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瘋爸爸」爆紅,把孩子扔到危險遊樂場,怎麼瘋狂怎麼玩!?
很多父母都要求孩子,玩的時候安全第一,好好玩,友善地玩,不要傷害到自己和其他人。
這樣的要求在我們看來很合理,但矽谷某位極客爸爸——Mike Lanza卻不走平(正)常路,不僅任由孩子爬上兩三層樓高的屋頂玩,還花大錢將自家花園改造成讓孩子們「冒著生命危險」來玩的危險遊樂場。
這種極客style的育兒方法當然會受到不少質疑,但這同時卻讓Mike聲名大噪,還登上了《紐約時報》,圈了不少粉。
究竟出於什麼原因讓Mike拿孩子的人身安全開玩笑?
Mike一家住在矽谷里的耶魯街,他們家有三個孩子——Marco(12歲), Nico(8歲),Leo(7歲)。
60後的Mike是一位企業家,跟其他喜歡輟學創業的科技大咖不同,Mike在斯坦福大學拿了三個學位(文科學士、工商管理學士和教育學碩士)。
前幾年,他賣掉自己研發的應用程式後,就專註研究育兒。身為一枚極客,Mike認為自由玩耍對孩子實在太重要了,於是就將花園設計成一個能讓孩子盡情冒險、自由玩耍的遊樂場。
遊樂場有各種孩子喜歡的遊樂設施。
其中有一條長24英尺的「play river」(專門給孩子玩水的河!)。
有鞦韆、滑梯,還有讓孩子們飛得更高的超大蹦床!
而最受歡迎的要數這座兩層高的原木小屋,閣樓可以用來睡覺,內牆可以讓孩子自由畫畫,屋裡還配有一套炫酷的音響。
在這個冒險遊樂場里,孩子們可以爬上柵欄走「獨木橋」,可以在蹦床上摔跤,可以隨意爬上25英尺高(約7.6米)的屋頂玩,不過規定不準在上面玩球和奔跑(爬上這麼高的屋頂已經是在玩命了好嗎!)。
為了吸引更多的孩子過來,柵欄上還安裝了一塊幕布,用來放電影和PPT。
就算沒人在家,大家也可以隨時過來玩。
除此之外,Mike還做了一個簡單但頗為「激進」的舉動:在前院靠近人行道的位置放了張餐桌,一家人經常坐在那裡吃飯。
這樣路過的人就不得不跟他們交談了。因為Mike希望孩子們不僅知道有哪些鄰居,更要每天跟鄰居們見面。
設計得完美的夏令營
不能教孩子關鍵的生活技能
Mike深信孩子必須懂得衡量和協調自己的能力,也希望兒子們能夠用自己的規則創建自己的王國。
跟其他地方一樣,矽谷也是一個熱衷各種活動的地方,孩子們有的參加俱樂部,到處去旅遊,有的跟著私人教練學某項運動。但Mike厭倦了這些昂貴又設計得「完美」的活動。
他認為這些有高度組織性的團隊運動並不能教孩子關鍵的生活技能。
於是他創立了一個夏令營:耶魯街夏令營(以他們家所在的街道命名)。在這裡,孩子們可以玩自己創造的遊戲,並隨意到附近的小區玩。
孩子在自己臨時創造的遊戲中,不僅要定規則,還要自己做裁判,自己解決糾紛,這些是非常關鍵的生活技能。
但如果是大人做裁判,他們關注的點就只是誰輸誰贏。
Mike想起小時候跟夥伴們玩遊戲的情景:遊戲缺人,他們又不想跟女孩子玩(因為不想老是讓著她們),所以就找了小區里兩個男孩——一個是聾的,另一個人家說是「智力有問題」的。
為了讓遊戲玩下去,他們想辦法改變了規則,適應兩個男孩的特殊要求。
「不是有大人強迫我們去包容不同的人,而是我們自己主動去包容。」Mike說。
媽媽過度保護,爸爸少參與育兒
讓男孩缺少該有的經歷和見識
「試回想10個你最快樂的童年回憶,我想大部分都發生在戶外自由玩耍的時候。」Mike說,「而其中有多少是跟大人在一起的?我記得小時候,大人一走過來,我們就停止玩,等著他們走開。但現在的家長永遠都不走開。」
在Mike看來,現在的男孩被媽媽過度保護,而爸爸又很少參與育兒,以致他們缺少男孩該有的經歷和見識。
Mike認為通過危險,讓孩子認識人身安全非常重要,所以他鼓勵兒子們去冒險,放開去玩,跌跌撞撞,甚至受點小傷。
這跟被他稱為「媽媽學說」的育兒觀剛好相反。現在很多人都倡導要玩得安全,玩得友善,不要傷害自己和其他孩子。大多數媽媽都不會放任孩子冒險。
波士頓學院心理學教授Peter Gray非常認同Mike的理念,他認為:
危險的遊戲能讓孩子學會理性地衡量恐懼。
不是每個人都要學會二次方程,甚至很多人一離開學校就已經將這些知識還給老師。
但我們的生活總會有恐懼的時候,總會有處於緊張的狀態,所以我們都需要學會如何保持冷靜。
有時候意外會發生。但就像小山羊掉進懸崖一樣,可能會發生,但是這種意外很少見。
如果衡量恐懼和危險的這種本能不能往積極方面進化,那這種本能就會消失。
Peter Gray承認,媽媽都有擔心的傾向,但孩子和媽媽在一起直到4歲,就要和其他小夥伴一起,通過玩耍去學習複雜的生存技能。
矽谷的孩子不快樂
因為他們缺少自主權
Mike在中產家庭中長大,他從小就認為學校真的無聊到吐,但放學後跟小夥伴一起去玩卻是快樂無比的時光。
「現在每個人都抱怨孩子沒有足夠的空閑時間,並且沉迷玩電子遊戲。成千上萬份報告告訴我們孩子缺少自由玩耍的時間會造成什麼負面影響。我知道這些危害,所以我問自己:我能為孩子做些什麼?」
他用一個企業家的思維去分析這個問題。他認為孩子就像一個消費者,他們的時間是稀缺資源,對於孩子來講,「出去玩」和「玩電子遊戲」就形成競爭關係。
為了限制孩子玩電子遊戲的時間,家長最常用的手段是給孩子安排各種的課外活動。
即使現在有個孩子想去外面玩,但誰會跟他一起玩呢?可能有30%的機會有另一個孩子也正在外面玩,但有所謂的「網路效應」的影響(意思是孩子們的行為是彼此影響的),30%的可能性也可能等於零。
因為30%的可能性足夠低到讓孩子覺得其他孩子也不出去玩,所以就默認選擇玩電子遊戲了。也就是說,孩子之所以不出去玩,是因為別的孩子也不出去玩。
Mike說:「『出去玩』就像是Betamax——已經過時了。但如果有一個真正的遊戲區,這種惡性循環就會變為一個良性循環:如果孩子覺得總會有其他孩子跟自己一起玩,那大部分孩子都願意出去玩。」
Mike總是說自己只是想給孩子一個正常的童年,同時也抱怨這個「正常的願望」已經不再正常。他的「空閑時間就應該用來閑逛」觀念在其他人看來是有問題的,特別是在矽谷。
就像矽谷設計的手機是全世界的模範一樣,矽谷的父母認為他們也應該教出模範的、最優秀的孩子,要有更多的本領和能力:有自己的事業(或至少正在創業);在加拉帕戈斯做些環保工作;會多種語言;是高爾夫高手;或者會唱詠嘆調......
諷刺的是,他們反對開發人類潛能的研究(例如擴大大腦的語言中心等),卻忽視對孩子「管太多」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們的野心可見一斑。
「打擊我們的是那種不正常的焦慮,」Mike說,「父母對他們的下一代沒有基本的信念。」
他不喜歡「育兒」的責任擴展到孩子生活的每一方面,包括精心為孩子挑選他們的興趣愛好。他不希望成為一位虎爸。
「作為自由主義者,我認為我們社會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孩子們沒有足夠的自由。孩子們在善意的忽視中成長,所以你看現在很多家長和孩子之間都存在權力的鬥爭......大人對孩子控制那麼多真的對孩子不好。」
矽谷的父母經常談論近年來帕洛阿爾托中學學生自殺事件。
「自從我搬到這裡,我就很清楚,這裡的孩子不快樂。自殺是這個普遍存在的問題的極端例子。這裡的孩子生活質量差,主要是因為他們缺乏自主權。」Mike說。
發展心理學認為,如果孩子有一種基本的意識,認識到自己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他們長大後會是成功的人。
如果沒有這種意識,他們會活得非常糾結:動不動就想逃避生活,因為他們覺得這不是真正的自己。
研究還表明,父母是「直升機父母」(就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孩子的上空,時時刻刻監控孩子的一舉一動的父母)的孩子,思維都不太靈活,更容易受傷害,自卑,患上焦慮症和抑鬱症的幾率更高。
類似的,如果孩子的時間被課程和有大人監管的活動擠滿,他們就很難發展自己的執行力,缺乏自己制定計劃和執行計劃的能力。相反,孩子自由玩耍的時間越多,他們這些能力就越強。
(資料來源:nytimes.com,編譯:君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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