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鴉片 ——雷蒙·阿隆與薩特之爭的現實闡釋

理智的呼聲最後總有人聽到，但先要遭到無數次粗暴的拒絕。

——弗洛伊德

中國讀者對於薩特絕不陌生，正如同我們熟悉另一個更早的法國人盧梭一樣。我們默誦著盧梭的名句：「人生而平等，卻無時不在枷鎖中。」我們同時也熟知薩特的名句：「他人即地獄」、「存在即虛無」。我們熟悉的這兩個人，肯定在內在氣質上與我們相互投契結緣。而雷蒙·阿隆卻不為中國讀者所熟悉。不僅普通民眾，恐怕思想界對他的認識也是很遲的事，而對他的學說與思想都還有隔膜。二戰之後，發生在雷蒙·阿隆與薩特這兩個高師「小同學」之間的論爭可是法國思想史的大事。偶去翻揀這段史實，卻發現那遙遠的國度，既往的時間裡這場論戰，竟與我們當下性問題有許多疊合與重複。

一

一般的概括是說英美的哲學思想以實在與經驗為特徵，歐洲大陸哲學則以存在與邏輯為旨歸。但後者，包括法國，其知識界成員間又有分野與差異，而分別交叉於這兩種思想之中。哈耶克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和社會思想家的冷峻為人皆知，但他卻盛讚法國的孟德斯鳩、貢斯當和托克維爾。他們強調經驗性，其奉行的自由主義更傾向於「發展」而非「組織」，這是更接近英國傳統而非法國傳統的。而像盧梭等人，則是完整的以美學立場進入政治主張的法國人，並且由於訴諸了人類的事業心和自豪感而獲得審美的成功，但痼疾與隱患也毋庸贅言。美學與歷史的撕擄，幾乎構成了法國這個活潑熱情，卻又緬於沉思，同時有行動的冒險，哪怕以嗜血為代價也不悔的、整個民族的傳統與現實。

雖有孟德斯鳩等人的出現，但這個民族的氣質總偏向於美學而非歷史。自盧梭以降，文學家原本孱弱的肩頭，則擔負著太多國家使命的軛重。法國大革命的濫觴，第三等級的崛起，羅伯斯庇爾的成勢，路易十六夫婦被押上斷頭台，熱月和霧月的血雨腥風，似乎都與某些文學色彩濃郁的警句相關。這是文學家能夠參與歷史的偉大證明。誰能說他只是畸態地發展著感受性，只是在暗中扇動著黑色的不祥之翅的蝙蝠？他是搏擊歷史長空的雄鷹，矯健奮翔於蒼穹之上。俯瞰腳下，所有平庸無奇的日子都不堪入目的骯髒醜陋，充滿著易朽性。自盧梭以降，那些字眼——「平等、正義、公意、民主」——都因其誇飾和形式感而閃爍芒亮。但在振臂高呼的時候，廣場上的斷頭台也晝夜不歇。

是要文學家擔待起這罪孽？有人曾這樣質疑過盧梭。盧梭倘地下有知，定會感到委屈。他就是這種氣質的人，他沒想到事情後來被弄成這樣子。他只在感受性與文字中為自己負責。低卑的出身，必定要疾呼平等，必須要向有錢人、向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宣戰。而薩特則出身不錯，本人得享中產階級的生活標準，物質保障綽綽有餘。但他下決心要做這一營壘的叛臣。他已不滿足於僅在文學的邊界內，而是跳出界外。那些華美晦澀的詞藻，優越的不可置疑的道德立場，以及激進的參與姿態，都幫他在界外遊刃有餘地戰鬥著。

二

二戰之後，薩特和雷蒙·阿隆意見相左，終達反目。這不是意氣之爭，而是觀點對立。1945年阿隆與《現代》雜誌的決裂使一切都公開化。西蒙·波伏娃的概括是：「阿隆的反共立場變得鮮明了。」「阿隆說他既不喜歡美國，也不喜歡蘇聯，但打起仗來，他將支持西方；薩特回答他對斯大林主義和美國都無興趣，但假若戰爭爆發，他將站在共產黨人一邊。」

這是他們論戰的實質。

在當時，阿隆與薩特的處境是無法相比的。原本他們有許多相同之處：都出生於1905年；都畢業於以培養思想家為譽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又都在二戰期間參加法國抵抗運動，並應徵入伍；同時他們又都是《現代》雜誌中堅，而且早年阿隆也同樣思想「左」傾。但20世紀30年代他在德國科隆大學教書的經歷，使他目睹了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的猖獗和罪愆，從而引起了政治思想與歷史哲學的重大轉變。而薩特始終以資產階級叛逆者的身份出現，具有堅定的左翼思想傾向。

戰後的法國，薩特成為一代迷惘和探求者的精神領袖。薩特名聲日隆。無論是他佶屈聱牙的理論，或是他構想獨異的戲劇，甚至他不言婚娶卻又不離不棄的戀愛方式，頻頻攜著「海狸」出入於各大集會場所，卻又與其他女人萍水相逢的激情，都讓人感到新異獨具。乃至於後來他拒領「諾貝爾獎」的凜然，與波伏娃在街頭散發《人民陣線報》，都使薩特在法國享有無可比擬的盛譽。他多方面的文學天賦，妙筆生花的語言煽動性，令法國人如醉如痴。他的語言還不僅僅是濃詞艷句的裝飾，那些火藥味令人不知不覺會為文字的殺傷力而震動。他在為弗朗茨·農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時寫道：「在反叛初期必須殺人。打死一個

歐洲人是一箭雙鵰，同時少了一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活下來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腳板底下的是國土。」在當時，薩特的這種暴力意識形態言論為戰後的法國人所擊賞。

而阿隆當時所表現出的右傾為國人所不屑，還有他公開的為自由的資產階級價值觀的張目。他因其言論——在《費加羅報》任主編時的右傾言論惹惱了左翼陣線的眾人。他終生想到大學教書，但他申請大學教師的資格難獲批准。1968年的「五月風暴」，薩特成為學生擁戴的精神領袖，而阿隆則是學生首先攻擊的目標。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他如卡夫卡所說是「一人反潮流」，他必然招致眾人的攻訐和詛咒。

戰後的薩特幾乎成了英雄。人們剛剛從斧鉞、噩耗、廢墟中走出，並不見得能迅速從過激、浪漫和非理性中走出。人們還不知道該從何處去思索和追究極權主義的根源，而寧願相信一個以暴力意識形態撲向資產者的精神偶像，希望聽到左翼聲音而不是右翼聲音。1952年，薩特與另一個文學家加謬觀點發生分歧，他認為加謬也成了反共陣營的人而與之分道揚鑣。

三

論戰到了1955年，這一年雷蒙·阿隆發表了他認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知識分子的鴉片》。此書一出，在法國思想界再次引起軒然大波。他分三部分談論「政治神話」、「對歷史的膜拜」和「知識分子的異化」，總結題為「意識形態時代的終結」。這是他自始至終所捍衛的自由主義立場，反對極權主義的表達。但這一次他將重點揭露左派、革命、無產階級為紅色神話的知識分子共同價值觀的毒害作用，這是一種類似鴉片的作用。

漫野中罌粟花開放的時節，漂亮斑斕，金色的陽光照著，迷人的景緻。鴉片可以有限度地種植，但不可大面積地播衍。少量的鴉片可以治病，有祛痛鎮靜作用，但太多的散布有害並最終將人拖入毀滅。法國巴黎十幾個街區沒有地方去播種籽粒，但微醺的法蘭西人則對一種精神的鴉片上癮。是的，這個民族並不完全由敘事構成。敘事的巴黎彷彿永遠的羅曼蒂克，永遠的布爾喬亞，是在矜貴與放蕩、清新與詭異之間的生機與沉淪。它還在議證和組織，在議會廳和廣場，在絞刑架與斷頭台間展開。浪漫的巴黎又同時是嗜血的巴黎，知識分子捫心自問，你究竟做了些什麼？

雷蒙·阿隆絕對沒有剛才像我這樣文學性十足地展開他的論題。他不在文學性中展開，而是用嚴謹、慎重的理論方式，以經驗性事實說話。此書圍繞著「進步主義」的三個紅色神話進行探討，並無情地推翻這些神話。

首先是「左派神話」。阿隆先從理想說起，指出理想一成不變是個幻想，它隨著政治和歷史環境的變化而變得多種多樣。

他分析闡釋左派有三個不一定互相矛盾，但往往很不一致的觀念：反對權力專斷、保障人們安全的自由，以合理的秩序替代傳統的自發秩序或個人主動行為的無序的組織。對抗與生俱來的財富和特權，倡導平等。當左派成為組織者之後，他們多少會變得專橫武斷。因為即使在自由的政府中，也易於受利益和偏見的左右而行動遲緩。左派必然是民族的，甚至是民族主義的，因為只有國家能夠實現它的綱領。左派有時又帶有帝國主義性質，因為計劃制訂者渴望擁有巨大的空間和資源，對外擴張必在其內。

至於平均主義的左派，它註定要與富人和權貴對抗。左派要成為真正的、永遠的左派，接下來必然是革命。阿隆認為革命這個概念與左派概念一樣不會過時，因為它表達了一種懷舊情緒。只要社會不完善，人們渴望改造它，這種情緒就會繼續存在下去。如果拿所有已知的制度同自由平等的抽象理想相比較，那些制度都是該受到譴責的。只有革命或革命制度，因為它的冒險，因為它同意使用暴力去推翻那些已知的制度，而建立起一個未知的、卻許諾給人以種種美好的理想國，因此它似乎最能達到崇高目的。

因此，「革命神話是烏托邦思想的避難地，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充當神秘莫測、難以逆料的說情者」。最後是無產階級。阿隆認為假設「歷史轉化」有什麼意思，而工人階級是最沒有能力實現它的階級。

就此，左派神話宣告終結。

《鴉片》的第二部分「對歷史的膜拜」中，他討厭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兩個原則：歷史概念控制著事態發展，不讓自由和人的行動起作用。這即為「歷史決定論」問題。

一步步的推理必然推到後來對知識分子異化的討論。阿隆按照不同的國別區分這些知識分子對思想文化的影響。「英國知識分子的藝術，是把往往是意識形態的衝突簡化為一些術語。美國知識分子的藝術，是把與其說是目的，不如說與手段有關的爭論變成道德方面的爭吵。法國知識分子的藝術，是胸懷為全人類思索的宏願，無視而且經常加劇民族特有的問題」。

阿隆分析了進步主義修辭學從意識形態逐漸向世俗宗教的轉變。他說：「或許未卜先知是一切行動的靈魂。它指控世界，肯定思想在拒絕和期待中的尊嚴。當為成功的革命而自豪的政府獨攬預卜大權以奠定權力、挫敗敵人時，世俗宗教便應運而生，一開始就註定要變毫無結果的正統，或分解為對宗教的冷漠……世俗宗教將在比較長的時期內抵抗折磨它的矛盾。在西方，它僅僅代表著走向希望破滅的一個必然階段。」

阿隆在最後的結題中探詢了意識形態的終結，最後大聲疾呼批判各種教條：

我們衷心召喚懷疑論者的到來，假若他們必須撲滅崇拜之火的話。

阿隆的這部書觸怒了法國國內不少左翼陣營的人，左翼以少見的兇猛氣勢反擊褻瀆進步主義的阿隆的罪行，因為阿隆使他們受辱。誹謗性語言紛至沓來。他被打為叛徒，被斥為小丑，成為資本家的乏走狗。法國主流文化做出的是負面反應，與在國外引起的興趣恰成對照。它有多國譯文，並且評論頗多贊語。但阿隆在國內的處境依舊艱窘，他惹惱了那麼多人，他申請大學教職一事擱淺。

阿隆早已有心理準備，他料到他會更加孤立無援。但是，他說「我有一個感覺，或者一個錯覺，即《知識分子的鴉片》治好了我的病，救了我的命。我對這本書受到的攻擊幾乎滿不在乎。我走出了黑暗，或許我終將與生活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