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反對轉基因 『5joys』

2013 年11 月，甘肅張掖市出台轉基因種子「禁令」，該市成為國內唯一一個明令禁止轉基因種子的地級市。圖為張掖市一家種子公司陳列的玉米種子

從技術到食品

從時間線索看，2009年是國內轉基因話題引起公眾爭議的關鍵節點。源起是2009年8月，農業部批准了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同年10月，「華恢1號」和「Bt汕優63」出現在中國生物安全網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准清單》中。第三屆國家農作物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農業部農作物分子生物學重點實驗室主任黃大昉事後也常反思：「之前一直都是在科學範圍內討論的事情，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公眾關注的社會話題？」

已經70多歲的黃大昉稱得上是「中國生物技術發展的見證人」。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他曾兩次以訪問科學家身份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從事微生物分子遺傳研究，後來參與國內生物技術發展戰略的制訂。近些年，他的課題組鑒定克隆了多種新型蘇雲金芽孢桿菌殺蟲蛋白（BT抗蟲蛋白）基因並獲得國際命名，其中部分基因已分別導入玉米、水稻等植物和農業微生物。「從上世紀80年代末，我們國家發展轉基因的態度就是明確的，這是一項中性的技術，就看怎麼去利用。」黃大昉告訴本刊記者，當時世界上的多數國家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發都抱著積極、慎重的態度，把轉基因技術管理納入安全管理是普遍在做的事情。「我們是比較早制訂和實行安全管理標準的國家。1993年，當時的國家科委就出台了第一個原則性文件；1996年，農業部出台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2001年，國務院將其升格為法規。但是這些事公眾都不了解。」

獲得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實際就是對轉基因作物安全管理和安全評價結果的認定，根據農業部頒布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它是利用農業轉基因生物生產或者含有農業轉基因生物成分的任何產品通過審批的前提。而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則負責農業轉基因生物的安全評價工作。這個由從事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生產、加工、檢驗檢疫、衛生、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專家組成的專家委員會，每屆任期3年。

第二屆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中國農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員盧長明告訴本刊：「委員會每年開三次會，每次持續兩三天，工作是對收到的申報書進行評價。」黃大昉認為，安全評價的工作非常嚴謹。「60人的委員會按照分子特徵、食品安全和環境安全分為三個組，三組分別提出意見，最後還要當著所有人從頭說明贊成和反對的理由。安全評價是否通過要四分之三以上委員投票。」「安全評價意見要上報，農業部需要通過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與其他部委意見溝通一致才行。公眾只看到通過的作物，卻看不到沒有通過的要多得多。」

自2006年以來，農業部僅發放了番木瓜、抗蟲水稻、轉植酸酶玉米等幾種轉基因作物的安全生產證書，其中實現商業化種植的只有轉基因棉花和番木瓜。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佟屏亞告訴本刊，一個品種進入商業化生產必須經由農業部品種審定委員會的批准才行。「其間要經歷至少一年的預備實驗、兩年的區域實驗和一年的生產實驗，只有在三次實驗中比較結果都佔優的品種才可能進入商業化生產。」雖然獲得種子生產許可證和種子經營許可證的競爭一樣很激烈，但在普遍認識中，生產應用安全證書至少意味著轉基因稻米向商業化生產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江曉原認為，轉基因問題討論的公眾化在2009年爆發，恰恰是在於此次安全生產證書的發放對象是水稻和玉米這樣的主要糧食作物。「沒有人反對過轉基因技術的研究，也沒有反對過種植轉基因棉花，而是反對現階段在中國推廣轉基因主糧。」黃大昉則覺得，問題核心仍然是公眾對轉基因技術是否安全的不信任，「一方面是食用安全，一方面是生態安全，水稻只是這種不信任的導火索而已」。

在黃大昉看來，國內抗蟲棉的普及是轉基因技術優越性和安全性體現最充分的案例。抗蟲棉的發展背景是上世紀90年代初嚴重的棉鈴蟲蟲害。我國從1991年開始進行棉花抗蟲基因的構建工作，1992年合成了BT單價抗蟲基因，成為繼美國之後第二個獨立構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抗蟲基因的國家。1996年，國產轉基因Bt抗蟲棉就開始獲准種植，當年25萬畝的種植面積佔全國棉花種植總面積的0.35%。

1997年，孟山都Bt抗蟲棉在中國獲得商業化生產的許可，僅僅3年後，2000年，美國棉種的種植面積就達到1064萬畝，而當年國產抗蟲棉的種植面積為550萬畝。根據當年的媒體報道，2001年以後，美國的抗蟲棉在中國棉花主產區的種植面積曾達到60%以上，最高年份甚至超過80%。但是這種局面在2004年得到改觀，我國科學家獨創的花粉管導入法提高了轉化效率，而抗蟲棉種類也出現針對適合種植的區域、成熟時間的明確細分。到2011年，國產抗蟲棉的種植面積已佔到全國抗蟲棉種植面積的95%，全國累計已推廣1.67億畝。

「17年里，我們對抗蟲棉的科普都是從促進農業發展、保證國家農業安全的角度，宣傳用自主知識產權去參與國際競爭。」黃大昉也反思，這麼多年並沒有從轉基因技術的安全性方面給公眾做更多科普工作，「本世紀初，綠色和平組織曾經質疑抗蟲棉破壞環境，但當時只引起科學界一場小小爭論，公眾也並不關心，我們做了簡單的澄清後事情就過去了。」棉花畢竟不是食品，佟屏亞認為，水稻作為半數以上中國人在食用的主糧，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是拿棉花作為參考樣本難以實現的。

食用安全

食用轉基因水稻到底安全不安全？這個問題黃大昉回答了無數遍。他告訴本刊：「現在有些媒體上說"安全性還不確定』的說法是不對的。嚴謹的說法是，根據現行的安全評價、依法審批通過的轉基因作物是安全的。」黃大昉說，其實轉基因水稻的研發工作起步並不比抗蟲棉更晚，「植物轉基因技術被列入"863』計劃，張啟發院士就已經開始水稻的基礎理論研究和轉基因研究。1998年轉基因水稻項目就已經列題，轉基因水稻的安全評價都已經搞了11年了」。2008年，轉基因技術作為農業領域的唯一一個項目，和大飛機製造一起被列入了國家16個中長期重大科技專項。這個重大專項是有史以來投入資金最多的農業科技項目，15年內的投入將達到240個億。這也讓反對者質疑科研利益使科學界形成了「利益共同體」，而黃大昉確認，轉基因水稻的研究時間要遠早於重大科技專項的立項時間。

2012年法國卡昂大學教授塞拉利尼等人在《食品與化學毒理學》雜誌上發表了大鼠長期服用抗草甘膦的轉基因玉米會致癌的研究，這一研究遭到科學界對其實驗設計漏洞的諸多批評。而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蔣高明的研究方向是生態學，對自然生態的研究越深入，他對自然力的強大和自然生態法則的精巧就越著迷。蔣高明相信，物種就是通過生殖來實現隔離的，將微生物引入植物，這種自然界中發生概率幾乎為零的事不可能沒有風險。「為什麼國內沒有一位科學家能夠在支持主糧商業化之前，先踏踏實實做上一兩年安全實驗？不管做出來的結果是怎樣的。他們說Bt抗蟲蛋白只作用於某些特定的蟲子，對人體無害，這怎麼來保證呢？我的原則是連蟲子都不吃的東西，我也不吃。」

而盧長明告訴本刊，蘇雲金芽孢桿菌長到一定階段，身體一端會產生菱形的結晶體，有很強的毒性，被稱為內毒素（或被稱為殺蟲晶體蛋白）。昆蟲食用Bt毒蛋白後中毒死亡，原因是沒有活性的原毒素在昆蟲體內經蛋白酶消化後，產生有活性的毒性肽，作用於昆蟲中腸上皮細胞，與中腸道上皮細胞紋緣膜上的特異性受體結合，使細胞膜穿孔，消化道細胞的離子、滲透壓平衡遭到破壞，最終導致昆蟲死亡。他說：「蘇雲金芽孢桿菌原毒素的殺蟲特異性受其溶解性和昆蟲消化酶體系的影響，必要條件是像昆蟲腸道那樣具有鹼性環境和毒蛋白靶位。在動物的胃腸道內，酸性環境下蛋白質晶體不能溶解，而且不具備毒蛋白作用的靶位點，因而對人畜無害。」「自然狀態下，蘇雲金芽孢桿菌以一種生物細菌的形式生存於土壤和水中。也就是說，我們經常可以接觸到蘇雲金芽孢桿菌以及它產生的毒素。如果這種毒素會毒害人體，就不可能長期存在下來。」

黃大昉則說，我國食用安全的評價標準是以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頒布的標準型文件為指導原則的。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於2003年通過了有關轉基因植物安全檢測的標準性文件CAC/GL 45-2003《重組DNA植物及其食品安全性評價指南》。目前，國際上都是遵循該指南對轉基因食品進行食用安全評價，該指南已經成為國際標準。「這一原則規定的安全評價時間就是90天，因為它是食品，不是藥品。事實上，美國都已經不再要求必須做90天的食用安全評價實驗。」他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用「汕優63」餵養大鼠90天，未見大鼠活動、生長異常。經過對大鼠體重、食物利用率、血液學指標、生化學指標、臟器重量、臟體比以及組織病理學觀察，未發現有生物學意義的改變。「汕優63」的安全評價報告里還有實驗大鼠3代繁殖的實驗記錄。「這已經屬於是自選項目了。」黃大昉說，出於科學表達的嚴謹，科學界不可能表示「絕對安全」，但「現在還沒有造成任何安全事故」。

2013 年12 月1 日，一場轉基因食品嘉年華在北京東城區後山藝術空間舉行，由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轉基因大豆、玉米做成的百餘種轉基因食品在此亮相

生態安全

江曉原的謹慎源自他對科學史的認識。面對轉基因問題的爭議，他能想到的參考案例是殺蟲劑，「殺蟲劑曾被認為是一項重大成就，卡遜寫《寂靜的春天》是在1962年，殺蟲劑推廣差不多15年後危險就顯示出來了」。黃大昉針對江曉原的說法認為，他能夠理解公眾對生態安全問題的關心，但他認為，拿農藥和轉基因技術作比較不恰當，「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技術，農藥對植物、蟲子都有殺傷性，而轉基因技術是由針對性的。我們現在的生態環境早已不是幾千萬年前的原始狀態，基因突變、基因漂移是一直都在發生的，它不是一個穩定狀態」。黃大昉說，自然選擇和人類一萬年前開始的農業耕作都在干預植物的進化，「現在反倒是很多植物的野生種含有的毒素水平是非常高的」。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蔣高明的研究方向是植物生態學，他對轉基因問題的關注始於2007年。「當年我招了一個來自"銀棉之鄉』山東夏津的研究生。」聊天中，蔣高明得知她老家的轉基因抗蟲棉沒少打農藥，在對當地情況進行調研後，蔣高明和學生合寫了一篇題為《轉基因抗蟲棉緣何也要打農藥》的文章，提到抗蟲棉只抗棉鈴蟲，而蚜蟲和綠盲蝽象等原本的次生害蟲反而成了主要害蟲，結果農田中仍然需要大量噴洒農藥。

「我們搞生態研究的，看問題重視的是可持續性。一個問題要看到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抗蟲棉抗棉鈴蟲，那麼我們要考慮棉鈴蟲要去吃什麼？每個物種都有自己的生態位，任何一點變化都可能引起整個生態系統的重新調整，就像盲蝽象從次生害蟲上升為主要害蟲一樣。」蔣高明說，物種的本能就是繁殖後代，而繁殖對策除了增加種群數量就是選擇遺傳優秀基因的個體，「我們在對內蒙古草場進行恢復時發現，越是在牧草很短小、資源匱乏的草場上，老鼠的繁殖能力就越強，他要通過繁殖去增加後代延續的可能性。相反當牧草長到齊腰高時，老鼠的繁殖能力反而也下降了。」

在蔣高明看來，不論動物還是植物，它們的對抗能力產生都非常迅速，「超級害蟲」的出現正是協同進化中會產生的結果。「以轉基因水稻為例，科學家希望通過Bt基因合成的毒蛋白餓死害蟲，但生存是物種最基本的權利，它不吃水稻的葉子，就得吃別的植物葉子，或者莊稼或者雜草。但是，其他作物也都轉了基因，雜草也通過基因逃逸帶了Bt基因，那麼害蟲只有加速進化而與人類抗衡。其結果是，人類需加大農藥用量而抗蟲，這與轉基因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盧長明承認，產生「超級害蟲」和更難控制的「超級雜草」確實是國內安全評價中環境風險的重要內容。除此，還要考察的是遺傳穩定性，以及對於抗蟲和抗病植物，可能改變原有的生物多樣性配置（如一些害蟲或病害減少，另外一些則變化為優勢種），並通過生物鏈的傳遞，對生物多樣性以及生態環境產生影響。「中國是水稻起源的中心，具有遺傳多樣性，野生稻、雜草稻都普遍存在，確實有基因擴散的可能。棉花和玉米沒有野生種，所以問題不大。」

黃大昉告訴本刊，在最近一次重大專項成果報告會議上，國家農業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員會委員、中國農科院研究院賈士榮公布了有關轉基因水稻漂流規律和特點研究的長達12年的工作總結。「他的研究結果是轉基因水稻確實會在普通水稻、野生稻之間有基因漂移，但是他們不能產生種子、無法長時間存活。我們改變的只是水稻的一個基因，它是個孤立狀態，我們現在認為一個物種是有群體遺傳的穩定性的，它有自己的保護機制，不會輕易發生變異。」

對於「超級害蟲」，黃大昉說，我國多種作物套種的農業生產模式反而不利於「超級害蟲」的產生。國家「973」計劃「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風險評價與控制基礎研究」項目首席科學家彭於發曾指出室內實驗研究證明，30多代之後，棉鈴蟲就會產生高達200多倍的抗性，八九十代的時候抗性達到3000倍，這時候抗蟲棉就沒有效了。根據這種預測模型，當初預計在中國7～10年抗蟲棉可能就不能用了。「但是，我們國家小農戶每家每戶或者左鄰右舍會種植多種作物，抗蟲基因只是在棉花上有，其他作物上沒有，所以部分棉鈴蟲會在大豆、花生、玉米這些作物上去危害，這樣就能夠保證每年的自然種群中間絕大部分棉鈴蟲還是能夠被抗蟲基因殺死。所以從1997年到現在，在田間進行系統監測的結果，棉鈴蟲在我們國家至今還是對抗蟲棉敏感的，沒有產生抗性。」

蔣高明則覺得，對於轉基因主糧是否應該商業化的爭論背後，實際上是兩種農業發展思路的比較，蔣高明覺得搞有機農業是現代農業發展的思路。「轉基因種子和草甘膦的使用可以大大減少噴洒農藥和除草的人力成本，這對像美國占人口2%的農民經營的大農場來說是很有效的。但是中國至少有一半人口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就地城鎮化或者是更好的選擇。」

2006年，蔣高明在山東平邑縣蔣家莊承包了村裡最差的一片低產田，土層厚度只有20多厘米。在這片田裡，他開始了自己的生態農業試驗，強調不用農藥、除草劑、添加劑、農膜和轉基因技術，化肥使用量為當地農民的一半。最初兩年，收成並不好，2008年，小麥和玉米兩季加起來才收了1000來斤。「最近的數字是小麥和玉米兩季收穫2000斤，更重要的是地力一直在上升。」蔣高明說。弘毅農場的核心是「牛糞」，原則是「循環」：把被農民燒掉的秸稈加工成牛飼料，產生的大量牛糞一小部分用於產生沼氣，大部分牛糞用來堆肥給農田提供優質有機肥；害蟲則通過「物理+生物」方法防治，用光源誘捕害蟲，在林下養雞，將害蟲變成雞的飼料；雜草通過「人工加生物」方法控制，收穫的無農藥雜草直接作為鵝、淡水魚等經濟動物的飼料。蔣高明說，他的農場每畝地的成本要比周邊農民的地高五六百元。「我們省了農藥、除草劑和花費錢，但是人工成本要高，因為施有機肥和除草的勞動強度比較大。」但是蔣高明仍然認為很划算，「牛肉、豬肉和柴雞通過訂單的銷售，價格是市場普通肉的3～5倍，糧食5個月里全部賣光。我一畝地的純收入有5000元。」

蔣高明認為，生態農業才是中國現實國情下農業發展的思路，它能夠提高農產品的市場價值，提高農民的種植積極性。「以自然村形成新型農業合作模式，500人在1000畝的土地上可以出產上百種作物，而物種的多樣性在生態學上就意味著穩定性。在農業合作社區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專業分工、開展旅遊、商業經營，農民完全可以就地實現城鎮化。」

黃大昉則認為，有機農業作為一種生產方式，它本身是小眾的，不可能作大規模推廣。「它的成本只能讓它成為社會上富裕起來的小部分享受。有機農業無可非議，但是它不該成為反對轉基因技術發展的理由。」黃大昉覺得，轉基因技術能夠使農民減少對殺蟲劑和除草劑的大量使用，它本身也順應了國家生態農業建設的發展潮流。2008年吳孔明院士發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在種植轉基因抗蟲棉前，我們國家棉鈴蟲每年的發病高峰有3次，華北棉區平均每年用藥次數是15～21次，應用轉基因抗蟲棉之後，危害高峰由3次降為1次，防治棉鈴蟲的效果達到80%以上，農藥的適用次數少的只有2次，多的年份是5次。

糧食安全

佟屏亞今年80歲，他說自己大概是農業領域第一位公開反對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的科研工作者。上世紀中後期，他一直從事玉米高產的研究工作，1998年退休、尤其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佟屏亞開始從事中國種子產業的調研和諮詢。他對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的質疑主要在於轉基因是否能夠實現糧食增產、保證國家糧食安全。

「Bt汕優63」的培育者、華中農業大學教授張啟發曾在《科技日報》上撰文指出：「到2020年，我國糧食缺口達9000萬噸，糧食總產量需要增加20%，發展轉基因是必然的選擇。」黃大昉也認為：「至少玉米已經到了非加快不可的緊迫關頭。玉米作為飼料的增長需求是剛性的，現在的增產主要是靠擴大種植面積，單產沒有太大提高。中國社科院的一項研究表明，玉米需求的年增長率是3.3%，而生產增長只有2.2%。」黃大昉認為，玉米不能成為第二個「大豆」。「5800多萬噸大豆的需求量，我們至少要騰出4億畝土地才能種出來，依靠進口的形勢已經不可能挽回。」黃大昉說，最初我國不發展轉基因大豆確實有貿易競爭的考慮，「通過綠色壁壘阻止國外農產品進口，但是最後剛性缺口太大了。」

「玉米的進口量排第一，並不意味著我們就缺玉米。玉米售賣的利潤比較低，所以農戶種植的玉米多數不會賣到市場上。」佟屏亞則認為，農業上保產和增產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轉基因水稻只能抵抗某種單一病蟲害，這屬於保護高產的一種措施，其實它本身並不能實現增產，而只是把節省下來的農藥成本折算成了6%～8%的糧食收益。"汕優63』是福建農科院曾經培育的一個優良品種，通常一個品種的周期大概只有10年。這個品種因為產量下降已經被農業部禁止再在市場上銷售，植入Bt抗蟲蛋白後只是說會比原種的產量好，但是並不會比其他產量更高的品種好。」

佟屏亞說，在農業種植中，增產一直都是個綜合問題。影響糧食增產的因素很多，包括氣候條件，環境因素，國家政策，耕地面積，經營規模以及現代農業科技的推廣與應用等，農業增產是上述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每一項農業科技的推廣與應用對增產都起著一定的作用。如改良土壤、提高農田水利設施、合理施肥、良種良法、病蟲草防治、機械化……這些增產因素中，遺傳育種起到30%的作用。在新品種出現代替老品種而大面積推廣時，可能增加到50%。」

黃大昉承認，現在真正能實現增產的基因還沒有找到。他認為雙方的分歧是對「增產」概念理解的不同。他告訴本刊，美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每畝玉米的產量是400公斤左右，使用轉基因技術後，現在每畝畝產超過600公斤。「袁隆平院士正在研究提高植物光合作用效率的基因，這就很接近增產的概念了，但是非常難，還需要很長時間。」但是佟屏亞認為，這個數據背後恰恰反映了兩國農業種植模式的差異。「從土壤條件和氣候條件上，美國都要優於中國。土壤有機質可以劃分為5個等級，美國平均可以到4，中國只有1；美國的平均月降雨在80～90mm，而中國旱澇災害嚴重，自古需要通過水利工程進行調節。美國玉米的畝產在600公斤左右，中國玉米的畝產是397公斤，但是中國是一年兩茬作物，單畝土地還能出340公斤的小麥。」佟屏亞認為，中國糧食畝產並不低於美國，重要因素恰恰在於土地的精耕細作。

佟屏亞告訴本刊，幾周前，他剛對與北京南部接壤的河北幾個縣市做了調研，結果觸目驚心。「60%～70%的耕地被撂荒，農民不再種植小麥。」農民們的賬本算得很清楚，「畝產1000斤左右的小麥，市場收益只有1000塊錢，除去日益增長的種子、農藥和花費成本，純收益只有500元左右。現在勞動力價格升高，隨便進城找個小工的活來干，一個月也要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佟屏亞認為，過低的農業利潤才是制約國家糧食增產的關鍵原因。被調查的縣市正在動員農民們在撂荒的土地上改種玉米，「玉米不需要太多田間管理，澆水靠天，農民們就不耽誤進城打工了」。在他看來，如何切實解決土地利用效率才是國家農業政策迫切需要關注的方向，「把撂荒土地進行流轉，農業增產的潛力還是有的」。而黃大昉認為，一旦土地實現大規模流轉，轉基因作物將更能顯示其在大規模種植中的優越性。

佟屏亞說，常規育種中，一個優良品種的培植周期往往要10年時間。佟屏亞並不抵制分子生物技術在雜交育種中應用，「因為常規雜交育種本身也是轉基因，不過它不是針對單一基因，而是多基因整體的轉，而且雜交育種的基因轉移是在同種之間進行」。「基因技術可以作為常規育種的輔助手段，通過基因標記，我們可以有目的的保留目標基因，取出其他不利基因，這能大大加快遺傳育種的效率。」

綠色和平組織今年推出了《雙重風險下的轉基因水稻研究》，主要結論是國內培育的三種轉基因稻種涉及孟山都、先鋒、拜耳等多家外國公司的知識專利。報告通過對過去國際案例的分析，認為專利可能對糧食自主權、農民生計和糧食價格等方面產生負面影響，國外專利持有人也可能對農民和種子公司提出訴訟。黃大昉認為，正是為了國家利益，才更要自主發展轉基因技術。「我國對轉基因作物成果判斷的第一條就是是否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基因。」因為中國物種的多樣性，黃大昉說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新命名的基因，中國已經占數量的一半以上，黃大昉認為孟山都等公司確實有佔領市場的商業目的，這點無可厚非。「抗蟲棉我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種植規模擴大後，從來沒有發生過國際糾紛。孟山都、先鋒反而都提出願意與我們一起合作研究。」

公眾議題

這場爭議中，支持者與反對者也許唯一可以達成共識的是：這個話題已經不是單純的科學問題。黃大昉在反思這十幾年來科學界在公眾宣傳上做得遠遠不夠。「我們的政策法規、研究過程都沒有向公眾做科普宣傳。」

對於轉基因主糧的推廣，盧長明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他表達的憂慮也是在於安全管理標準落實的能力上。「中國現在有轉基因的環境標準，但我認為這個標準是形式上的，真正的評價標準還是需要研究的，現有的並不成熟。現在的檢測技術是針對已經批准商業化的，對於已知的東西我們知道怎麼去檢測，對於未知的東西，就算是有影響可能也檢測不出來。我們還需要時間去研究新的標準。」相比於水稻的基因漂移，他更擔心「一旦放開之後可能科研的積極性會更大，什麼東西都往裡面轉，這個監控是非常困難的。作為主糧，這一點的風險很大」。盧長明覺得，謹慎起見，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應該是非糧食作物先行，「棉花、油菜、大豆都可以，因為油里不含有轉基因的成分。但是現在研究水稻的專家聲音高一些，他們會拚命推動轉基因水稻，我們研究油菜的想推動油菜就很難了，因為專家少，聲音小」。

對於這個科學家與公眾信息、認識完全不對等的議題，擁有話語權的資格也成了爭議的一部分。江曉原認為，只承認科學家的話語權是不負責任的。「轉基因主糧一旦推廣，將會推到全國人民的飯桌上，憑什麼全國人民要把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交給少數極力在中國推廣轉基因主糧的人來決定呢？公眾應該享有知情權和選擇權。」黃大昉認為，除了科學家的科普宣傳做得不夠，政府部門也有問題。「政府的態度不堅決，在2009年輿論最熱鬧的時候，政府沒有及時、明確表明對轉基因技術發展的態度，甚至很長時間連專家委員會的名單都沒有公開。公眾意見很大，覺得你們偷偷摸摸的，肯定不是好事。」

江曉原認為，世界上不存在客觀的安全。「安全和幸福相似，是主體自身參與構建的，也就是說，你覺得安全與否很重要。當你心裡覺得不安全的時候，你的肉體就是不安全的。你感到不安全，就是安全還沒有完成構建。」按照這個思路，江曉原把食品分為四類：事實上安全並被認為安全的、事實上安全但不被認為安全的、事實上不安全但被認為安全的和事實上不安全並被認為不安全的。

「當你覺得你所食用的食物不安全的時候，都不能說這是安全的食品，因為此時你的身心健康就會在"客觀』上受到傷害。所以當人民群眾認為轉基因主糧不安全時，它就是不安全的。這樣的話，會不會有一部分安全但是不被認為安全的食品是被"冤枉』的呢？有可能，但是這種"冤枉』是沒有辦法避免的，我們需要時間來驗證它的安全性。保障廣大公眾的健康，比不冤枉某些食品重要得多。」

佟屏亞認為，對於解決爭議最好的辦法就是雙方都能擁有開放的討論環境。「當我們討論轉基因主糧爭議的時候，一旦把爭議問題簡化為所謂的科學問題，我們可能就不會再去考慮背後的經濟利益。」黃大昉比較樂觀，他覺得近兩年科學界不遺餘力地科普宣傳已經開始見到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