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晴雯「補裘」意象的詩意美

《紅樓夢》是一部哀艷朦朧的詩化小說,曹雪芹經常運用「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春秋筆法,有意在文本留下敘事空白、歧義和模糊。比如對於雀金裘的產地,學界就一直存有爭議,有的學者就認為雀金裘並非舶來品,曹雪芹是採取煙雲模糊的障眼法,給我們閱讀造成其產地為俄羅斯的視差,它應該是國產的名貴「雲錦」。這兩種觀點貌似矛盾,但並非不可調和,非要坐實反而索然寡味。我們認為雀金裘應該為詩化寫意的,兼有本土和域外之美的詩化符號(薛寶琴就兼有中外女性氣質之美),是小說「色」與「情」互為一體的象徵體,是作家追憶往昔歡樂的心靈幻象。黃凌雲先生曾談到:「雲錦是曹家叱吒江南時進貢皇室的珍貴物品,也是家族輝煌的象徵物,在《紅樓夢》中則成為作者追憶往昔的符號。」(《雲錦:《紅樓夢》中追憶往昔的符號》)從作家創作心理詮釋「雲錦」意象,可謂卓有見地。因此曹雪芹在《紅樓夢》里追憶華美絕倫的雀金裘,流露著他對家族繁華不再、人生榮華幻滅、青春真情永逝的多重輓歌意緒,類似李商隱《錦瑟》詩末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所呈現的哀感頑艷之詩境、詩情、詩味。

中國古代各體文學的農耕文化因子根深蒂固,涉及到生存需要的衣食住行,其中衣一直被列在首位。男耕女織的社會分工,形成人們對女性紡織手工技藝的極端推崇,德言工貌並舉,女紅由現實技巧層面上升到倫理道德視界,被列為古代各個階層女性的「四德」之一。我們認為織女是晴雯潛在原型之一,晴雯的女紅只能來自於織女神助。織女傳說是西王母女兒,晴雯死後也化為掌管芙蓉的花神,織女由天上到人間,晴雯由人間到天上,兩者生命軌跡相反相成,在神話與現實的逆接中呈現不盡的詩意張力。《紅樓夢》對晴雯服飾實踐的描寫僅有「補裘」這一例,但曹雪芹以一寫多,用他的傳神之筆將她服飾技藝之精湛演繹得淋漓盡致,生成深婉奇幻的詩意美。作者反覆渲染鋪墊,為晴雯女紅的超凡絕倫接連蓄勢。先借賈母之口交代賈寶玉穿的這件雀金裘是從俄羅斯進口的稀罕物品,「白玉為堂金作馬」的賈府也就剩下這麼一件,被燒了一個洞後,街上的許多能工巧匠連見過都沒有,就沒有人敢攬這件活,麝月說眾丫鬟唯有晴雯會界線,至此晴雯的巧、俏和勇相互激蕩,層層鋪墊,不斷轉折,在縱橫開闔的節奏中生成絕響,凸顯她才貌雙全、情深意切、孤標傲世的詩情韻致!至於晴雯是何時何地與何人學的這一絕活,我們無從得知,也斷然不可以寫實來考釋,因為這正是作者「目送飛鴻,手揮五弦」的詩家之筆。

曹雪芹寫晴雯補裘,不是孤立的服飾人生意象,是把它與太虛幻境里的女媧補天神話,以及絳珠還淚敘述遙相呼應,創設出一個包孕豐富的生命詩意鏈。女媧與晴雯、天與裘、補天與補裘,警幻仙姑與晴雯,太虛幻境與大觀園,神瑛侍者與賈寶玉,絳珠還淚與晴雯補裘等構成多重對應「共時性」(榮格語)關係。啟迪我們:這裡的「天」,不只是什麼封建社會的天,也是文化之天、歷史之天、心靈之天、情感之天、審美之天,生命之天等。「天」與「裘」同為曹雪芹追憶中的審美意象,「天」具有人類遠古時期的蠻荒性,「裘」(雲錦)具有曹氏家族繁華富貴的特指性,它們共同指向是美的幻滅。晴雯不僅與黛玉有對應關係,她與女媧和警幻仙姑也有比對,女媧補天與晴雯補裘寄託了曹雪芹的女性崇拜,以及要為閨閣昭傳的創作心理。警幻仙姑與晴雯,暗示出賈寶玉與晴雯之間的關係正是警幻仙姑所謂的「意淫」,一種異性之間超越了肌膚之親的精神之戀。賈寶玉是被女媧遺棄的,「無才補天」的頑石幻象入世,蘊含曹雪芹等歷代文人懷才不遇的失落感。晴雯「補裘」時強支病體的捨命行為,也許只有母親對兒女才能做到這樣舍我和至愛,因此晴雯也可視為賈寶玉「戀母情結」錯位後的泛化對象之一。晴雯「補裘」,類似於絳珠還淚的報恩情懷,寄託曹雪芹無才補天的心理補償,抒發他「士為知己者死」的文人入世心理,也隱含文人反抗社會時代的先天不足,總是在統治者允許的體制內折衷、調和與修補的文化人格定式。「雀金裘」被火燒的洞,晴雯可以修補得完好如初,賈府貴族「自殺自滅」之火(禍)卻不可收拾,正如孟子曾引用《尚書·太甲》語「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頑石是遭女媧遺棄未能「補天」,晴雯是已經「補裘」竟然被驅逐出大觀園,兩者相輔相成,形成曹雪芹自憐、自戀、自罪、自我救贖的多元心態,即王國維所謂的「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紅樓夢評論》)至此現實、理想與神話,作者、晴雯與小說其他人物構築人生情感、心理、命運的多聲部復調美。

晴雯補裘猶如小說中的「風月寶鑒」,我們很容易只對她正照,體認晴雯對寶玉的一往情深,完全認同曹雪芹的貴族主子心態,一味讚美丫鬟捨命回報主子平日對她的呵護體貼,戚序本《石頭記》第三回對絳珠還淚點評:「其人不自惜,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為之惜乎?所以絳珠之淚至死不幹,萬苦不怨。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悲夫!」戚廖生對林黛玉之評,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移植到晴雯身上。人們很少對晴雯補裘反照,透視被它遮蔽了的寶玉與晴雯之間實質上的不對等,因為寶玉付出的不過是小恩小惠,晴雯回報的卻是自己全部的情、才,甚或生命。類似蒲松齡《聊齋志異》描寫田七郎為了報富家公子的救助之恩,付出了犧牲生命的慘重代價,蒲松齡不無悲憤地寫到:「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古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由於家庭背景、物質財富、社會地位的懸殊,其間很難建立真正公正對等的情誼。傳統的報恩理念,隱含內在的片面不合理性。誠如魯迅在《燈下漫筆》揭示的:「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晴雯不正是常以「二等主子」自居,譏諷襲人、擠兌小紅、整治墜兒、迷失了自我,被賈寶玉透支了生命依然無怨無悔。如果我們今天對作者貴族主子曹雪芹的思想黑洞缺乏甄別,就會與作家不自覺形成隔代「合謀」,遮蔽晴雯個性泯滅、性別意識缺席、對自我角色意識反省不足的深層人生悲劇。

「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秦韜玉《貧女》)晴雯對自己後來被逐出大觀園,一直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她離開時病懨懨四五日水米未進,只允許帶了貼身衣服,余者好衣服留下了給別的丫鬟穿,回家後很快就夭亡,正如甄士隱《好了歌注》對現實人生的揶揄:「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不管晴雯多麼美麗,其服飾技藝多麼高超,為寶玉補裘如何拚命,都無法改變她被逐出大觀園的殘酷現實。大觀園裡的首席「服飾大師」(胡文彬語)被驅逐時,卻除了貼身衣服余者一件不讓帶走,她的美麗靈巧在封建社會家庭竟然被視為「原罪」,沒有給她帶來幸福,反而加劇了她的人生悲劇,彷彿女性誰越美麗多才,命運就越悲慘,死亡得也就越快,呈現出對她生命存在的詩意反諷。中國封建社會現實與倫理綱常的冷酷荒謬,於此可見一斑。

曹雪芹「滴淚為墨,研血成字」,創造出石破天驚,詩意蔥蘢的《紅樓夢》。它要求我們品鑒人物意象,必須用一顆詩心,才有望體認其生生不息的內在生命律動。「晴雯者,情文也。」(境遍佛聲《讀紅樓札記》)晴雯補裘的詩意正是一種真情、悲情、痴情、狂情、美情、乖情、不了情。它寄寓說不盡道不完的人生況味,留下了永無謎底的謎,生成沒有終局的餘韻。後世對它的釋讀,肯定還會持續下去,不斷超越我們這一代人的浮淺缺失,一步一步逼近晴雯生命詩意存在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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