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參與維新變法,後來竟成了告密者!
康有為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宣傳變法維新思想,袁世凱既是發起人之一,又是積極的參與者、贊助者之一。同時,史學界認定是袁世凱的告密才導致了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幽禁光緒皇帝。
袁世凱,河南項城人,早年間棄文從武,投靠淮軍統領吳長慶,後隨吳長慶進朝鮮鎮壓「壬午兵變」,以其才幹初露鋒芒。到了1895年,袁世凱因榮祿、李鴻章的奏派,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袁世凱聘請德國教官,採用德國操法,所練新軍紀律嚴整、戰鬥力強,在當時頗有影響。不過此刻袁世凱的職銜不高,他的頂戴只是三品。
1895年夏天,康有為在北京第四次向皇帝上書,各處衙門都不為他轉遞,是袁世凱幫他向督辦軍務處要求代遞,才將上書轉到光緒的案頭。袁世凱自己也上書,闡述他對用人、理財、練兵的主張,他的主張很務實,操作性強,他希望自己的主張能在一省或數省先作試點,循序漸進地進行革新,待成功之後,再推向全國。袁世凱強烈要求變法的思想,還能看出他腳踏實際,反對急躁冒進、欲一朝一夕除盡積弊的書生想法。總而言之,袁世凱不只是和變法派來往密切,他自己本身就是這一派的人。
光緒變法到了關鍵時刻,遭到了保守勢力的瘋狂反攻,光緒欲開懋德殿,引起了慈禧的嚴重不滿,形勢嚴峻,而贊襄他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均為一介書生,力不從心,難以幫助光緒帝擺脫危機,這時康有為譚嗣同才將袁世凱推薦給光緒,以便緩急之用。
在戊戌政變即將發生之時,北京城內風聲鶴起、謠言亂飛,宮內太監受命對光緒進行監督,光緒皇帝預感到將有大變故,卻無能為力,因此焦慮異常。陰曆七月三十日,光緒托軍機章京楊銳帶密詔出官給康有為等,說自己處境艱難,要康有為等籌思良策,這道密詔由於寫在衣帶上,後世稱之為衣帶詔。八月二日(陰曆,下同),光緒又頒明詔,命康有為速離北京,南下上海辦報。此明詔之後,又有密詔,催促康有為快走。康有為接詔後與梁啟超等在寓所內伏地大哭,他們從兩道密詔中亦能推測出光緒帝的處境極其危殆。此時譚嗣同挺身而出,願見袁世凱,說服袁世凱帶兵進京勤王。八月三日,譚嗣同到袁世凱在北京的下榻之所法華寺,以光緒密詔示袁,要袁世凱帶兵救皇上囚慈禧,袁世凱應諾。
譚嗣同去見袁世凱,要他救光緒,是順理成章的,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是病急亂投醫,是莽撞,因為袁世凱本身與康有為、譚嗣同他們就是一夥的,他們都是維新派。康有為將袁世凱推薦給光緒,也就是希望袁世凱能在維新大業有緩急時,袁世凱能夠挺身而出。
一直以來,史學界認定是袁世凱的告密才導致了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幽禁光緒皇帝。
袁世凱在八月五日廷訓之後,回到天津,就立刻找時任直隸總督的榮祿告密,榮祿當即乘火車進京,向慈禧太后告密,慈禧大怒之下,於八月六日凌晨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
其實袁世凱告密前「老佛爺」早就有了發動政變的充分準備,也就是說慈禧的政變是預定好了的,告密與否政變都會發生。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事」詔書,宣布變法。掌握實際大權的慈禧太后,在變法開始的時候,迫於社會的壓力,對變法暫時採取了容忍的態度。6月15日,即「明定國是」詔頒布後4天,慈禧就迫令光緒皇帝在一天中連下3道上諭:一是免去「帝黨」核心人物帝師翁同龢的軍機大臣及其他一切職務,驅逐回原籍,這是為了孤立光緒;二是規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的官員,必須到慈禧太后面前謝恩。這一反常的規定,顯然是為了抓住朝廷的用人大權,使光緒皇帝無法破格重用支持變法的帝黨官員;三是任命她的侄子、親信榮祿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領清朝當時戰鬥力最強的三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這樣她就把軍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與此同時,慈禧還加強了頤和園和北京內外的警戒,並在宮內部署爪牙,密切監視著光緒帝。初步完成了政變的準備工作。
光緒皇帝對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勢力也進行了有限的回擊。9月4日,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6人全部革職,同時給王照陞官晉爵的嘉獎。9月5日,授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4人四品卿銜,擔任軍機章京,加緊推行變法。9月7日,將阻撓變法維新的權臣李鴻章和敬信逐出總署即總理各國衙門。
這些措施使頑固派極為震驚,紛紛到慈禧面前哭訴,請求她廢掉光緒,重新訓政。慈禧不能容忍光緒排斥她的親信,培植自己的黨羽,更加不能容忍她至高無上的權威受到任何的挑戰和威脅,她下決心要撲滅新政。慈禧不斷派人與榮祿密商,命榮祿調集軍隊進駐天津和長辛店等要地,同時慈禧命光緒到天津閱兵,預備在閱兵時發動兵變,逼迫光緒皇帝退位。正如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所說的那樣:老謀深算、擅長玩弄權術的慈禧太后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不動聲色地完成了囚禁光緒、由自己親政的準備。慈禧、榮祿早已布下天羅地網,蓄勢待發,「皇上已同釜底遊魂,任其跳躍,料不得脫」。
由此可見,在袁世凱告密9月20日晚(傳統的說法)之前,慈禧、榮祿之輩發動政變的圖謀早就預定好了,剩下的只是一個具體時間或時機問題而已。
通過上面的分析也許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期間一度傾向於維新派。他通過徐世昌與維新派保持聯繫,與聞和支持他們的密謀,並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諾,而當事機緊迫時,他又不敢做殺榮祿、兵圍頤和園、劫持慈禧太后的冒險舉動。9月20日回天津後還在觀望尚未告密。9月21日晚,當他聽到楊崇伊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事情泄露,為保全自己起見,便和盤托出圍園劫太后的密謀,致使事態擴大,於是才有了大批維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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