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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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藝為什麼要迷戀銅器?

花藝為什麼要迷戀銅器?張謙德給出的理由是,古銅瓶、缽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這是理論聯繫實際得出的結論。

至於今天所流行的陶器,張謙德則認為,「入土千年亦然」。花器的變遷也是有一個過程的。最初的插花所使用的是日常器皿。然而,今天卻難以發現實據。皆因這器物太過尋常,以至於達到被忽略的地步,即便是有畫家記錄下,也多半傾向於富裕人家或宮廷官府的記載。宋人陶谷《清異錄·器物》有《占景盤》:「郭江州有巧思,多創物,見遺占景盤,銅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許,底上出細筒殆數十,擇繁花插筒中,可留十餘日不衰。」可見這也是插花的一種,尚銅,然尚未過度到瓶器的時代。

不過,隋唐時代的插花學,以歐陽詹的《春盤賦》與羅虯的《花九錫》為代表。歐陽詹,晉江人,字行周,貞元間與韓愈聯第,時稱龍虎榜,為國子四門助教,與韓愈同為博士,是位十分文藝的官員。

春盤又稱辛盤或新盤,多取韭、蕹、蒜、姜、與蕖、廖、芥、蒚、芹等辛味菜蔬之五種或七種插盤,於新春時奉神以求新年自勵之意故名。奉神後有以生食或和米做成七寶羹,於上七日食用。唐代春盤與漢代陶盆觀念相結合,將盆、盤視為大地,或加置梅、李、小樹或年花,以寫實的手法表現實景,是為唐代寫景插花的濫觴。

然而這春盤追蹤溯源可抵先秦歲時風俗中的五辛盤。漢應劭《風俗通》說新年風俗,有「於是下五辛菜、膠牙糖」。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亦有記錄:「進屠蘇酒、膠牙餳。」注引晉周處《風士記》:「元日制五辛盤。」原註:「五辛,所以發五藏之氣。即大蒜、小蒜、韭菜、芸薹、胡荽是也。《莊子》所謂春正月飲酒、茹蔥,以通五藏也。《食醫心鏡》曰:食五辛以辟厲氣。」

「多事佳人,假盤盂而做地,疏綺綉以為珍。叢林具秀,百卉爭新。一木一枝,協陶甀之妙致,片花片蕊,得造化之窮神」。這說明唐代仕女插花成為一種時尚。

再來看羅虯,其為唐末台州人,與羅鄴、羅隱齊名,世稱三羅,即是詩人,也是唐代有名的花藝家,其所謂《花九錫》為:一、重頂帷(障風);二、金剪刀(剪折);三、甘泉(浸);四、玉缸(貯);五、雕文臺座(安置);六、畫圖;七、翻曲;八、美醑(賞);九、新詩(詠)。所謂九錫原是古代帝王禮遇臣子的九大項禮物,但在羅虯看來,應該給花以同樣的禮遇。

這也可出時人對插花的態度。唐時插花以牡丹為貴,而貯花之器講求白瓷或銅器之類高潔上好料者為主,陶器則不予採用。白居易歌詠白牡丹詩「好酬青玉案,稱貯碧冰盤」,碧冰盤即是青銅的《鑒》類大盤。牡丹花頭大,用一般盤子顯然不夠。薛能《牡丹詩》曾見有牡丹插於陶器者,則發不平之唱道「異色稟陶甄,常疑主者偏」之嘆。至於插花的造型因材置宜,除瓶盤之屬外,為配合牡丹等大型花頭,則倡行使用缸、缽之類,是為缸花。缸形矮胖,腹部碩大,使用花材時,以展現其包容的肚量,花木能起能下;又方便花材婷立,表現花材槐狀與枝條對比之美。且花器襯以底座、墊板、花台或花幾,其材料選用精雕華美花紋的高級木刻漆幾座,或青玉雕作的案(如螺鈿、鎗金等漆器),以強調牡丹的格調與身份。剪裁枝葉之剪刀則使用利而快,且鑲錯華美花紋的《金剪刀》。而浸養花枝的水則務求使用冷冽甘美且經風日流動的天然泉水或雨水,井水則不予考慮。這是後世插花所遵循的普遍規則。

隨著時代的演變,插花的學術研究和實踐有了較大的突破,對於花藝也提出更新的理論。因之,就有了瓶花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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