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念慈：「盛世」外衣之下的玄燁與康熙朝
受訪人簡介：
姚念慈，1949年生，武漢人。退休前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中國古代史清史方向博士生導師，從事清代前期史和滿族史教學研究。
營造盛世——清王朝爭正統的標籤
1、您的《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皆是圍繞康熙皇帝的自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進行解讀的，這句話用現代政治術語翻譯過來就是：康熙認為滿清王朝的「合法性」是最強的。康熙是如何構建這種合法性的，或者說他認為滿清王朝的這種合法性從何而來?他為何有此種自信?
答：確實如你所說，拙著是從幾個側面來說明玄燁提出的「大清得天下最正」。你的每一個問題都套著問題，實際上是好幾個問題，很難簡單作答，我盡量撮其要點做些說明，不一定能讓你滿意。有的問題本身看似答案不言自明，但背景卻很複雜，我可能要「答非所問」地作一些引申，也希望能體諒。
為本朝爭正統，或者說論證本朝的合法性，幾乎是歷史上每一個強大王朝的首要任務。清朝這個問題比較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最高統治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親自披掛上陣，不僅是發幾道上諭聖旨，而且還竭力論證，連篇累牘。這在歷代王朝中可謂絕無僅有。二是爭論的時間特別長。不僅與有清一代相始終，即到了民國初年民族革命和民族國家思潮風行時，湖南學者皮錫瑞還在強調清之代明，「勢理仁義，俱在我朝」。上世紀20年代成書的《清史稿》仍重唱「(清朝)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老調。甚至在當下，不少學者高喊「康乾盛世」，其實也是其餘波。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舊賬，也有現實需要。
簡單地說：第一，滿族是一個邊疆少數民族，有明二百年一直處在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清朝的肇祖猛哥帖木兒永樂初年從朝鮮邊境來歸順明朝，即受封建州左衛都指揮使一職，其後子孫世襲。努爾哈赤起兵反抗明朝之前，曾三次赴京朝貢，表示對明朝效忠，聲稱世代「為明朝看(守)邊(疆)」。按照前輩史家孟森的說法，中國邊疆諸夷中，以滿洲受惠最多。因此，滿洲起兵反明，欲取而代之，按照古代傳統觀點，就有「以下犯上，以逆犯順」和「蠻夷猾夏」之嫌。
第二，滿洲在定鼎中原建立全國統一政權的過程中，阻力比較大，時間遷延得比較長。因為滿族人數較少，各種說法中最多估計清軍入關時人數也只有20萬。這麼少的人，舉族遷徙到中原內地，要統治2億以上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統治者的壓力可想而知。從歷史原因來看，滿族在八旗制度建立之前，社會組織很弱小、分散，互不統屬，長期在蒙古、朝鮮、明朝三方夾縫中輾轉求生。滿族建國前沒有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蒙古族鐵騎橫掃歐亞大陸的輝煌歷史，這一先天不足給滿族統治者留下了兩方面的影響：好的方面是歷史憂患意識比較強烈，時常考慮如何立國和長治久安，意識到要統治中國必須利用漢人士紳官僚，必須安撫廣大民眾;不好的方面就是狹隘的民族心理，從傳統的本族習俗來進行民族認同，清初強迫漢人剃髮、改衣冠，即出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不惜用屠刀來實現這一點。結果造成了大規模的民族武裝對抗，並使漢人在思想感情上長時間與滿族對立。史稱「清承明制」，給人一種滿漢聯合專政的假象，實際上滿族處於統治地位。為此統治者堅持滿族保存「國語騎射」的傳統，又僅認同中國而並不認同漢人，都與狹隘的民族心理有關。
有鑒於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玄燁實際上使自己陷入一個矛盾中：滿族不認同漢人，卻要求漢人認同滿清王朝具有最大的合理性。這就是滿漢關係的基本出發點。
在康熙朝六十二年中，有兩件事情對促使玄燁宣揚清朝的合法性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第一是「三藩之亂」，歷經八年(康熙12-20年)，遍及十五個省的叛亂。若無漢人官僚和軍隊賣力氣，滿洲八旗那點本錢早就耗光了。事後玄燁不經意流露出是僥倖取勝。漢人的巨大潛力，包括人數眾多和文化優勢，以及對清朝的抗拒心理，深刻地教訓了玄燁，令其終身不忘。第二是皇太子的兩立兩廢。玄燁立皇太子是在康熙十四年，即三藩之亂剛開始頭兩年，這是清朝第一次採用漢制確立太子。十年後玄燁親自設計的太子出閣讀書，是要向漢人樹立一個樣板，並使之「垂之久遠」。按我的理解，就是以太子作為大清得國之正的籌碼。而第一次廢黜是三十多年之後的四十七年，即明崇禎皇帝的兒子在逃避清朝追捕了六十多年才在江南被捕的後一年;而當初被寄予厚望的皇太子卻與當老子的玄燁猜疑日甚，致使玄燁聯想到「天不祐我大清」。把這兩個背景聯繫起來思考，即不難看出皇太子一事給玄燁的心理造成多麼大的衝擊。玄燁之所以要竭力經營出一個超越往古的盛世，其迫切性不言而喻。
關於玄燁如何構建清王朝的合法性，或者說如何論證大清得天下最正，這個問題也包括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
對於明清嬗代的歷史，玄燁雖然可以採用天命眷顧之類的傳統說法，但清初滿洲大兵入關大肆殺掠、屠城、剃髮令這些血淋淋的歷史事實，人們還記憶猶新，很容易發現玄燁編造的歷史神話，什麼清軍入關是為明朝「弔民伐罪」，是出於明朝軍民的急切「迎請」等等，漏洞百出。要淡漠歷史的記憶需要時間，更為有效的是轉移人們的頭腦，用新的內容填充人們的思想，驅逐歷史記憶，宣揚本朝成就，把自古得天下之正的重點放在「最正」上面。就是說，要想真正贏得人心，就必須營造盛世，使人們認為本朝就是歷史上的「盛世」之最。
高額賦稅——盛世光環的背面
康熙朝最能贏得廣大民眾的突出成就是什麼?第一，不斷蠲免賦稅，把自己打扮成真心愛民，深為人民所愛戴的仁君。第二，國庫充盈，有能力演出許多大型活劇，包括發動準噶爾之役，出兵西藏。這兩點都是建立在高額賦稅的基礎上的。你所提出的玄燁認為清王朝的合法性從何而來?或者說玄燁何以有這樣的自信?以我的理解，這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簡言之即他的本錢是什麼。
我在2009年的《康乾盛世與歷史意義的採擇》一文中，提出清代常年賦稅是明代正賦加上三餉加派的總和，當時沒有作具體說明。現在要討論康熙「盛世」的基礎或玄燁的「自信」，就無法迴避。經濟財政問題必須靠數據說話，極為複雜瑣碎，下面我只能提供一個簡要的說明。
明清兩代社會類型都屬於農業社會，國家賦稅收入主要來自耕地和人丁，即地丁錢糧。在土地出產率和勞動生產率沒有明顯變化的情況下，耕地和人丁的數量變化，就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標誌。由於對耕地和人口實際數量進行確切估算的困難很多，如戶丁數在許多情況下是作為賦稅單位，與實際人口數量脫離，田畝也有大畝小畝、虛報和實數之別，故《實錄》和《賦役全書》所存田畝數額多是賦稅單位，而非實際數額。學者對實際人口和耕地數量的估算很不容易統一。這裡只關注賦稅徵收總量，撇開實際人口耕地數量。在認定貨幣價值基本不變的前提下，以官書記載的人丁土田數額並參考學者對人口數量的推算，對明清兩代賦稅額進行比較，還是可行的。
《大明會典》記載明代田畝數額為：洪武二十六年(1593)850萬頃;弘治十五年(1502)620餘萬頃;萬曆六年(1578)701萬頃。黃仁宇綜合日本學者研究，認為「明代前期納稅田土面積要少於4億畝」。而至萬曆初，則在5億畝上下。是知《會典》記載的是賦稅依據，所以我們還是承認明萬曆年間納稅田土為701萬頃。崇禎年間田土，據《會計冊》為783萬頃。至於人口，洪武二十六年普查結果為6千萬，黃仁宇認為最接近實際。何炳棣則估計為6.5千萬，或者更多。萬曆中期人口，明官方記載為1063萬戶、6070萬口。到了天啟、崇禎，由於「荒燹相繼，版籍不可問矣」。國內學者最近結論明萬曆年間人口數量「在1.2-1.5億之間。此後便由高峰向低谷滑落」。
《清實錄》從順治八年開始記載田畝人丁數額以及各項賦稅收入。清廷當時僅控制半壁河山，故對估計全國田畝人丁並無實際意義。十四年制定《賦役全書》，是以所存明萬曆冊籍為依據。清廷統一全國之後長期沒有進行全國田畝人口普查，故《清實錄》上面的田地數額及乾隆六年以前人丁戶口，也只能視為賦稅徵收單位。與實際人丁田畝不會相符。順治十七年田地數額為519萬頃，人丁戶口1900萬當指戶數。康熙六十年為田地735萬頃、戶數接近2500萬。與《明會典》所載明中期以來至明末的記錄，田地數額相差不大。而戶口數則較明萬曆增長800萬;即使按照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次年，即康熙五十二年，人丁戶口也達到2360萬，較明萬曆增長1400餘萬，即增長130%。學者估計康熙朝實際人口，「康熙二十年戰爭結束，全國人口只徘徊在1億稍出頭」，至「康熙末年，已進至1.2億-1.4億」，即與明萬曆實際人口相當。作為賦稅收入的人丁數額，清初官方記載卻遠高於明末，反映出清廷大幅度地增加了人丁稅。但人丁稅與田畝稅的比例僅為1∕7，康熙後期全國人丁銀不過350萬兩，即使比明末增加一倍，亦止增加1-2百萬兩，較之賦稅總額的增長，可以說微乎其微。所以，明末清初賦稅總額的巨大差異，絕非出自人丁稅的增長。而作為賦稅徵收主要依據的田畝數，明晚期與清初順康兩朝官方記載大體相當。
明初實物貨幣並征，中期而後，基本折銀繳納。然據《明會典》所載全國夏稅秋糧，仍以實物徵收結算。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十三布政司實征夏稅秋糧總數，分別為夏稅麥米約470萬石，秋糧米約2470萬石，合計約2940萬石(外有少量錢鈔、絹不計)。弘治十五年夏稅秋糧合計約2680萬石。米麥雖減少，但折征絲綿絹帛款項明顯增加。萬曆六年夏稅秋糧合計約2664萬石，而折征款項更多。參考其他史料，姑且按通行4石折銀1兩，明初正賦收入約為700餘萬兩，至萬曆初年變化不大。明朝賦稅大幅度增加是萬曆二十年開始的「三大征」之後。萬曆二十七年，戶部尚書馮琦疏言：「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又云：「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則全國賦稅估計在1300萬兩左右。但這種劇增似屬一時加派，故《明史·食貨志》云：「三大征頗有加派，事畢旋已。」據《明實錄》卷584，萬曆三十年夏稅秋糧總計為2800萬石。折銀不過700萬兩餘，此為正賦。然而到萬曆四十七年，戶部侍郎李長庚根據《會計錄》，得知「每歲所入本折通計」即全國賦稅已增至1461餘萬兩。除內府600萬兩之外，戶部所掌管應為800萬兩，而所謂入太倉400餘萬，是在地方存留之後上繳戶部之數。史料上的「歲入」很多時候是指入太倉數。而崇禎三年御史吳履中疏言「國家歲入1460餘萬，而遼餉500萬不與焉」(《崇禎長編》卷39)。此處「歲入」，即李長庚所言全國賦稅。大約言之，明萬曆以至崇禎，不計加派，國家正賦已較國初增加一倍。主要是由於北方九邊軍費開支不斷增加。萬曆三十六年戶部尚書趙世卿說：隆慶初年邊餉200萬，而今幾400萬，其他說法有380萬，有490萬，總之入不敷出。但憑藉鹽稅的增加和歷年庫存，還能支吾。而到了萬曆四十六年滿洲起兵反明，遼東危急，明廷募兵調餉，僅此一鎮軍費即高達480餘萬，所謂「竭天下以供一隅」。崇禎初年戶部尚書畢自嚴說，遼餉500萬，薊鎮137萬，再加山陝七鎮532萬。而兵部尚書梁廷棟的說法九邊合計1530萬。十幾年的軍費劇增，終於使財政危機爆發。除加派之外，別無他途。前後加派遼餉、練餉、剿餉，據《明史·食貨志》三項共增加1630萬，比較可靠，而《天府廣記》則為1800萬。合計正賦，全國稅收在3千萬兩出頭，這已經是竭澤而漁，皮骨俱盡了。至於是否如數徵收到手，恐怕要大打折扣。
而清朝從一開始賦稅總額即在3千萬以上。順治八九年間，清廷尚未統一全國。綜合《清實錄》所載賦稅和張玉書《紀順治年間錢糧數目》，不算米麥實物，田賦已達1480萬，十三年以後1960餘萬，皆「除存留項款」之外戶部所入，相當於明代所謂「歲入」。而地方存留，據蔣氏《東華錄》，康熙七年以前為1070萬(實則順治十一年的確數為837萬)，合計已近3千萬兩。而《清實錄》順治十一年官方派征數額為3165萬兩，關稅、鹽稅270萬尚不在內。而當年清廷所掌握的田畝數為390萬頃，不及明萬曆初年的60%。《清實錄》該年所載地丁錢糧為2168萬兩，為實際徵收所入，與戶部題奏原額地丁銀相差近1000萬兩。這一巨大差額，反映出清初所定額賦百姓實已不堪承受。順治十七年以前各省拖欠累計銀2700萬兩，米700萬石。順治十八年，除台灣之外，清廷統治全國已有兩年，並無大規模軍事征剿，《清實錄》所載地丁銀增至2500餘萬兩、米麥豆610餘萬石、鹽課270餘萬兩，折算後合計近3000萬兩。與前引崇禎十四年加派三餉之後的賦稅額相同。
康熙一朝情況依然如此。據《清實錄》，康熙元年田畝530餘萬頃，地丁錢糧2500餘萬兩、米麥豆612萬石、鹽課273萬兩，折算合計亦近3000萬兩。康熙五十年，田畝數693萬餘頃，與明萬曆六年相當。然而當年地丁錢糧征銀2990萬兩，而700萬石的米豆麥，若按糧4石折銀1兩，則當年歲入征銀當為3100餘萬兩。較之明朝萬曆初年的歲入400萬加上按3/4的地方存留，已高出數倍。康熙五十年與明萬曆初年都算承平之世，然而地丁錢糧卻相差如此之多，賦額的高低一目了然。及至康熙六十年，田地山盪畦地735餘萬頃，比順治年間的500餘萬頃增長將近一半，略微超過明萬曆初年;而地丁錢糧為2800餘萬兩、米麥豆690萬石、鹽課377萬，折算合計3300萬兩。較之萬曆末至崇禎初的正賦，已高出一倍以上。即使與明末正賦合三餉加派相較，亦有過之。另據劉獻廷《廣陽雜記》：「天下錢穀總數，每歲所進，通共3485萬兩，遇閏加18萬兩。」與《實錄》大致相合。與他書相稽考，《廣陽雜記》相當準確，僅舉一例。康熙十六年靳輔就任總河，估算河工費用，疏請：「宜令(南)直隸、江南、浙江、山東、山西、河南、湖北各直省州縣，俱預征康熙二十年份一切起存正雜錢糧十分之一，約可得銀二百萬兩。」則七省賦稅為2000萬。《廣陽雜記》此七省地丁銀共1954萬，加上遇閏、雜稅共1995萬兩，與靳輔所言大致相合。根據《漢文硃批奏摺》康熙四十五年漢人戶部尚書王鴻緒和《實錄》四十八年滿戶部尚書希福納的奏報，康熙四十年代的賦稅經額為3300萬。
清初統治者所謂廢除明末「三餉加派」，賦稅錢糧「原額以明萬曆年刊書為準」，完全是一派謊言。明末的「三餉加派」併入清代賦稅正額，最有力的證據是《清聖祖實錄》。康熙二十四年，「宿遷縣士民陸爾謐等叩閽：『縣有暫加三餉、缺額丁銀、缺額糧地即曠土虛糧四項包賠之苦。籲請豁免。』戶部以載在《賦役全書》，徵收已久，應無庸議。得旨：朕過宿遷，見小民窮苦情形，此事爾部再確議以聞。尋議：暫加三餉一款，徵收與各州縣同，不便獨蠲。至缺額糧地、續報曠土，悉予蠲除。其缺額丁銀，應暫停徵，以待招徠之後起征。從之。」既然戶部議覆以「徵收與各州縣同」，則全國普遍如此，「暫加」更是欺人之談，事後也未見剔除。如此重要的史料，不知為何被許多權威專家忽視?
再以山東、廣東兩省為例。明朝在加派遼餉之前，萬曆四十四年三月，戶部奏言：「山東一省，每年歲入共以170萬計。」(《明神宗實錄》卷543)清康熙年間，據劉廷獻《廣陽雜記》，「山東省地丁銀330萬兩，加當雜稅共335萬兩。」(不計約數)另據《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第229頁，四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山東巡撫王國昌摺奏，全省額徵錢糧338萬兩。比明萬曆增加將近100%。明朝廣東賦稅是比較重的，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兩廣總督許弘綱奏言，全省歲入不到44萬兩。(《明神宗實錄》卷576)而清康熙則高達127萬。(《廣陽雜記》)比明代增加200%。康熙「盛世」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還有疑問嗎?
每年賦稅3千萬，在明朝，是亡國之兆的橫徵暴斂，備受後人譴責;在清朝，則是承平之世的常年經制，頌歌至今不絕。這對明朝似也太不公平。但歷史何曾有過公平?人們歷來只會歌頌勝利者。誰叫你垮台呢!如此之高的賦稅，康熙朝生產力並沒有提高，焉能保證如額徵收?大量逋欠是普遍現象，但玄燁寧肯隔幾年就來一次「蠲免」，也絕不肯減輕稅額。否則，康熙朝那麼多次用兵，如何保證國庫充盈，每年總能維持在4000萬兩以上?拙著中以江蘇、浙江兩個最富裕的省份為例，康熙五十一年「普蠲天下錢糧」，到了次年仍然不能完納賦稅。對此玄燁豈能不知道?但他就喜歡玩這種「蠲免」的把戲。若說老百姓會真心以為生活在「盛世」，那才是咄咄怪事!可是當下一些學者偏偏愛做這種論證。
康熙朝保持國庫充盈，以供玄燁演出種種活劇，還有一點就是大幅削減地方存留。明代地方存留與戶部「歲入」比例，大致為3：4，或7：10，即地方存留佔全部賦稅超過43%—41%。而康熙七年的地方存留曾裁減至338萬。後來還要裁減一半，經群臣苦爭得免。康熙中期，《廣陽雜記》記載地方存留為740萬，實際上包括許多項朝廷支付，即使如此，也僅佔3300萬全部賦稅的22%，遠低於明朝。與國庫充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各省財政的巨大虧空，而朝廷更將各種開支，包括准部之役，則盡量轉移到地方。地方官在徵收錢糧時加征「火耗」、派差派役，是康熙朝的慣例。其結果不僅百姓苦上加苦，吏治也因此腐敗不堪。詳見拙著。在此僅想補充一下明清兩代對地方官徵收賦稅的考課制度，這涉及到百姓的實際承受能力和生活狀況。
明代考核官員，徵收到八成就算合格。萬曆初年，地方官員徵收賦稅，「以八分為率，不及者議罰」。如果地方凋敝，還應當減一分。(《明史·賈三近傳》)張居正當國，嚴格考成法，增為九分。遭到朝廷和地方官員普遍反對。居正的門生傅應禎上疏說：過去百姓無力完納而欠下的賦稅，即「逋賦」、「逋租」，經常是免除，即「蠲免」。而近年規定輸納賦稅達不到定額，州縣官就得受到上級檢舉，等待處分，所以害怕，只得嚴厲催促百姓。以至於「流離接踵，怨咨愁嘆，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明史》本傳)戶科都給事中蕭彥上疏：考察官員政績的標準，不應該以催征賦稅多少為優劣。隆慶時的詔令，明文規定征賦不及八分者，才停發地方官薪俸。而現在把徵收標準提高到九分才算及格，而且還要帶徵往年拖欠的二分，這豈不是百姓要繳納十分以上?地方官害怕完不成考核，必「重以敲扑。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臣以為九分與帶徵二議，不宜並行。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他建議把往年的拖欠合併到本年應交的錢糧總算，能完成八分，就不必處分。戶部同意，獲得皇帝批准，「天下便之」。(《明神宗實錄》卷140，《明史·肖彥傳》)
明代賦稅制度的另一改革是將田賦和力役合併，即人們熟知的一條鞭法。原來田賦按田畝起科，力役按戶丁差派，對於田少丁多的小民而言，力役大大超過田賦。自嘉靖至萬曆初年實行改革，將力役併入田畝，先在地方試驗，後逐步在全國推廣。「總括一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為分解，雇役應付。雖非祖宗之舊制，亦革弊之良法矣」。(《明神宗實錄》卷220)即是說，丁銀併入條鞭之後，百姓不再如前承擔力役，而改由官府從征繳的賦稅中抽出一部分僱人代替。
明代賦稅比清代輕得多，雖地方官吏有勒索苛征，以求媚上司等等官僚制度之下不可避免的現象，但總的來說，在萬曆末年滿洲侵佔遼東，朝廷實行加派遼餉之前，小民還是能忍受的。原因即在於明朝立國，就以保護小民為基本方針，一成定製，後世遵循不敢大變，百姓得享其惠二百年，此當大書特書者也。錢穆論明清兩代，因見明代士夫縉紳可優免賦役，故謂其厚士大夫而賤小民，清代則反是，收賣百姓而刻薄士大夫，未為的論。
清代賦稅既然承襲了明末三餉加派，自然不顧百姓死活。《賦役全書》雖然規定徵收錢糧，明「天啟、崇禎時加征盡行蠲免，俱照萬曆年間則例」，但如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遼餉「九厘銀」實已併入《全書》。而地方官員普遍「將天啟、崇禎年間濫加錢糧仍行征派」。(俱見《清世祖實錄》)無三餉加派之名，行三餉加派之實。百姓無能完納，大量拖欠勢所必然。清初人對於明清兩代賦役的差異認識得很清楚：「明季條鞭，始以銀為額。然條鞭征之七八分，不礙有司考成，是於稅糧徭雜項中，猶存用緩之意也。今起運存留裁扣，總作十分，未完分厘，俱在參處之例。且條鞭既並雜泛而征之矣，故原編存留所以免雜泛之役，今皆裁作正賦起運，則雜泛不得不更派。」其中「原編」即指明代《賦役全書》。又說：「國家(即清朝)《賦役全書》定為經制，是賦之中已兼有役。」即清代制定《賦役全書》，實已將明代雜泛差役併入正賦，故其數額必然大增，否則無法解釋清初賦稅何以能高出明代數倍;而另行差派徭役、加征火耗之類，則變成「賦外之賦」、「差外之差」。(分見《清經世文編》卷29，任源祥《賦役後議》;卷28，許承宣《賦差關稅四弊疏》)無異於百姓既繳納丁銀，還要服各種差役，遂成為雙重負擔。
這裡我想提醒一個非常突出、卻又為治史者所忽視的現象，即清廷以嚴征賦稅及追繳地方逋賦為當時之急務，完納錢糧一項被地方有司視為畏途，因錢糧詿誤多所謫罰乃有至於自殺者。原因即在於「(滿洲)諸王大臣立會計法：凡錢糧完欠，各限十分以定考成。條件苛責，動輒罹網。有司(即州縣官)救過惴惴，無留數月者」。許多剛剛被清軍佔領的地方，就「合新舊而並征」，「勒為令甲」，即定為法令。順治十四年江西曲江、始興、保昌三縣令同時自盡，以至朝廷不得不發布上諭：「保昌知縣白可久因沖邑艱煩，屢受差使凌辱，又為派征西船隻糧料等項，支吾無術，憂激自刎。近見州縣官有自盡者，動稱為此苦累，或實緣錢糧不足供應，不能及額;或委系使差額外勒索，肆行陵逼。」又如，江南名士儲方慶的哥哥河北井陘縣令儲善慶，因滿洲大軍「所過誅責」，在縣衙自盡。罷職受罰的更多。龔佳育到安定任知縣，而前任因為催征逋賦罷職待罪的竟然有二十一人。不僅州縣官，康熙八年駱鍾麟任常州府太守，從前的知府「屢以賦入不中程，或罷，或貶秩去」。差不多同時，韓庭芑任江西督糧道，因「積逋三十餘萬，前官降謫死亡者至十五人」。康熙七年甘肅合水縣令龔蓀因為拖欠賦稅四分，罰追銀八百兩，無奈賣掉親子來充數。而南鄭縣令高世豪死於任上，因拖欠賦稅二千餘，妻子十三人「例當沒官」，即按通行法令把家屬變成官奴。
上述記載有的來源於官修《實錄》，有的是得自時人的碑傳文，清初的世界簡直就是人間地獄。若是民間下層能有記錄，其景象必然更加恐怖。清朝全國統治的建立，使明朝末年以來的社會凋敝又延續了二十年，天下生民為此付出了多麼慘重的代價。我還想指出，玄燁雖然結束了四輔臣的倒行逆施，可是其親政初年毫無與民更始、天下維新的意思。而沒過幾年，由於他的輕率，一舉下令「三藩並撤」，又釀成八年的戰亂，清朝軍隊的巨額費用，最高統治者玄燁竟聲稱不動用民間絲毫，全由朝廷支出，信乎?否乎?
玄燁雖然憑藉帝王之尊，卻不是一個很高明的說謊者，只是無人敢於揭露而已。他雖然高唱「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其實內心很明白，他所說的理由沒有一條能使人信服。比如他宣揚「滿漢一視」，卻對漢官猜忌不已，終其一生，仍認為漢官對滿洲統治者離心離德。他聲稱「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一生「蠲免天下錢糧數千萬兩」，其實是骨髓吸干，還要百姓感激他的「虛恩」。又如他說治理黃河、運河每年朝廷撥給經費為300萬兩，則是信口胡謅。他說朝廷之所以能有那麼多的貯積錢糧全是因為宮庭節儉，玄燁雖說不上多麼奢靡，但其自奉也絕不含糊。清代內務府的工程和規模絕不是明朝太監衙門所能比擬的，江寧、蘇杭的織造沒有一處節省。可以斷言，康熙朝國庫積累絕不是來源於節儉。玄燁誇耀清朝疆域廣大，超越漢唐，但他晚年發起的「準噶爾之役」持續八年，卻勞而無功，反而搞得「海內虛耗」，動蕩不安，難以收場，正像窮兵黷武的漢武帝。漢武帝晚年還有一個改弦易轍的「輪台詔」，玄燁卻連繼位者也安排不好，炫耀武功恰成為一種諷刺。或許玄燁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本朝合法性，是他認為滿洲風俗淳樸，符合中國「古代經典」。可是這種夢囈似的比附落到現實上，又不斷被滿洲入關後對漢文化的傾慕以及奢侈之風所鞭撻。
了解上述背景之後，你還相信玄燁有自信嗎?晚年一遇霧霾沙塵，就疑心有奸相擅權;即位六十年辛丑玄燁想取消在京祝壽，表面是為儲位問題而煩惱，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即聯想到其父順治皇帝於上一個辛丑年暴死。我這麼說，有人可能不信。但到了第二年聖誕，繼承人仍未解決，不是照樣隆重慶祝聖誕嗎?我決不相信玄燁晚年真有自信，否則，何至如此疑神疑鬼，精神緊張?
專制統治下的中國人性：敬畏、自私
2、後人提到康熙朝，想到的就是「康熙盛世」或者「康雍乾盛世」，「盛世」這個稱號是當時就有的，還是後人附會的呢?從歷史看，似乎國人對「盛世」、對強有力的君主總是十分崇拜，比如漢武帝，比如康熙。你如何評價這種「盛世觀」以及「盛世之君」?這種「盛世觀」又有什麼危害?
答：康熙一朝稱為「盛世」，自然是當時就有的。現在有些學者曾花了很大的氣力搜集康熙朝人們歌頌盛世的證據，證明是沒有疑問的。不僅有文人，朝廷士大夫，還有中下層市民。我想，如果有完整的史料保存下來，任何一個稍微穩定的王朝大概都不難找到這種反映。但我關注的是清朝最高統治者玄燁本人也這樣自詡，這在以前的王朝中絕無僅有。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從玄燁提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本朝」之後，朝廷的諛頌之風便空前高漲，對玄燁的吹捧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如我在書中摘出的玄燁六十聖誕，群臣給他加上十二項「古未有也」，當時國內外形勢已經很不樂觀，可是朝廷大臣仍然閉著眼睛不看現實，昧著良心跟著玄燁定下的基調大合唱，這難道不是歷史上最無恥的文字?
你說的國人崇拜「盛世」的傳統心理，我想作一點點修正，把「國人」改為「民眾」，即不包括堅持儒家人本學說、具有某種個人覺醒和獨立意識的那些士大夫和學者、知識分子。他們嚮往的「盛世」的內涵，是國裕民豐，政治開明，似乎並不是指強有力的國家和君主，更說不上十分崇拜。他們觀念中的聖君明王，是上古三代奉行「公天下」的堯舜禹，而不是個人如何強大有力的秦皇漢武。對於唐宗宋祖的肯定，也無關乎什麼「文採風騷」，而是認為在他們的統治下，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至於廣大民眾，則往往將這些王朝的君主理想化，誤以為他們代表了國家、社會和人民。大眾的觀念總是很模糊的，其實只是一種心理期待的反映。而這種心理又特別容易被統治者所利用。
在知識不夠普及、信息極為缺乏的條件下，統治者竭力宣揚提倡並通過科舉教育而為國人習誦的千古綱常具有極其強大的作用，無孔不入，潛移默化，時時刻刻影響著國人的基本心理。對於歷史和現實的真理，人民大眾很難形成明確的意識，即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國的百姓忍受力特彆強，也很容易滿足，只要能苟活於目前，就會承認並歌頌統治者。這與中國歷史所形成的社會結構有關。
二千年專制集權下的郡縣制度，使廣大民眾直接處在國家及其基層政權的控制之下，賦予中國人的人性兩個最基本的特徵：一、敬畏。習慣於仰視上層，對上層卑躬屈膝。從最直接的頂頭上司到基層的父母官，一直到皇帝，權威越大就越是英明，越是敬畏。二、自私。分散獨立、如同散沙的個體家庭，被組織在國家基層機構的密網之中，直接受到國家官僚的統治，無法結合成為稍有自治性質的社會團體。深重的卑微無助感，最大的願望是力求自保，極少能有互助協作，自私成為其基本性格，對於鄰里相對冷漠，沒有同情。即魯迅早已揭示出的中國國民性：自私、缺乏愛心。
自私而充滿敬畏的中國人，最基本的態度是實用主義。有哲學家稱中國人的基本思維特徵為「實用理性」，其實，從中國民眾最為牢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來看，似乎還不如實用主義通俗而貼切。實用主義最根本的特徵就是順應現實，安於現狀，不求改變，對於苦難逆來順受。而謹小慎微、畢恭畢敬、遷就忍耐等等，歷來被視為最高尚的品德。他們缺少遠大理想和浪漫主義精神，懷疑和排斥一切異端和非傳統的東西。他們最相信的是傳統和權威，對弱者卻無比殘暴冷酷。
20世紀40年代，英國學者李約瑟詢問政治經濟學權威王亞南：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特徵是什麼?王亞南回答得簡明扼要：官與民的對立。廣大民眾散如沙粒，而建立其上的國家官僚機構卻異常龐大，這是中國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
近現代中國民眾的生活水平與世界上的先進國家相比，幾乎是最低的。世代掙扎於饑寒交迫的中國民眾，歷來被冠以「勤勞勇敢」的美譽。事實上，永遠不能帶來溫飽富裕的勤勞，最終只能導向屈從和忍耐;貧困使他們失去了個人價值和尊嚴，因而也失去了愛心，在他們的「勇敢」中，蘊藏著強烈的仇恨和暴戾。他們仇富仇貴，仇視一切身居其上的社會階層。但在強大的官僚機器統治下，他們又自感無力、卑微、懦怯。他們竭力忍受，卻又希望天下大亂。他們造反革命，卻又永遠在期待盛世和聖君明王。一旦社會秩序恢復，他們便又如從前一樣戰戰兢兢，忍受一切。他們可以容忍專制政府的任何壓迫和剝奪，卻絕不容忍有人來進行「大逆不道」的思想啟蒙。
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信徒、德國心理學家弗洛姆下面的話有助於我們理解專制統治下的中國人性：「人本身可以適應奴役，但他對奴役的反應是降低其智力和道德上的素質;人本身能夠適應充滿著互不信任和彼此敵意的文化，但他對這種適應的反應是變得軟弱和無能。」長期屈服於專制統治造成了中國人的劣根性，而人性中最缺乏的就是自信。中國民眾從未具備自我設計的能力，反而寧願依賴於專制強權。近現代中國進行的不斷革命，摧毀了傳統社會的一切階級，造成了巨大的「無階級群眾」，也摧毀了維繫社會的許多因素，現代化進程更加速了人們的分子化和孤獨感，專制集權體制下的中國人的基本性格和普遍心理不僅沒能得到改變，反而有所增強，甚至蔓延到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史學領域出現的「盛世熱潮」之所以能持續多年而不衰，就是這種人性和心理的反映。
我說過，玄燁以宣傳本朝成就來為清朝爭正統時，政權的合法性已經不限於傳統意義上的解釋，即如何取得統治權，而且具有使「大多數公民認為政府的統治是正當的，應當得到普遍的服從」的現代意義。對於「現代意義」還可以補充說，作為極度專制集權的統治者，玄燁爭正統的方式有點類似於現代極權主義的大規模「群眾運動」。
玄燁是很善於調動廣大群眾的。僅以關內活動為例，他的「聖諭十六條」明令全國城鄉每月兩次集會宣講，士庶皆須誦習。從二十三年之後，玄燁六次南巡，龐大的船隊沿著運河，經由山東、江蘇到達江寧、蘇杭，每到一處，無不萬民觀瞻，頂禮膜拜。他在明孝陵三跪九叩，弄得圍觀的漢人黃髮白首涕淚沾襟。還有一次西巡。據《滿文硃批》記載，聖體每有不適，各地官員發動僧俗大眾求佛祈禱，一搞就要持續數十天;每逢聖誕，各地市民匯聚起來舉行慶祝。六十大壽尤為隆重，「直隸各省年老官員來京祝萬壽者甚多」。各省商民齊集京城，獻壽的彩棚從暢春園經西直門一直到正陽門，玄燁所經之處，夾道人群爭相歡呼，頌聲入雲。至生日那天，玄燁御殿，王以下文武各官及致仕給還原品官員行慶賀禮，八旗兵丁、直隸各省耆老士庶齊集午門外大清門內叩祝萬壽。隨後暢春園外的宴會更是規模宏大，連續三天，合計六七千人。再看康熙六十年的江南：「萬壽聖誕，正值天氣清和、卉物條暢之際，民間之頌生恆、祝熾昌者，溢於中外。我吳尤稱繁華之地，巡撫吳公暨諸僚屬，並鋪張美麗，仙宮梵宇，普建祝聖道場;舞榭歌台，盡演蟠桃樂府。華燈綺彩，綿亘長衢;火樹星球，光明徹夜。文武官員舞蹈嵩祝，南都人士歡聲雷動。煌煌哉太平之盛觀，圖繪弗能殫矣。」(《巢林筆談》)可是玄燁偏要說他六十年中，除了元旦之外不受慶賀。(《永憲錄》卷1)雍正即位後，立即下諭，因玄燁年年祝壽，各地舉辦道場，不僅民間靡費錢財，而且官員耽誤公事，不得不停止。明萬曆皇帝是比較貪婪的，可是過一次生日用銀七萬兩，遭到朝臣批評。崇禎一樣是守財奴，節儉到了吝嗇，也沒見有什麼頌歌。誰叫他們不會西巡、南巡，接見群眾，宣揚「得天下之正」的呢?康熙朝後四十年，真可以說群眾運動不斷。按玄燁自己的話說：「人民俱中心愛戴，歡心瞻仰，是知民心皆一。」「全國大概無不感激朕恩者。」他好像很懂得體會拉斯韋爾在《權力與人格》中所說的：統治者需要不斷有來自人民的「授權」。那時候還沒有發明接見群眾握手，但只要能得到近距離看上皇帝一眼的光榮，廣大民眾還有什麼不能承受，還有什麼不能犧牲?比起足不出宮的明朝皇帝，玄燁的形象能不偉大?他的決策能不英明?能不受到國人崇拜?生逢這樣的明君，又怎能不說是盛世呢?
作為時代的良知，從來就只是作為社會少數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可惜他們不能獨立，政治上歸屬於統治集團，必須服從帝王的權威，卻又被視為異類;他們想成為人民的代言人，可是又不為廣大群眾所理解。他們實在沒有多少生存的空間，只能依靠可憐的信念和學術以自慰自立，但又不得不在居於支配地位的統治思想和意識中進行掙扎。特別是在兼具極端專制和民族歧視的清代，統治者和億萬民眾齊聲合唱盛世，有幾個士大夫敢跑調?
至於你提的「盛世觀」有何危害，我在第6個問題中一併作答。
清代專制遠甚於明
3、您如何看待明清兩代的開明和進步?
答：我關注的是政治，認為清代專制遠甚於明。
明代君主專制的一個畸形表現即宦官專權，後期尤為突出。皇帝往往撇開內閣，以太監捧出「中旨」(即皇帝從宮中發出而非經內閣草擬的諭旨)指揮朝廷。皇帝何以信任宦官，崇禎說得很坦白，是因為朝官不可信。而士大夫則與皇帝相抗爭，以為「天下治亂，惟在爭中旨。中旨不爭則言官危，言官危則大臣亦危」。明士大夫重新承接宋儒傳統，認為國君必須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以「公議定國是」，國家大政方針必須服從天下公論。這對於專制君主當然是嚴重的障礙，於是形成皇帝與士大夫之間的對立。萬曆皇帝面對廷臣的質疑和攻擊，多年深居宮內，希望內閣能成為皇帝的擋箭牌，為他分憂。閣臣在皇帝和廷臣之間左右為難，基本上還是站在廷臣一邊，否則即怨瀆叢集，無法立足。皇帝若完全不受制約，放手信任宦官，朝臣便無所作為，天下隨之糜爛至無可收拾。英宗朝王振、武宗朝劉瑾到天啟朝魏忠賢，即是明證。至於朝廷凡事紛爭不已，是官僚體制下的正常現象。而之所以官員分立門戶，形成黨爭，按明朝人的理解，根本原因是最高統治者皇帝和內閣失去了擔當，不能裁斷是非。而不是應該禁制議論。這種觀念在今天看來，仍不失其合理性。
明清之際學者談論歷代王朝興衰，往往以「漢明」並稱。滿洲定鼎中原，一方面要宣揚清朝是繼承明朝，即玄燁所謂「朕今所治之天下，即明代之天下」，但更要人們相信大清得天下「自古莫如」，當然遠勝於明朝。清代取消了宦官干政，同時也禁制言官的「風聞言事」。很多人把這一點看作清朝興盛甚至開明的象徵。但絕不能忽視清代是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帶有征服性質的王朝，根本宗旨是要維護滿洲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為此必須嚴厲鎮壓和愚弄廣大漢人，防止漢人士大夫暗中抗衡，故清代專制的嚴酷程度遠非明代可比。這是討論明清專制的大前提。
第一，清代內臣干政並不亞於明朝。皇帝總喜愛依賴少數幾個最信任的滿洲重臣，如康熙朝的索額圖、明珠、佛倫、傅拉塔，或為近臣，或居外省要職。至於玄燁晚年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那是他的精神狀態出了問題。還須注意，清代服務宮廷的內務府機構龐大，比明代宦官衙門二十四監有過之而無不及。雖說以朝官為之而不用刑餘之人，然而內務府總管只用滿洲，絕不用漢人。滿洲大臣對皇帝以奴才相稱，是一種親密的關係。有些漢官也在奏摺中稱玄燁為「主子」，自稱「奴才」，這是自以為有資格套近乎。在所有國家機構中，內務府與皇帝最親密，總管自然是最受皇帝信任的人，像和珅，不但對外廷滿漢官員頤指氣使，就連嘉慶皇帝初年也得看其臉色，能說他不幹政嗎?
第二，更可注意的是，明清兩代內閣的地位、閣臣的身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明後期，內閣為國家決策中樞，「一切軍國重務悉委之閣票」。(《兩朝從信錄》卷1)或曰：「事雖上裁，旨由閣擬」。(《明史·史孟麟傳》)即皇帝不能自出敕令。故時人謂之「國運之否泰，全由相業之污隆」。(《兩朝從信錄》卷1)直承宋人「天下治亂系宰相」之餘緒。清代前期有滿洲貴族的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為皇帝議決軍國大計。內閣只是行政中樞。內閣成員表面上滿漢並置，實則滿洲閣員親近皇帝。玄燁每年夏冬兩季長時間出巡口外，有的年份竟達200多天，全是滿洲閣臣隨行，漢人閣臣就更是只能在京候旨。而不論在京在外，參與御門聽政的閣臣不論是只有滿洲，還是滿漢兼有，閣臣都只能秉承皇帝意指來票擬諭旨，極少能發揮個人見解。這在明代是無法想像的。明代閣臣不同意皇帝的意見，把皇帝的批旨封駁回去，屢見不鮮。皇帝必須同時召見全體閣臣，即在於防止皇帝與個別臣子以「私議」定國是。萬曆用密札與首輔王錫爵商量「三王並封」，群臣得知嘩然，錫爵不得已去職。崇禎皇帝是很專制的，一次單獨召見閣臣周延儒，惹得朝廷大嘩，連篇累牘地上疏質問，這在清朝絕無可能。明代內閣的發展過程是從皇帝的私人參贊顧問最後成為朝廷中樞，而清代則走回頭路，把閣臣以及後來的軍機大臣都變成了皇帝的私人秘書。玄燁凡事獨斷，「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乾隆一句話把問題說絕了：皇帝要求宰相以天下為己任，固然不可;而「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至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徹底從思想上和心理上根絕了士大夫擔當天下的念頭。
第三，玄燁認為明代亡國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宦官，而是朝廷士大夫分立門戶。而其起因即在言官可以「風聞言事」，故必須取消，且屢屢以此警告漢官不能與滿洲立異。與明代相比，康熙朝言官謹遵上諭，朝廷上確實「安靜」多了，但卻絕不是開明氣象。一些學者摭拾片言，不考史實，說玄燁鼓勵「風聞言事」，非把他打扮成開明君主不可。下引幾段玄燁的話為證。二十五年閏四月，「近今科道等官條奏絕少」。十二月「今觀御史，不過左右顧盼，聊以充數，未嘗糾參一人」。二十七年六月，「邇來科道絕無奏章」。三十一年三月，「近日不見一人條奏」。十月，「近見滿漢科道官員建白甚少」。三十六年二月，「自今以後，凡事關國計民生及吏治臧否，但有確見，即應指陳。其所言可行與否，裁酌自在朝廷。雖言有不當，言官亦不坐罪」。三十九年二月，「今惟以大開言路為要務。所言當，則行之;不當，但將原本發還。如此則內外臣僚亦俱知儆戒矣」。十月，「朕欲開風聞言事之例」。但是，四十年十二月，「科道官員糾參不實，例有處分;又或言不合理及生事妄奏者，外轉者有之，罷職亦有之」。五十二年九月，「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太雜。明朝國事，全為言官所壞」。「科道官員今條奏亦稀」。五十四年十一月，「今科道官員雖有條陳，多出私意。若使互相標榜，援引附和，其勢漸成朋黨矣」。不需多作評論，即可知康熙朝實際狀況如何。明朝言官不但彈劾大臣，同時指斥國君。玄燁豈能容得!言官只能糾劾臣子，而且還得稟承意旨。當有需要的時候，比如要收拾索額圖、明珠，玄燁或明諭，或「風示」，鼓勵言官和其他官員揭發;一旦達到目的，就老調重彈，不惜嚴詞恫嚇，讓言官戰戰兢兢。總之收放自如。對於帝王，我們不能只聽其言，還必須觀其行。
第四，最可惡的是，清朝從康熙開始發明了奏摺，即所謂「密折制度」。這是與禁止言事相關的。從制度上說，明朝除了內閣大學士對皇帝的「私揭」，即非正式的個人意見之外，所有章奏全部是公開的，都得見諸「邸報」，即發行到各級官員的通訊。僅舉一例，萬曆朝偶有邊疆軍情屬於機密，不抄發邸報，結果朝論紛紜，不得不取消。而玄燁實行密折制度，親信官員單獨向自己彙報。凡他認為最機密以及最見不得人的事情，比如要明珠在江南購買漢人女子，指示地方滿洲官員監視回籍的漢人大臣如熊賜履、徐乾學兄弟、李光地，出兵準噶爾時，派遣道士在西北前線軍中「作六丁六甲」助戰，以及打聽各地民情，幾乎全是通過奏摺。大臣的無恥效忠，也多是這條渠道。五十年推廣到三品官員，等於是將告密、「打小報告」制度化。許多著作讚揚密折制度，認為提高了辦事效率，實在似是而非。實行密折的結果是，一切大事唯在玄燁掌控之中。他成了全國最有智慧的人，滿漢大臣都變成了愚氓，只有仰承聖諭、俯首聽命。就連官員的私下言行，也全然逃不出玄燁的「睿鑒」。王鴻緒拍馬屁說：「皇上行事，至深至密，人莫能測，真千古帝王所不及。」而不知自己也在監視之中。想起來令人不寒而慄。
明清史大家郭松義先生對我談過明清兩代《實錄》的讀後感：《明實錄》聽到的是眾人的聲音，士大夫覺得這個朝廷是「自己的」，而清代朝廷只有皇帝一個人的聲音。這是非常敏銳的歷史感覺，這種感覺不是一種「具象」，卻是對真實的本質的體味。做歷史沒有這種感覺不行。我們還可以補充說，讀《明實錄》會感到皇帝很愚蠢，大臣很高明;讀《清實錄》則反是，天下聰明全生在皇帝一個人的腦袋裡，皇帝高大無比，滿漢群臣全是侏儒。玄燁晚年發動準噶爾之役，這麼大的事情，我花了很大力氣來探索其起因，沒發現他與誰商量過，更談不上受到什麼制約;而在玄燁決定之後，則全是阿諛奉承。
確實，康熙朝沒有濫殺漢人大臣，「明史案」、「通海案」是民間人士，還是四輔臣時期的事，而戴名世官職也不過檢討，受牽連的多是文人儒生。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滿洲統治者對漢人大臣大體上還算客氣，不像對親密的滿洲奴才那樣隨意打罵呵責。清朝皇帝背負著「邊夷」的歷史包袱，從瀋陽簡陋的八角亭、大政殿進入到雄偉威嚴的紫禁城，在漢官面前得擺出一副莊嚴肅穆的姿態，自然不會做出像無賴皇帝漢高祖劉邦騎在臣子脖子上問自己是「如何之主」，像漢武帝「如廁」見大將軍衛青那樣的事。但清代政權的民族征服和民族歧視非常明顯，除了特權和制度上的滿漢之別，皇權專制的威力還體現在精神上。入仕的漢官在政治上是附屬的異類次等群體，必須謹小慎微，出言行事都得看滿洲統治者的顏色。在這種情況下，玄燁的態度，或者只需稍微表示出一種居高臨下的輕蔑，就可以決定漢官的前途和命運。更何況事實上並不止此。
名儒湯斌教太子讀書，不合玄燁的胃口，公然當眾說「朕不以湯斌為人」，翻譯成白話就是不齒於人類。明代大學士休致，最起碼也得有朝廷的專車護送，可是徐元文回籍，在渡口被旗丁一哄上船，翻箱盤查，試圖截獲贓銀，徐只得忍氣吞聲。玄燁大舉耀兵西北，貴州巡撫劉蔭樞以為軍需難繼，因而觸怒，八旬老人被兩次流放到天山的巴爾坤和阿爾泰山外的科布多。康熙末年大學士王掞諫立太子，被玄燁罵得狗血淋頭，辱及先人。並要把他發配到巴爾坤前線，考慮他年已八十，由其子王奕清代往，至死未歸。玄燁懷疑漢人不忠，動輒斥為「名教罪人」，這是很重的話，被此罪名即難以在士大夫間立足。許多翰林官員僅因「名聲不佳」，即論罪革退，又不啻開啟「輿論定罪」的先例。
不僅在朝，即在籍官員，亦對玄燁之命誠惶誠恐。《漢文硃批》第一冊《翰林院編修仇兆鰲奏為趨赴行宮未能進見上疏自劾折》，是一份難得的材料。四十二年玄燁南巡，仇兆鰲奉命隨眾官朝見，從浙江趕赴鎮江金山，但所乘小船根本無法靠近大隊官船。等候好幾天後，懷揣頌聖詩冊謁見，又碰上正在進供御膳，不敢通報，只能佇立於行宮前。不料官船要啟航，禁軍清道，迴避不及，被巡邏軍士鞭叱驅趕，足陷泥中。他只得「蒼黃失措，因長跪沙石之上，自唱職名，仰盼御舟，迥隔九天之上矣。臣又別喚渡船，逆風追趨，而龍舟神速，已過瓜州。小船不克前行，因遙望叩首而還。」於是請求「應照降罰朝官之例，謹上疏章自行糾劾，伏候聖旨嚴加處分」。足見仇兆鰲心理何等緊張。這類失身份丟面子的文字，多保存在官方檔案館，在個人的全集、文集中大概看不到，歷來如此。與明代相比，清代漢人士大夫變得何等萎縮!專制皇權對人的精神震懾，誠不可忽視。
玄燁對漢人雖外示優待，內心卻甚為猜防
4、「滿漢之別」一直是康熙朝甚至清王朝的一個重大話題。康熙是如何看待漢族官員?對漢人又是如何認識的?比起他的後人，比如雍正、乾隆，他的漢族觀又有何不同?
答：滿漢關係分兩個方面來說。代表民族征服的五大弊政，剃髮、改衣冠是基本國策，不能改變。但圈地、逃人法不再繼續擴大，社會矛盾趨於緩和。
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亂以前，玄燁並無與民更始之意。八年的三藩之亂，各地民眾抗清勢力復萌以及漢人士大夫的傾向，教訓了玄燁。征服王朝下的民族矛盾和隔閡，並未因順治朝大規模軍事對抗的結束而消除，給玄燁蒙上濃厚的心理陰影。如何消弭廣大漢人的敵對心理，爭取漢人士大夫的合作，成為玄燁的首要任務，這一任務又因玄燁意識到漢人的文化優勢而倍感沉重。
玄燁提倡崇學重道，大倡儒風，繼續政治體制改革，京官滿漢並置，堅持御門聽政，當然使漢人士大夫的地位較之順治朝更為優裕。然而雖外示優待，內心卻甚為猜防，時時打擊，處處限制。滿洲貴族仍處於支配地位，漢人士大夫無法在政治上形成勢力與滿洲抗衡，故而愈加疏離，與玄燁當初的預期相去日遠。
到了雍正、乾隆朝，從政治形勢而言，清朝統治已相對穩定。真正的漢人結黨與滿洲相頡頏始於雍正，即說明這一點。滿洲統治者雖然仍懷疑漢士大夫與本朝離心離德，卻似已不必擔心他們有復辟明朝的妄念，所以沒有玄燁的那種憂慮。從個人而言，雍正、乾隆的精神心理要開朗得多。由於玄燁生前沒有確立繼承人，又沒有「遺詔」，雍正繼位便缺少合法依據，上台之後面臨的壓力也很大。但雍正對臣下的信任度比其父要強。而且喜歡賣弄聰明，自出杼機，樂於與臣下打筆墨官司，對答呼應，從中找到知音，獲得支持。乾隆時期財力充裕，漢人服服帖帖，玄燁所背負的精神壓力負擔基本消失，而專制皇權的淫威則在弘曆身上登峰造極。
對「康熙盛世」，我完全不能贊同
5、在您的書中，康熙在早期、中期、晚期的統治是不太一樣的。您如何評價他在這三個階段的統治，或者說這三個階段，他的統治分別有什麼特點?
答：拙著是有這個提法，但並沒有明確說過有一個「早期、中期、晚期」。我偏重於清代政治史，對康熙朝演化階段的劃分也是從政治上著眼。這也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大政方針的目標所在，第二統治方式的變化。
我認為的早期是從他於順治十八年初即位起，至康熙二十年末三藩之亂平定。其中又以康熙八年結束四輔臣執政為標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九年四輔臣時期的主要特徵是阻止和扭轉清世祖福臨的漢化趨勢，以恢復滿洲關外舊製為目標，最大限度地鞏固滿洲貴族和八旗兵丁的政治壟斷地位和經濟既得利益。重新圈地和在東南興起大案，加劇並深化了滿漢矛盾。玄燁親政之後，開始經筵日講，與漢人儒臣有所接觸，停止了四輔臣的倒行逆施，但政治上並無大的改作。經過清初幾十年的征伐，至康熙初三藩在南方的勢力已成氣候，但並沒有背叛清朝的跡象。若是一個成熟的統治者，完全可以逐漸削弱。玄燁年輕氣盛，欲一舉將三藩撤回東北，或許其中也有多方面的考慮，但無疑是輕率的，而且絲毫沒有準備發生叛亂的應對之策;更重要的是，他很可能只看到清朝八旗兵和綠營兵對三藩的絕對優勢，而從根本上忽視了廣大民眾的對抗心理和潛在力量。結果一發不可收拾，戰亂延綿八年之久。這一階段作為早期，不能算我別出心裁，歷史事實很明顯，大約可以說是清史界的共識。
中期為二十一年至四十六年，這一階段玄燁在國內的目標，主要是彌合滿漢關係，使清王朝的全國統治穩定下來。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提倡儒學，恢復經濟，整頓吏治，蠲免賦稅，治理河道，恢復漕運等等，包括從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的六次南巡，及四十二年的西巡。雖然經濟民生上究竟有多大起色還須重估，然而畢竟擺脫了自萬曆末年以來大半個世紀的動亂，進入一個相對安定的時期。滿漢歧視仍然存在，但總的說來政治空氣比較寬鬆。對外方面，玄燁三次親征打敗準噶爾蒙古首領噶爾丹，將喀爾喀蒙古併入中國，耀兵青海，威脅西藏，並與俄羅斯訂立了尼布楚邊境條約。所有這些軍事和外交舉動有兩個特點：第一，不失時機，因利乘便;第二，見好就收，不窮兵黷武。玄燁表現得像一個既敏感又理智的明君。「中期」可以說是富有成就的。如果玄燁沿著這個方向，繼續把握這個尺度，不另生波瀾，康熙朝很可能會逐漸進入一個比較繁榮的時期。
「中期」與「晚期」的劃分以康熙四十六、四十七年為標誌，我比較強調這一點。四十六年在江南捕獲了崇禎的「朱三太子」，將其與暗中的一次復明運動胡亂聯繫起來，次年玄燁即廢黜了皇太子。這兩件事情對玄燁的衝擊之大，對此拙著已有不少篇幅論述。從此以後，朝廷的空氣緊張，社會的控制加強，而同時又全力營造「盛世」，毫無實際效果的普蠲錢糧;以及無端派兩路大軍遠征準噶爾，不惜海內虛耗;在各級官員中大開「捐納」，懸出令甲賣官鬻爵，有的地區錢糧徵收到了「康熙七十二年」。可是終於勞而無功，就連懸缺十年的皇位繼承人也定不下來，導致雍正初年兄弟殘殺。歷史告訴我們，不受制約的專制帝王有多麼大的能量來運動社會，給人民帶來多麼大的災難。有的學者提出康熙五十年之後便進入了「康乾盛世」的「初階」，對此我完全不能贊同。
從康熙朝起，知識分子喪失了學術上的話語權
6、您在書中提到，康熙一個很惡劣的地方就是「開學術專斷之先河」，他為什麼要控制學術?而對於言論控制，康熙也是十分重視的，具體來說，他採取了哪些措施呢?又起到了什麼效果?
答：玄燁的學術專制，拙著中已有說明，比如不能私家著述明清兩朝歷史，禁止私人注釋經書，禁止所謂「淫詞」小說，禁止妄議歷代帝王得失。這些都是極為惡劣的。清代文字獄，是文明史上空前的大劫難，玄燁實為承先啟後。
我說的玄燁「開學術專斷之先河」，是指歷史上有些皇帝主持學術會議，不過擺擺樣子，實際主導者還是儒士。而玄燁卻不惜藉天子之尊，來親自與士大夫一較短長。結果自然不必說，玄燁成為學術上的絕對權威，各個學術領域，士大夫都得遵奉他定下的準則，知識分子由此喪失了學術上的話語權，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
既然說到「先河後海」，就得了解「先河」之前的狀況。我覺得中國古代儒學思想是比較理性和自由的。孔孟不必說了，即使一直為學者否定的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東漢班固的《白虎通》，儘管難免有些迷信，但基本立場都還是人本主義的，是以人道來論說、解釋天命和制度。真正喜歡法家君主專制學說的，是統治者，而不是士大夫。
中國古代思想的兩種傳統，一明一暗：法家站在國家和國君的立場，主張嚴刑峻法，提倡富國強兵，絕對君主專制，是暗流，然而是帝王奉信的主流;儒家的民本思想，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明裡是主流，然而卻限於儒家士大夫。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似乎儒家思想佔據統治地位，實則統治者如汲黯批評漢武帝的那樣：「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即打著愛民愛國的旗號實現其個人慾望和野心。歷代帝王也幾乎無不表面宣揚儒學，而暗中運用法家思想。也就是漢宣帝所謂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因而堅持傳統儒學的士大夫與統治者之間衝突不斷。
漢代儒士不僅批判二世而亡的「暴秦」不遺餘力，即對於好大喜功、開疆拓土的漢武帝也斷然予以否定。昭帝即位之後召開的「鹽鐵會議」，以賢良文學代表的儒家對武帝提出尖銳的批評。宣帝想為武帝立七廟，遭到夏侯勝的激烈反對，即便下獄也不屈服。這些都是證明。後人推崇唐太宗是因為他從諫如流，輕徭薄賦，民族平等，而不是他的「強有力」。對於宋太祖，人們讚揚的是他立國宗旨在於減輕百姓負擔，更重要的是尊重知識分子，明確國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且立誓「本朝不殺士大夫」。明朝人肯定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因為他注意到培植小農經濟基礎，肯定明成祖朱棣，是因為他征討北元，而對於這「二祖」作為忌刻嗜殺的暴君，都是加以無情鞭撻譴責的。
我想特別說一下現在人們對於宋儒的一個誤會。不但普通人，即使是專業的歷史工作者，也認為中國古代後期「三綱五常」的強化要由宋代理學家來負責。其理由大致出於兩條：一是提出「存天理，滅人慾」;一是程頤和朱熹都說過「三綱」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前一條，搞思想史和理學史的學者已有辨析，我只說後一條，而且只以君臣關係為限。自從《禮記》提出「三綱五常」，君臣、父子，即「忠」與「孝」孰輕孰重的問題，漢晉時期即有不同理解，相互爭論，沒有定論。後世逐漸以君臣父子並論，直到清初黃宗羲才斬截做出劃分，認為父子關係是天然的，而君臣關係只是契約。
宋明學者雖然都說君臣之情同於父子，然必須符合於「義」。所謂「君臣之義」，即朱熹說的「君臣以義合」，亦孔子所謂「事君以道，不可則止」，則義即道。朱子說：「《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才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此義。」又云：「道合出仕才仕，便是義。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並見《朱子語類》)顯然，朱子之意，出仕與否，皆可以為義，亦皆可為不義，要在以能行道與否為去就。君臣義合，即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既去，不當官了，則無君臣之義，又豈有死君之理?果然有死，則是死國，死親，死道，乃為義。
與人們通常的理解不同，程朱理學並非要強調「三綱五常」的絕對化，倒是相反，程朱將「三綱五常」納入「義」或「道」中來解釋。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亦僅指「三綱五常」屬於那個歷史發展階段所無法超越的社會基本關係，並未將其絕對化。再舉兩段《朱子語類》：如解釋《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僻焉」，云：「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不可以不爭。」解釋「人之其所畏敬而僻焉」，云：「如事君，固是畏敬，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由此可見，每對關係雖有主從之別，但必須依靠雙方來共同維持。又云：「人情自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至於父母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所敬畏莫如君父，至於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敬畏而不敢言!」足見朱子論「三綱」並非絕對化的服從。程頤說得更直接：「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質言之，作為仕進的臣子，治道之本在格君之非。這是何等的擔當精神!有人不滿意朱熹，說他只有「正心誠意」四字。朱子回答道：不錯，我就是面諫宋孝宗也「惟此『正心誠意』四字」，即當解作「格君心之非」。
治道之本，又在於愛民。關於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朱子說：「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繫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質言之，國君之所以尊，在於為民。臣子的責任即在於促成國君對人民負責。國君失掉了自己的責任，即為「民賊」。臣子絕無為「民賊」效忠殉死之事。對此孟子已說得很明白：「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朱子進一步解釋：「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程頤說得更駭人聽聞：「武王伐紂，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順天命誅獨夫，自然不須固守君臣之義。君若濫殺，則殺之亦不為非。其中的邏輯關係是再清楚不過了。
真正強調三綱絕對化的，只有專制帝王：「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盡孝盡忠，古今之通義。有國家者，修之則治，紊之則亂;為臣子者，從之則正，悖之則邪。自古迄今，未有能易者也。」(《三朝要典》天啟六年上諭)要害即在「君臣父子」並提，強調臣子絕對服從，不得有絲毫冒犯。即使為君者不君，為臣者亦不能不臣。這與儒家的傳統政治準則大相徑庭，然而卻成為制約臣的教義。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在理論上的一大突破，即特地將父子與君臣作了嚴格區分。又說：「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實開啟現代知識分子之先聲。
之所以能有此種認識，乃因宋代平民出身的士大夫力量壯大，衝破了此前庶族與門閥的社會藩籬，從而形成國君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士大夫既「以天下為己任」，自然不會絕對效忠於國君。朱子論本朝國君，除宋太祖外，沒有一個是他肯定的。明初專制皇權強化，然中期以後士大夫逐漸復甦，至明末，由「公議以定國是」已成為士大夫的共識，「國是即是公論，公論明則國是定」。「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萬曆皇帝喜歡第三子，故以密札與首輔王錫爵商量，不立太子，而「三王並封」。群臣得知，以為「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士大夫對國君的批評無所顧忌。萬曆皇帝「恥為臣下挾制」(《明神宗實錄》卷257)，多年躲避在宮中，經常將章疏「留中」即扣在宮中不發下來，以暗中與朝臣較勁。結果被群臣攻擊得體無完膚，即其宮內私生活，也時時形諸章疏。而那位自稱「君非亡國之君」，嚴令「一切奏議有關國計者，遵我祖宗舊章，不得妄議紛更」(《山書》卷1)的崇禎皇帝，照樣飽受訾議，當面指責他秉性苛刻的不乏其人。對於他的剛愎自用，大學士劉鴻訓說他「畢竟是沖主」。(《明史》本傳)周延儒則說：「這樣的國君，如何輔佐他中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煤山自縊，朝臣數千人改投新主，從死者僅二十餘人，實際上已被絕大多數士大夫所拋棄。而且崇禎自縊屬於「君死社稷」，故所謂的「臣死君」，實為大明二百七十年的天下而死。
還須指出，士大夫與國君的君臣綱常在理論上既須合於「義」，則可以仕，也可以不仕，很有點類似契約關係。入仕為臣，即有忠君之義，其理想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但要做到這一點，首要任務就是「格君心之非」，勸諫乃至批駁君主的各種「非」。當然，既為臣，就必須遵守君臣綱常，要承受國君的種種懲罰，詔獄、廷杖，甚至處死，都得盡其愚忠，不得有半點怨言。另一方面，作為國君一方，不僅要禮敬臣工，而且在提倡「共天下」的士大夫看來，還意味著皇帝本人要對國家興盛衰亡負責。萬曆死後不久，御史張潑上疏指出：滿洲起兵反明，是「先帝釀之」。(《兩朝從信錄》卷1)即使對在位的統治者，大小臣工也不含糊。天啟年間，首輔葉向高草擬詔告天下，中有「朕實不逮，貽累吾民」一語。皇帝看了不高興，派中官讓向高改掉。向高說：「感動人心，實在於此。」竟不改。(《罪惟錄》卷13)崇禎二年清軍入關，蹂躪畿輔，劉宗周上疏說：「國事至此，諸臣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其)咎。」(《劉蕺山先生集》卷9《冒死陳言疏》)總之，明朝士大夫決不會認為國君是最英明偉大的。既身為最高統治者，即對國家的成敗負有責任。
君臣綱常的契約關係不是終身制的，是否解除這種契約，士大夫有選擇的自由。自萬曆中期以後，朝臣掛冠而去的司空見慣，朝廷雖覺有失體統，聲言懲處，但很少實行，充其量亦不過奪其仕籍。但士大夫不以為意，照樣倘佯山水。此即「進退貴於自決，臣子之節也」。(《兩朝從信錄》)天啟時劉宗周目睹朝廷黑暗，上疏求歸，即以「古人之訓曰：『君子進以禮，退以義。』進必以禮，故進而足與有為;退必以義，故退而足與有守。兩者相反而實相成，乃稱臣節焉。臣之進而不足與有為，亦既曉然自信於平日矣。一辭而退，終身不再計，臣之義也，尚敢復問人間事乎?」而當「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為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何等決絕!雖以「藐視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恣放」，革職為民當差，追奪誥命，然其浩然正氣不可稍奪。黃道周被崇禎褫奪官職，回到家鄉後「堅卧不出」，拒絕起複。弘光朝復出，奉命祭祀禹陵，留連多日。舟泊龍江灣，夢見高皇帝朱元璋向他呼喊：「卿竟舍我去耶?」道周回答道：「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若記載屬實，則為其潛意識的流露。朝廷既已負我，我即無復有責任效忠。至於其後來率兵對抗清朝大兵而死，則是殉國，自不屬於為國君而死。
入清以後的許多年，一些人已不是明朝遺民，然而仍甘於清貧窘迫，也不應試做官。除了對明朝的懷念之外，很大程度上是認為清朝政權不合法，中國已是一個「無道之邦」，而不是自己的祖國。這也屬於堅守一種信念，不把自己套在「君臣綱常」這根繩索之中。
我這麼啰嗦，無非是要說明，在宋明兩代的政治空氣下，不可能有哪一朝的士大夫會頌揚本朝為盛世，更不可能有國君自吹本朝為盛世。真要是那樣做，必然遭致議論叢集，豈不成了笑話?宋儒經常搬出堯舜禹「三代」作為理想社會的楷模，正如海外學者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所嚴格論證的，那只是為了用理想中的社會秩序來安頓現實的社會秩序。按我的理解，就是教訓統治者，因為如何實現三代之治所需經由的那個「道」，掌握在士大夫手中，即「治統」必須服從「道統」。即明人說的：「法者，天子與天下公共之法也;法公於天下，則持法者亦必准天下之公議，而適於平。」(《山書》卷1)以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治理國家必須依靠法制和憲政。
但是，宋明以來的優秀思想傳統到清代徹底中斷了。朝廷的漢官完全匍匐在統治者腳下，拱手向滿洲皇帝交出了「道統」，於是滿洲皇帝玄燁便集「治統」與「道統」於一身。既然連「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本朝」這樣的口號都能提出來，「超越三代」自然就成了本朝的定論，這樣的統治者還能不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聖君明王?一旦如此，誰還敢於提出批評，不怕抹黑本朝?須知「明史案」、「戴名世案」僅僅只是真實地記載了歷史，就得抄家流放殺頭，牽連數十、上百人。殺掉戴名世之後，清廷即宣布了「自古得國最正」。而後，玄燁為了給清朝爭正統，親自來安排歷史統緒，不惜胡亂更定歷代帝王廟，理由就是不許「書生」來「訾議」、「指摘」、「評論」歷代帝王過失(《清聖祖實錄》卷284，292;《永憲錄》卷1)。歷史是非尚且不能存真存是，哪裡還容得對現實進行批判!一個不容議論，更不容批評的王朝，還能侈談進步嗎?
清代盛世下產生了乾嘉考據之學，不錯，學術是有了某些進步，可是犧牲了思想。沒有了思想，哪來的正義和道德?這樣的盛世其價值何在?能使中國強盛嗎?能使中國健康地成長嗎?能維持多久?道光以降，被外國人打得懵頭懵腦，魏源的《聖武記》能是救世良方嗎?最後不是還得「師夷之長技」，向西方學習;後來又認識到僅僅學習西方科技還不夠，還需要學習人家的制度和治國理念。這曾經是中國史學界公認的歷史結論啊!虛心檢討清代盛世之後，我認同哈耶克的觀念，即拙著《自序》所引的那一段話：強大的國家並不是文明進化的頂峰，其實經常標誌著文明進化的結束。
玄燁的本質不但是專制帝王，而且是滿洲特權群體的「主子」
7、正如您所言，在專制帝國，君主的性情、品格、意識、情趣等等對王朝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那麼，在您心中，康熙是一個怎樣的皇帝?是什麼經歷塑造了他的此種性格?
答：關於玄燁的性格和心理，我在澎湃網的採訪稿《康熙真的是盛世聖君嗎》中已經說過不少了，見該網2015年11月22日《思想·私家歷史》欄目。這裡我只想再強調一下，不能把統治者一般的個人性格，比如風趣、和藹等等，與其由專制體制決定的本質性格相混淆。一些著作對前者津津樂道，而實際上在歷史中起作用的往往是後者，而不是前者。玄燁絕不是暴君，如果不算晚年，他還算是理性的，比較能剋制自己的情緒，而且富有憂患意識。但更重要的是，這些特點和性格服從於什麼樣的政治目標，向什麼方向發展，政治效果如何。
玄燁的性格是勇敢還是膽怯?玄燁經常圍獵，自己也為此自豪。據隨他圍獵的傳教士記載，他喜歡勇敢地親手用利刃挖出垂死的野獸的肝臟，分賜給屬下來烤食。但這不能改變他的本性內怯，不敢與敵手相持。三十五年率大軍親征，明明可以一舉擊潰噶爾丹，卻偏偏放跑他，然後滿足於佔領一座空營。
又如玄燁好學該如何看?玄燁早年教育不足，有官方《實錄》可以證明。四輔臣時期，根本沒有開設經筵日講。康熙六年七月，玄燁十四歲開始聽政，給事中藺挺達建議：敕下禮部詳議講讀之規，取內府所藏世祖章皇帝譯定諸書，也就是已經翻譯成滿文的，擇其深切治理如《五經四書》，皆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於聽政之暇，進行講讀。結果只是「報聞」，即知道了，不必行。次年四月，御史田六善又請皇上於聽政之暇，把漢唐宋元四代史冊每天看個幾條，同樣是報聞。到了康熙十年，即擒拿鰲拜、結束四輔臣之後兩年，玄燁在和漢大臣熊賜履的對答中，連南方普遍是種麥還是種稻都不知道，活像章太炎斥責溥儀說的「菽麥不辨」，此時玄燁已經十八歲。後來玄燁雖然動輒吹噓自己的學問，可是各種文獻記載，都找不到他曾像其父那樣有過一段發憤苦讀漢文典籍的情況。
今人寫書，常常稱道玄燁對西方科技感興趣。這當然是一個「事實」，可是也不應忘記，玄燁學習西學的目的，是為了戰勝漢人傳統的「格致」和「義理」之學，成為文化和精神教主。他對於西學是關在宮內學習，從不在社會上提倡。更可笑的是，他更偏執地認為滿語勝過漢語，要把《數學原理》翻譯成滿文來講讀，傳教士們也不得不跟著學習滿語，個中含義也只有研究者自己去體會了。
玄燁說自己對學問很虔敬，其實無比自負。他說自己儒佛道無書不讀，要背便背，要講便講;看完了二十一史和明朝實錄。你信不信?他說中原五嶽之首的泰山起源於滿洲老家長白山，長白山是龍首，泰山只是龍尾，預示滿洲註定要入主中原，令身邊的滿漢大臣佩服得五體投地。你信不信?
人們常常頌揚玄燁的寬容、仁愛，玄燁也喜歡說漢人愛戴他，說漢官至老不願離開朝廷，舍他而去。實則徐乾學、李光地多次請求回鄉。徐後來得以如願，是為了平衡滿洲寵臣明珠的下台。而李光地苦苦乞求多年，好不容易獲准回籍，但玄燁又認為他是漢官的黨魁，甚至懷疑他在家遙控朝局，故連連催其來京，還是把他安置在身邊放心，最後死在北京。再聯繫到戴名世案，聯繫到人民大眾在巨額賦稅下煎熬呻吟，我們還能說玄燁是一個寬仁的君主嗎?玄燁不但是專制帝王，而且是從龍入關、打天下之後要坐天下的滿洲特權群體的「主子」，這才是其本質。而面對廣大被統治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他既疑心重重，時時注意，以防患於未然;又不得不用「滿漢一視」以及各種「仁政」來裝飾自己，故而增加了其表面性格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從而模糊了人們的認識。
過於強調創新，對史學研究來說並不一定是件好事
8、您的書出版之後，引起一定反響，很快有了第二次印刷，您如何看待這種反應?
答：拙著出版已經半年多，也有一點社會反映。至今為止，讀者幾乎全是就我的結論進行評論，卻很少注意到這些結論如何得來的。換言之，注意的是其中所謂的思想性而非學術性。但缺乏學術支撐的思想性，是不能立足的。
書中所收的五篇文章都已發表了多年，遠的7年，最近的也有3年，從來沒見到專業同行進行評論。我自信所關注的都是歷史上的重要問題。我的文章毛病之一是每篇都寫得過長，也自信文字不算冗贅，但極少有人能讀完全文。歷史學術論文不是純思辨，要得出一點點結論，首先要有充分的史料依據，而且要有深入的邏輯層次，絕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的。清史研究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史料太多，更涉及到史料的揀擇、真偽辨析，故尤其繁難。耐心地檢討一本書的學術性是否成立，對於普通讀者或許是苛求，但對於史學專業人員來說則是職業要求。現在人們似乎很缺乏這種耐心，可以僅據某些結論便生好惡，或爭論不休。
現在的學術評估制度體系和價值觀念，使史學領域形成一股風氣，即過於強調創新，過多地強調更換視角，過分熱衷於關注所謂熱點問題，過於急躁地希望被人關注，而忽視了一條基本原則，史學研究的基礎在於清理史實，包括歷史運動和歷史人物的言行。在某種意義上說，更換視角，引入新觀念、新手段，大體都需要做一個重新清理史實的工作，發現被人忽視的東西，有新的發現，新的體會和見識，這樣才能使新觀念、新手段有落腳的基礎，才能創造出真正屬於個性化的東西。清理史實是艱苦的工作，哪有那麼多的創新?而現在經常見到的所謂研究，大多沒有進行「重新清理」史實的工作，不過是利用已有的「資產」，不斷地提出所謂「新解」，其實是在炒現飯。
史學，尤其是古代史，是相對冷僻的領域，社會功效非常有限，幾乎是一個自我滿足的園地，不必過分關注社會的期待。從業者應當有相應的冷靜心態，作好長期艱苦的研究才能出一點點成果的思想和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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