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塔薩爾的街頭漫遊指南

今天是阿根廷作家胡利奧·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的誕辰。如果說博爾赫斯的小說是座縝密的迷宮，那科塔薩爾的作品就是通向可能的交錯街道；如果說莫迪亞諾的街頭漫遊是有關身份與存在的晦暗叩問，那科塔薩爾的街頭漫遊則是一首首日常生活的偶然即興曲。難怪馬爾克斯稱其是「令人尊敬、仰慕、喜愛，當然，還引發強烈的嫉妒」的極少數作家。

文 | 克羅 編輯 | Agnes

貓或蝸牛般的旅行者

言及對動物的熱愛時，科塔薩爾選擇貓咪作為自己的圖騰。而從美學角度來說，他覺得蝸牛也非常迷人：往內迴旋的背殼是它內斂性格的象徵，而螺旋線的斷面似迷宮般包羅萬象；他也欣賞蝸牛的生活，彷彿自己就是一切，正如他本人。當科塔薩爾離開阿根廷、離開許多住所和很多人時就是這樣，無關緊要的東西都被留下了，他提起行李箱就走，隨時開始漫遊世界。

科塔薩爾與他的愛貓

跳著房子游巴黎

長篇小說《跳房子》是科塔薩爾漫遊氣質最為嚴重的作品之一，小說幾乎提及了巴黎的每一條街、每一座橋、每一家咖啡館。在這個由街角的名詞所構成的迷宮裡，主人公們遊魂般的步伐之上是迷惘的靈與肉，找不到出口——而小說的確並沒有結局。

科塔薩爾發明了漫遊般的閱讀方式：全書被分為155個章節，在每一章的最後，有小標提示下一個需要跳至的章節。在用手指追隨數字跳躍著遊走於全書的過程中，讀者成為了創作的同謀，使半成品的作品發育完全，而直至抵達最後兩個數字131與58時，讀者才詫異地發現，小說將在這兩個數字之間往複，跳著「131-58-131」的無限迴旋舞，永遠走不到盡頭。

《跳房子》里的世界處處不盡如人意，也許正因為如此，小說更為青年人所喜愛，當他們嘗試用尚未發育完全的主體意識去碰撞這個世界堅固的牆壁時，這本幾乎彙集所有疑問與苦惱的小說，就成為了他們感同身受的雙子星。

小說的內部世界幾乎是悲觀的，主人公在窗台上進行著生死抉擇，「毫無疑問最為理想的應該是向外一傾身，讓自己落下去，啪的一聲，一切就都結束」。然而，當外部世界的青年們與小說形成某種積極的聯盟時，「悲觀」的標籤便搖搖欲墜了。

科塔薩爾在巴黎

博爾赫斯的反面

科塔薩爾曾經提及，博爾赫斯對他的影響僅僅是道德上的，即對待寫作的嚴格態度，絕不發表不合水準的作品。而在寫作方式上，他們卻截然不同——雖然同樣具有幻想色彩。

博爾赫斯顯然更傾向於宅居在封閉的屋子裡，通過苦思冥想與邏輯推理構築一個漂浮在空中的阿萊夫。即使小說的某些元素源於生活，也必然是經過過濾的。例如《南方》中的敗血症實際是博爾赫斯的親身經歷，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致使他撞上窗戶的是一位姑娘，而不是小說中所說的「一本不成套的威爾版的《一千零一夜》」。

彷彿博爾赫斯患有某種精神潔癖，唯有鏡子、迷宮、夢境或書籍才符合他小說的衛生標準。這導致他的小說是純凈與永恆的——但卻將充盈著生活流的街道阻絕在外。

科塔薩爾的小說卻源於街道。他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普通人身上，擁有十分現實主義的背景。他的幻想成分更多是一種講述的道具，或者比喻，卻並非故事的根基。與博爾赫斯自始至終的嚴格把控不同，科塔薩爾對小說僅有的監督在於一種總體的情境與模糊的想法，而科塔薩爾式幻想的迷人之處在於，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故事將走向何方。

安東尼奧尼的《放大》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實際上這部電影改編自科塔薩爾的《魔鬼涎》。放大的照片隨時預備著醞釀爆點，而科塔薩爾說「當寫完這個短篇時，我第一個感到驚訝」。沒有縝密的推理與冥想，科塔薩爾聲稱他用直覺寫作，某種潛意識作祟的自動寫作。無怪乎有人用榮格的心理分析法研究科塔薩爾的小說，而他本人也說過，評論家讓他看到了大量他原本並無意識的事情。

科塔薩爾在扎布里斯角

宅子被占，靈魂流放上街

《克羅諾皮奧與法瑪的故事》是科塔薩爾最為輕盈的作品。在克羅諾皮奧的世界裡，一切既定的社會準則像冰淇淋一樣轉瞬即融，唯獨美、自然和樂趣因為單純而永恆。在這本「解構之書」里，我們看到科塔薩爾這個「大克羅諾皮奧」在戲謔規則、反諷實用時，那惡作劇般的歡愉。

或許因為本身所具有的強烈的解構氣質，科塔薩爾從來不寫穩定的小說，他的故事充滿了能量的流動、置換與轉化，鋪陳著結構的崩塌。正因為對穩固持有懷疑，屬於他的每一個下一秒都像薛定諤的貓一樣，看到了才知道。假使科塔薩爾提及了「穩固」與「永恆」，那只是為了在下一秒將其推翻。

《被占的宅子》中，一對兄妹長年蝸居於老宅，極度固步自封的他們甚至考慮用亂倫通婚來達到封閉秩序的穩固極致。然而，宅子漸漸被不明的他者所侵佔，最終兄妹被迫流落街頭。

我們看到故事中能量的流轉與穩定的崩塌，當封閉內向的力被打破，往外發散到街頭。《遠方的女人》、《美西螈》中，靈魂的置換髮生得突如其來，塵埃落定只在瞬間，肉體帶著對方的幽靈離開；《給巴黎一位小姐的信》、《劇烈頭痛》中，不穩定的能量被排出體外，化為了毛茸茸小兔子自喉嚨嘔吐而出，或者是繞著屋子瘋狂嬉鬧的生物「芒庫斯庇阿」，而當溢出的力量超過某一臨界點時，主人公們所努力經營的穩固秩序被瞬間摧毀。

《奸詐的女人》的概念或許源於科塔薩爾所喜愛的黑色電影，主人公對他的情人堅信不疑，而當這個女人蛇蠍般的核心被暴露在蒼白的月光之下，就像口味甘甜的蟑螂太妃糖被剝去糖衣外殼時，「堅信」終化為「不信」；《南方高速》、《公共汽車》中短暫得可憐的同盟，最後仍是各走各路；《正午的島嶼》里，陽光燦爛的度假，不過是死前的最後一抹幻影。快樂、欣喜、滿足？歸零在鮮血潺潺的傷口。

街道上的科塔薩爾

離開與偶遇，也許並沒有結局

《跳房子》里儘是灰濛濛的迷惘與不確定，一次又一次的離別，即使當里奧利維拉想到他與瑪伽的愛情時：「我們所謂的相愛，也許僅僅是我手拿一朵黃花，站在你的面前，而你，則手中拿著兩支綠色的蠟燭，時間從我們的面孔上慢慢流逝，我們相對無言，接著就是告別，各自去購買地鐵車票。」

科塔薩爾曾說過，他寫作時往往感到一種爵士般的搖擺。在模糊的情景，不可知的結局，註定崩塌的結構之中，他受著節奏的推動而寫作，用語言搖擺出一種形式，彙集所有這些四處漫遊的元素，最終出現了句子、段落、紙頁、章節、以致一本書…

喜愛爵士樂的科塔薩爾

在迷霧化一切的過程中，科塔薩爾仍然相信著某些東西。在一切的不確定中，仍然存在著一種確定的搖擺，那是科塔薩爾寫作中的搖擺，也是生活本身的搖擺。正是這搖擺，讓奧利維拉總是在迷宮般的巴黎街頭偶遇瑪伽——這個騎自行車車筐里放一根長棍麵包和一本書的姑娘——即使他們從不刻意約見。

科塔薩爾與最後一任妻子加拿大女作家Carol Dun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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