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你看透醫學的本質，歸來仍是那白衣的少年

與其說這是一篇《協和醫事》的讀後感，不如說是藉此書說說醫療的故事。

謳歌，一個協和畢業的高材生，畢業後赴美國，從事製藥研究，目前就職於北京某製藥公司，知名作家，文字充滿靈性和洞察力，更重要的是，他明明已經洞察了一切，卻可以寫出一本應當不屬於自身價值觀的書來。

這本書的價值觀，在字裡行間能夠看得出來，和作者的靈性並不相符。

他說協和精神是寧缺毋濫，他說協和培養的人才是寬進嚴出，他說協和的教授是嚴師楷模大家風範，他說讓世界知道遙遠的東方有個協和……但是最後的最後，作者只做到了最後一句，讓世界知道他來自協和。

這本書用洋洋洒洒數十萬字講述了協和的前世，講述了在上個世紀動蕩的時局當中，一個以神的名義漂洋過海來到東方大地的火種，在100年來的時間當中在中國的大地上點亮了一片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天空，名醫大家如漫天星斗般閃耀在夜空當中，為我們指明道路。他講述了這些前輩是如何艱苦創業，又是如何在面臨打擊、絕望的時候仍然堅守協和「殘酷」的育人模式——只培養精英，不培養庸才。

看過這本書之後有些難過，並不是因為我並非協和畢業，沒有那種所謂的協和精神。

而是因為，諸如孫中山，魯迅，馮唐，於鶯……這些數不盡的人才，看透了醫療的本質，卻都放棄了醫生這一個本來無比榮耀的身份，究竟是為什麼？雖然說，對於他們來說，這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但是在當下的社會，聰明的家長不會讓孩子學醫，聰明的孩子即使學醫，也未必會從事醫療行業，特別是一線醫護人員的行業，醫療的缺口仍然在不斷擴大。協和精神培養的學生們，似乎反而成為了辭職率和下海比例最高的地方。

這些旨在培養最優秀的醫學生的搖籃，培養了人才，卻離開了這裡。

協和精神去哪了？我們的社會到底怎麼了？

醫生的尊嚴都去哪了？

當我在北京一所著名的醫院（和協和齊名）做住院醫師輪轉的時候，我記得在心外科值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小大夫不能睡值班室，因為值班室是給老大夫休息的，我們半夜起床幹活會影響到老大夫的睡眠質量。

那麼值班總得給個地方睡嘛不是，於是這個科室想了個轍，讓小大夫睡在保潔師傅的盥洗間。對，那裡給臨時塞進了一張床，邊上是洗拖把用的水池子，和一排拖把。除此之外屋子裡面什麼也沒有，你進去就只能躺下，如果病房有情況，護士會使勁敲門讓你出去。由於沒有窗戶，所以整個屋子裡瀰漫著一股濃烈的抹布的味道。

但是這些都不能讓我絕望，真正絕望的是，在早上6點的時候，會有一個凶神惡煞的保潔師傅把我吼起來，讓我趕快出去。我還沒有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事，那個阿姨又在繼續叫囂著，這是我們的地方！到點了你就得出去！

我並不會歧視任何一個行業的人，但我一直也沒有想到過，我會有一天被保潔師傅攆出去。

我一定是做了個假的醫生。

值班的時候，我在半夜3點被護士電話叫醒，我睡眼迷離地走過去問，什麼事？

護士姐姐眼皮都沒有抬一下，非常屌屌地和我說，自己不會看么？！心動過速！

很好，護士和護工師傅對我實行了double kill。

說好的醫護是一家，結果就演變成了有些醫生對護士呼來喝去，以及有些護士對小大夫橫眉冷對，這個世界果真是質量守恆的。

童話里都是騙人的，醫生的世界，一點都不美好。

醫生的培養制度，越來越畸形

當年制定了住院醫師輪轉制度的德國醫學家，如果聽到目前的輪轉已經淪為形式，應該能被氣得從棺材裡蹦出來的吧，他大抵是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設計的輪轉制度，居然能演化成這樣畸形的模式。

協和的林巧稚教授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於1948年重新回到協和醫院，沒有放鬆對學生的要求，仍然秉承著協和一貫的「嚴格」傳統，讓所有的學生都在婦產科的輪轉前，在內科和外科進行半年時間的輪轉。

輪轉制度的初衷是為了讓每一個醫生在進入專科之前，能對於人體，疾病有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而不單單只會眼前的一項技術而已。所以現在的輪轉除了自己的科室之外，你還必須要會放射，病理、放療、內科、婦科、兒科等等。而且這些輪轉的科室每年還都在變化著。

這不取決於你到底是不是需要會這些技能，而是領導覺得你應該會哪些技能。

有一個基本的價值觀是沒法反駁的，就是藝不壓身，所以隨著領導一波一波地更換，我們「需要」會的東西一直在增加，從未減少過。

多學點東西本沒有錯，但是政策的制定者卻忽略了兩個最基本的東西。

第一，公立教學醫院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免責，而不是創造奇蹟。

年輕的黃家駟在三十歲的時候，因為主任醫師婁克斯出現了嚴重的感冒，導致他臨危受命，要在第二天給患者進行一台食管癌的手術，這在當時都是極其複雜的手術。但是年輕的小夥子並沒有讓所有人失望，他把握住了機會，成為了中國外科學的一代巨匠。

而現在的我們呢？三十歲的時候，大約都還在拉鉤。當你在其他科室輪轉的時候，他們沒有任何理由和動力去培養你，更沒有必要讓你承擔複雜有風險的工作。你在別人的眼裡，就是一個寫病歷的，拉鉤的，打雜的，僅此而已。

緊張的醫患關係使教學成本指數性增加，快速的臨床節奏更需要一些基礎的工人，儘管你進行了輪轉，但那和老協和完全不同。

第二，窮

培訓是沒錢的，因為培訓機構認為，你在學習哇，我沒收你學費就不錯了！

但是房子再也不是醫院分配了，是5萬一平才能買得起的郊區老舊破。

當你拼盡全力，出類拔萃，但仍然過不上體面的生活，甚至還不如大部分高中畢業的同學的時候，你聽到最多的話會是：

「瞧那個當年的學霸，上了北大/協和/復旦……也就混成這樣嘛。」

這些也都不重要，但是當你發現你的收入根本不夠養活妻兒老小的時候，這個時候讓你來一發「協和精神」壓壓驚？

那叫精神病，不叫精神。

「協和精神「應當是一個時代的精神，並不是一個機構的標籤

書中提到了多次醫生和教師的奉獻和偉大，誠然令人動容。例如：

楊秀玉當年參加江西血防醫療隊，在江西整整呆了一年。跟外科一起切脾，脾臟一切開，全是血吸蟲。在血防隊的一年中，因為條件太艱苦，她的肺結核複發，隊領導體諒地允許她回北京休養，但她拒絕了。她說:「當年大家都這樣，也沒什麼可說的。這就是價值觀的問題。當病人需要你的時候，你卻躺在家裡享清福，這不是我的價值觀，也不是協和對我的教育。那個時候，產科值夜班，大夫睡在產科庫房的架子上。(協和醫院所有的大夫下了夜班，就在庫房睡覺，人躺在庫房的貨架上，沒有正式的床。)值一個夜班，第二天照樣精神抖擻地上班，三十六個小時不休息，只要急診一個電話，病房一個電話，馬上跑過去。那種生活確實艱苦，但如今回憶起來也有許多樂趣。」

記得當年我剛開始進入臨床做見習小同學的時候，也就是剛剛在學臨床的知識，會被帶教的老師帶到相應的科室去尋找有類似體征和病史的患者，讓我們學習問診，學習查體。

北大某醫院的兒科全國聞名，也誕生了非常多的名師大家，有一次，兒科的主任，也是我國著名兒科學家的弟子，他站在我對面，讓我給一個患者查體。

於是我立馬抓住機會想給主任「秀」一把，但我剛要動手，他便當著十幾個醫生的面說，你這樣給患者查體對嗎？

我一臉懵逼，我還沒有動，怎麼就錯了呢？

他便很嚴肅地說，你站在患者的左側查體能對嗎？你們上學的時候怎麼教的你？

我的臉火辣辣地，但是也很委屈，因為那個主任就站在患者的右側，我實在是過不去才選擇的這邊。

主任似乎是看出了我的小心思，便說，患者是第一位的，如果你要查體，你就要讓我靠邊站，明白么！

那個時候，我開始了解了北大兒科醫生的風骨，後來有一次機緣巧合，這個主任帶著我去拜訪了他的老師，那位92歲的老太太目前生活在北大未名湖畔，一個六層的小樓的一層。她的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很早就去世了，她一個人在那裡生活，硬是把未名湖畔活出了桃花源的感覺。

這位老人叫做左啟華，是我國兒科神經的奠基人，是協和著名教授諸福堂的弟子。她說，她好喜歡諸老師，每天早上起來都要大查房，每個醫生挨個背自己患者的數據和病情，背不出來就要挨罵，但是每一天都有滿滿的成長。諸老師上課能寫滿整個黑板的板書，解剖圖譜直接用手就畫得出來。

那個時候麻疹盛行，但是又沒有足夠的免疫球蛋白能夠給小孩去治療，也沒有家庭能夠接受得了在那時的「先進」治療。這個時候諸福堂考慮到大人一般都有麻疹的抗體，因此抽了自己的血提出血清，給幾個小孩注射進去，幾個小孩就奇蹟般的恢復了。

那個時候的醫生，敢想敢幹，他們用開創性的思維，去創造一個事業，是我國醫療一個偉大的時代。這個時代星光閃爍，百家爭鳴，在這個偉大的黃金時代孕育了太多偉大的靈魂。

但愚以為，這些靈魂屬於一個黃金的時代，不屬於一個標籤。

不忘初心的人都離開了，還在醫院的人，只能給初心上了個盔甲

2016年末，全國衛生人員總數達1117.3萬人，比上年增長47.9萬人（4.5%）。每千人執業醫師（含助理醫師）2.31人，護士2.54人，均遠低於國外數據。我國兒童總數2.26億，每千名兒童有0.53名兒科醫師（而且還包括大量的鄉鎮醫生和赤腳醫生），與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1-1.3)。

人不能一直用道德騙自己，也不應該被道德綁票。當你疲憊一天之後，你為患者付出了心血，患者也許並不能領會，對你破口大罵，你多希望回到家之後是溫暖的，但是你看到的，可能是長期缺乏關愛的孩子眼中的怨恨，愛人內心的沮喪。如果長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你還完所有房貸和信用卡，卡上的餘額所剩無幾。

那麼，第二天睜開眼睛，你又怎樣去說服自己去奮鬥呢？

於是，很多年輕的醫生，「初心「外面都長出了一層厚厚的盔甲，不學會保護自己，就只能選擇放棄。

當你無數次被自己真心待過的患者傷害過之後，你會慢慢學會如何與患者保持適當的距離，慢慢學會如何讓自己把醫生作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工作去從事，而不是被深深傷害一次之後決然地離去。

曾經在我們科室，一個病人開始的時候對醫生非常客氣有禮貌，只是手術後的治療不太順利，很久都沒有恢復。因為家庭的經濟緣故，患者很久都沒有去付款，於是科主任授意我去跟醫院的相關部門寫申請，讓醫院放款，等患者慢慢把錢交上來。

但是當患者即將恢復的時候，患者把我們科室給告了。患者仍然非常客氣地說，主任啊，我知道我這樣做不對，但是我就真的是沒錢了，你們體諒我一下吧。

最後鑒定方認為我們無責任，然後醫院讓我們賠了十幾萬，算作人道主義賠償。

沒錯，就好像是行人闖紅燈讓正常行駛的車撞了，然後機動車要負責賠償，這是一個道理，保護弱勢的一方是法制發育不健全的基本表現，不講道理的人，才願意和你講道德。

但是和醫生講道德，是最沒道德的表現。

很多時候我們總是在講道德，但說的本質卻是錢

最近看了一個日本的醫療電視劇，叫做《產科醫鴻鳥》，裡面講述了一個醫院的年輕醫生們，與年輕的初為人父母的患者之間發生的醫患故事。在疾病、希望、生命、死亡這幾個永恆的主題當中，我們感受到了作為患者一方在選擇時的糾結，例如早產兒要不要放棄，吸煙對胎盤早剝的影響釀成的悲劇給醫生帶來的心理陰影，讓醫生拷問內心：「你是願意做一個患者不喜歡但是能救人的醫生，還是願意做一個患者喜歡但也許會害人的醫生？」也更是讓觀眾感受到了醫生在這個過程當中所表達的真實的關愛，總體來說是一個暖心、感人的醫療劇。

愛人說，你也寫一個類似的吧，就講一講暖心的醫療故事，不要總上升到什麼勾心鬥角的政治當中去。

但其實回想一下，無論是日本的《產科醫鴻鳥》，還是美國的《實習醫生格雷》，我們有沒有注意到，這裡面有很多情節是缺失的。

一個大貨車使一個年輕的媽媽頭部嚴重外傷失去了意識，年輕的爸爸要選擇是儘快選擇剖宮產生孩子，放棄媽媽，還是不放棄媽媽，但是有可能失去最佳的剖宮時機，這本是個艱難的抉擇，是純粹的醫療問題。

但是在中國，他一定不是一個純粹的醫療問題，醫療保險不可能覆蓋這個複雜的情況，大部分需要患者進行自費。大貨車司機的職責是否明確，賠償是否及時，賠償意願和賠償金額是否能夠溝通，這些問題的重要程度甚至要比醫療問題更重要。

前陣子東北的「老賴」事件，讓我們發現，當我們真的陷入一場災難的時候，如果雙方沒有保險作為保障，這個時候人心險惡便浮出了水面。那個事故方的女人並非沒錢，而是說「拖一拖，拖死那個人就好了。」

在中國盛行一句話，撞殘了人不如撞死人，撞死人也許是幾十萬能擺平的，但是撞殘了也許要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銀子才也許能夠。

在日本的電視劇里，是否選擇讓早產兒來到世界上，是家長能否接受孩子出生風險和未來殘疾的選擇。

但是在中國，首先你要面臨的就是在NICU（兒科監護室）每天1萬多的花費，從早產的那一天到足月，大概4-8周不等，這也就是幾十萬到一百多萬的花費，而且幾乎不能報銷，這還不算父母在北京居住的生活費等等。有一次我在產房門口，看到一對打工模樣的年輕父母，表情非常凝重，他們的孩子應當是在裡面進行著搶救，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醫生的要求拿來尿不濕和奶粉，按時去續費，他們甚至連看孩子的機會都很少。

而在《產科醫鴻鳥》當中缺失的鏡頭，正是我國最常見的鏡頭。

在中國做個有同理心的醫生，不僅要懂人文，更要懂得世俗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教授曾經這樣說過，「For learning medicine，the things out of medicine make a difference」。意思就是，對於學醫來說，那些非醫療的部分才是我們與眾不同的地方。醫療知識大家都差不多，但是真正懂得關愛和有人文情懷的醫生才是最好的。

我們一定能夠理解，那些「非醫療」，應當指的是關愛，共情，傾聽等這些人文範疇的東西。

但其實我們在中國的醫療當中，更常見的應當是「錢，關係」這些社會經濟範疇的東西。

時代變了，我們的醫療越發的不純粹了，這並不是大部分醫生所喜歡的狀態，但是從醫生的角度卻什麼也改變不了。

中國醫療的矛盾，是日益增長的先進醫療技術與落後的經濟水平之間的矛盾。

中國人能理解一分錢一分貨這個道理，但是唯獨在一件事情上無法理解，這就是生命。

我沒錢，所以我住不上別墅，開不起豪車，我沒有努力讀書，所以我只能每個月幾千塊。

但是我生病了，醫生你為什麼給他那樣好的治療，給我這樣湊合的治療，我們都是人，東西有貴賤之分，人命有貴賤之分么？

美國的醫療法案也是每屆總統最為頭疼的事情。當下的治療模式越發多樣化，新要層出不窮而且代價昂貴，即使是美國這樣的醫保環境很多時候也無力承擔，這才使得很多人反映美國才是真的看病難，大部分時候你根本等不到自己的「醫保定點單位」，而只能逼不得已去那些私立機構，用自己的商業保險來負擔。而且你恨不得自己走過去，因為一次急救車也許就是3000美金的花費，導致「I』m fine, thank you！」成為了我們去美國以前最需要學習的英文，也就是說，我沒事，千萬別打911，我還能活！

但是美國最無奈的地方也正在於此，憲法規定，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這句話真是要了美國總統的老命了，也就是每個人命都一樣，你絕對不能選擇救A而不救B。

所以整個政府的財政即將被醫療拖垮，也就更不用說中國了。我們的醫療投入是美國的零頭不到，但是卻支持著如此龐大的國家的基本醫療健康，靠的真的是醫務工作者拼了命的加班工作。就好像美國用的是收割機，但我們中國有億萬的農民一樣。

但是對於不同的患者而言，治療的差別也許是不同的。我在吉林的時候，發現他們對於肺腺癌的患者，也是用的五年前的老方案，並沒有用最新證明更加有效的培美曲塞，於是我便問他們，這是為什麼？

他們把我叫到一旁說，老方案一個周期1000塊錢，新方案一個周期2萬塊錢，對於這些地方百姓來說，差別實在是太大了。但是兩種方案的效果又沒有差出20倍，甚至連20%，也就是五分之一的差別都沒有，所以當然是退而求其次，用適合他們的治療了。

我深深地同意。

老協和的精神告訴了我們什麼叫做精英教育和精英醫療，也告訴了我們人文關懷到底有多重要。我們在上學的時候所理解的就是，不要讓患者感到疼痛，不要讓他們對疾病恐懼。

但是實際上，這兩樣恐懼都不算什麼，最絕望的事情莫過於，醫生把兩種治療赤裸裸地擺在你面前，A方案你能負擔得起，但是有效率不如B方案，B方案無比昂貴，也許需要你賣掉房子，才能夠負擔的起。

如果媽媽生病，作為兒子，你如何選擇。有人說養育之恩無以為報，一套房子又能怎樣。但如果我說，你可能不只是一個兒子，你可能還是一個孩子的父親，一個女人的愛人，你想放棄一切去給媽媽用最好的治療，你是不是有這樣的能力和底氣？

很多時候，你沒有，我也沒有。我們都是平凡的人，在生命的選擇面前，我們不得不屈服於現實的殘酷。

現實就是我們也許選擇適合我們家庭的最好的治療，雖然從概率上不是最好的，但也相差無幾。

所以，對我來說，我唯一能做都一件事，當然也是一個存在爭議的事情，就是適當地幫助患者做出最適合他們的決定。

有的時候，我看到一個打工的孩子殷切地當著父母的面問我，這種治療是最好的治療了么，要不要再試試免疫治療（5萬一個月大約）。我看著他的眼神對他的母親說，暫時不用，目前我們用的，就是最好的治療。

我能夠看到，孩子和父母都放下心來，他們也許會更珍惜彼此，哪怕是最後的一段時光。他們不會這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當中，母親覺得連累自己的孩子生活不幸福，家庭不和睦，從而走得很不放心，孩子也不會因為自責和源於無能的憤怒，而沒有抓緊時間去做最後的告別。

我覺得這才是目前，中國醫生真正需要有的同理心。醫療原本距離金錢很遠，距離哲學和宗教很近，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不能假裝看不到金錢這個問題。

現在的醫療失去了神秘感，老師也失去了威信

曾幾何時，我捫心自問，我是不是失去了作為醫生的信念感。我開始對於上級醫師的指責和怒罵不以為然，明明知道他們說的並不是目前最新的正確的觀點，卻非常嚴厲地批評教育我。

剛開始的時候，我記得只要老師皺一下眉頭，我都要緊張半天，擔心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夠好，辜負了老師的期待，讓老師失望了。但是隨著日子一天天長了，那些門道也都清楚了，便開始學會質疑這一切。

這就好像孩子長大了，懂得了叛逆，家長總說你要聽大人的話，孩子開始問，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不那樣做？

從你開始質疑的那一刻起，你的未來便永遠質疑下去了，有一種東西彷彿從你的身體當中失去了，你有時候會懷念它，也會試圖重建那種對知識和權威的崇敬，但你卻永遠也無法欺騙自己了。

過去的知識來源單一，醫學教育往往採用三種方式，傳經式，師徒式以及蘇格拉底式。

傳經式是目前醫學教育的主要方式，枯燥無聊的說教；師徒式是我們最喜歡的方式，師父帶著徒弟手把手教，師父的經驗和人格魅力往往體現出非常大的差異性；而蘇格拉底式是讓人夢寐以求的，也就是師父未必比你強，但是能夠幫助你發揮最大的潛能。

現在的我們，往往沒有了師父，我們的知識來源越來越多，信息越來越豐富，甚至於我們的老師所掌握的知識還不如學生，他們只是在某個很專業的領域走得較深，但是在這個時代，很少有能夠單槍匹馬的發現和劃時代的發明，就好像再也不會有牛頓從蘋果當中的領悟，也不會有愛迪生的突發奇想，更多的是團隊的合作，是交叉學科的興起。我們更沒有碰到那些願意發揮我們潛能的老師，我們的工作更像是一個龐大機器裡面的零件，做好套路式的本職工作最重要，創造性的工作往往給團隊帶來災難性的醫療糾紛。

所以，越來越多的人發現，我們儘管對於老師能夠保持尊敬，但再也無法言聽計從。

並不是說你用善意和犧牲精神所做的事情，就一定會有好的結果。就好像你好心放生了一隻變異的小龍蝦，它也許會毀滅一個國家胡泊的生態環境。

患者和醫生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樣。

2006年1月，北大醫院心內科研究員熊卓為因患腰椎滑脫，於春節前入住北大醫院骨科，並於住院後第二天接受了手術治療，手術順利成功。手術後卻突發呼吸困難，當時經驗豐富的骨科醫生正確地判斷為下肢靜脈血栓脫落，導致肺栓塞（死亡率極高的併發症）並開展積極搶救。

但在那個時候，央視的「經濟半小時」欄目通過釣魚執法的方式進行暗訪，釣出一些當時已經有執業醫師執照的住院醫師的「語錄」，例如「我們當然有處方權，想開什麼葯都能開。」只是因為這個執照考取之後，送到醫生手裡仍然需要將近一年的時間，便被媒體惡搞成了「無證行醫」。

當時的央視也是缺乏經驗，任何人也沒有想到，一個簡單的不能再簡單的「暗訪」，通過製造熱點吸引人們眼球的行為，在醫療當中進行是多麼嚴重的一場災難。

手術後出現嚴重的併發症，而且還有幾個「無證」的醫生進行搶救，這不是草菅人命么？

而在老百姓的印象當中，這個問題更加嚴重的一點就在於，熊老師是北大醫院的「自己人」，自己人在自己的醫院做了手術，還能出這樣嚴重的問題，那麼普通的老百姓還不得更糟糕？

上帝用醫學在醫生與患者之間拉了一道簾，你硬要一把拉開看個通透，可然後呢？

醫療行為在任何時刻都不是純粹的科學，它在古老的時候往往是由巫術一脈相承而來，中醫是從中國哲學衍生而來，西醫又與宗教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即使是在當下，我們在醫療的問題上也往往對於迷信、宗教存在敬畏之心，就是因為醫學是一門不嚴謹的科學，你永遠可以用科學的方式接近醫學的本質，但是即使你發現了本質，也總有一些人你救不了，有一些病你治不了。

2008年，媒體從三鹿奶粉的事情當中嘗到了甜頭，而後便越發了解到，但凡是醫學上的事情，必成熱點。當代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後，對於生活質量，下一代的健康問題關注之密切世界上無人能及。花錢買健康帶來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健康關注度。

但是媒體也慢慢領悟到了一件事情，在醫生和患者之間，有一堵牆是拆不得的。患者對醫生的尊敬，往往來自於對醫療知識的疑惑，而醫生有著神奇的能力，能夠用藥物和手術給患者帶來健康，這樣的「盲目崇拜」的建立，是一直以來醫患關係穩定的基石。

隨著信息的開放，醫學知識再也不是什麼高深莫測的東西，當一個人來到醫院和他的醫生溝通之前，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這個人也許都可以輕鬆通過百度、谷歌、維基百科對這個疾病的來龍去脈做一個大致的了解。更有高級知識分子可以通過pubmed等資料庫了解到目前所有最新的文獻綜述。理論上講，患者可能對於疾病的診治沒有全貌上的認識和深刻的領悟，但是對於所有信息的獲取，他與醫生所獲得的信息是一樣的，信息不對等更多存在於醫患雙方理解的層次，而並非信息本身。

而這種層次上的理解，患者也可以通過其他醫生的科普文章做一些了解，儘管未必能夠應用到自己身上（很多時候個體的治療也存在爭議），但是我們能夠發現，醫生的知識優越感再也沒有了。他們也許會教育患者不要隨便去查資料，建議他們信仰醫生，特別是自己。但是很多醫生也會對患者之前治療過的醫院和醫生評頭論足，這更加會使得患者認為，之前的醫生治療和診斷是錯誤的，那麼現在的醫生又是否是正確的呢？連醫生說的都不一樣，我又該信誰的呢？

信息的來源多了，信息的總量大了，醫療過程更透明了，醫療技術又提高了。

但是醫患關係卻絲毫沒有更好。

我們總說，老病人就成了老油條，他們不會像之前那樣對醫生的話百依百順，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細節上的調節，開始懂得和醫生進行交涉和談判。

當醫學專科化之後，每一個科的醫生懂的越來越專，但也越來越少，這更加會讓患者明白，這個醫生也就懂這點，問他別的也不行。

患者不再對某一個醫生盲目崇拜，既讓人感到慶幸，又讓人感到悲哀。當醫生和患者之間那層神秘的紗被撕開，醫療的關係味道就全變了。當我們討論的不是健康，而是科學，而是數據，我們便不是醫患關係，而只是一個醫學行業分析師。

曾經有個患者來看門診的時候，直接給主任下跪說仰慕許久，求他救救老母親，主任非常感動，並答應收治他，儘管他的疾病非常棘手。但是當治療變得不順利的時候，家屬的獠牙逐漸露了出來，對小大夫，對護士出言不遜，強加指責，但是對於主任還是相對尊敬。但是當患者病情進一步惡化的時候，他對於主任也失去了耐心，主任的光環再也不存在了，反而成為「罪魁禍首」。

患者對醫生的尊敬已經不是發自內心的，他們對於醫學和生命本身也完全沒有敬畏，這個時代的人缺乏信仰這件事，一絲不差地表現在了醫院當中。中國患者的尊敬更像是一種求人辦事的姿態，無論是塞紅包還是攀關係，都是擔心你不好好辦事。但是當事情沒有辦好，那就要就事論事了。

在過去，哪怕有1%的希望，你也願意和患者以及家屬一起拼一把，而現在，哪怕有1%的風險，你都要考慮適當地考慮放棄。

出事前的家屬，和出事後的家屬，大多時候並不是一類物種。

醫院成為了一個大型購物超市

醫生到底真的能治好病么？

從上學開始，我一直認為自己有某種疾病。我當時非常瘦，175的個頭，但只有110斤左右。所以當時我一直在想，自己一定得了某種疾病，所以在學習臨床知識的時候，我便覺得自己什麼病都有得。

例如我刷牙流血，我便覺得我得了白血病，所以才消瘦；又例如我經常便秘，我便覺得我得了腸癌。

但是後來發現，我實際卻是得了一種病，叫做「醫學生綜合征」，就是看到什麼病都像是自己而已。

於是我在想，我們每個人是否都覺得自己有一些不那麼正常的地方，是不是得了某種疾病自己並不知道？或者說自己經常的乏力、失眠，是否是一種很好治療的疾病所引起的，例如腎上腺長了個瘤子導致的，只要手術切除就可以「一鍵恢復原廠設置」了？

但是在這麼些年的行醫過程當中，我越發感覺到這只是一種美好的期待而已。

大部分疾病沒有明確的原因，大部分的癥狀也都不是疾病，都不屬於醫生治療的範疇，大多數都屬於需要安慰，而並非需要治療的。後來我體重通過健身增長到140斤，才發現，我只是一個，

吃不胖的體質（此處估計會招黑……）

醫學不能解決的問題非常多，特別是現在的醫院越來越少收治複雜病例。複雜病例的患者對你的期待更高，因為已經把好治的方法都試過了，錢也花的差不多了。但是醫院能治的，只是我們已知疾病的一小部分而已。那麼剩下的那些，醫生又能做什麼呢？

剛開始實習的時候，我跟著一個老大夫出門診，看到他看病非常快，一個下午能看60多個病人。他跟我講，如何打發病人走。

對，他用的是「打發」這個詞。

醫生和患者認為的「看病」實際是兩回事。在患者眼中，也許看病就是到了醫院，醫生通過詢問你的情況，聽聽你的心肺，然後給你做出診斷，開一些葯，你回去使用之後，疾病就被治好了，至少是癥狀得到了緩解。

但是在醫生的立場，完全是不同的世界。醫生在門診需要做的事情，大多時候是把需要進行住院治療的患者篩出來，而讓沒有必要住院治療，或者根本不需要治療的患者回家去。醫生所做的更多是一項篩選的工作，而並非去治病。

因為在大多數醫生的眼中，一個科室能夠治療的疾病，其實並不多。

在《協和醫事》當中，你會看到作者不厭其煩地描述了非常多詳實的案例，也就是著名的專家通過自己的觀察，發現了一例非常罕見的疾病，成為中國第一個發現某某疾病的醫生。作者對於老專家的觀察和細心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是在敘述的過程當中，無一例外地只敘述到了發現疾病為止，並沒有後續的治療。

這說明作者並沒有為了煽情就胡編，而是尊重醫學的本質。大多數我們認為的「疑難雜症」，其實即使發現了，很多也沒有更好的治療辦法。

我們當時在輪轉的時候也曾經到過神經科，看到了太多聲勢浩大的全科查房，十幾位頭髮花白的老專家拿著小鎚子在患者身上敲敲打打，口若懸河地發表看法，甚至是激烈的辯論，我們剛剛開始實習的小同學每個都露出了星星眼，被這種精神深深地打動著。

但是後面我們發現，即使如此敬業的老專家，進行了一場可以說是最高逼格的聯合會診，大多數都沒有發現患者真正的病因，即使發現了病因，治療手段也無非就是目前正在使用的那些。用神經科的主治醫師自己的話說，我們總是善於發現問題和總結問題，但是卻很很難解決問題。

腫瘤科的多學科查房也是一樣，很多醫院都會做，例如外科，內科、放療科、影像科等十幾個科室坐在一起，為難治的患者量身定做治療方案。我們會想當然地覺得，這麼多專家在一起，我們的患者就有救了對不對？

但是現實的骨幹讓人越發無奈，多學科查房，大多還是基於現有的指南，醫生只能按照現有的證據給出一個「經驗上」的治療建議，無非就是在患者和醫生都難以抉擇的時候，給出一個「機構性」的意見，它代表的是一個集團的意見，而並非一個個體醫生的意見。

用醫生自己的話講，更多的時候，是「給患者一個交代」，讓患者覺得已經走到了頭，醫生也盡了力。

但事實上，這樣做真的能夠改變患者的結局么？也許會，也許不會。

當代醫療的模式，更像是超市，你要買熟食，去東南角，要買冷飲，去西南角，要買衣服去二樓。哦如果那裡沒有你要的，那就是沒有了，去別的地方看看吧。對，我們這肯定沒有，別的地方有沒有我不知道，你去問問吧。

醫療仍是非常落後的科學，連互聯網都帶不動

很多人都在做P2P的創業產品，在醫療上也有相當一批人在實現「互聯網+醫療」，但是為什麼大多數的產品都在不斷地失敗，而即使是那些成功的，也並沒有合理的盈利模式呢？

為什麼互聯網+外賣，+打車，+自行車都毛病，+醫療就是不靈呢？問題到底出現在哪裡？

其實，主要是醫生本質上大部分病也都治不好，能治好的病也存在一定的概率。

醫生需要你按照我們會治的疾病那樣去生病，這樣的話，治療也許才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你不是這個病，或者即使是這個病但是存在一些特殊性，那我們也無能為力。

越來越細的分科，讓醫生只知道自己會做的事情，把會做的事情攬過來，不會的事情推走。「首診負責制」已經淪為了一個空話（也就是首診的醫生如果不能治，要給人家推薦合適的科室，如果推薦的不對，還要負責繼續推薦）。

再舉個例子，化療也許能夠讓一部分人的腫瘤縮小，但是卻很少能治癒腫瘤，儘管作為醫生，你仍然要這樣推薦，因為除此之外你別無他法。有100篇文獻證明B葯的效果比A藥效果好，儘管只是平均延長了15天的生命（從5個月提高到5個半月），儘管葯價提高了20倍，但是作為醫生，你仍然需要讓患者知道最佳的方案是什麼，儘管你心知肚明對於治療的差別有限，但是對於家庭的負擔差別很大。

另外，現如今在產前，產婦都需要做大量的篩查，篩查的是新生兒患各種疾病，母親患各種併發症的概率。但是隨著技術水平的進步，你能篩查的疾病越來越多，直到有一天你發現，你甚至能夠給孩子算命，算出各種疾病的發病概率。

然後你也許，會放棄生孩子這件事情，因為它並沒有讓你變得更幸福，它帶來的煩惱似乎遠遠超過你什麼也不知道的時候。

醫療慢慢淪為了一個「辦事」模式，而非治療模式。

很多時候，作為家屬，你會發現現在治病不是去了醫院就完了，而是要做考慮很多現實的問題。特別是對於那些晚期癌症的患者，你也許需要的是一個床位，一個人給他來每天扎輸液，打針，做護理，但是又需要絕對的安全。你需要有人幫你挂號，需要過去的時候有地方停車，需要看病的時候家屬有地方住，但是這些似乎都很困難，特別是在北京。有時候你甚至覺得，只要能把事辦好，似乎病就看好了。

互聯網+醫療成功的部分，其實也只能是這些辦事的部分。而那些原本屬於醫療的部分，無非是通過線上的問診，還是通過線下的接觸，都並沒有太成功。

面對面都沒能治好的病，線上又怎麼能治得好？

協和精神也許能夠照亮內心的道路，但不能掛在嘴邊當飯吃

摩爾定律是由英特爾（Intel）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Gordon Moore）提出來的。其內容為：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元器件的數目，約每隔18-24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換言之，每一美元所能買到的電腦性能，將每隔18-24個月翻一倍以上。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術進步的速度。

但是在醫學的範疇當中，它早已經打破了摩爾定律，新葯和新技術的進步日新月異，你永遠也不知道如果患了絕症，活到明天是否就會有救，我們似乎距離奇點越來越近。

當我們習慣用聽診器的時候，突然開始大面積進行超聲檢測，老大夫便不以為然地人衛，聽診器應用了200年，勢必是最基本的技術，哪怕有超聲，我們也必須要學會用聽診器分辨心臟瓣膜雜音

但是技術又在不斷進步著，我們慢慢長大了，對「爸爸媽媽」的話開始學會了辯證思考。我們知道，也許我們的確能夠用聽診器發現問題，但是卻很少能夠解決問題。我們需要的是更精準地發現問題，甚至是從基因層面，分子水平發現問題，從而給與合理的治療。而這些，是聽診器再也無法帶給我們的。

像《阿凡達》一樣，沒錯，當火槍大炮打破了原始星球的寧靜，你能夠乘坐巨鳥恐龍為之一戰，但這只是時間巨輪當中的驚鴻一瞥，永遠也阻攔不了進步的腳步。在聽診器發明之前，我們是用耳朵趴在人的胸口去聽的，難道我們現在也要學會這項技術么？

技術本質上是要為人服務的，在目前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都並不能丟掉聽診器。聽診器只是一個符號，類似於聽診器的很多項老協和，老北醫的傳統操作都被淘汰掉了，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丟得並不可惜。我們不能單純為了某種精神，就去讓自己「苦」起來。以患者為核心，把患者當做病人，而不是盯著患者的「病」，這才是我們最應當進行傳承的，而那些老教授所吃得苦，淌的雷，我相信，他們也希望我們永遠不會遇到。

我對於目前的醫學，實際是悲觀的，我認為它在大多數時候並沒有解決我們想像中的問題，我們對於醫學不信任，卻又給了它無力承擔的期待值。我認為這些並不是單純通過宗教、投資、教育、培訓就能夠解決的。

我認為，我們只有一個希望，它在未來。

我認為改變這一切的，只有技術的革命，而不是那種感動中國式的精神。

固步自封沒有任何幫助，迷信權威也沒有用，我們需要做，其實就是跟上時代的腳步，卻不要忘卻那些作為醫生本來應該做的事情。

無論你做醫生，還是不做醫生，我都願你在看透醫學本質之後，歸來仍是那穿著白衣的少年。

無意招黑，只是希望我們都理智看待傳統精神，讓它成為我們內在的動力，而不是讓我們自欺欺人。不解決很多實際的問題，會讓更多優秀的醫生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