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城市群敘事：中國臍帶（三）
在明清時代山東運河沿岸的城市中，僅次於臨清和濟寧的有兩個，一個是德州，另一個便是東昌，即聊城。雖然它的發達程度及重要性比不上臨清和濟寧，但它卻是明清時期山東運河直接經過的四座城市中唯一的一座府級政治中心城市。
聊城歷史悠久，春秋時稱聊攝，為齊國西部重要城邑。戰國時期，聊城為諸侯爭戰之地。秦改立縣制時初置聊城縣。北魏時聊城為平原郡治所，隋、唐、宋、金時為博州治所，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為東昌路治所，明清時為東昌府治所。東昌之名，原自漢宣帝時封清河剛王子為東昌侯始，雖然當時的東昌侯國並不在後來的東昌府境內，但東昌之名被沿用了下來。
今天的聊城，是經過歷史上多次遷徙、修築之後才穩固下來的。五代時後晉開運二年（945），聊城曾因「河決城圯」而遷往在其東南十五里的巢陵。北宋淳化三年（992），又因「河決巢陵，乃移治孝武渡西」。今日聊城的修築，始於北宋熙寧三年（1070），當時只修了一座土城。到明朝洪武五年（1372），東昌衛守御僉指揮使陳鏞始改建為磚城。該城方圓約七里，高三丈五，基厚二丈，東西南北共設四座城門。城牆上建有25座樓櫓（古代軍中用以偵察、防禦或攻城的高台）、2700多個垛口。環城設47個更廬，48個棲卒之所。可見聊城在明初是一個地方政治中心，更是一個軍事重地。
聊城城內的建築繁多，構成了一個恢弘龐大的建築群，在山東各署府中可算首屈一指。除了一般治所的公共建築如衙署、倉庫、學校、廟宇之外，還有其他著名的建築。其中有非常引人注目的萬壽宮，是專門為了供皇帝巡幸駐蹕而建造的。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巡幸全國，曾十餘次經過聊城，故此處萬壽宮的建築規模也相當可觀。這個建築群由宮門和兩座大殿、四座東西朝房組成，其餘還有守宮人役住房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幾座城樓。一是位於城區東北的望岳樓，現已不存。二是位於城區西北的綠雲樓，始建於宋代，名曰白公亭，元代改建為綠雲樓，也稱綠雲亭，後廢棄，改為依綠園。第三個就是保存至今的、與黃鶴樓及岳陽樓齊名的光岳樓。
光岳樓建於明朝洪武七年（1374），系陳鏞修築聊城完工之後，利用剩餘材料建成，因而初名「余木樓」。明朝弘治九年（1496），考功員外郎李贊認為它「近魯有光於岱嶽」而改名光岳樓。光岳樓由樓基和四層主樓構成。主樓全部為木結構，四面飛檐斗拱，通高
可見，光岳樓總能讓人做軍事上的聯想，可以想見，光岳樓樓洞中平民百姓穿行其中，而它的頂部卻旌旗招展，時刻有衛兵持械守望著，這應該是讓人浮想聯翩的一幅畫面。後來，由於運河給聊城帶來的商機，聊城逐漸變成了一個著名的商業城市，而光岳樓經過歷代的多次修葺也漸漸改變了它的軍事望用途，成為一座用來觀光的城樓。樓的四面，建起了四個曲折幽長的迴廊，與高大雄偉的光岳樓相映成趣。登上光岳樓，回想明清時代的繁華舊夢，那些大大小小的商鋪、人來人往的客棧和鶯歌燕舞的青樓，迎風飄揚的各色旗幌迎來和送去來自四面八方的客商，如浮雲過眼，既真實又虛幻或者遠眺黃河與運河交匯處，想像它的壯闊的波濤以及地處其界曾輝煌一時被譽為「小濟寧」的名鎮張秋，不禁使人襟懷開展，鬚眉欲動；或者遙望東阿，想起獨佔天下八斗之才的陳思王曹植之墓，令人不禁心生「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杜甫）的感慨。
同所有的城一樣，聊城在挖土建造城牆過程中也開闢出一道護城河。護城河深二丈、寬四丈，護城堤綿延二十里。護城河上，與四個城門相對建有四座弔橋，以供人們進出城門。由於歷史上黃河經常奪泗入海，護城河常常被淹沒。為防止附近河水侵入城內，聊城人民在護城河的基礎上拓展挖掘了東昌湖。東昌湖面積4.2平方公里，常年水深3～5米，是我國北方第一大人工湖，素有「北方西湖」之稱。東昌湖引黃河水為源，湖水清澈，像一匹巨大的素練環繞著聊城古城區，古城區內又有片片湖水似明鏡鑲嵌其間，湖光波影與鐵塔、光岳樓、山陝會館等名勝古迹相映生輝，為聊城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運河賜良機 「江北一都會」聊城的興盛源自京杭大運河帶來的商業機遇。
隋朝大運河永濟渠段在館陶縣附近進入今山東境內，然後沿今山東、河北省界東北流，經過今臨西、清河到德州，又流進河北境內，尚與聊城無緣。大運河經過聊城始於元代。從南宋開始，江南的經濟實力已大大超過了北方。政治中心位於北方的元朝，其「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為了更方便地將江南的財富向北運往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元朝政府於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和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分別下令開挖了濟州河和會通河，溝通了濟寧以北直至臨清的河道，使運河自淮北直接流進山東，穿過華北平原以達京城，不必再繞道河南，比以前更方便了江南物資向京城的輸入。其中會通河便流經聊城。但初期的會通河岸狹水淺，漕運功能不強。況且元末明初長期戰亂，一度斷了航路。明成祖永樂九年（1411）二月，明朝政府徵發民夫二三十萬，重新開挖會通河，同年八月竣工。開通後的會通河由濟寧經張秋、聊城至臨清全長385里，「深一丈三尺，廣三丈二尺」，比元代大為拓展。為了保證運河的暢通，明清兩代政府頻繁地對大運河進行修治與管理，有的時期運河山東段幾乎是年年治河，歲歲修壩修閘。
運河貫通之前，山東西部地區交通不便，偏僻閉塞。及至運河貫通，以運河碼頭為起點或終點的眾多區域性道路，使山東西部變成了一個開放的地區，促進了該地區漕運的興盛，活躍了南北物資交流，使該地區的經濟出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作為京杭大運河山東段的重要碼頭之一，聊城處於魯西北的流通中心地位，與山陝、遼東聯繫密切，其社會經濟在明代曾一度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它也由明初的地方政治中心城市開始轉變為一個商業城市，成為「商販所聚」之地。
然而在明代中後期，聊城的經濟發展速度慢了下來。這主要是因為聊城在京杭大運河山東段的地理位置與臨清和濟寧相比較而言處於劣勢。臨清地處魯西北，據汶衛交匯處，扼運河交通之要衝。而濟寧居魯西南，南控徐沛，北臨汶泗，亦為運河交通孔道。明代江南貨物大量輸往北方，以這兩座城市為集散之地，所以它們的發展速度尤為迅速。而聊城位於山東運河中部，則無此優勢，所以它的發展速度遠不如臨清和濟寧。但儘管如此，聊城的商業仍有明顯發展，據萬曆《東昌府志》卷二《物產》載：「聊城為府治，居雜武校，服食器用競崇鮮華……由東關溯河而上，李海務、周家店居人陳椽其中，逐時營殖。」
到了清朝前期，華北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山東運河區域商品經濟也發展到較高的程度，聊城城市的經濟功能明顯加強，其發達程度一度直逼臨清、濟寧等商業城市。清中期以後，由於幾次黃河決口以及戰爭的破壞，臨清受到很大的衝擊，地位漸趨衰落，而聊城由於受到衝擊較小，其商業規模甚至一度日漸擴大。特別是到清乾隆、道光年間，聊城商業達到極盛，成為運河沿岸九大商鋪之一。據估計，道光年間聊城的商業店鋪達1300家之多。全國各地客商絡繹不絕地湧向這裡，以致城東關外的運河中帆檣如林，舳艫相連；岸邊車水馬龍，貨積如山。南國的絲綢、竹器、茶葉、食糖，北方的松木、皮貨、煤炭、雜品等物品經運河源源而至，再由聊城轉運周鄰各縣；而聊城當地所產的麥豆、烏棗、棉花、布匹、皮毛等物品則經運河運往附近各省，並轉運四面八方。
輸向各地的聊城特產中，尤其以烏棗和皮毛著名。魯西一帶盛產梨棗，如東昌府恩縣馬頰河兩岸的棗梨桃李果林帶「凡五六十里」，堂邑、博平兩縣素有「堂梨博棗」之說，清初的陽谷縣境內更是「梨棗相望」。聊城加工熏制的烏棗，「每包百斤，堆河岸如嶺」，除少部分供應本地外，大部分都隨回空漕船銷往江南。據研究，清代乾隆年間，每年運往江南的山東的大棗及其他乾鮮果品達五六千萬斤之多。聊城烏棗也因而美名遠揚。聊城的皮毛加工業規模和名氣雖然不如濟寧和臨清，但其產量也頗豐，名聲也頗響。萬曆《東昌府志》卷二《物產》云：「羊裘、氈出自府城（按即聊城）、臨清者佳。」這除了是因為大運河帶來的便利交通外，另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自元朝以來，回族人的大量遷入帶來的畜牧業和先進的皮毛加工技術。
聊城發達的商品經濟給自身帶來了名聲，被稱為「曹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並有「江北一都會」的美譽。從某種意義上講，聊城在清中期代替臨清成為山東運河北段的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城市。這真可以稱為聊城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
意氣洋洋過秦關 聞曲始覺離家遠由於商品經濟帶來的豐厚利潤，聊城人民紛紛加入了經商的行列。聊城土地平曠，在會通河開通之前，也像山東西部平原的其他地區一樣，是典型的農業耕作區，幾千年來一直保持著男耕女織的傳統生產和生活方式。加上它「近鄒魯之鄉，沾孔孟之化」，聊城人民一向重農習儒，民風樸厚，不善營殖。但自會通河貫通之後，在商品經濟發展潮流的裹挾中，聊城人民也自然漸漸地走上了經商之途。民國《聊城縣誌》中記載了明代聊城孝子傅完貞棄儒經商、積財千緡的故事。《聊齋志異R26;鴉頭》中也有東昌書生王某為了生存，在門前「設小肆」，「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的描寫。在清代，整個東昌府的經商風氣很盛，其屬縣觀城「為農居六七，賈居二三」，莘縣經商者達3200人，占從業人數的8.99%，遠遠超過當時山東、陝西、河北5.92%的平均水平。乾隆間東昌府的商人還走出魯西，形成商業團體「東昌幫」。蘇州就有東昌商幫與河南及蘇州當地棗商在閶門外鴨蛋橋共同建立了棗業會館，盛極一時。東昌本地盛產的紅棗、烏棗等，隨回空漕船運往蘇州。至宣統年間，東昌棗幫在蘇州仍有恆毓等14家。由整個東昌府的從商情況及其屬縣的從商比例，我們可以想見作為東昌府治所所在地並且就在運河近旁的聊城，其居民從商比例應該會更高。據說，在聊城城廂內，就連白髮老嫗也會抱布登門求售，以賺蠅頭小利。
然而在聊城經商的更多的是外省人。來自山西、陝西、安徽、江蘇、江西、浙江、福建各省的商人都來此大展身手，其中尤以山陝商人最為著名。明清時期，山陝商人已執北方商業之牛耳，在山東各地都有廣泛的足跡。活動于山東運河區域的山陝商人，尤以聊城、臨清兩地最多。聊城山陝會館嘉慶十四年碑碑文云：「（聊城）地臨運漕，四方商賈雲集者不可勝數，而吾山陝為居多。」道光二十五年碑亦云：「東郡（指聊城）商賈雲集，西商十居七八。」而其中山西商人尤多。山陝商人之所以能佔據優勢地位，是因為東昌府一帶距山西較近，且與河南河北接壤，山陝商人在河南河北經商者較多，容易向魯西地區擴展。另外，它還與明初以來政府組織的移民活動有密切關係。據統計，洪武年間，魯西的東昌府和魯西南的兗州府共接受來自山西的移民近60萬人，其中東昌府的山西移民人口占當地人口總數的90%。原遷移地的商人來到移民區經商，在商貿往來中有信任感，在觀念上有認同感，在生活上也有安全感。這自然有利於吸引山陝商人的到來。
山陝商人在聊城經營的商品非常廣泛，包括棉布、絲綢、衣飾、皮貨、鐵器、煤炭、書籍、木材、茶葉、海味、副食雜貨等許多種類。另外山陝商人還經營典當、錢莊和票號等業務，還有一些手工業作坊，比如書坊和染坊等，幾乎涉及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於某些在全國居於優勢的項目，山陝商人還實行了壟斷性的經營。到咸豐八年，在聊城經營的山陝商人的店鋪已多達953家。嘉慶、道光年間，有許多商號的年經營額都有數萬兩，其中福興和在嘉慶二十一年的年經營額竟高達49.24萬兩。
在經商過程中，為了增強競爭實力，佔領聊城市場，清初山西商人曾在聊城建立太汾公所，以接納和團結本省商人。後來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又共同建立了山陝會館。據說，在聊城東關運河沿岸共有各省商人建立的山陝、蘇州、武林、江西、贛江、福建等八大會館。
其中浙江商人在山陝會館鄰近興建的武林會館一直到1947年才拆除。而其中規模最大且至今保存完好的就是山陝會館。山陝會館始建於乾隆八年（1743），到嘉慶十五年（1810）才全部竣工，共耗銀50333兩有餘。它坐落在聊城城南、運河西岸，坐西朝東，共佔地
山陝會館是一處會館與神廟（關帝廟）相結合的古建築群。它的第一進院落的主體建築為戲樓，建於磚台之上，西向，二層，與主殿相對。戲樓後台的牆壁上滿是自道光至民國來此演出的藝人留下的墨跡，幾無空白之處，令人心生「進得戲樓墨水多」的感慨。戲樓墨跡中所見自山西、陝西、安徽、河北及山東本省來此演出的戲班名可辨認者有28個，尤以山陝兩省為多。各戲班演齣劇目可準確辨認者近150個，多為山陝梆子戲，此外還有秦腔、亂彈、皮簧以及河北梆子、山東梆子等。戲樓墨跡中有一首詩寫道：「二府五縣子弟班，會館唱了正（整）六天。戲價京錢十八吊，還有二千點心錢。」從中可以想見當時山陝會館戲曲演出的盛況。戲曲的繁榮來自商業資本的支持。這些演出活動多數是商家為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敦睦鄉誼或者酬答地方鄉紳民眾而約請贊助的。它在客觀上加強了各地區之間戲曲文化的交流，豐富了當地人民的精神生活，促進了魯西地區戲曲文化的發展。
運河水長 翰墨飄香運河商業的繁榮促進了聊城文化事業的發展。它突出表現在書院的創建上。
聊城在明朝中期創建的東林書院及有清一代創建的陽平書院、龍灣書院、啟文書院、光岳書院、攝西書院、平陰書院等大都創建於山東運河暢通無阻的時期。那是山東運河沿岸經濟發展昌盛、南北物資文化交流繁榮的黃金時期，為書院的發展和興盛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聊城各大書院的創建促進了科舉的興盛。據統計，從1401年到1900年，整個聊城縣共出舉人241名。而聊城共出狀元兩名。一個是清順治三年（1646）的傅以漸，另一個是清康熙六十年（172）的鄧忠岳。
傅以漸（1609—1665），字於磐，號星岩，是清朝開國後的第一個狀元。他學識淵博，精於考究，治學嚴謹，誨人不倦，被京城學士尊稱為「星岩先生」。明朝末年，「文章風氣皆尚浮誕」，傅以漸「以開科鼎元，恪守理法，使文氣為之一變，道德文章實為一時之冠」。傅以漸考中狀元時順治才八歲，作為順治皇帝天子門生的他（順治欽賜的「狀元桂冠」）實際上是順治的授業老師。「順治皇帝稽古右文，留意經史，兼及書畫，傅以漸日承顧問，應對如響。」傅以漸因此深受順治器重，君臣關係頗為融洽。傅以漸由於身體肥胖，不習慣乘馬，常常騎著一隻黑驢往來於宮廷之間。有一次順治偶然看到他騎驢的樣子，大笑不止，遂送給他一幅御筆親繪的《狀元騎驢圖》，並改蘇軾詩題寫於上云：
雲龍山下拭春衣，放鶴亭前送夕暉。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驢如飛。
一時傳為佳話。順治的繼承者康熙，幼年也曾跟隨傅以漸讀書。後來康熙南巡途經聊城，曾到光岳樓北街路東的傅以漸故居憑弔，並為之題寫了「相府」、「狀元及第」的金字匾額，以及楹聯「傳臚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橫批「聖朝元老」等，並留下了刻有「忠朴清慎」、「文行端良」的「聖旨碑」。傅氏家族在聊城享有盛名，一直保持著詩書傳統，後來的傅斯年在民國的史學界和1949年以後的台灣教育界也有非常大的影響。
鄧鍾岳（1674—1748），字東長，號悔廬。康熙六十年（1721），鄧鍾岳應考殿試，因其楷書勁挺秀美，其殿試試卷被康熙御批為「字甲天下」，一舉奪得進士一甲第一名。鄧鍾岳的仕途與教育密切相關，為培育人才竭盡全力。他曾任廣東學政，推崇程朱理學，倡導學以致用，深受廣東學子的愛戴和頌揚。作為當時著名的書法家，鄧鍾岳在聊城留下大量墨跡，最著名的是城內萬壽觀三清殿內的「閬苑瀛洲」四字及東西兩壁所書的「龍」、「虎」二字。「龍」、「虎」二字均高丈余，筆走龍蛇，富有氣勢，令世人讚歎，人稱「每見之，咸稱仙景」。光岳樓所懸「太平樓閣」的匾額、聊古廟所懸「聊古廟」的門額以及「重修護城堤」碑文也出自他的手筆。鄧鍾岳孝順父母，友愛兄弟。他的父親生病時厭惡煙草的氣味，他因而戒掉了他所嗜好的煙草，從此終生不用。在他父親去世後，他撫育三個弟弟長大成人，後來他的三個弟弟都考中了進士，被傳為美談。鄧鍾岳深受聊城人民喜愛，被稱為「聊城七賢」之一，並被供奉在聊城七賢堂，受人們瞻仰。
書院林立，科舉興盛，促進了刻書、印書業和公私藏書活動的發展。始創於明初的好友堂，清代前期的四大書庄書業德、善成堂、寶興堂、有益堂等規模都很大，後來發展到二十幾家書坊。《老殘遊記》第七回對聊城書業的繁盛有生動的記述：「我們這東昌府，文風是最盛的……小號店在這裡，後面還有棧房，還有作坊。許多書都是本店裡自雕版，不用到外路去販買的……」相反，像書業德這樣的有作坊百間的大書坊在太原、濟南等十多個城市設有負責銷售的分號，書籍銷往附近幾省及京津、上海等南北各地。
印書業的發達也為私人藏書提供了有利條件。據統計，清代山東藏書家共349人，遠遠超過了江蘇和浙江。在眾多藏書家中，聊城楊氏海源閣所藏珍善本書多，來源廣，歷時久，影響也最大。海源閣由道光二年（1822）進士楊以增（1783—1856）於道光二十年（1840）創建。其藏書主要來自於京杭運河兩端的江南和京師。海源閣最興盛時期共藏宋元版、精校名抄本書籍460餘部，11000餘卷。普通版本書籍三千餘部，208300餘卷。其中有許多珍本、孤本、善本。海源閣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歸安陸氏宋樓以及錢塘丁氏八千卷樓齊名，而其藏書之富贍珍秘，遠在陸氏、丁氏之上。後陸氏、丁氏書專歸他人，僅余海源閣和鐵琴銅劍樓遙相輝映，故有「南瞿北楊」之稱。後清末民初幾經戰亂，海源閣的藏書被損毀了許多，其餘的絕大部分都散佚了。北平圖書館特別是山東圖書館幾經努力收集了海源閣原藏書的大部分。現在聊城海源閣已書盡樓空，再無隻字片紙，令人扼腕。海源閣雖然只存在了百餘年，但它對山東運河區域文化的普及與發展起到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必殺身成仁 問我輩誰全節義」商品經濟的發展也為古老的民間信仰賦予了新的意義。
山東號稱孔孟之鄉，崇尚忠義的魯西人早就有對關羽的崇拜，明初大量山西移民的湧入以及山西商人的到來更強化了這一信仰。對這位故鄉先賢的崇拜，不僅寄託了山西人的鄉思，也是他們加強團結的紐帶。魯西的山西移民家中，絕大多數都供奉著關羽的神像。而那些經商的山西人更以自己的信仰理念，為關公崇拜添加了新的商業內涵。在山西商人建立於山東運河區域的數十座會館裡，每座都奉祀著關羽。他們通過祭祀、迎神賽會、獻戲等活動來表達對關羽的信仰，以求保佑自己生意興隆。據說在聊城，大大小小的關帝廟有上百座，而山陝會館的俗稱就是關帝廟，為其中最大的一座。其正殿就是關帝大殿，供奉著被尊稱為
非必殺身成仁，問我輩誰全節義；
漫說通經致用，笑書生空讀春秋。
對讀死書的書生的嘲笑正說明了他們對商業利潤的追求。當然，山西商人也非常推崇關羽的人格。殿內另有一幅楹聯云：
偉烈壯古今，浩氣丹心，漢代一
至誠參天地，英文雄武，晉國千秋大丈夫。
有一則故事說，一位山西商人向另一位山西商人借了一大筆錢以擴大生意，但由於經營不善到了規定的日期而無法償還，債主得知後主動取消了債務。這充分說明山西商人非常注重儒家的理念，而他們也以儒商聞名於世。
由於行商們來往於運河之上，為祈求漕運的安全與順利，對水神金龍四大王的信仰在山東運河區域也非常流行。傳說金龍四大王姓謝名緒，排行第四，是南宋末年謝太后的族人，因不滿奸臣當道而隱居於金龍山。元人滅宋，謝緒憤而赴水自沉，死後被上帝封為河伯。元末，朱元璋與元人大戰於呂梁，謝緒顯靈，「揮戈驅河逆流」，助朱元璋大敗元軍，後被明朝廷封為金龍四大王。因為謝緒最初顯靈的呂、梁二洪（即徐州一段黃河）從元朝起就是京杭運河借黃河行運的一段運道，所以他後來就逐漸成為內河漕運的行業保護神。商人們常常供奉金龍四大王以祈求水上行商的安全。政府在進行漕運和治理黃河或運河時也要拜祭金龍四大王。據說金龍四大王的法身是一條不到一尺長的黃色小蛇，每當黃河、運河工地上出現這樣的小蛇時，就會被認為是金龍四大王降臨，各級官員必率屬眾親迎於廟幔內，三牲供禮，叩拜禱告，或招戲班演戲酬神，直到大王法身消失。明清的筆記野史中有許多關於因祭祀金龍四大王而治河順利、因不敬而遭受責罰的故事。聊城有兩座金龍四大王祠祀，其中一座是與山陝會館的關帝廟合二為一的。山陝會館大殿奉關公，南殿祀火神，北殿奉祀的就是水神金龍四大王。這是民間商人祭祀金龍四大王的地方。此外，在聊城東關運河西岸有一座著名的官驛—崇武驛，崇武驛以北運河東岸的一座大王廟則是官方祭祀金龍四大王之所。
不僅是民間信仰，山東運河區域的民間風俗也因商品經濟的發展發生了重大的變遷。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逐漸被重商逐利的觀念所取代，而勤勞儉樸的風氣也隨之變得浮華奢靡，普通民眾嗜酒成風，在飲食、服飾、出行等方面不覺僭越了古老的禮制。史載：「（東昌府）里黨之燕會，少長不均齒席而坐。隆慶（明穆宗年號，1567—1572）後，風恣侈靡，庶民轉相仿效，器服詭不中度。游閑公子輿馬相矜，盛飾蜉蝣之習意氣揚揚，鄙閭里。」而「瀕河諸城尤甚」。由此可見，聊城的風俗也毫無例外地發生了這樣的變化。這是由於運河貫通後南方奢靡的生活方式向北方傳播，以及商業發達後財富增多而造成的自然結果。
魯西一帶自古是兵馬馳騁之地，戰亂頻繁，這種嚴峻的生活環境使崇尚孔孟之道、溫柔敦厚的魯西人民逐漸變得剛武剽悍起來，形成了一種尚武的風氣。特別是運河開鑿以後，明清兩朝為了管理、護衛這根朝廷的輸血大動脈，在運河沿岸設置了大量粗獷嗜酒的衛所官兵，對這種尚武的風氣更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據統計，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區域的12位狀元中，武狀元佔到了一半。這在全國是罕見的。作為運河區域一大城市的聊城，其尚武風氣也非常顯著。史載，東昌府「其俗剛武尚氣力」。據說去聊城趕考的陽谷武秀才們還集資在糧市街修建了一座關帝廟，作為研讀經史、切磋武藝的場所。許多來往於運河之上的富商巨室都聘請魯西一帶的習武者做他們的鏢師。清朝時聊城鏢師的武藝之高強成為騰誦於眾口的話題。清末筆記《聊攝叢談》記載了一個關於乾隆年間聊城竇某及其三子一女為客商做保鏢謀生的故事。竇氏一家都驍勇矯健，在直隸、山東、河北、河南等北方各省都有很高的威望，只有直隸境內一個名叫黃天狗的巨盜頭子不服。一次，竇氏的女兒女扮男裝為人做保鏢押送巨額財產，經過黃天狗的勢力範圍。黃天狗假意宴請竇氏女，於酒席間用匕首戳肉送至竇氏女嘴邊，想暗算她。竇氏女以口接肉，用力將刀頭咬斷，恰好有一隻燕子飛向屋樑，竇氏女轉眼間吐出刀頭將燕子刺落。黃天狗大驚失色，轉而跪求竇氏女收他為弟子。此事後來被傳聞於綠林好漢之間，使得聊城竇家鏢行的名聲更響了。
水起處 繁華難掩 水落時 頹勢難挽乾隆三十五年（1774）八月，魯西爆發了震動朝野的王倫起義。起義軍連續攻佔了壽張、陽谷、堂邑，一路沿運河北上，最後攻佔了咽喉重鎮臨清，短短二十天，給臨清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咸豐年間（1851—1861），太平天國的軍隊、捻軍以及其他一些農民起義軍在魯西一帶活動，再加上嘉慶到咸豐年間的幾次黃河大決口，臨清以及其他一些山東運河北段城鎮急劇衰落，昔日的繁華零落殆盡。
而聊城由於在黃河改道以後，沒有像臨清那樣直接遭受戰爭的蹂躪，它的衰落要相對晚一些。甚至由於其他城市的衰落，一些商人和商業資本向聊城轉移，使得聊城一度更加繁榮。在1860年代，人們還認為聊城是個非常重要的城市，其店鋪可與天津和上海相媲美。但到後來，由於航路長期不通，山東北段運河逐漸廢棄，大批山陝商人陸續撤離了東昌府，只留下一座空蕩蕩的山陝會館還在明鏡般的東昌湖水中照著它的滄桑。本來聊城的商業全靠山陝商人支撐，他們的大批遷移使東昌城頓顯蕭條，商業迅速衰落。清宣統二年（1910）《聊城縣誌》卷一描述這一變故云：「殷商大賈，晉省人為最多，昔年河運通時，水陸雲集，利益悉歸外省，土著無與焉。迄今地面蕭疏，西商俱各歇業，本地人謀生為倍艱矣。」
清朝後期，政府又幾次治理運河，但因為國家處於多事之秋，經費問題也不能很好解決，運河時修時輟。清光緒三十二年到三十三年（1906—1907），聊城至臨清段運河河身幾如平地，已經到了無法修復的地步。民國前期，軍閥混戰，對於大運河的恢復通航當然無人顧及，聊城至臨清段運河河道也漸漸乾涸。1934年春，國民黨山東省建設廳實施治理魯運河北段工程，運河聊城段曾一度實現通航。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戰爭開始，自古作為軍事重鎮的聊城再一次顯示了它軍事上的重要地位。但在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的耽誤下，聊城終於未能抵擋住日軍的猛烈進攻，接受共產黨抗日主張的國民黨人范築先將軍以身殉國於光岳樓旁。日軍於次年佔領了聊城。國民政府為阻止日軍南下，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黃河水南流，運河聊城段再也無人管治，原定於1937年6月竣工的黃河以北至臨清運河工程也不了了之。1943年，侵華日軍在魯西實施細菌戰，利用陸路和運河水，大肆施放霍亂菌，屠殺魯西人民，致使魯西北出現了大面積的災荒，形成了涉及包括聊城在內的4個縣十餘個區1000多個村莊的40萬人口死亡的「無人區」。
聊城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了英勇的抗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聊城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於各行各業都取得了驕人的成就。聊城人民始終把運河作為自身的驕傲，為了再現聊城昔日的繁榮景象，從1999年8月開始，聊城人民依託城內東昌湖、古運河和徒駭河的優勢，投資近3億元實施了古運河開發工程，決定建設園林式、生態式、卓越秀美的「江北水城」，陸續對城內水系進行開發治理。其發展戰略要點為：編製詳細的、高水平的水系工程規劃設計方案，使譚庄水庫—東昌湖—小運河—古城區有機相連，形成流動的水上游路，營造水城環境；進一步深化古運河旅遊開發，深度挖掘古運河遺產的文化內涵，促進「運河文化」轉化為實際的「旅遊產品」；並充分利用水城特色，增加水中景觀景點，把該區建設成為一處以水上觀光、娛樂、購物、休閑、度假活動為主的目的地；另外，還與其他地區組建旅遊協調委員會，共同制定運河文化開發的規劃，協調交通問題，統一安排旅遊線路，聯手進行市場營銷。這一工程是以運河文化為底蘊進行的運河風情文化的開發，保護和恢復了古運河風貌，並成功地濃縮了京杭大運河著名景觀於城區段
聊城運河旅遊產業的開發促進了聊城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改善。市區段古運河實現了完全貫通，運河與東昌湖及其他有關水系連通起來，成為江北水城的重要組成部分。聊城人民以長遠的文化戰略眼光實施的這項工程於2003年3月通過了國家旅遊局的驗收，並為聊城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運河文化的開發與恢復，使得上文提到的東昌湖，因運河而興的山陝會館、海源閣、光岳樓，以及聊城境內的其他一些名勝古迹如具有宋代建築風格的舍利塔、建於宋元年間的鐵塔等重新放射出絢麗的光彩。今天，走進聊城，我們可以欣賞到它「湖水相連，城湖相依，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河湖一體」的獨特水城風貌。這一勝景使我們不禁想起那些熱愛美的人們給它的美好稱譽—「中國北方的威尼斯」。
明清時期的聊城，以「經濟運河」而興；如今的聊城，終將以「文化運河」而再次繁榮。由於歷史的機緣巧合，聊城在最近100餘年間沉寂了下來，它的名字也因被人忘卻而逐漸寂寞了。而它今日的再次繁榮將會再一次照亮世人的眼睛，並使它昔日的榮光被那些不勝感慨的人們充分認識。
9.渺渺孤城白水環 舳艫人語夕扉間—京杭大運河城市群系列之淮安
古淮河的入海口何在？至今仍是一個謎。也許曾經湮滅在歲月的泥沙中，也許消失在史書記載的數度黃河奪淮里，也許就靜靜地躺在以它而得名的淮安城的腳下。
一個沒有入海口的大河是危險的。涓涓細流通過巨大流域水系的整合在下游所形成的往往是滔天的巨浪和漫無邊際的洪水。幾千年就這樣過去了，淮河的自然入海口早已不在，而淮安這座歷史文化名城仍在繁榮成長。究其原因，也許就是京杭大運河這條人工開挖的河流從淮安城流過的緣故。
襟喉南北 南船北馬淮安是一座很特別的城市。
淮安第一個特別是因為穿城而過的淮河的特別。橫貫我國東西的秦嶺—淮河一線被認為是我國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線，同時也是我國
在這條劃分中國南北的分界線上，只有淮安這樣一個歷史文化名城。當千里長淮逶迤而來，從淮安穿城而過時，淮安不僅具有劃分南北的特徵，而且還有兼容南北的特點。目前淮安市正在修建全國南北地理分界線紀念碑，讓遊客在一腳橫跨中國南北的同時，感受到南北的地理、氣候以及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奇妙變化。
淮安第二個特別是因為經歷過「滄海桑田」的變化。一萬年前的淮安地區是汪洋大海，由於淮河泥沙的不斷淤積才漸漸形成陸地。從江淮流域最早的原始文化遺存—距今已有5000年到7000年歷史的青蓮崗文化的考古發掘中，發現在耕作層以下
淮安城的建立是在公元前223年秦滅楚後，相傳為甘羅所築，因名甘羅城。東晉時淮安城「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方舟漕運」（荀羨《北征詩》）。唐時「淮穎水運」，打通了從中原到江南的水路交通，淮安作為交通樞紐，最為沖勝。中國四大譯經家、唐代僧人義凈去印度取經，由海道歸國途經淮安城外，在娑羅樹（即菩提樹）下演說佛法而開悟，興建了太寧寺道場。從此，南來北往的商旅們多至娑羅樹下焚香，祈禱旅途平安。李邕為此撰書了《娑羅樹碑》，記載當時之盛：「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彌越、走蜀、會閩、驛吳，《七發》枚乘之丘，三傑楚王之窟，勝引飛轡，商旅接艫……」淮安城北有個新羅坊，是新羅僑民的聚居區。日本遣唐使也大多經淮安、由淮河口入海回國。但是隨著淮河造陸運動的持續進行，淮安城逐漸遠離了大海，並與淮河一樣最終失去了自然出海口。
淮安第三個特別也是它最大的特別，就是它的命運往往隨著大運河的變化而變化。據《史記》載，淮安在夏朝即有「陸則資車，水則資舟」之便。東周時，燕齊通向吳楚的陸路穿過淮安，稱作「善道」。秦朝修「馳道」，有兩條經過淮安境內。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為了爭霸中原，開鑿古邗溝，長150餘公里，溝通江淮。長江流域的軍旅乘船北上，到淮安下船後上車馬；黃河流域的軍旅乘車馬南下，到淮安下車馬後上船，「南船北馬」匯聚淮安的局面開始形成。公元587年，隋為興兵伐陳，從淮安到揚州開山陽瀆。此前的運河開鑿，均以軍事為主要目的，隋煬帝即位後，都城由長安遷至洛陽，經濟上要依靠江淮，於是開鑿了自洛陽經淮安至揚州的大運河，舉世聞名的京杭大運河開始全線貫通。京杭大運河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而淮安由於地處南北，成為漕運的重要孔道。唐初，淮安成為全國四大鹽場之一，鹽運事業又開始興旺發達。隨著運河交通發展而來的就是南北人口的匯聚以及經濟、文化的繁榮。「酒酣夜別淮陰市，月照高樓一曲歌。」（溫庭筠《贈少年》）淮安逐漸發展成為運河沿線的一座名城，有著「淮水東南第一州」（白居易《贈楚州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和淮陰侯韓信的命運相似，淮安的命運是「敗也黃河，成也黃河」。黃河和淮河本是兩個獨立的水系，有著不同的入海通道，可謂「井水不犯河水」。可在北宋末年，杜充為了阻止金兵南進而掘開黃河，致使黃河水奔騰南下，並奪淮河河道入海。明朝中葉以後，黃河幾度全流奪淮，使黃淮平原成為一片汪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這意外而來的洪流，不僅衝決了淮河流域長期以來自然形成的水道，從而帶來頻繁的水災、旱災（「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民諺，就是對淮河流域一種真實而又形象的寫照），而且這滾滾洪流還帶來了大量的泥沙，淤塞了淮河流域許多大大小小的航道，其中淮河、大運河首當其衝。由於大運河北部航道的淤塞，元朝曾經選擇通過海上進行漕運，但是空闊無邊、風急浪高的大海，經常使這些船隻迷失方向，甚至於「檣傾楫摧」，全部覆滅。無奈之下，他們曾對淮河以北的大運河進行疏浚，但由於運河北方航道窄淺，水源不足，年漕運量不到10萬石。在黃河對淮河的輪番衝擊下，淮安地區大水後的「衰敗」景象是可以想像的。
所謂「成也黃河」，就是指由於黃河的入侵，淮安「南船北馬」的局面再度形成，並且如鮮花著錦，無比繁盛。隨著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發展，帝國對江南的需求越來越多，「天下財賦，半出江南。」（季開生《謹陳民情疏》）為了能讓這些財富源源不斷、安安全全地運抵皇都，明、清兩朝一致將漕運總督府和河道總督府設在淮安，來維護這條南北「生命線」。明永樂十三年，漕運總督陳疏浚沙河故道，並建立全國最大的內河漕船廠，廠房工棚達23里，集中了6000多精良工匠。這個船廠在其後55年間共造船27332艘，其中最多一年達678艘。明、清時期，每當漕運時節，「帆檣銜尾，綿亘數省」，最多時有漕船1.2萬隻，漕軍11.2萬人，入京漕糧一年達600萬擔，「居天下強半」。
然而最富有意味的是，無論這些河道大員們如何治理，以淮安為界，大運河的南北漕運能力是非常懸殊的。江南源源不斷的物資船運抵淮安後，絕大多數無法繼續北上，只有改為車馬陸運（乾隆間在淮安設馬號，北達京師，計程「一千八百六十四里，為站有十八」）。大量的北方人士乘車馬抵淮安，休整一番之後，乘船優遊南下。由於淮安「最是襟喉南北處」，「舟車日夜繞城行」，並且大量的人員、貨物還要經過這麼「一停」、「一頓」、「一周轉」。「船一靠岸，千車萬擔」（光緒丙子《清河縣誌》），因此淮安城裡貨物的豐富、倉儲的發達、各色人等的彙集、市井的繁華是不消言說的了，真可謂南船北馬、南腔北調，眾聲喧嘩。周恩來曾如此稱述他的故鄉：「淮陰古之名郡，清時海運未開，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經之孔道也。」此時的淮安，扼漕運、鹽運、河工、榷關、郵驛之機杼，進入歷史上最為鼎盛時期，與揚州、蘇州、杭州並稱運河線上的「四大都市」。
紙糊的淮陰 鐵打的淮安黃河不斷全流奪淮，使得淮安地區的諸多城鎮不僅不能固若金湯，經常處於遷徙之中，還使得這些城市的名稱也處在不斷的變更之中。這從歷史上淮安地區的兩座城市—淮陰和淮安之間的關係上可以明顯地看出。在歷史上大多數時期，淮陰和淮安是並列的；先是有淮陰之稱，後才有淮安之名；先是由淮陰做地區首府，後才有淮安的後來居上；也曾有短暫的淮陰被淮安吞併的歷史，但不久就恢復了。但總體說來，淮陰的城址和名稱不易長久，恰似「紙糊」，淮安的城址和名稱比較穩定，如同「鐵打」。所以在淮安民間，一直流傳著這樣的說法：「紙糊的淮陰，鐵打的淮安。」其實，這個民間說法的背後，蘊藏著巨大的戰爭邏輯、洪水邏輯和運河邏輯，可謂是天災加人禍。
秦統一六國後，置淮陰縣於甘羅城，以城居淮河南岸，故名曰「淮陰」，這是「淮陰」之名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在秦末農民大起義中，著名軍事家韓信即於此仗劍從戎，立下赫赫戰功，被漢高祖冊封為淮陰侯。晉太康三年（282），移廣陵郡治於淮陰。其後南北政權對峙，地處前沿的淮陰遂為重鎮。永和八年（352），荀羨鎮守淮陰，以「無地屯兵」，因而在秦漢故城（即甘羅城）之南營造新的城池。在南北朝期間，或為淮陰郡，或為淮州，還時以北兗州以及南高平郡、東平郡等，均寄治於此。南齊永明七年（489），割淮陰東南部地區置淮安縣，「淮安」之名始見。從上可以看出，在戰爭的影響下，淮陰不僅被經常更名，轄區還經常被更換甚至被換過城池，「紙糊」的特點已經開始顯現。
隋開皇元年（581），改東平郡為淮陰郡。唐朝時由於淮陰地處江、海、運河和淮河交通的雙十字路口，成為全國重要的交通樞紐，因而盛極一時。同樣的原因，淮安也是極其的繁華。南宋和金、元對峙時期，淮陰再度成為前線，遭受兵火的長期荼毒。更可怕的是由於黃河奪淮，使淮陰成為名副其實的洪水走廊，洪水不僅沖走了肥沃的土壤，衝垮了城池，蕩平了財富，還磨滅了一切可以保存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記憶。從公元1214年起，淮陰城址先後遷移到八里庄、大清河口、小清河口、清江浦，名稱也先後更為清河縣、清江浦等，「紙糊」的特點越來越明顯。淮安城由於地處洪水邊緣，始終得以保全，與淮陰城相比如同「鐵打」。
大運河就像人的血脈，只要血脈貫通就會有生命力的存在。明清期間，由於淮陰段運河的疏浚，漕運重新興起，「南船北馬」的局面再度形成，清江浦的石碼頭因被稱為「九省通衢」而名揚全國，淮陰進入了長達數百年的繁華、穩定期。饒是如此，淮陰「紙糊」的特徵仍然存在。地處汴河入淮口的泗州城始建於北周，宋代在老城旁建新城。明代在兩城之間架設「懸橋」相連。清康熙十九年（1680），由於黃河入淮和洪澤湖水位的不斷上升，泗州城逐年被淹沒，也逐漸被泥沙淤積，康熙三十五年左右，泗州城全城徹底、完好地沒入湖中，成為「中國的龐貝城」。與之一起沉入洪澤湖底的，還有明代第一陵—明祖陵。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可言喻，誠如南宋詩人真德秀所言：「淮山哪管人間事，依舊青青出畫圖。」（《第一山》）
清朝末年，由於海運的興起、隴海鐵路的建成以及運河淤塞，淮陰逐漸失去了南北交通的地位，再加上頻繁的水災和戰亂，昔日的繁華漸漸消退。1914年至1921年，江蘇淮揚道治淮陰。1945年改稱清江市。1948年與淮安市合併為兩淮市。1949年恢復為淮陰縣。1951年劃城區為清江市。1958年清江市與淮陰縣合稱淮陰市，1964年市縣分置。1983年改清江市為淮陰市。2001年，淮陰市更名為淮安市，原縣級淮安市改為淮安市楚州區，原淮陰縣改為淮安市淮陰區。不到百年期間，淮陰就八度更名，真是比「紙糊」的東西還不長久。而淮安卻成了如今地區首府的名稱。我想這種變遷與民間「紙糊的淮陰，鐵打的淮安」有一定的關聯，更與淮安在現當代產生的名人效應有關，真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英雄兒女 錦繡才人世道多變，故生才子英雄。在淮安這塊物產豐饒卻又充滿水患、戰亂的土地上，在淮安這個物資、人員、信息溝通要塞卻又命運多舛的城市裡，英雄兒女、錦繡才人的大量湧現應該是一件很必然的事情。
生活在淮河下游近海地區的淮夷人，由於所處氣候溫濕，地勢低微，又常與禽鳥蟲獸爭食，很自然地成了弓矢和鑿井的發明人。在大水浩淼的洪荒時代，又不斷與洪水作鬥爭，形成了英勇無畏的傳統與精神。傳說大禹三上淮河的發源地桐柏山，征服了淮水、渦水的水神無支祁，把他鎖起來，還在胸前掛了一個大銅鈴，然後「徙之淮陰龜山之足」。無支祁「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忽，聞視不可久」（《古岳讀經》），成為《西遊記》中「齊天大聖」孫悟空的原型。其後，夏、商、周三朝不斷東進，征「虎方」、「人方」，激起了淮夷人激烈的抗爭。周穆王時，徐偃王「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後漢書R26;東夷傳》）。徐偃王成為淮安地區第一個名垂青史的英雄。
春秋戰國時期，淮陰地區成為吳、越人爭霸中原的前沿。在這樣的環境下，楚漢時期一代名將韓信的出現是實至名歸的了。韓信本在項羽麾下效力，因未得信用，於是離開項羽投靠了劉邦，無奈還是沒有得到重用。韓信失望之極，決定離開劉邦，於是上演了「蕭何月下追韓信」的精彩一幕。在蕭何的竭力舉薦下，韓信被劉邦拜為大將軍後，「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劉邦語），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齊、滅楚，為平民王朝—漢朝的建立立下了煊赫戰功（小時候，我最喜歡在晚上聽韓信的故事，尤其是加上評書人的渲染和說唱後，更是迷人心竅）。南宋陳亮稱他的用兵「古今一人而已」，明朝茅坤稱之為「兵仙」。目前淮安還留有韓信的出生地—韓城、韓侯釣台、韓信點將台、胯下橋、韓母墓（又稱青水墩）、漂母墓、漂母祠等一批文物古迹。除韓信之外，淮安人梁紅玉輔助丈夫韓世忠抗擊金兵，轉戰大江南北，其中「梁紅玉擊鼓戰金山」的事迹特別感人，「紅顏摧大敵，鬚眉有愧」（摘自梁紅玉祠上對聯），被譽為巾幗英雄。
還有愛國將領關天培，在虎門抗擊入侵英軍，血灑炮台，「異類亦欽偉節」（林則徐語），在中國近代史上書寫了壯麗的一筆。新四軍軍部舊址—黃花塘、淮陰八十二烈士陵園、蘇皖邊區舊址紀念館、新安旅行團紀念館等革命史跡也是抗擊外敵入侵、追求自由解放的英雄們留給我們的印記。
對自由的追求、對美好的嚮往，註定了運河兒女不僅是英氣的，也是靈性的。象徵漢帝國「鋪張揚厲」的大賦的開創者—枚乘就出生在淮安，漢武帝仰慕他的才華，用「蒲車安輪」徵召年邁的他進京，在文學史上留下一段佳話。枚乘的兒子枚皋也是一位有名的辭賦家。他們父子二人以輝煌的詞采開啟了淮安的文脈。此外，陳琳以「章表書記」名列「建安七子」之中，鮑照以詩歌為「元嘉三大家」之一。張耒以詩文位居「蘇門四學士」之列，邊壽民以花鳥成為「揚州八怪」之一。吳承恩的《西遊記》是我國「四大名著」之一，吳鞠通的《溫病條辨》是中醫四大經典之一，劉鶚的《老殘遊記》是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這裡還走出了著名經學大師閻若璩，著名盲人天文歷算家衛朴，著名書畫鑒賞家和理論家湯卮，劇作家和戲劇大師王瑤卿、周信芳、陳白塵，攝影大師郎靜山，著名雕塑家滑田友等一批名人。明清兩朝僅山陽縣就有進士200餘人，河下鎮還出了狀元、榜眼、探花，留下「河下三鼎甲」的佳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盱眙第一山的宋元題刻，其中不乏蘇軾、黃庭堅、米芾、蔡京、趙孟等大家的珍品。明清時期淮安城市的繁華，更是帶來了人文薈萃的局面。
最值得一書的是，淮安還是一代偉人周恩來的故鄉。周恩來於
少年恩來居住在運河邊，運河給予他的不僅是沿岸的風物，還有蘊涵其中的文化。他自己曾經說過：「12歲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我的知識許多都是從看小說得來的。」最富有意味的是他看的許多小說本身就是淮安地區運河文化的產物。
首先，我們來看小說。施耐庵所著的《水滸傳》雖然故事地點總體上來說發生在山東，我們也可以發現淮安文化雜糅其中的痕迹。在淮安，「浪里白條」是對本地特產白魚的俗稱，因為這種魚身長體白，一般活動在水的上層，游速極快，又喜翻騰跳躍。為此，用「浪里白條」來形容梁山的水上好漢張順（綽號「浪里白條」），該是多麼的貼切生動。與梁山好漢同時代的蘇軾，久知白魚的名貴，一到洪澤湖邊，就急忙問道：「明日淮安市，白魚能許肥？」（《發洪澤，途中遇大風復還》）元末天下大亂，施耐庵曾遷至淮安居住到老，有詩為證：「年荒亂世走天涯，尋得山陽好住家。」（《贈顧逖》）他為什麼要寓居淮安？因為宋江等梁山好漢曾佔領過淮安，有關故事「載在人口」，並陸續搬上戲曲舞台與書場，其中淮安畫家龔開還曾為他們一一畫像，並作了《宋江三十六人畫贊》，提供了直接的藝術形象。施耐庵寓居淮安，在田間、港口採集梁山好漢的遺迹、遺風，顯然有助於《水滸傳》的創作。
由《水滸傳》順便再談一下《金瓶梅》。《金瓶梅》是移植於《水滸傳》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回的一些情節經作者再創作而成的。在《水滸傳》中，西門慶是陽谷縣人，而在《金瓶梅》中，為了故事情節的需要把西門慶搬到了清河縣。那麼小說中的這一清河究竟在什麼地方？是書中所寫的山東的清河，抑或現實生活中河北的清河、江蘇的清河的縮影？全校本《金瓶梅詞話》的校輯者梅節認為:「書中的清河,當是運河沿岸的一個城鎮，生活場景較近南清河(今淮安)。《金瓶梅》評話最初大概就由『打談的』在淮安、臨清、揚州等運河大碼頭上說唱，聽眾多為客商、船夫和手藝工人。」此外，儘管作者對小說中的典型環境做出了種種掩飾，我們仍能從小說的字裡行間捕捉到蛛絲馬跡，成為小說中場景在江蘇淮安的自身佐證材料。小說第二十五回，寫揚州一王姓鹽商被按撫使送監在獄中，托喬大戶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向蔡太師討人情釋放。江蘇揚州的鹽商犯事跑到山東或者河北去求人，不太合情理。
而明朝時揚州和淮安同屬運河沿縣的重要都市，交往密切，沿運河而上只需幾小時。況且，明朝時期淮安南船北馬局面的再度興起以及經濟、社會的畸形繁榮也與西門慶這個「物慾橫流」的典型性格的產生有著正關聯。在運河上行船雖然沒有大風大浪的襲擊，卻有更加險惡的「人際關係」。許多船在等待過閘，有的已經等了7天了，最長的已經等了一個月。實際上，只要你肯交更多的錢或者有「關係」，就可以提前放行，就可以提前卸貨，就可以躲避檢查。運河文化是講究交際、講究金錢、看重關係的，還有相當濃厚的官氣和腐敗的味道，以及放蕩消閑、雜亂不堪的內河港口味道，與正統的仕農工商的田園氣息截然不同。
在「四大名著」中，《西遊記》里文化雜糅的氣息是最為濃厚的。《西遊記》的作者是吳承恩，他出生在淮安一個商人家庭，從小就很聰敏，喜歡聽神奇故事，愛讀稗官野史，接受的不全是儒家「幼承庭訓」式的教育。吳承恩博覽群書，成年後「英敏博洽」，但直到46歲才成為「歲貢」。又十數年後，為母「屈就」長興縣丞，因「不諧於長官」，拂袖而歸。後補荊府紀善，不就。他在家鄉結廬而居，以詩文自娛：「中歲志丘壑，茅齋寄城郭。窗舞花氣揚，林陰鳥聲樂。魚蔬拙者政，雞黍朋來約。何以陶隱居？松風滿虛閣。」（《齋居》）他以這樣非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胸中升起的往往是一股鬱鬱不平之氣（如在《二郎搜山圖歌》中所言「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卻無力」），而世界自然顯得世俗而又可笑。由於思想的雜糅，為此在他的筆下，唐僧有傳統儒生式的迂腐和執著（外表是佛門的和尚），豬八戒有著舊式農民般的懶惰和天真（外表是豬），沙和尚有著碼頭苦力工一樣的空洞和踏實（外表是腳夫），以民間水神無支祁為原型的主人公——孫悟空具有新興資本者遊走江湖時的勇敢、機智和不羈（可惜外表是個猴子），仙界、魔界如同人間（神仙們舉止更像是官吏，妖魔們舉止更像黑道人物），儒、道、釋、鬼怪等思想與世上的芸芸眾生緊密連接在一起。可以說，他所創設的人物形象，半人半神，半人半獸，半獸半魔，三界合一，運河中、碼頭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書中得到了象形。
其次，我們看一下戲曲。元代劇作家關漢卿的名劇《竇娥冤》是以淮安的荊楚區為背景創作的，比如劇中竇娥有著「這楚州亢旱三年」的「無頭願」，讓「山陽縣」為「官吏們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埋單，而「楚州」和「山陽縣」這兩個地名均是淮安的老地名，可見關漢卿與淮安之間的關聯。如果我們進一步提到淮安的地方文藝形式，就不能不提到淮劇，因為淮劇是唯一以「淮」字命名的劇種。而提到淮劇，又不能遺忘攸文艷，攸乃大師也。其實，淮劇只在淮安南部亦即淮安城向南地域發展，在淮安北鄉亦即在淮河向北的鄉村，流行的卻是淮海戲。淮海戲又稱「柳琴戲」，百姓稱「蠻琴調」，而提到淮海戲，又不能不提楊秀英，楊乃開山人物也。 淮海戲與淮劇是兩個唱腔完全不同的戲種，造成這種「書分南北版本」的界線在哪兒？在淮河！談到淮安京劇，不得不提「通天教主」王瑤卿，梅、程、荀、尚四大名旦均曾向其拜過師、學過藝。麒麟童周信芳以海瑞形象、荀派傳人宋長榮以「紅娘」形象名動海內外。
在歷史上，淮安雖然有源遠流長的高雅文化，但不可否認的是，以平民文化和商業文化為特徵的運河文化，卻逐漸成了淮安地區文化的主流。因為從文化品種來看，除了詩、文、賦、八股等正統的「案頭」之作外，淮安更多也更聞名於世的，是小說、戲曲等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碼頭」文化。誠如李澤厚所評價的那樣：「以小說戲曲為代表的明清文藝所描繪的卻是世俗人情。這是又一個廣闊的對象世界，……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無奇卻五花八門、多姿多彩的社會風習圖畫。」（《美的歷程》）淮安地區小說、戲劇的興盛，特別是具有商業色彩和平民精神的人物形象的不斷湧現，與其作為大運河的中心港口城市密切相關。
從城區現存的古建築來看，淮安作為一個港口城市，對不同文化思想也是兼收的。慈雲古剎體現了「於榮利無毫髮矜重」的佛教理念，文廟中留有誦讀儒家經典的聲響，古清真寺在斑駁中顯現著異域的風采。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江北大學堂誕生，淮安有了現代意義上的教育。
淮揚菜 開國菜
運河是開出來的，而美食是吃出來的。淮安是名揚海內外的淮揚菜的故鄉。
淮揚菜的特點是以清淡見長，味和南北。烹調標準是「油而不膩，酥而不爛」。淮揚菜炒菜靠油多而誘人，但並不膩人。靠酥軟而可口，但並不爛糊。如果以美人為喻，淮揚菜就像是貴夫人—雍容華貴，「軟兜長魚」、「爆炒蝦仁」、「平橋豆腐」，無論色、香、味、形，都稱上品。淮揚菜在中國，地兼南北。比如在它的基礎上，以偏辣為主發展為川菜，以偏甜為主成滬菜，以偏生為主成粵菜，以偏硬為主發展成魯菜……淮揚菜雖然沒有自己的特色和名菜譜系，但選料精細、做法考究，對燒、烤、燉、燜、煮、煎、炒、溜、炸、燴、熗、熏的要求卻一點兒也不低。西漢時淮安人枚乘在《七發》中勸說楚太子時，留下了最早的「天下之至美」的淮揚菜的菜單：「芻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靦，芍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樑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啜，如湯沃雪。」在這份菜單上，有鮮嫩的小牛肉搭配上新鮮的竹筍和蒲菜，有脆嫩的石耳點綴著肥美的狗肉羹。在吃法上，可以用燜爛的熊掌蘸著散發著芍藥香的鮮醬，可以用叉燒裡脊和燴鮮鯉魚片夾著沾滿露水的紫蘇和秋菘。此外，還有豐腴的鹵山雞，以及香軟的燉豹胎。就餐之始，先用發散著蘭花香的酒水漱口開胃；就餐之時，伴以「摶之不解，一啜而散」的香米飯。但你一定要切記，享受美味時應少吃點飯，多喝些酒，只有這樣，才會有熱水澆在積雪上一樣爽快、愉悅的舒服感覺。
好菜首先需要好的原料。淮安的母親河—淮河從桐柏山奔流而下，旁會眾多支派，滔滔千里，浩然而東，與大海相交時，泥沙淤積，形成了大片平原和眾多湖泊。由於淮安地區氣候溫和，雨水充沛，不濕不燥，四季分明，更使得水草豐茂，灌木叢生，大樹參天。在平原上，春天有嫩葉繁花可餐，夏日梅杏桃李果腹，秋月摘棗梨、挖菱藕、采苡米雞頭，初冬拾毛栗白果、撿桐子松仁；在密集的水網和縱橫交錯的江海河湖裡，蟹蝦蚌珠、魚鱉黿鼉，出產豐富（《禹貢》一書中特別提到了「淮夷蚌珠及魚」）。此外，還有家畜家禽，飛禽走獸。蘇軾曾經贈詩給門下的淮安學士張耒，讚歎其家鄉物產的豐饒。詩中寫道：「眼明初見淮南樹，十客相逢九吳語。旅程已付夜帆風，客睡不妨背船雨。黃柑紫蟹見江海，紅稻白魚飽兒女。殷勤買酒謝船師，千里
好菜同時離不開民間的創造。「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詩仙」李白，在淮安途中曾經叩開道旁農家的一扇柴門。接納他的老媽媽捉了一隻大黃雞，用家釀的村醪為調料，精心烹製成美味，來招待這位素昧平生的過路人。她的善良誠摯、熱情好客贏得了大詩人由衷的敬意：「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黃雞，一餐感素誠。予為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為輕。」（李白《淮陰書懷，寄王宗成》）善心與詩心相輝映，留下了一段人間佳話，也留下了一道淮菜名品—「酒燜黃雞」。清朝時宴樂樓繼承了民間做長魚的若干獨特技法，一氣推出了八大碗、八小碗、十六碟、四點心，共三十六道菜點的全席。按其走菜程序，均分四次進宴：第一批：龍鳳呈祥、米粉魚、一聲雷、鈴鐺魚、熗虎尾、白炒長魚片、炸脆長魚、月宮長魚、長魚酥合。第二批：叉燒長魚方、燴長魚圓、燴狀元、鍋貼魚、熗胡椒魚、軟兜長魚、子蓋長魚、長魚丁、長魚燒賣。第三批：烏龍抱蛋、高麗長魚、銀絲長魚、長魚羹、熗斑腸、蝴蝶片、長魚千、長魚圓、長魚三翻餅。第四批：雜素魚、大燒馬鞍橋、龍鳳汆、桂花長魚、熘長魚、二龍搶珠、炒長魚絲、長魚吐絲、銀絲炒麵。「長魚席」與聞名全國的南河總督署的「燕菜燒烤席」公開叫板，被稱為「怪巧瑰奇，冠絕一時」。（金安清《水窗春囈》）
好菜還要有好的吃客。由於大運河與淮河落差大，船行過淮，不僅要盤壩過閘，還常常因待潮待風滯留淮上，「水淺舟且遲，淮潮在何處？」（劉長卿《楚州次白田阻淺問張南史》）明初，為了防止黃水向淮河、運河倒灌，特建造了清江、惠濟等四閘，極慎啟閉，眾多公私船隻到淮皆須盤壩，換船北上。順治年間史學家談遷兩次過淮，就盤桓月余。為此，淮安城裡經常車水馬龍，酒樓歌館日夜不休。每值會試之年，江南、嶺南趕考舉子莫不匯聚於此。行役之人，黃昏羈愁，最難消受，其中最愜意的事情，莫過於對酒當歌，盡情品嘗美味。俗話說：「窮家富路。」為此，一條條通衢長街上，酒樓食店比戶挨肩，無不以淮安特色菜肴招徠顧客。當然在這些吃客中，更不乏大的鹽商、茶商等巨賈以及漕運總督、河督的欽差大員們。他們因為有了巨額財富和通天權力的支撐，吃得更精緻、更豪奢。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記錄下「河工之宴」：「食品之繁，雖歷三晝夜之長，而一席之宴不能畢。」
好菜也離不開相互之間的交流。淮安港作為我國古代重要出海口，唐宋時，大食、波斯的胡商由海上來華也多經淮安去長安、汴京。一些穆斯林在淮定居下來，以馬、楊、沙、丁四姓居多。馬頭即馬姓最早的聚居區，其後代多以經營飲食業為生，來自異域的清真風格使淮地牛羊肉烹調技術大大改觀。著名的馬頭湯羊肉由特殊配料和烹技做成，半湯半肉渾然一體，肉嫩軟綿酥，入口即化。湯若稀若稠，回味持久。在吃法上「先上湯，後上菜。先用勺，後動筷」，也別具一格。晚清時「全羊席」最終在淮安集大成。從事海運業的新羅人喜歡聚居在山陽、漣水的新羅坊，淮菜中「高麗羊肉」、「高麗長魚」等很可能借鑒了他們的烹藝。（參見高岱明《淮安飲食文化》）
好菜也需要美酒為侶。在酒中，淮安有著名的「三溝一河」（高溝、湯溝、雙溝、洋河）。上個世紀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在淮河下游的下草灣，發現了1500萬～1200萬年前的古猿化石，定名為「雙溝醉猿」（淮安人愛飲酒的源頭）。高溝釀酒始於西漢，唐時已很出名。韋應物過此，聞酒香，開懷暢飲，欣題「三日開瓮香滿城，甘露微濁醍醐清」。湯溝酒最早產於北宋年間，明末即享盛名，《長生殿》的作者洪升曾贊道：「南國湯溝酒，開壇十里香。」而洋河酒在唐代已負盛名，康熙南巡，曾兩次親臨其地品嘗美酒。乾隆第二次南巡時也上岸覓瓊漿，飲後留下了「洋河大麴酒味香醇，真佳酒也」十二字御筆。由於淮水清澈、穀物甘淳，淮酒最大的特色就是酒香濃郁、醇洌甘美，開壇窖香四溢，一啜馨香沁齒，回味余香滿頰。
由於淮菜盛名在外，整個淮安廚師從業人數之眾、整體水平之高、技術競爭之激烈，引起朝野上下的矚目，形成了三股風：一是「要廚子」。慈禧太后向河漕總督要了一批批淮廚入御膳房，京里王公貝勒、顯官勢要，各地督撫大員、豪門富家也都伸手向這裡要。二是「帶廚子」。在淮仕宦離任時，多喜帶廚子一起走，如河漕總督張之萬、李瀚章、張人駿、陳夔龍以及江北提督段祺瑞等皆如此；三是「送廚子」。淮安人凡赴外地為官，或辦學經商創業者，依鄉俗，親友多以熟悉的廚子相薦，美其名曰「送」。清直隸總督楊士驤與楊士琦不僅向李鴻章、慶親王奕、袁世凱等力薦淮廚，還給眾多同僚好友「送」過家廚。還有的廚師在使館或領事館供職，將淮菜帶到國外，向世界展示了中國菜的風采。
1949年，中央最高層領導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國宴上所用菜肴，以南北人士都能接受的淮揚菜為主。張文顯等一批淮廚被借調至北京，參與籌備盛典。淮菜代表作—「軟兜長魚」率先登台，被人們譽為「共和國第一菜」。這道菜後來還被評為「江蘇十大名菜」之首。
萬萬順 步步高在我國，吃總是和過節聯繫在一起，過節肯定離不開美食。淮安作為大運河上的「繁華之都」和黃、淮洪水的「故鄉」，更是特別講究花色花樣和蘊涵其中的吉祥寓意。
「二月二，龍抬頭，家家戶戶帶活猴。」二月二是女兒帶著孩子回娘家的好日子，也是做媳婦的一年中難得的幾天俗定假期之一。父母心疼女兒在婆家受委屈，再加上同姓的一家人重新聚全，因此菜是儘可能的豐盛。二月十二，百花生日，也是沿河插柳的日子。
三月三，曲水流觴。城外遊人如織，多踏青尋芳，會飲郊外。年輕的讀書人，還有帽檐兒兩邊雙插杏花的習俗。清R26;劉蔚《上巳大風獨游清江北岸》云：「無聊河岸漫徘徊，覓取黃壚酒一杯。為客不知逢上巳，見人雙插杏花來。」寒食禁煙，清明祭掃。立夏每個小孩一隻煮雞蛋，據說吃了不苦夏。
六月六，吃炒麵。六月二十四，俗稱荷花生辰。立秋日必吃西瓜，稱「咬秋」。
七月七，女兒節，「七夕之夜月如弦，乞巧瓜果列庭前」。七月半，中元節，祭祖先。
八月十五，團圓節。「桃、伏、秋」三汛過後，處在「洪水走廊」里一家人還能夠聚在一起，看花賞月已是非常的難得。而且從今以後，一年中的艱難日子已經殆盡，平安時光已經來臨。為此，淮地中秋的重視程度僅次於春節。飲酒賞月之外，一些文人雅士還喜歡乘月游湖。女孩子們（淮地有男不拜月、女不送灶的民俗，男孩子拜月會被別人恥笑的）把瓜果時蔬、月餅蜜餞等供在中庭，拜月許願。
十月十五下元節，淮人登禹王台祭禹（禹因治淮有功，被尊為水官大帝），趕禹王宮廟會，人山人海，有各種各樣小零食賣。
冬至稱大冬，前一日叫小冬，上墳；次日祭祖。在三鬼節中，大冬拿供，祭餚最豐，且要過正午，有「早清明，晚大冬，七月半等不到中」之說。
世上沒有人會拒絕好年頭，拒絕富足和快樂，處在洪水包圍圈中的淮安人，自然會更加珍惜，有時還把南來北往的客人的節日當做自己的節日過。
淮水安瀾 花滿清江「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扉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泗州東城晚望》）宋朝詞人秦觀對淮安的生動描寫，讓我們感受到家居山、水之間的美好。
淮安是水的故鄉，從它目前管轄的清河、清浦、荊楚（原為縣級市淮安）、王營（原為淮陰縣）、漣水、洪澤、金湖、盱眙等八區（縣）的名稱中可以看出（大都與「水」密切相關）。相傳大禹曾在淮安境內治水，意欲「使淮水永安」，淮安市名即寓「淮水安瀾」之意。無奈後來黃河數度奪淮入海，使淮安成為名副其實的「洪水走廊」，水患更加頻繁。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淮安常遭洪水的後果是什麼樣子的？市面還能繁榮？人民還能安居？有幾個大富在淮安經營了三代以上，留下華麗的苑囿？一次次的洪水過後，所有的存在都蕩然無存。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條進行全面治理的大河就是淮河。1950年，毛澤東發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周恩來主持制定了「蓄泄兼籌」的治淮方針，先後興建了蘇北灌溉總渠、三河閘，整修加固了洪澤湖大堤，開闢了分淮入沂和淮河入江水道。這樣，淮河水流入洪澤湖，經過洪澤湖的調蓄後，從淮河入江水道、蘇北灌溉總渠及二河閘入江入海。千里長淮終於結束了八百多年來流水無出路的歷史，終於可以順暢地入江、入海而不再四處泛濫了。其中，三河閘的建成還使洪澤湖這個空中「懸湖」，（湖底高出淮、揚里下河地區4～8米，民諺云：「倒了高家堰，淮、揚二府不見面。」）變成了一個巨型的平原水庫。經過有計劃的系統治理，江淮地區由「洪水走廊」重新回歸為「魚米之鄉」。更值得一書的是這些巨大工程的完成絕大部分不是憑藉機械，而是憑藉廣大河工的一副鐵肩一雙手，一擔擔、一車車完成的。其中，我的父親也成為其中的一員，在冬天興建三河閘時，白天赤足挖土、抬泥，餓了吃塊冷餅。晚上住在草棚子里，為了保暖竟然捨不得刮下腿上的干泥巴。誠如李白所言：「一餐感素誠。……有德必報之。」1958年在開挖淮沭新河的時候，據說在最初的藍圖上，曾經無私幫助過韓信的漂母之墓正處在即將開挖的河道的中心。周恩來發現這個問題後，立即找有關同志商量，要求在不影響全局的情況下將河道偏移，保護漂母墓這一處古迹不受破壞，來珍重人民大眾的這一最樸素的感情。
從1950年起，在國家的整體規划下，交通部和江蘇省政府先後投資10億元，擴建了京杭運河上的諫壁、解台兩座二線船閘和淮陰、淮安、宿遷三座三線船閘，消除了京杭運河江蘇段的瓶頸制約，實現了京杭運河蘇南、蘇北全線暢通，為江蘇及華東地區提供了一條南北水上快速交通大動脈。蘇北運河常年可行駛2000噸級的船舶，目前有蘇、魯、滬、浙、湘、豫等十多個省市的船舶航行其中，年貨運量可達3億多噸。其中，大運河淮安段北起駱馬湖民便河船閘，南迄北運西閘，全長
淮安市目前正圍繞「水」、「綠」和「文化」做文章。淮安市區規劃採取棋盤式主次幹道網路架與水系的結合，形成路環河繞，城隨水展，城綠相間，融水、綠、老城、新區於一體，以天然河道和專用綠帶走廊分割城市空間的結構布局。其中，在清浦和荊楚區之間的結合部，亦即大運河、里運河之間規劃大片綠地，建設古運河風光帶，挖掘淮安所蘊涵的深厚的運河文化。1986年，「中國詩人錄音館」在淮安成立，錄音館以中國有影響的詩人將自己代表詩作原聲錄音的方式，收錄了艾青、臧克家、冰心、馮至、柯岩等60多位詩人的錄音作品，留下了中國詩人的心聲。1988年，「中國運河詩會」在淮安召開，運河將中國詩人的心緊緊地系在一起。
唐朝儲光羲在《寄孫山人》詩中，描繪出「新林二月孤舟還，水滿清江花滿山」的美麗畫面。「山水有清音」，我們唯願淮安如目前大運河流經過的地區—「清江」、「清河」、「清浦」、「淮安」一樣，美麗清澈而又安靜平和！
後記已經有好幾年了，儘管一直要求自己不再鋪攤子，收斂旁騖的意念與學術活動的範圍，畢竟已過不惑之年，多休息休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但這好像又不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實際情況是，越想收手，接手的事情就越多。這一回又突然闖進因準備申遺而熙熙攘攘的運河領域，使我再次體會到希臘哲人「服從命運的人跟著命運走，不服從命運的人被命運拖著走」一語的精闢與透徹。也就在前幾天，我收到青年學友徐雁平的新書，上下兩冊、近70萬言的《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僅看看書名和目錄，就可以感受到那種內在的書卷美和安然的學人氣，但在我則只能「徒有羨漁情」或「悵然吟式微」了。
人各有命，這是不能強求的。我曾把儒家的人生方式說成「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以為它與
最後要說的是，本書的基本理念與總體框架由我提出，耿波、李正愛參與了書綱的具體設計，寫作分工依次是：前言（劉士林）、北京、通州、天津（耿波）、滄州、德州（劉鐵軍）、臨清（李正愛）、聊城（劉永）、濟寧（伍波）、徐州（田崇雪）、淮安（姜曉雲）、高郵（馮帆）、揚州（馮敏）、鎮江（王玲真）、常州（何世劍）、無錫（丁瑤）、蘇州（王曉靜）、嘉興（朱逸寧）、杭州（洪亮）。此外，耿波、李正愛、劉永還協助我做了不少的校訂、插圖等工作。本書不僅再次見證了我們一些學術朋友的友好協作與聲氣相投，同時我還看到自己的學生在迅速地進步與成長，這是我要特別感謝並為之感到振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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