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之爭給儒學帶來了什麼

早期儒學的傳承創新既是早期儒家自身傳承的結果，又是在排拒與融合其他學說的結晶。墨子「非儒」與孟子「辟墨」是儒、墨兩家爭鳴的重頭戲，對儒、墨學派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凸顯出早期儒學的傳承與創新路徑。

一

儒家以修身為前提，以禮儀訓練與文化教養為己任。但在戰國時期，世襲宗法貴族的統治地位已被軍功新貴族取代。新的統治者忙於富國強兵事務，對儒家倡導的禮文化毫無興趣。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戰爭，期待早日過上安寧的生活。墨子作為一名普通的下層手工業者，對民眾的疾苦與訴求了如指掌。他認為，儒家宣揚的禮文化很可能成為貴族的幫凶，無益於百姓民生。墨子認為儒家在社會上起到了極壞的作用，遂展開了對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公孟》篇批評儒家有「四政足以喪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導致社會上的惡人毫無宗教敬畏感，民眾也失去了批判社會的武器。其二，厚葬久喪，既耽誤生產，又靡財費時，加劇生活貧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長統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貴族們的一頓飯「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辭過》），如果再沉溺於弦歌樂舞之中，奢侈之風會更加興盛。其四，宣揚「命定論」，使貴族與平民各安其位，泯滅了民眾奮發有為、積極向上的鬥志。墨子認為，儒學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眾，根源在於儒家「仁」說。「仁」首先是血緣之愛，以「孝」為中心，然後在家庭宗族、鄰里鄉黨、朋友君臣中次第展開。墨子認為，戰爭爆發的根源就在於人們各私其親，不能以對待自己親人的方式對待他人。鑒於此，墨子提出了「兼愛」的主張。如果人們「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那麼，天下就會實現真正的和平與安寧。與「仁」相比，「義」是針對非本血緣宗族之人的關愛。墨家推行「兼愛」，以利天下百姓的理念踐行天下大義。只有打破狹隘的宗法觀念與本位主義，才可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下》）。君主行義，惠及民生；百姓行義，兼愛交利；天下之人行義，社會和諧安定。

墨子心目中的天是至善的，至善之天關愛百姓，就選拔至善之人作天子，天子又選拔賢人做官吏。如果天子不善待民眾，就辜負天意，喪失天職，不僅會遭到鬼神的懲罰，還會失去百姓的擁護。天與鬼神保佑百姓福祉，因此，墨子倡議天下百姓都要莊重地祭祀天鬼，回報天鬼保佑之恩。墨子的全民祭天祀鬼學說打破了天子祭天的專利，在人神關係中彰顯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符合百姓的普遍的神靈信仰與利益訴求。如果說，儒家「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那麼，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張則彰顯了民本理念，提高了民眾的社會地位。

墨子及其弟子的「非儒」運動，聲勢浩大，獲得了最廣泛的民眾支持。這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儒家雪上加霜。墨家在批評儒學貴族氣質的前提下，推動了「祭天祀鬼」、「勤儉節約」、「互愛互助」等簡易實用的平民文化的發展。墨家在儒家之後成為「顯學」的根源正在於其平民文化迎合了戰國時期廣大百姓的利益需求。

二

孟子「學於子思之門人」，是孔子、曾子、子思這一系早期儒家譜系的傳人。孟子時代，「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面對咄咄逼人的墨家，孟子以「欲賓士天下，捨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的「浩然之氣」，毅然起而「辟墨」。

「仁愛」與「兼愛」是儒墨之爭的核心問題。要擊退墨家的進攻，必須徹底揭露兼愛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親的舉動暴露了墨家的理論缺陷。墨家贊同薄葬，批評儒家的厚葬主張，而墨者夷之厚葬其親的做法正違反了自家學說。當孟子批評夷之時，夷之卻以儒家主張的「若保赤子」為借口，辯解說「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為儒家所贊同。孟子對夷之的論調予以堅決的反擊，他指出，喪禮的真正內涵不在於財產的多寡，而是源於子女發自內心對父母的真愛情感。這種特定的情感體驗由血緣關係決定，而絕不可能來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論方式獲得。但墨家既承認有發自內心的情感之愛，又認為這種愛可以用語言與推論方式施於他人。墨子津津樂道的「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的兼愛精神，實際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認為，墨家把他人之父視為己之父，消弭了父親的特定內涵。仁愛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儒、墨在仁愛與兼愛問題上有著不可彌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銳地批判墨家的「兼愛」學說會使人成為無異於「禽獸」的「無父」之學。

傳統說法認為，孟子辱罵墨子為「禽獸」，遂以為孟子與墨子的學說是對立的。但如果把墨學置於孔孟之間加以分析，就會發現一個不爭的事實：孟子在捍衛儒家仁學核心價值的同時，亦悄然對墨學進行了吸收。性善論與仁政學說是孟子對儒學的新貢獻，但如果我們只注重孟子對儒學的傳承的一面，很容易忽略墨學對孟子的影響。簡帛《五行》篇出土後，我們從子思五行說中發現了性善論的直接來源。但是，子思與孟子對「仁、義、禮、智」的論述尚有一定距離。子思的仁、義、禮、智既重外在之行，又重內心之德，德行並重。而孟子已經把仁、義、禮、智完全轉化為內心之德、人性之善。子思並沒有把人性與善畫等號，而孟子直接說人無仁義禮智則「非人」。可見，善性已經成為做人的必然條件。那麼，孟子性善論的至善源頭到底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考慮到墨子對儒家的批評，不難發現，墨子對「天」與「善」的論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書中「天民」一詞出現2次，《孟子》書中出現了3次。值得關注的是，這個詞卻不見於其他早期儒墨兩家著作。墨子把至善之天與民連接以來，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愛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儀》），扶危救困、愛人利人之人，獲得天佑而得福。墨子雖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愛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為前提。墨子「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墨子·尚賢中》）的主張，從「農與工肆」選拔官吏的提議，均是墨子提升民眾地位的舉措。經過墨家的宣傳及實踐，墨子的這些主張已經喚醒了民眾積極爭取自身利益的意識。在風起雲湧的墨家「革命」之後，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也就順理成章了。此外，孟子「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孟子·離婁上》）的論述，既堅持了儒家仁愛的核心價值觀，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義」的影響。墨子「非樂」，孟子則勸導統治者「與民同樂」，把墨子認為貴族專享的樂舞文化轉化為君民共享的社會財富。

經過孟子對墨學的排拒、吸收與融合,儒學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貴族式的內聖修身之學,而是發展成為兼濟平民的外王之學。從孔子到孟子，儒家在堅守仁學核心價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學之「義」，走出了一條主體性傳承與包容性創新之路。

（作者單位：北京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本文系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11ZXC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2011JBM308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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