還是有許多差異,第二輯開始各自對自己作品署名。86年《星星》《綠風》兩個詩刊上各對野孩子詩社進行了介紹和作品刊登。多年後我用口語記錄當時的《野孩子》詩社:
五男一女/女的叫男童/1985年1月1日/在某小酒館密謀/起草宣言/確定起事時間/聯絡暗號/並正式命名了老槍/絕對感性的生命/詩和下流話/一齊點射/當時那城市還稱縣/縣城沒有妓女/能熟練談論女性者/令人無限崇拜/那是革命年代/巴東告訴我許多/職業革命家/我忙於從圖書館/了解他們的業績/踏著他們的血跡/共產黨員舟子/用口語寫詩/他是大家心目中的頭/戰戰兢兢/痛痛快快/那是戰爭年代/三人已畢業持槍上崗/三人尚在師專後方/通訊聯繫/分行的密碼互遞/木龍的字最草/巴東的情報最長/落難年代充分民主/輪流執政/分頭活動/《野孩子》一至六輯/沒有未來沒有後代/無數天空/滾過濃煙/堅守了二年/根據地銷聲匿跡/舟子做官/木龍調動/巴東教書/阿黎經商/男童不知去向/尚在寫詩的/可能唯有老槍
(《野孩子》第2輯的扉頁)
結社「野孩子」,內在原因是對哺育我們的「朦朧詩」的超越願望,更是對當時官方刊物所提倡的強烈不滿,顯示對純粹詩歌藝術的探求姿態。85年前後吳淑君與蘭大的封新成有書信交流,封新成寄來的工整抄錄的作品,有韓東的《有關大雁塔》《我的好朋友》、王寅的詩歌和封新成《趕海的人們》等;在丁竹家看到王小龍的作品;在溫州「文學青年」編輯部看到某雲南民刊上于堅的《尚義街6號》;在老槍那看到楊黎的《撒哈拉沙漠的三張紙牌》;——發現更廣闊的穹宇下有更多進行寫作試驗的漢語詩人,更堅定了我們開闢詩歌寫作新空間的信念。《野孩子》作品還相對幼稚,但也遭到很多太「野」或不夠「野」的種種說法;上海有位叫桂興華的詩人還寫長信批駁,並威脅「要跌跟頭」的,當然遭到我們的駁斥;于堅、陳鳴華等回信表示對其中的一些作品很是看好。《野孩子》成立後我開始與韓東、于堅、西川、海子、南野、張子選、伊甸、海上、雨田等通信,或長或短,有一搭沒一搭的;86年為編輯一個叫《荒島》的民刊,韓東、海子等還寄來過作品。當年只聽說「他們」沒見到《他們》刊物,沒聽說「非非」卻收到了遠寄而來的一期《非非》。1989年後由於生存壓力、精神困頓和對自己寫作的失望,我開始旋轉於商業活動,寫作基本停滯,書信交往漸而中斷。整個九十年代,我偶爾的出於慣性的寫作僅僅是我個人私事。2000年後又由於詩歌,才遇到南野、梁曉明、王寅、何小竹等人。新朋友會更多,但八十年代永遠不在。
4,那是一個狂妄而虛榮的年代,一個幻想和激情的年代,也是一個離詩歌越來越近的年代。
(08年4月在北京遇到西川,我提起80年代曾經通信的事,他一臉茫然。事後,才恍然大悟,忘記告訴他現在的傷水就是以前的阿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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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應某詩刊之約提供詩人年表,我就橫截成此80年代一文了,刊發時將有刪節)
載2008《詩選刊》下半月第5期(刪節)
2009年1期《浙江作家》
2008年4期《台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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