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強項就是他的故事——專訪莫言小說瑞典語譯者陳安娜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記者 李乃清 發自上海

日期：2012-10-22

以前很多人批評這個獎太政治化，現在有人批評說這個獎不夠政治化。瑞典有句俗語：「無論你轉身多少次，你的屁股還在你後面。」意思是說，無論你怎麼做，人家都會說你不對

陳安娜（攝影-Ola Kjelbye）1

2009年10月15日，莫言在法蘭克福書展上為外國讀者簽名

　　很多中國作家寫過中國農村生活，但他們實際上是城市人，文化大革命下鄉後他們就寫他們看到的一些事情，是從外面看，但莫言是從裡面看，他本人也是農民，所以他能描寫這些人的心理，不光是他們做的事，他們心裡的東西他能寫出來。

　　「他寫的人物不是那麼簡單，不是一個人很好或很壞，而是又好又壞。一個人可以對別人很壞，同時你可以感覺到他對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也可以很溫暖、很幽默。這些人很複雜但很真實。他很真實，但又有像魔幻現實主義的很多奇怪東西，比如剛出生的孩子會和閻羅王一起談話，一個人變成豬或變成驢等等這種很奇怪的東西，把這些很真實很魔幻的東西都弄在一起。這讓我覺得很有意思，看時就覺得很有滋味。」

　　10月13日，莫言3部小說的瑞典語譯者陳安娜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電話專訪，聊起她讀莫言作品的感受。

　　莫言曾在微博上表示，他在瑞典出版的《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勞》3本書的譯者均為陳安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揭曉前，陳安娜就曾表達了她對莫言及中國文學的信心：「如果他得獎了，我當然非常高興，因為我是他的譯者，而且我喜歡他的作品。如果他得獎，不光對他個人有好處，對中國文學在外國也有好處。如果他今年不得獎，我覺得可以再等，因為很多得獎的人已經等了很長時間，或者過5年，或者過10年，這個早晚都會有，如果不是他那就是其他中國作家。」

　　10月11日，瑞典學院宣布莫言問鼎後，陳安娜在微博上發了太陽和蛋糕兩個圖標。這條以示祝賀的微博引起近五千條轉發，許多中國網友在評論中致謝，稱讚她是「中國文化的使者」，「譯者功不可沒，好的翻譯是作品的重生。」

　　陳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本姓古斯塔夫森，因嫁給寓居瑞典的中國作家、翻譯家萬之（本名陳邁平）而隨夫取了中國姓氏「陳」。1965年出生的她，高中畢業後先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學院師從著名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等學習中文及中國歷史等課程，後成為隆德大學漢學家羅斯招收的首批中文博士生之一。

　　採訪中，陳安娜謙虛道：「到現在為止，我可以說自己還是個業餘翻譯家吧。」她在瑞典的本職工作為圖書館管理員，曾獲得瑞典學院授予的2008年度最佳圖書館管理員獎。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陳安娜開始翻譯當代中國文學，譯過莫言、余華、蘇童、韓少功、虹影、馬建、陳染等中國作家，及裘小龍、哈金的英文作品，至今已出版譯著三十多種。因譯筆優美，還獲得過瑞典學院授予的文學翻譯獎。

翻譯最大的困難，是把作家自己的聲音找出來

　　人物周刊：你最早讀莫言的小說大概是什麼時候？讀的是哪部作品？

　　陳安娜：應該是90年代初，看的第一部作品是《紅高粱家族》。我最早是在書店裡看的葛浩文的英文譯本，那時在瑞典不容易找到中文書，看了英文版覺得很不錯，後來買到中文版，因為覺得很有意思，就試試翻譯吧。這本書翻譯的時間蠻長的，因為那不是我的專業，我有別的工作，而且那時候沒跟出版社簽合同，就是自己慢慢譯。

　　人物周刊：第一次讀《紅高粱家族》，哪些情節給你特別深刻的印象？

　　陳安娜：他描寫紅高粱里那個奶奶的生活，我覺得挺有意思。那時候張藝謀的電影比較早到瑞典，我也看過，電影就是小說的一部分，當時就被那種異國風情的東西吸引，很殘酷又很漂亮，後來多看了他的作品就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偉大的作家。

　　《紅高粱》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東西就是他寫一個人殺了他的馬，馬就在水邊，內臟從身體中流出來，流到水裡，是很殘酷的一種東西，但他寫得就是很漂亮，顏色什麼的，把那種很可怕的東西寫得特別漂亮。而且莫言也是個很感性的人，他不是很冷靜，有的作家，例如我特別喜歡蘇童的作品，尤其是他早期的《米》，就是從外面看，比較冷靜地看一些很殘酷的東西，然後寫下來，那個感覺也非常漂亮。莫言是從裡面看，從裡面寫這些人，你能感覺到作家自己也很感動。我的感受很簡單，就像一般讀者那樣看他的作品，最喜歡的就是他那種講故事的能力，看他的故事，你總覺得他會把你拉進那個世界。

　　人物周刊：你和莫言先生應該也見過幾次吧？可否回憶下與他的交往和印象？

　　陳安娜：見過幾次，但時間不是很長。他跟我丈夫比較熟。8月份我去北京參加一個翻譯會，他也在那兒，給我們講幾句話。但我自己和他說話的時間不是很長。5月份也見過一次面。我覺得他這個人比較謙虛，不說很多話，開會時我們去參加宴會，吃飯時他也沒有說那麼多話，但他站起來說話的時候總是說得很好，很幽默。我就喜歡他這樣的人。

　　人物周刊：從漢語譯成瑞典語，最困難的部分、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陳安娜：好像所有漢語作品，不光他的，其他人的也是，翻譯時最大的困難就是把作家自己的聲音找出來，譯成瑞典語。很多中國人以為最大困難就是要懂中文，實際上每個字你都可以翻譯出來，這不太難，因為看懂比自己表達要簡單很多，而且我可以查字典，可以問我丈夫，如果真的不懂我們可以問作者。但你要找出作家自己的聲音，他那個故事的氣氛，要讓瑞典讀者有同樣的感覺，這不容易。

　　例如莫言寫農民在鄉下用的語言，很自然，不是很知識分子式的那種，你就要找到瑞典語同樣的語言，這不太容易。像翻譯《天堂蒜苔之歌》，那裡面有很多歌，你讀中文覺得很好聽，但很難翻譯，因為譯詩歌很難，既要把意思譯出來，又要把韻律譯出來。說實話，還有一些罵人的話我也覺得很難，中國的語言很豐富，而且罵人方式跟我們非常不一樣，可能是我不太會罵人。反正我覺得莫言的特點不是語言特別難翻譯，有的作家很會玩語言，每個字都精雕細琢，但莫言寫得很快，他的強項就是他的故事。

　　人物周刊：你來過中國多次，對中國相當了解，怎麼看莫言的作品和中國當下現實的關係？

　　陳安娜：他的小說，比如《生死疲勞》也是寫歷史，你可以看到從1950年代初到2000年左右這個社會很大很大的變化，而且他批評得也很厲害，批評那種腐敗，掌握權力的人壓迫那些農民。

　　人物周刊：你是馬悅然先生的學生，可否分享下你們交流中他對莫言作品的評價？

　　陳安娜：這個我也難說，我知道他很喜歡莫言，特別喜歡《生死疲勞》。但你知道，他們還是會比較保密，如果他們真的要喜歡一個作家，也會很小心，不會多說。我知道馬教授也翻譯過很多莫言的短篇，但不太清楚具體是哪些，因為那是瑞典學院的參考資料，他們要研究一個作家，必須翻譯他的很多東西，所以我想馬教授肯定做了些工作。

　　人物周刊：瑞典讀者通過您的譯本認識莫言的作品，他們最感興趣、最欣賞的是什麼？

　　陳安娜：可以說幾乎我看到的所有評價都是很好的。他們最喜歡的就是他能把佛教傳統里的輪迴寫成一種很幽默的東西，一個人死了變成個動物，這個瑞典讀者也會欣賞，會覺得很有趣。像我媽媽也讀了《生死疲勞》，她已經七十多歲，看了小說以後說，有的東西我不太明白，但他有點像我們100年前的作家塞爾瑪·拉格洛夫（瑞典女作家、190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她說，莫言會不會有點像她那樣？因為他也會寫一些傳統故事和神話，很有意思。我覺得說得很對。瑞典讀者讀莫言的作品可能也不會覺得很遙遠。雖然他是寫中國，但我覺得我們都是人，人的感情、人的愛和恨我們都能理解。

　　人物周刊：聽說今年哥德堡書展上《生死疲勞》反響不錯，想請你介紹一下瑞典受眾的反饋。

　　陳安娜：實際上沒那麼多人注意到它。如果不是英美文學，外國文學在瑞典出書很困難。瑞典本來就是個小國家，讀者不多，大部分人對亞、非、拉的作家很不清楚，而且總是有點膽小，他們不敢看。出莫言小說的這個「鶴」出版社很小，裡頭只有兩個人：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和一個年輕點的編輯，還有老頭的姐姐在幫忙。這個出版社是90年代初建立的，原來那個老闆是搞漢學的，現在他們出各國的書，中國的書還不算多，當然也總是賺不了多少錢，但還是繼續努力，因為他們覺得文學很重要，還是應該翻譯。莫言的《生死疲勞》在瑞典大概只印了1000本，剛得獎時，只有幾個報社去報道這個小說，雖然評論特好，但沒多少報紙寫。但這兩天馬上被搶光了，所以，有這樣一個獎不光對莫言有好處，對整個出版業也有好處，他們現在可以賣些書賺些錢，繼續這個工作，這也很重要。

這個獎不是政治獎，是文學獎

　　人物周刊：我知道你還翻譯了余華的《活著》，可否說說對他作品的印象？

　　陳安娜：我翻譯過他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還有最近寫的《十個辭彙里的中國》。我覺得余華也是非常優秀的作家，怎麼說呢？主要是他也會把人的一些經驗講出來，《活著》就是鄉下，《許三觀》就是城裡的生活，這是一個人的生活經驗。他的故事經常很悲慘，同時也很溫暖。他寫《活著》要讓這個人自己講話，那老頭自己講故事，你可以看出來，雖然他的生活很苦，但裡面也有很多溫暖的東西。看的時候有時你真的想哭，比如說他們有個女兒，他們沒法養，想賣給別人，我們不能留你在這，我們得讓你走，看這種東西，你真的很感動。《活著》已被選入瑞典文化部為高中生推薦的100本世界文學讀本，除了《西遊記》里的一部分，中國當代作家只有餘華入選。他們選得很對，我覺得《活著》高中生完全可以看懂，它不難，也不厚，你可以跟著書里的這個人看中國近五十年的歷史。

　　人物周刊：我看今天剛出的一篇關於你的簡短報道，提及你還翻譯過王安憶的作品？

　　陳安娜：王安憶的整部小說我還沒翻譯出來。很多年前一個雜誌做了中國文學專號，可能這裡面有一部分她的作品，就是個片段。中國有很多優秀的女性作家，包括遲子建的作品我覺得也很不錯，她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我覺得瑞典讀者會感興趣，她寫那個故事就是在北方的少數民族，瑞典就有類似的少數民族地區，我希望將來有人出她的東西。

　　人物周刊：這些年來，西方對中國文學的興趣似乎越來越大了？

　　陳安娜：我覺得大部分讀者，中國也好，西方也好，他們的口味就是讀些很簡單的，比如偵探、愛情小說，不太關注外國文學。但有一部分讀者對世界文學感興趣，這個興趣應該是越來越大，對中國的興趣越來越大，因為人家現在也可以旅遊，世界已經變得很小。像我小時候如果想要去中國，幾乎是不可能的，那是很遙遠的地方。現在我們的孩子就會說，我們是不是要去中國或日本度假？現在，你對世界文化感興趣，你去旅遊，去看其他的社會，不會覺得很遙遠，也不會覺得很奇怪。有時候你去過那個地方，不太明白怎麼回事，就想看些小說了解這個社會。再比如說在瑞典，我開始學中文時人很少，很多人就覺得你們怎麼會學中文，很奇怪。現在很多人在學中文，包括幾百個高中生都在學中文，他們每星期就上兩次課，學不到很多東西，但你會對這個語言、這個國家感興趣，他們學的中文可能不夠看很厚的中文小說，但他們會買譯本，這個興趣會慢慢大的，而且我覺得這跟中國的地位、中國的經濟力量也有關係，中國變成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國家，人家肯定會關注它的文學。

　　人物周刊：我記得結果出來前，你發了一條微博，批評「很多中國人好像被諾獎弄瘋了」，你怎麼看中國人對諾獎的高度關注？

　　陳安娜：我就是覺得最近幾個星期，很多人都積極地討論是村上春樹得獎還是莫言，我覺得莫言很可憐。如果你是個作家，很多人在討論你是不是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你會感覺很不舒服。我覺得中國人太關注這個獎，有點過分了。

　　人物周刊：你們這兩天接受很多瑞典媒體採訪，莫言得了這個獎，他們主要關注什麼？

　　陳安娜：以前有很多人覺得這個獎是個政治獎，從政治看的話之所以不給中國就是因為政治的原因。我想現在他們就會明白，這個獎其實是個文學獎，不是個政治獎。是這樣，因為有的人，包括流亡的中國人、在中國的中國人都有批評，說莫言是作家協會的副主席，他也是黨員，不應該給這樣的人，應該給誰誰誰什麼的，他們覺得莫言的政治立場不夠清楚。有人提出這種批評，媒體肯定要報道，媒體要拿出一些好的評論，也要拿出一些不好的評論。有的人批評莫言，也有的人說他在中國當作家就是要這樣做，我覺得有各種評論也很正常，比如兩年前巴爾加斯·略薩得獎，也有很多人批評說他是右派。以前很多人批評這個獎太政治化，現在又有人批評說這個獎不夠政治化。瑞典有句俗語：「無論你轉身多少次，你的屁股還是在你後面。」意思是說，無論你怎麼做，人家都會說你不對。

　　（感謝瑞典駐滬總領事館Jonna Wibelius協助聯絡；實習生黃一菡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