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曉虹：如何評價晚清的「賢母良妻」價值觀？

華文好書2016-05-17 07:29[摘要]你必須得站在他們的語境中，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來想：中國的女性原來是沒有權利的，她是在不能夠上學、沒有選舉權，國家的事情跟你就沒關係，她們是從這樣的一個起點上開始被啟蒙。騰訊文化 李大白 發自北京繼《晚清文人婦女觀》、《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之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夏曉虹關於晚清女性研究的又一力作——《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今年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國內的性別問題研究領域，夏曉虹是一個特殊的存在，致力於中國近代文學思潮領域的她以梁啟超研究在學界成名，不同於其他女性議題研究者的是，她並非想成為女權大聲疾呼的旗手。在溝通採訪的過程中，夏曉虹不願意就《甄嬛傳》等當下走紅的「宮斗劇」現象進行所謂泛泛的「評論」，正如其著作，她更願意通過紮實的史料與文本，立足晚清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段深耕，儘可能地描述、還原晚清女性與當時風雲激蕩的歷史背景之間的關係。在夏曉虹看來，歷史研究一定要抱著對前人「同情之理解」的態度，不能以今人度古人，否則得出的任何結論都是「不貼」的。

夏曉虹班昭的《女誡》為代表的婦德經典新解是其新書的重要研究對象。實際上，晚清的男女平等倡導者在編寫女性啟蒙讀物時，為何選擇在古代禁錮女性行為的《女誡》去重新解讀？然而百年之後，如今社會上盛行的所謂「女德班」卻仍以《女誡》為課本，如果說晚清女性先行者對《女誡》的再闡釋是先進的，那麼如何評價當下的《女誡》釋讀？這是否說明《女誡》所代表的「賢母良妻」價值觀在現代社會依然有市場？日前，騰訊文化針對此問題對夏曉虹進行專訪，「長於史」的夏曉虹並沒有用她不擅長的「論」來臧否時事，而是通過考辨明代朝廷重臣與晚清民間女子注釋的五個不同版本的《女誡》，解釋了對所謂「經典」重新釋讀背後的社會歷史動因，在她看來，回到經典一定要慎重，否則「很容易就走偏了」。由於篇幅較長，採訪分為上下兩部分，以下是訪談實錄（上），文章已經作者審定。一、晚清的《女誡》解讀：新思想的陳倉暗渡騰訊文化：晚清的男女平等倡導者在編寫女性啟蒙讀物時，為何選擇在古代禁錮女性行為的《女誡》去重新解讀，其目的和用意是什麼？夏曉虹：男女平等的思想在戊戌變法之前就開始傳入中國，這些《女誡》的註解者本身已經受到了這個思潮的影響，所以會對經典有一種新的理解和釋讀。在傳統的女德讀本裡面，《女誡》應該說影響非常大，幾乎是女性必讀書。它基本是根據《禮記》等儒家經典對女性的規範來闡發的。《女誡》的篇幅比較短，一般的女性大概都會背，而且它是出於女子之手。而《禮記》等儒家經典是誰寫的？都是男子寫的，男子寫來規訓女性。《女誡》則是女性的自我約束。所以，歷史上的女性會比較認同或更容易接受同一性別的人寫的文本。

本幅畫東漢班昭援筆授書故事（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我感興趣的，其實就是這種不中不西的奇異結合。這種東西只有在晚清才會出現。我們很容易站在現在的立場上，去批判《女誡》里的那些東西，說它男尊女卑、壓抑女性，站在男子的立場上成為男子的幫凶。這當然沒錯。但凡是經典，凡是具有權威性的東西，在一個時代開始轉型的時候，你利用它來傳輸新的思想，陳倉暗渡，會減少新思想傳播的阻力，這是一種策略性的考慮。像康有為要變法，他也是假託孔子改制，用「微言大義」來把他的思想輸入到孔子的思想中。這也是對經典的重新的釋讀，思路都是一樣的。騰訊文化：晚清《女誡》的註解本有很多，它反映了女性的思想前後怎樣的變化？夏曉虹：在晚清註解者的筆下，班昭是有兩面性的。一面就是說她是女子教育的典範，因為她當年曾作為皇后、妃子的教師並續修《漢書》，所以在提倡女子教育的時候，就會把她當作取法的楷模。剛剛創辦中國女學堂的時候，一般的學堂都是要祭祀孔子，但有倡議者就提議說，我們應該供奉班昭，因為她也信奉儒家思想，實際也是繼承了孔子思想的脈絡。可見在那個年代，如果要在女性中找一個受過教育的楷模，首選就是班昭。

《曹大家女誡圖會》書影《女誡》的文本本身應該說是對女性的約束，譬如「卑弱」章講女性應該卑順、服從丈夫等等。而晚清這些註解者要把它跟男女平等、女子應受教育等完全逆反傳統的理念結合起來，解釋上有相當的難度。尤其是裘毓芳的《女誡注釋》，你會看到她努力地在把當下的新思潮跟古典的文本做結合，雖然這種結合本身有很多的歪曲或者不適應。另一方面，班昭也是男尊女卑的禍首。對班昭批判程度的加深，有一個前後期的區隔。1898年，裘毓芳、吳芙這些先進者開始注釋《女誡》，而那時，無論是梁啟超還是康同薇，講的都是「男女平等」；到1900年以後，「女權」的說法才從日本傳入中國，它確實對女性的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經過世紀之交這幾年的轉換，經典的權威性也在逐漸地消解，後來講到班昭就會有更多的斥責。最激烈表達的就是何震，她在《女子復仇論》里直接就把班昭稱作「班賊」「昭賊」，說她「作男子之奴隸，為女子之大賊」，認為《女誡》完全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幫男人壓制女性，女子之中出了班昭這樣的人，是女界的不幸。當然，何震也會承認班昭的學問「冠絕一時」，但是她在道德和倫理上對女性的束縛，是何震這些晚清女性絕對不能接受的。

裘毓芳，中國近代第一個女報人。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主持《無錫白話報》編務，曾在我國第一份婦女報紙《女學報》上發表文章。二、女性與國運：男性助力下的晚清女性啟蒙騰訊文化：在《女誡》的版本演變中，你提到了它的男性中心的強化與消減。那麼《女誡》的男權地位在晚清前是一直被加強的嗎？夏曉虹：《女誡》本來是班昭寫給她的女兒的一個家訓，只是因為被記錄到《漢書》里放大了，變成了對所有女性的規範，已經有很多附加的意義在裡頭。其實作為一個家庭文本，它沒有影響到社會的時候，也沒有什麼值得特別指責的。但後來的儒者在借她這個東西發言的時候，放大了它的影響，也加重了班昭的罪惡。《女誡》從家庭文本變成一個社會文本以後，歷來的使用者肯定都是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或者說是來闡釋它的男尊女卑或者是男權中心的思想。不過，真正對《女誡》有註解，其實比較晚，應該是從明代以後，張居正的註解還沒有單行本，到趙南星時才有。只有註解本裡頭，才會表現出註解者對《女誡》的態度。而明代的註解者都是男性，他們在解說《女誡》時，也會更加突出男性中心的立場。尤其是第一節「卑弱」，講女子以卑下為主，很容易被看作是全篇的綱領。除了便利閱讀之外，《女誡》的注釋和整個社會對女子的控制加強有關。「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個說法也是明代以後出現的，認為女子根本就不應該讀書。所以明代才會有這些《女誡》的白話註解本出來，就算不識字，請人念一下也可以明白。而且，《女誡》都是男性要求女性看的，不一定是女性自己要看。在家庭教育中，讀什麼書都是父親決定的。就像杜麗娘，她爸爸叫她讀《詩經》而不用讀《尚書》。到了明清這一段，對女性的控制應該是更嚴了，所以《女誡》這個文本就會更受到重視。這些註解本的出現，也說明了這樣一種趨向。騰訊文化：《女誡》在晚清重新被解讀，都是由女性發起的嗎？男性在晚清的女子國民意識建構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這個階段的男性是否是中國歷史上對女性的權利維護最積極的時刻？夏曉虹：晚清時期的《女誡》釋讀，我目前還沒有看到男性的註解本，當然可能有存在。我在書中提到的勞紡、裘毓芳和吳芙都是女性，這和明代張居正、趙南星等男性作者形成了一種性別的對照。也應該說明，並不是晚清出現的所有注本都有新意。從國民意識來看，應該說是當年男性先接受啟蒙。這跟中國男女教育的狀況是有關係的。因為在傳統社會中，女子沒有公共學堂，不能夠受到跟男子一樣的教育。這種狀況到晚清才逐漸開始改變。整個「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其實跟晚清的啟蒙思潮是一體的，只是我特彆強調它對女性的這個面向。其實不止是女性，晚清男子也要接受教育，也是要被啟蒙的，不是說所有的男性都配做女子的導師。我強調女性，是因為女性會遭遇一些男性不會遭遇的困境。比如說男性不用纏足，而女性首先要面對身體解放的問題；男性可以讀書，關鍵是你有沒有財力來支撐，或者你願不願意讀書，但女性是想讀書沒有學校。它是這樣的一個差別，所以我特別關注女性。對於所謂「西方文化」、「西學東漸」，確實是男子最先感知到，由此構成了「國民常識」最重要的部分。但他們覺得光是男子具有國民常識還不夠。女性那個時候被認為是「分利者」，而不是「生利者」，她是一個消費者，不是一個生產者。所以他們認為應該讓女性也受教育，跟男子一樣能夠出來做事，承擔國民的責任，國家才可以強盛。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就不斷地在對外戰爭中失利，造成了先進人士的憂患意識。從晚清起，男性開始幫助女性「啟蒙」。中國男性此前是沒有男女平等意識的，現在所謂「男女平等」，甚至「女權」，最初的傳入者可能都是男性。這些東西確實是對女性有啟發，而且使得她們也可以因此而認識到自己的力量，為自己的權利奮鬥，這個是後邊生長出來的東西。那時候有些男性確實是非常激進的「女權論者」，柳亞子比較典型。在《女子世界》中有一個爭論：女學優先還是女權優先？就是說女子如果沒有受教育，你給她權力，她會不會濫用？確實有一些女學生可能在舊的規範被破除，新的規則和道德倫理體系還沒有建立好的情況下，會有一些失衡的表現，這讓那些從事新教育的人有一種擔憂。所以他們就認為，現在談女權可能太早了一點，應該先談女子教育。但是柳亞子的說法是，不管女子有沒有受過教育，都有「天賦人權」。不過，這一派在當時不是主流。

柳亞子（左）和梁啟超（右）騰訊文化：你在書中提到過，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把女子學有所長、可以自養跟國家富強、國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夏曉虹：中國為什麼會在戰爭中失敗，還打不過日本？那個是最恥辱的事情。日本原來是學中國的，現在居然這麼一個小島國打敗了中國，那差在哪裡？維新派那時候分析，就是差在教育上。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向西方學習，教育普及，男女一樣讀書，所以梁啟超他們認為，這個是使日本迅速強大的最根本原因。但中國女子都是在家裡，她不參與國事，也不能出門，起碼從人力方面來說，有一半人是無用的人。於是才有把女性從家庭中解放出來這樣的說法。放足是身體上的解放，到學堂去讀書是人格精神上的解放。教給她們基本知識，讓她們有謀生的手段和能力，這樣女性才能有自立的能力，從而使得中國整個經濟、國力臻於強盛。他是這麼一個思路，才會把國民教育，包括女子的教育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當時的女性很接受這些東西。我們現在來看這些問題，經常會受到一些理論的遮蔽，覺得晚清的婦女解放思潮受到了民族主義的裹挾。其實要回到歷史情境，你應該對歷史有一種陳寅恪說的那種「了解之同情」。你必須得站在他們的語境中，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來想：中國的女性原來是沒有權利的，她是在不能夠上學、沒有選舉權，國家的事情跟你就沒關係，她們是從這樣的一個起點上開始被啟蒙。雖然她們是被男性啟蒙，可是我覺得這個歷史過程還是應該這樣走，也只能這樣走。否則的話，這些女性怎麼來獲得這些新知識？如果說男性也不去幫助她們，整個的中國的歷史怎麼能夠走到今天？我們不能夠以現在的一些理念倒推回去。雖然我是中文系的，但我對歷史很有興趣，做歷史一定要返回現場，還原情境，否則你的論斷都是「不貼」的。當然，也有一些男性的教育理想就是「賢母良妻主義」，就是說你培養的是一個更適合在家庭為你服務的女性，他們也受到過這種批評，批評者中也有男性。三、如何評價晚清的「賢母良妻」價值觀騰訊文化：關於賢母良妻和非賢母良妻，《女誡》這個是屬於賢母良妻這一派嗎？夏曉虹：對，在當時的教育思想區分中，它可以歸入賢母良妻主義。那時的女子教育有一個基本點——都承認女子應該受教育，在此基礎上，有著對女性教育的宗旨和趨向上的不同。一種主要是培養賢母良妻的，但是「賢母良妻」並不一定跟「女國民」隔絕。「非賢母良妻」肯定會走到更加社會化的層面，希望你為國家做事情。尤其是革命派辦的學校，它可能會走到那個路向。但實際上，那時候大部分的學校都是以賢母良妻為宗旨，而且這也是清朝的女學章程的要求。所以像《女誡》的這樣一個文本，中國女學堂里也照樣讀；反而是在後來一些民辦女學裡，會因為教員的關係，對《女誡》有更多的批評。上海的務本女學堂就是被認為是培養賢母良妻的學校，跟蔡元培做校長的愛國女學校是兩個不同的路向，但後來也沒有太大差別。務本女學堂雖然說主要培養賢母良妻，但當「拒俄運動」發生的時候，學生們也都參與政治集會。並不是說女學生做了賢母良妻，你就絕對是只能做一個家庭主婦，國家跟你沒關係。騰訊文化：賢母良妻屬於一個過渡性的階段嗎？夏曉虹：肯定是屬於初期階段，但這種教育思想一直延續下來，民國時期，蔡元培、柳亞子、胡適都提到過。比如說到家政，就好像和賢母良妻有關係。燕京大學的家政系我是知道的，但也不見得都是按照家庭主婦來培養學生，譬如教的營養學也是科學，培養出的很多都是營養學家，不一定家政系就只培養家庭婦女。這也是新學，整個課程的設計都跟傳統不一樣。這個變化從晚期的女學堂就開始了，她也會讀一些傳統道德的文本，比如《女誡》，但是她讀得更多的是數理化、是國文——《女子新讀本》《祖國女界偉人傳》，這些都可以成為她們的教材。

中國營養學奠基人俞錫璇，1934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家政系。這個賢母良妻式的教育，在晚清的那個歷史時段也是一種進步，也是可以培養出學生們的國民意識的。清朝學部的女學章程本來對女性有很多限制，不允許她們參加政治上的集會，但是它規定的倫理課也要講婦女與國家的關係，跟人類的關係。晚清有一個說法，就是「女子為國民之母」。這個「賢母良妻」也是屬於「國民之母」這個系列裡頭的。修身課不只講女性對家庭的責任，也講女性對國家的責任，實際上它也必須講女子是國家的成員，是國民。不管怎麼說，這都是時代的進步。騰訊文化：你如何看待現在社會上的女德班重新用《女誡》做教材的現象？夏曉虹：這跟晚清的「經典再闡釋」完全不一樣。我覺得重新回到傳統經典，還是要慎重，否則它很容易就走偏了。訪談實錄（下篇）：夏曉虹：晚清啟蒙者是如何塑造新女性典範的圖書簡介：

《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 夏曉虹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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