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煥視界：港台都要當心被街頭民主侵蝕自由與繁榮

大煥視界：港台都要當心被街頭民主侵蝕自由與繁榮

童大煥—2014年7月5日星期六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說：「台灣香港幾乎天天有人抗議，但從沒有打砸搶，因為中產階級力量夠大；而在中國大陸，一旦發生抗議往往就出現打砸搶，因為參與抗議的人以無產階級為主。無產階級最具革命性，也最不負責任。他有房有車，就不會輕易燒別人的車房；否則，他看到別人有車房，就痛恨，就要去燒。」

鄭永年教授顯然是以讚賞的態度看待這個現象的。但在我看來這恰恰是香港和台灣的極端危險之處：因為無痛感，香港和台灣完全有可能在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民主泛濫中失去自由與活力，進而怎麼失去繁榮、怎麼死的都不知道。這就像有痛感的人能夠及時得到救治，沒有痛感的人最容易猝死——雖然導致死亡的原因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有痛感的人會得到及時救治，而沒有痛感的人則終至積重難返。舉一個剛發生不久但很快被人遺忘的例子：2012年9月15日大陸多地「保衛釣魚島」的群眾遊行中，西安發生了惡性暴力事件，一位日系車主被砸破腦殼，差點死於非命；瀋陽也發生惡性暴力事件，一家日系車4S店被毀於一炬。當時有山西農大信息學院的學生很擔心地問我：童老師，9·18馬上就要到了，到時會不會更嚴重啊？我很肯定地回答：不會！只要警方一聲令下，神州馬上風平浪靜。

後來的事實果如所料！為什麼？因為這是社會不能承受之痛。雖然當時輿論受到了嚴厲管制，甚至在遊行前幾乎只允許煽風點火，但是這兩件事發生之後，輿論還是幾乎一致地不點名譴責暴力行為。痛感讓我們及時採取正確的行動。但是港台的抗議遊行，因為沒有現場的直接暴力，引發不了全社會足夠的警惕，導致規模越來越大，對決策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深，正深刻地動搖港台經濟繁榮、社會進步賴以生存的自由根基！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倫敦花了150年時間，把香港變成了人人皆知的非政治化城市。而北京只用了不到15年的時間，就把香港變成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城市，每年都有多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這是北京有意為之嗎？當然不是，北京絕對不願看到香港越來越政治化，而是希望它和當年在英國統治下那樣，大家只忙於賺錢、不問政治，結果卻適得其反。這不是最大的悖論，是什麼？」

150年和15年，這是一個尖銳的對比和刺激！但是導致今天的結果，導致大量經濟、社會、文化問題政治化，到底是一隻巴掌拍不響，北京有北京的問題，香港有香港的問題，甚至於我認為，香港的問題要更甚一籌。我的朋友孟雷說的一段話深得我心：「有朋友說，實際並不覺得香港日益民粹左傾的社運趨向是對的，但能噁心一下北京政府總是好的吧。我答，如此，你們才是真不拿香港社會的未來福祉當回事的人啊。試圖以左翼民粹、『大眾民主』來打破專制，歷史上沒有建立起任何一個好社會。中國知識者中對『左』的迷戀這個關必須過，在政治思想譜繫上，你們其實只是小紅衛兵、小毛而已吧。」

事實上，香港的街頭「大眾民主」不僅針對北京，也直接針對香港的「衣食父母」——富商如李嘉誠、大陸遊客及購物客。網路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嗟爾香港，氣數盡矣》，值得每一個真正愛香港的人深入思考。作者認為香港崛起真正靠譜的就一個原因：香港是內地和西方、台灣經貿交流的中轉站。這個條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達到最優，使得香港一躍成為國際級的大都市。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尤其是香港回歸以後，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灣地區的聯繫日漸緊密，直接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容易，那麼為什麼還要走香港繞道呢？而香港人真正的問題在於，大多數人對於發展模式的轉變還沒有意識，不少香港人的心態甚至可以稱得上「不知死活」。這位在文中自稱「委員」的作者認為：「內地人到香港大批量採購奶粉，許多商店貨架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輿論的反響不是『商機難得，擴大進貨』，而是『內地人搶了我們的奶粉』。作為一個以轉口貿易起家，以自由貿易為榮的商業城市，竟然鬧到要動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戶購物……香港一些輿論喜歡批判說香港今日的經濟不景氣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不遵循民意。從以上的諸多案例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第一，香港繁榮與否與香港民意無關，港英政府時期何曾在乎過香港民意？香港繁榮和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倒可以說息息相關。第二，香港特區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從民意，如同蒙著眼睛的毛驢，繞著『民意』這個磨盤打轉。第三，正是因為特區政府盲從民意，才導致重要的決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規、無力改革，無謂的瑣事上卻被泛民派綁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擾。香港居民則被這兩派政客演戲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在香港最需要思考經濟轉型的時候，它悲劇性地滑向了政治挂帥，把民主尤其是街頭民主當成解決一切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狗皮膏藥萬應靈丹！這就是今日香港的最大悲劇！

悲劇源於我們對民主的無知。以民主為要素，社會形態其實分為幾種，從好到壞依次順序是：有自由（由憲政或法治來保障）有民主的社會；有自由無民主的社會；無自由有民主的社會；無自由無民主的社會。最好的狀態當然是第一種，最壞的是第四種。處於中間態的兩種，有自由無民主的社會其實比有民主無自由的社會好得多。香港回歸中國之前的狀態，以及新加坡的狀態，都是有自由無民主的狀態。其實自由外延很大，民主範圍卻很小，自由包含了經濟自由思想和文化自由，民主卻僅限於政治民主甚至選票民主，而選票民主的真正內涵，是只能管刨除經濟自由思想自由之外的公民讓渡的極小部分權利和自由！

換句話說，自由比民主更重要。政治民主只是個人和社會自由的一小部分——政治自由，它也只應該管公共事務那一小部分；個人和社會更大部分、隨時隨地的、每個人都不可讓渡的自由——經濟自由和思想文化自由，民主政治不得染指和侵犯。

再換一個說法，民主可以分為經濟民主（鈔票自由選擇）、思想文化民主（言論和出版自由）和政治民主三大塊，試圖以政治民主侵入其它兩個領域，則政治民主亡，其餘民主也亡。世界上大凡搞不好的名為政治民主的國家和地區，大多數都是因為搞不清楚其中貌似細微實則要命的區別。

但是很顯然，香港這麼多年來愈演愈烈的街頭政治民主運動，正在侵蝕最為寶貴的經濟自由和思想文化自由——而這才是繁榮進步的最根本基石。更可悲的是，兩岸三地許多人對此毫無知覺，甚至不斷在推波助浪。這種街頭民主，不僅到了裹脅自由的地步，甚至到了要脅自由的地步。2014年7月2日，知名文化人梁文道有一則聲明，可見一斑：「收到朋友問候，說我參加港獨運動。當天在「香港獨立媒體網」為籌款，結果相片一截圖就變成為「獨立」站台。我的立場就是反對任何狹隘的族群主義和國族主義；「香港獨立媒體」則一直獨立於財團和政治勢力。一個老被香港本土派和港獨派罵做「共狗」的人，居然成了港獨支持者？」

如果硬要把街頭抗議也說成是街頭民主的話，這是一種最粗製濫造、最容易泛濫失控的民主表達形式。如果政府決策到了惟街頭民主馬首是瞻的地步，那麼社會離混亂無序、禮崩樂壞就只有半步之遙了。況且，不要說你多少萬、多少十萬、多少百萬人上街就代表民主，你把那些不上街的人放什麼位置？他們的意見在哪裡？他們的訴求在何處？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還是沉默的極少數？別忘了香港是六七百萬人口的香港。

民主是需要一整套嚴格的法律程序保障與約束下的政治協商與辯駁制度，不是誰上街振臂一呼、誰聲音大、誰引起更多輿論關注就代表主流民意。這一點，特別希望引起追求民主的人們所深思，否則我們將永遠追求不到真民主。正確做法是：上街有自由，民主有秩序。只要不影響交通和商業秩序，任何人任何時候，上街有自由，這是表達自由的一部分；但是民主有秩序，必須回到議會大廳，回到正常的調查、研究、協商和立法辯論中來。

台灣近年來的情形，和香港大同小異。

載於香港東網2014年7月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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