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倒霉的夏天

06-22

那個倒霉的夏天作者：何　申

當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初來時，我並沒有感到什麼異常，街邊綠樹帶來的陰涼和往年是一樣的。那時我１６歲，在天津市第三十四中學念初二。學校地處原英租界繁華之地，與勸業場、渤海大樓這些帶有城市標誌的商場、建築相鄰。校舍是當年民國總統曹錕的公館，樓台殿閣花園長廊一應俱全氣派非凡。我非常喜歡這個學校，校園裡有許多幽靜之處，是我和好朋友聚在一起講故事的地方。儘管臨近期末考試，但我不忙，我從小念書就沒費過勁，成績一直很好。　　我家住黃家花園（地名），與學校相隔一條小河。小河叫牆子河，河岸樹林茂密，河水不很清，有魚蟲，我常去撈，撈回喂熱帶魚。那一陣養熱帶魚成風，我養了兩缸，有幾百條，太名貴的少，但都很好看。熱帶魚與金魚不同，熱帶魚繁殖快，一種叫孔雀的魚，一次就下幾十條。我家那時挺熱鬧，三層洋樓里我們住在二層，樓里頂數我家人來人往最多。我父親在渤海無線電廠工作，是七級半鉗工（本評八級，他讓了半級），他的手很巧。中國第一台電視機就是這廠出的，父親當時是新產品試製小組組長，在廠里很有些名氣。我母親在家操持家務，帶孩子。我有５個姐姐，大姐大姐夫在和平區委工作；二姐原在市委後調市文化局，二姐夫在市委；三姐三姐夫在天津工學院；四姐在服裝廠，四姐夫在市博物館；五姐在技校住校讀書。每到星期天他們都回來，加上孩子，說說笑笑的讓鄰居羨慕不已。尤其是我三姐夫，知識分子好面，每次來都不空手，一定要拎著大活魚等稀罕東西，很是乍眼。這時家裡還常住著兩個姐姐的孩子，歸我領導。故此，數年後我上山下鄉，當其他一些同學還象孩子似的打架時，而我己經去給公社給縣知青辦寫材料，儼然像個成年人，有同學就奇怪，說他怎麼不像是個「老小」？我不去解釋，但我心裡明白，原因就在於從小我就以「輩大」自居。老舅，是我在家裡的專稱，我必須做當舅舅應該做的事，儘管我比我的外甥外甥女們沒大幾歲。還有就是，由於同輩只有我一個男孩，父母很早就把我當大人使用，我也清楚自己的份量。比如家中的許多事，都需要我騎著車子去各單位向姐姐轉達。進市委大樓、區委大院，我都不怵頭，而且門清。　　可以看出，這在當時是一個各方面條件都不錯的家庭。在政治上，已有５名中共黨員，還有共青團員。在經濟上，收入也不錯，我經常拎著暖壺去打散啤酒，買雜樣（熟肉一種），還給母親去買糟子糕（今統稱蛋糕）。母親牙不好，要吃軟的食品。如果六六年這個夏季還能和往常一樣，我們的前景和身邊許多人是相同的：老人健康，中年人事業有成，學生和孩子們順利成長。何況那時國家的經濟也出現了很好的局面，市場漸漸繁榮，低指標時缺少的物品也不那麼缺了。人們已經能買到自行車、手錶、縫紉機了。我們也能看到像《兵臨城下》這樣有滋有味的電影了。　　但這個夏天太可怕了，驕陽下的世界突然就變得瘋狂，人們心中所有的良好願望都被打亂打碎了。而年少的我，一開始只有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具體說來，就在期末複習開始後不幾天，下午突然就停課開全校大會。我們初二在學校屬於低年級，看著比我們高一頭的高中生在台上慷慨激昂的輪番發言，根本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漸漸的，那些人不再像往日的學生了，卻有點像我們學校旁精神病院的病人。可怕的是並沒有穿白大褂的人管他們，我想他們肯定要干出些嚇人的事來。　　斜陽變得火辣火辣，發言變得聲嘶力竭。我站在隊伍中感到心裡發緊，就有些害怕，忽然就見台上有人喊打倒誰誰誰的口號。我們都得跟著舉了手，但嘴裡卻喊不出來，因為這個人不是很受我們尊重的女校長嗎？她可是個有名的人，她的愛人是市教育局局長，叫王金鼎。聽說都是老革命，怎麼說打倒就打倒呢？人家怎麼啦？　　夏日的傍晚變得愈發悶熱，操場上的氣氛已經爆炸了，終於，女校長被押上台，脖子上掛著大紙牌。幾個高中生使勁捺她的頭，還有人拿來剪子亂剪她的頭髮，往她臉上身上倒黑墨汁。我閉眼，不忍看下去，我大姐與她相認。前不久我大姐從區委派下去，當了一個小學的校長，而她是中學校長。我大姐這會兒會怎麼樣？我感覺到不對勁了，但我又不能離開。趁著上廁所，我鑽進水房旁的淋浴室，那裡黑黑的。我鎖上門，脫了背心短褲，用涼水狠狠地沖了一陣。等到出來，隊伍已經出發。前去的地方是市委，街道上人山人海，喊的口號是毛主席萬歲，打倒的是王金鼎。如果我記得不錯，天津文革第一個被開刀的人，就是王金鼎。隨後又說他是市委丟卒保車捨棄的人物，總之王是天津領導幹部中最命苦的人。　　那個夜晚註定是瘋狂無度的。法律、人格、秩序、道德在那時全部被衝到九霄雲外，共和國的穩定基石從那一刻被狠狠的搖動了。雖然我不知道「運動」在其他地方是什麼樣，但我能感覺出來：亂了，全亂了。黑壓壓人流先聚到天津市委門前，那個原先有軍人站崗的大門四敞大開，全無莊重肅穆的景像。隊伍隨後又轉到法國大教堂前。大教堂有３個碩大的圓頂，上有３個大十字架。教堂正對的街道叫濱江道，是一條很繁華的商貿街。教堂旁的小街，是買賣蛐蛐的地方，以往我常去。去前找個小罐，打好泥底，買了用報紙卷個小筒拿回去養。養一陣就找對手咬，咬贏了就封它大將軍。去買蛐蛐時，常見有人進教堂「念經」。念經本是廟裡事，但小時不知道那是「禮拜」，見他們那裡又念又唱，就稱念經。那夜裡，天知道一些學生是怎麼爬上去的，總之是有人上到圓頂上，把十字拆成了「１」字……　　應該是半夜了，隊伍總算解散了。我回到家裡。父母都沒睡，等著。看我簡單吃了點東西，父親說也不知你二姐家怎樣了。我明白是什麼意思，起身就走。二姐家住在小白樓，那原是俄租界，最有名的起士林餐廳，與二姐家的樓隔街相望。從黃家花園到小白樓，如果坐公交車有三站地，走近道，沿著牆子河堤走，大約也得２０分鐘。太晚了沒車了，我走河堤，河堤上儘是樹，夜風吹動有點嚇人，但心急也就顧不上許多了。二姐家的樓道沒有燈，她家住四樓。我摸黑上去，敲門沒人。沒有辦法，我再去市委找我二姐夫。市委大樓的大廳里到處是碎報紙和紙片，卻不見有人。我又去文化局，那的大門緊閉……那一夜，我母親使勁抽煙，嘆氣說：完啦，像咱老家鬧鬍子一般。父親血壓高頭痛，用涼毛巾冰著頭一聲不吭。我好像在那一瞬間就全明白了，這場運動恐怕要弄得我們不得安寧了。　　母親說鬧鬍子，就是鬧土匪，這是東北話。我的老家在遼寧蓋平，現在叫蓋州市。不知從哪一代開始，老家的男孩都要從小出去「住地方」，即去商號當店員。我父親１５歲去大連，後到四平，前後２０多年在一家叫「益發和」的大買賣里做事。時間長了，人又肯干，職務自然要升遷。在四平時，就當了糧油加工廠的廠長。後來打仗，廠子毀了，他們到天津找東家，就落在了天津，我就出生在天津。父親來津後失業，日子很是艱難過。隨著姐姐陸續參加工作，父親進了工廠，生活才好轉了。但危機還是悄悄的來了，六四年「四清」運動定個人成份，本來給我父定了職員，但父親當組長時得罪了一個外號叫「大舅」的人，這人進了運動領導小組，結果最後給我父親定了個「資方代理人」。我父親不服，一著急，病倒了上不了班，就在家休息。現在文革來了，那成份就是定時炸彈，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爆炸。　　當我再去學校時，就發現有些同學胳膊上戴了紅袖標，上面寫著３個字：紅衛兵。這些人本來不出名，說老實話，他們功課也不怎麼好，但運動讓他們成了學校里的新貴。真是萬幸，我所在的班裡紅衛兵很少，其餘大概都不符合「根紅苗正」的標準吧。這對我是一個極大的安慰。我們開始盼望運動快結束，並積極響應複課鬧革命的號召。我甚至把課本都找出來自己複習。但很快我就看出，這運動不是一時半會能結束的，再在教室里安安穩穩的上課，看來只能是一種奢望了。　　「破四舊」，抄家開始了，狼煙四起。又「橫掃—切牛鬼蛇神」。黃家花園不乏舊時有錢有身份的人。他們率先受衝擊。東西扔到院里，老少掃地出門。掛牌子遊街批鬥，一頓黃銅頭的武裝帶就把人隨便打死。牆子河裡自殺的屍體泡得鼓鼓的，學校的老師有一半當「牛鬼蛇神」打倒了……

　　我不願再做描寫，那真是個不堪回首的夏天，是個炎炎夏日。中國沒有了法津，做人沒了尊嚴。還好，運動之初並沒有人來我家找大麻煩。可我家的小麻煩又是不斷。先是我大姐當校長過不了關，反覆的檢討，連續的挨批判。大姐性情比較懦弱，參加工作後一直都很順利，冷丁遭受如此衝擊，就承受不住，就失眠，後來就得了神經官能症。多虧了一位老中醫，吃了他開的若干副葯，才好了。但老中醫的號很難掛，全靠我父親半夜去排隊才能掛上，而我則負責去取葯，這都是後話，不在這個夏季之內　　我二姐夫是天津一位市委書記的秘書，本來要提到團市委當領導，運動一來沒去成，並身不由己跟著書記陷了進去。書記挨批挨抓，他跟著東躲西藏。文化局則是文革衝擊的重點，二姐也不知跑哪去了。三姐夫有一天偷偷來到我家，把一包材料埋在樓道的煤球堆里，然後就不知了去向。當時他是一個系總支的負責人，他說話辦事又極認真，從不服軟，運動一來，哪能逃過？我三姐自六四年就在邢台搞「四清」，吃得很差，弄得身體不好。四姐夫的單位博物館是「四舊」的集中地，被衝擊得不可開交。他那時與我四姐結婚不久，單位本要分房子，可這麼一亂，就沒人管了，搞得她倆沒處住。五姐的學校屬軍隊系統，管理很嚴，不讓回家。我五姐人又極老實，還追求進步，父親成份一定，她立刻就向組織彙報了，結果就埋下了隱患。　　天氣一天比一天熱了，運動也在不斷升溫。抄家斗人的浪潮未消，又開始遣返了，把成份不好的人攆回原籍。這一招兒太可怕了，對一些人簡直無法接受。我一個很要好的同學，他父親是資本家，人高大和氣。我們住得很近，他見了我就樂呵呵的問這問那，可轉眼間他就自殺了。原因是他從小就生活在天津，現在讓他帶著妻兒老小回他老爹都沒呆過幾天的鄉下，他不知該怎麼辦。聽到有的人自殺了，家小就不遣返，他毫不猶豫就步了後塵，沒安眠藥，喝了硫酸。一時間，自殺成風。我的另一同學父母都是河北省省里的幹部，兩口子面對面上吊，撇下他們哥倆。日後，他帶著弟弟一起去內蒙插隊。冬天回來，晚上我們去看他，他明顯的成熟了，還弄了點吃的擺了幾碟招待大家。他會拉手風琴，音樂聲中，看到他瘦瘦的小兄弟，我們都流淚了。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大麻煩很快來至，我家裡開始亂了。派出所、街道、外調的，不斷氣勢洶洶輪番殺將而來。按說我父親從小當店員，就算後來給資本家當廠長，那都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的事，也沒有必要一個勁找他的麻煩。可等到那些人一開口問，才發現麻煩大了。原來我父親是他們一夥從四平來天津的人中歲數最大的，有些事自然就由他最終拍板決定。後來大家就散夥了，有的有來往，有的就斷了音信。偏偏斷了音信的幾個小青年，有聰明能幹的，干到文革時就在一些單位當了領導。等到被揪出後，查歷史，又逼供，也不知道哪位受不了，就胡說八道說當初在東北集體加入過國民黨，帶頭的是何二哥（我父親行二）。　　這還了得，這不是運動的重大成果嘛，豈能不搶記在自己的功勞薄上！結果他們一夥２０多人，就有十幾個單位爭著辦案，而最終目標都集中在我父親這裡，就等著他「徹底交待」，然後「一個隱藏很深的國民黨組織就被揪出來」。雖然我不是紅衛兵，但也不願意不革命，若真有其事，我這個作子女的也要揭發。為此我還勸過父親，說如果有就坦白，爭取從寬處理。問題是我父親回憶再三，說這輩子有５件事記得最清，是你太爺告戒的，叫一不抽煙，二不喝酒，三不耍錢，四不玩女人，五不入任何組織會道門。父親說要不是能把這幾點把握住，也不可能熬成廠長。我心裡說你還不如把握不住，你瞅這罪受的。　　家裡的日子亂七八糟。所有的外甥外甥女都集中在我家，他們的父母都沒影了。父親很倔，沒有的事堅決不承認，後來就被弄到學習班裡去了。這時多虧我母親，母親身上有東北女人的性格，她見過鬍子，還見過日本兵，天大的事她也能撐起來。細想想，我受她的影響很大。我成了孩子王，６個孩子跟著我今天上這玩，明天去那轉，我盡量讓他們呆在公園和大街上，以免家中出啥事時嚇著他們，畢竟他們還小。其實我也不大，但羅卜長在背（輩）上，我是長他們一輩的老舅，我得拿出大人的樣子。　　果然有一天下午我們從外面回來，在樓外，鄰居小孩說紅衛兵（我五姐學校的）抄你家了，抄完走了。聽說走了，我心裡略安。屋裡亂七八糟，我告訴外甥外甥女沒事，是你姥姥搞衛生，幫著收拾吧。可憐的孩子們，大的十來歲，小的３歲，似懂非懂的按我的吩咐去做。母親坐在一邊抽煙，掏出５塊錢給我說：「去買肉，吃燉肉」。我就去買，買回母親做飯，我收拾東西，我的魚竿被折成兩截，風箏被撕碎。但我卻樂了，因為自從父親帶家人到天津後，有幾年他失業。失業也得吃飯，能賣的早就都賣了。爾後靠工資生活，家裡哪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因此，這次挨抄家並未造成多大損失。倒是在運動之初，都說養熱帶魚是資產階級的行為，都不敢養了，我把魚倒進廁所的抽水桶里，看著精心餵養的「紅箭」、「黑瑪麗」、「孔雀」不知死期已近，還在那點可憐的水中游，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伸手拉動水箱，頭也不回跑了。　　顧不上吃燉肉，我還有任務，我得給父親送飯。父親被關在一個大院里，大院的鐵門從來不開，只開一個小門。派出所警察和街道的老太太一個比一個橫，對我這樣送飯的孩子又喊又訓，那個樣子，就像要攆死一個小蟲子。說心裡話，每次來到那大鐵門前，我都得來迴轉好幾次，那真是但凡有一點路，也不願意往那裡走一步呀！可眼下是一點迴轉的路都不給你……這時，我就體會到那些自殺的人。千萬別埋怨他們意志薄弱等等，當讓一個人沒有尊嚴的活著，有時會比讓他去死還難受。尤其是那些曾活得很體面的、心裡又不曾有愧的人，他們乍遇這第一道鬼門關時，如果闖不過去，很容易就走上絕路。還好，我年紀小，沒那麼多自尊，況且，我也有自己的辦法：撿塊石頭，隔牆頭扔進去砸他們玻璃。　　父親和許多他那個年紀的老人每人坐一個小馬扎，老老實實的聽著前面的人訓話。訓話的是街道的一個中年婦女。我認識她，她兒子跟我是小學同學，功課極差，在一個學習小組裡我是組長，每天都得幫他做作業。他家生活困難，到我家時，母親就把我穿小的鞋給他，他個矮腳小。但現在他媽賊橫，見我也不認識了。不過她不打人，只是訓人。最可怕的一個派出所的警察（沒辦法，只好實寫），這個人凶神一般，張嘴就罵，伸手就打。他不是天津人，說話侉，他說俺一看你們這些人就來氣，娘的，俺娘臨咽氣前都沒吃上口饅頭，你們天天早上吃果子（油條），吃鍋巴菜，喝豆漿！然後就狠狠給誰一腳。他的鞋底釘著鐵掌。　　這事後來我想，他確實是懷著一股子熱情和仇恨投身文革的。但問題是他娘是六一年餓死的（他自己說的），這氣你不能出在這無辜老頭子們身上。況且，這些老頭子中，有的還是很有身份的，比如有的曾為和平解放北平做過貢獻的。我認出其中歲數大的，是我同學他爺，這老爺子曾是傅作義的副官，雙方談判，他負責解放軍代表的安全。不過他是見過世面的，面對暴力和羞辱，他不急不惱，只是說我認罪我認罪……　　在四平，我父親被日本人抓進過憲兵隊，僥倖活著出來。這會兒他雖然身陷囹圄，但就是不胡說亂說，因此沒少挨打。他堅信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會洗清冤枉。久之，我身上也就漸漸生成了一種忍耐力，也就學會了如何在艱難中活下去，並盡量讓自己快樂起來。哪怕清晨對著朝陽，我也要提起精神，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好起來的。同時，又明白在這種時候，臉面和尊嚴又算得了什麼，人家那麼大的幹部都掛牌子遊街，我一個小屁孩又算個屁！（請允許我粗野一下）。不是說我爸歷史有問題嗎？他就是有問題。不是說我出身不好嗎？就是不好！往下你還能說啥？總不能拉去槍斃吧！

運動到了夏末，就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這個「荼」字就是這時為許多人認識的（我認識但偏念「茶」好多年）。天津的暑熱也到了最難熬的時刻。整個社會在每天一刻不停的革命歌曲和口號聲中發燒，一些人發狂，一些人受罪，而發狂者說不定哪天一句說差，立刻就變成牛鬼蛇神受罪。一個女教師為表現自己革命，每天主動帶著我們搞早請示晚彙報。也不知她怎麼搞的，一天面對偉人像大聲喊：下面，進行悼念活動！得，立刻就剃了頭抓進牛棚。後來她被解放了，也做下了毛病——說話必須念稿。　　我沒做毛病，我母親病了，我得支撐這個家。半夜裡，有人來砸門，把父親又帶走了，還不許我們起床。他們走了，我去門外等著父親回來。天亮父親回來，頭上布滿傷痕……　　運動不斷升溫，我不再去學校，每天在家裡幫著父親寫交待材料。我的字本來寫的就不錯，現在寫得更流利了。大姐徹底病了，大姐夫也從崗位上攆下來。二姐二姐夫三姐三姐夫都變成了「保皇派」，日後先去幹校，後「三線」，四姐兩口子則被下放到郊區。五姐最慘，被分配到江西大山深處的工廠，這都是後話，不提。　　而１６歲的我呢？我在家困守孤城。我絲毫不羨慕胳膊上戴紅袖標的，我也沒有綠衣服穿，也不攢紀念章。那些時髦的事是屬於別人的。我只能用另一種方式改善我的生活：一是找書看，而且是找舊書看。這在當時很怪，一方面是破「四舊」，而另一方面是「四舊」大流散。此時同學間相互借看的舊書反倒多了。最難得的是還能看到二三十年代的武俠小說。我看過一本《奇俠張久館》，是在樓道的燈下看的，直到今天再也沒見過這書。二是練肌肉練「塊頭」。這在當時是一股風。雙扛，單扛，舉重，啞鈴，凡是能練肌肉的都練。我身板隨我父親，從小較胖。經過這一番練，到了秋天，就練得身上有了肌肉，人也強壯多了。　　天無絕人之路。「八一八」（８月１８日）第一次檢閱紅衛兵後，紅衛兵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外出「大串聯」上。這無疑給被衝擊者一絲喘氣的機會。隨著天氣轉涼，學校也漸漸的清冷下來，街道上有了許多操外地口音的學生。學習班變成了接待站，父親不必每天去那裡報到。母親的病也漸漸好了。姐姐姐夫們陸續回來把孩子領走，家裡就剩下父母和我。１０月份，秋風急急地吹來時，有一天我到學校去，碰見幾個同學，他們說人家都走了，咱們也串聯去吧。我說讓咱們這樣的去嗎。他們說問誰去，已經沒人管了。我有點擔心家裡不同意。回到家，見幾個姐姐都回來了，父親面前放著些錢，他平靜地說廠里勒令我退職了，往後日子就得靠你們姐幾個了。姐姐們說放心吧，我們養得了家。母親說過一天算一天，沒什麼了不起來。我才說出我想出去串聯。母親立刻抽出１０元錢給四姐，說帶他去買條絨褲。我就和四姐去商店。顏色很多，紅的綠的藍的，我挑了一條天藍色的。我喜歡藍色，天空就是藍色。轉天我和同學就擠上火車走了，去哪？沒有計劃，去哪都行。那是我第一次離開天津，第一次坐火車。看了外面的天地很廣，心情就舒暢。我想，這個倒霉的夏天，怎麼就讓我趕上了。　　但我哪裡會想到，這個「炎炎夏日」是不會輕易降溫的。隨後的日子更不好過，沒過幾年，我父親就在沒完沒了的運動中得病死去，母親一個人也沒法過了，家也就沒了，而我則遠遠漂泊在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才覺得從此可以安安穩穩的生活工作了，而這個簡單的願望，從那個可怕的夏日開始，已經盼了十幾年。後來父親的成份又恢復為職員，所謂的加入國民黨純屬子虛烏有。但這一切都無關緊要了。　　今日寫這篇文章，不為訴講個人恩怨，只願以史為鑒告戒世人，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切切不要再有歷史上的那個「倒霉的夏天」。同心同德，確保如今「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地久天長。如是，不光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