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問題和性取向 伍爾夫、波伏娃和朱迪斯巴特勒

來自專欄玖爺的哲學筆記

女權主義及性別問題是的興起是人文學科內可以說是最引人注目的浪潮了，我個人對女性主義是很有好感的，也會自我承認自己是個女權主義者，認為女權主義的某些觀點應當成為我們現代人常識的一部分。如果說任何文化都可以引以為闡釋作品的背景的話，那麼女權主義的文學批評似乎是可行的。

儘管如此，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中那些過於激進的思路依然會引起我的反感，我甚至覺得有些已經發展到了仇男症的地步。當理論只是為了發泄的工具，而非認知和描述的時候，它就已經異化到醜陋的地步了。

還是要溫和，溫和最好了。

|女權主義基本觀點及其重要人物

女性主義，立足於這樣一個基本觀點，那就是女性在社會地位上的受壓迫情況。對這種情況的解釋一開始是自由主義式的，那就是不歸咎於制度，而傾向於在具體的形式中考察對女性的偏見，比如在法律制度或者日常表達中有意無意地將女性排除出特定活動領域之外，等等。後來女性主義在結構主義浪潮中對女性受壓迫的情況進行了更深入的解釋，比如所謂的激進主義女權，有一個父權制的社會體制在結構性地壓迫女性，這個制度通常是一種話語體系。

開創時期的女權主義代表人物是伍爾夫和波伏娃，在女權思想尚未達到獨立自覺階段的時候，首先提出了傳統上男性對女性形象的歪曲和偏見。

1928年，伍爾夫提出「莎士比亞的妹妹」這個故事來揭示女性地位問題，她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假設莎士比亞有一個妹妹，雖然和兄長一樣天資聰穎，卻因為社會上普遍對女性才華和自由的壓制，而淪落自棄，最終自殺身亡。這把對女性的壓迫問題引入公眾視線之中，影響不小。伍爾夫認為女性的文學批評家應當為了莎士比亞妹妹的到來而奮鬥，爭取不讓這種女性陷入貧困和無名的境況。

1949年波伏娃出版了《第二性》，引發軒然大波。《第二性》揭示了這樣一種狀況，不管是在知識和學術中，還是在現實生活的各個職業領域中，還是在整個歷史中，女性都是相對於男性的「第二性」，也即次等的身份。波伏娃存在主義的哲學觀點來解釋這個境況，她認為男性是主體，是可供參照的自我，將女性定義為他者而確定自身的本體地位。就此狀況是如何形成的，她分析了女性從出生到衰老的各個階段里，是如何被規訓為具有女性內在氣質的人的，女性氣質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在此過程中女性承擔的生育和撫養活動史一個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父權制度和父權意識。至於怎樣獲得獨立地位，波伏娃提出了女性獲得獨立經濟地位的重要性，強調女性經濟地位上的變化能導致社會其他方面的變化，而女性也應該改變對自身的看法，這樣才能實現男女平等。

女權主義的興起和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密切相關，我沒有專門做過了解，不過女工的盛行總是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女權史上一個重要轉折點，比如說在美國，女性戰時承擔了工廠的很多生產工作，這對於女性經濟地位的提升有決定性作用。再加上社會生產結構的轉型，體力勞動佔比逐漸降低，女性能更深地參與到社會經濟生活當中，這對女性意識的自覺起到了基礎性作用。

女性主義的學術化是在60年代以後才開始的，這時建立了學院派的「性別批評」。在其中有英美學界和法國學界的區分，人物很多，觀點趨於雜亂，我在其中就只介紹朱迪斯巴特勒這個美國女權主義理論家好了。

朱迪斯巴特勒的女權理論是一整套關於「性別操演」的理論，其有語言哲學（當時語言哲學還是挺火熱的，現在語言哲學與已經被蓬勃發展的語言學研究所壓過去了，畢竟說服力和思想深度都和一門成熟學科沒法比）和結構主義思想的背景，其觀點發展完善了波伏娃確定下來的一些基本觀念。性別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在話語機制中形成的，性別的表達並無確定的實體依據，主要是被表達行為本身所操演出來的。人在出生就面臨了身份區分的話語，並且沉浸在無所不在的話語體制之中，被確保遵守文化儀式的操演和文化規範的反覆。這樣一來，性別就成了先天存在的東西，使得人們相信自我當中存在著一個性別內核。如果說關於性別的現實是在社會表演中被創造出來的，那麼這場盛大演出的最大劇場就是消費，這就把女權主義和後現代資本主義批判接合到了一起。

朱迪斯巴特勒的「扮裝」概念很有意思，扮裝本來是指男扮女裝或者女扮男裝。這種性別錯位的行為看似是顛覆性的，但朱迪斯巴特勒卻認為這正顯示了性別機制的運作模式，扮裝使得指意（辨識性別身份）的過程戲劇化，進而更加確立了性別自身。巴特勒認為扮裝機制展現了性別機制的模擬結構，扮裝是對所謂「原初性神話」——也即社會話語體系內被建構的關於性別的真理——的模擬。

|女權主義文學理論

60年代之後的美國女權主義者凱特米勒特是女權主義文論正式學科化的關鍵人物，這一階段的女權運動和美國的公民權運動，反戰運動等同期發生並交織在一起。著名著作有《女性的奧秘》《性政治》《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等等，還有婦女雜誌和出版社的出現，於是學院派和社會聯手推動了女權主義的第二次浪潮。

女權主義文論發展到中期以後，英美批評和法國激進女權分化愈加明顯。英美的女權批評強調對社會歷史和制度現實的關心，法國女權則對抽象概念和寫作實踐等更加關心。

法國女權主義受到解構主義的影響，倡導女性專屬的言說方式，這種言說方式被認為是跳出性別對立的，其來源於對女性唯一不可取代的自我資源——身體的言說。埃萊娜·西蘇創建了法國第一個女性理論研究小組，強調女性通過白色墨水來進行抗爭性寫作，使得「女性寫作」問題得以佔據70年代法國文化討論的中心。

這一學派的觀點非常詭異，把性別差異推導到極端的程度，把藝術的創新和顛覆完全解釋為性別問題，在刻意營造的對立中樹立自己的狂熱信仰，而且還繼承了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的臭毛病，把語言和文化混為一談。

現存的壓抑秩序表現為女性被驅逐出寫作領域，這背後是受男性控制的語言狀況。類比於「父權的xx制度」，這一派人認為現存的語言是男性語言和男權話語，女性要與這種語言決裂，利用反叛性的行為寫作，發展出另外一種專門適用於女性講述的性別語言。其中的極端者比如露絲·伊利格瑞，她認為要通過獨特的女性口吻建立女性語言，為了反對男權中心的話語，就要反對那些理所應當的語言風格，比如清晰明確之類，女性口吻必須要迴避準確性，可以是非理性無邏輯反思維的散漫表達，寧可使聽者無從理解，也不要落入舊有的敘事圈套中。

婦女寫作缺乏可以憑藉的知識資源，甚至有時時刻刻滑落男性話語圈套的危險，所以她們把女性身體確定為立足點，因為這是從來沒有被男性話語佔領的領地，有屬於個體婦女的私密的身體經驗。在此基礎上，寫作被視為全然的顛覆，女性寫作以經驗語言顛覆了男權語言，以至於顛覆了父權制度，從而承擔起人類的救贖使命。

有《中國婦女》、《詩學語言的革命》等著作的女權主義學者茱莉亞·克里斯蒂娃，對上述智障分子有過批評，她對所謂女性語言能否成立持否定意見，因為「這種語言的存在很成問題，而且它顯而易見地把語言的差異比之性別象徵差異，這或許是更是社會約定俗成的產物」。克里斯蒂娃擔心女性主義會在這種理論下變成狹隘的性別主義，並不贊成婦女擺出與社會對峙的姿態。

美國女權文學批評開始對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比如吉爾伯特和格巴《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和19世紀文學想像》，其中認為由於創造力被定義為男性才具有的品質，女性的文學形象就成了男性想像力的產物，女性創造自己形象的權利被剝奪，必須和父權制標準保持一致。19世紀的女性形象回蕩在兩個極端，一端是溫順內向的理想型「永恆女性」，另一端是惡魔般的根據自我意志行動的女性。這體現在《簡愛》等作品中，而簡愛則利用伯莎梅森這個人物，這個表象上是父權制女性形象的真實女性，打破了男權敘述的規制，實現了作者自我和人物角色的重疊。

還有肖瓦爾特，她把被拒斥在正統文學史之外的女性創作稱為「女性亞文化」，指出有存在一個不同於主流正統文學史的女性寫作文化傳統，代表作有《她們自己的文學》。不過可笑的是，對本書的非議集中在她「忽略了黑人女性寫作，更不曾注意到同性關愛問題」上，政治正確的求全責備實在是令人暗笑不已。更啼笑皆非的是，肖瓦爾特後來還真轉向黑人女性寫作研究上去了……

沒有圖作為總結，理論性不夠。

|女權主義常識

本文第一小節介紹的內容比較重要，我個人甚至認為，這些觀點理當成為我們當代每個人都應當承認的常識。不過第二小節的內容，大多數當個樂子看就好了……

關於什麼是能接受的溫和女權，什麼是不能接受的激進女權，我認為有一個簡單的標準，那就是強調共通性還是差異性。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著重強調男女之間的共通性，男女性別之分理應消融在其他具體領域內，這一般是有建設性意義的溫和女權。順著差異性的路子並將差異性絕對化的，基本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在後一個立場上，極端激進的女權主義和極端保守的大男子主義、還有小女子主義（當代常見的消費主義女權）完美地狼狽為奸。

當然我這個區分方法比較幼稚樸素，也只是個人意見，實用性還有待讀者朋友們自己在使用中進行檢驗。

女權主義的思潮在走向性別身份研究和性取向研究之後，開拓了自身的視野。男性氣質和男性研究雖然很少有人做，但確實是一個頗有潛力的領域；同性戀-異性戀問題也逐漸脫胎出來，形成一股很有影響力的社會浪潮。

在介紹完這些關於文化身份的當代思潮之後，最後我們還是要保持一些基本的態度：開放、共識、溫和。我們雖然受益於那些激進思潮確定下來的常識，但一定要保持最基本的理性和剋制，不要讓怨氣控制自己。

最後感謝大明姐姐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