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關鍵詞 （三）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文化大革命」運動發生後，由於大學不招生，工廠，商業，服務行業也不招工，僅1968年在全國中等學校就積壓了六六、六七、六八三屆初，高中畢業生近600萬人，成為牽扯到全社會的安定和幾百萬個家庭的生計的極為緊迫的問題。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一文，內容是說，甘肅省會寧縣城鎮一些長期脫離勞動的居民，包括一些知識青年，紛紛奔赴農村，安家落戶的事。該文編者按，寫道：「這是一種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風尚。」同時引用了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的指示。隨即在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城鎮知識青年到農村、農場、生產建設兵團安家落戶，參加農業生產，形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全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達一千六百五十多萬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中央決定停止大規模的上山下鄉，在農村、邊疆的絕大多數知識青年返回城市就業，形成返城高潮。廣大知識青年到農村，到邊疆去，經受了長時期的艱苦勞動鍛煉和生活上的磨難，為開發祖國的不發達地區，為發展農村的生產，農田水利建設，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大批知識青年正當其學知識，學文化的最好青春年華，卻喪失了接受學校教育和繼續升學深造的機會，這就不能不給國家建設人材的培養造成難以彌補的年齡斷層，給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事業的長遠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文化革命的十年，使這十年的青年在多方面失去了應當獲得的。後來有人稱這段時間的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為「缺失的一代」。

五七幹校

為了使「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衝擊而停止工作的一大批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幹部、知識分子有一個安置，以待將來可能重新分配工作，另外，對在運動中被認為是「有問題」的幹部作出處理也需留有一個審查定案的過渡期，因而，毛澤東於1968年10月發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的號召。他認為：「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據此，中共九大以後，全國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政機關，文化教育，科研，事業單位，紛紛創辦各種形式的「五七幹校」(取毛澤東1966年發出的「五七指示」所號召的走「五七道路」之意)，全國有數十萬幹部，高校教師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廣大幹部，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經受了從事體力勞動的鍛煉，也包括身心，精神等方面的各種磨難。雖然增進了對農村的了解，為所在農村的各方面建設做了一些工作，但卻長期荒廢了自己的業務和各自專業領域的創造性工作，從而給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造成很大的損失。

「九·一三」事件

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發動突然襲擊，欲謀國家主席位子，陰謀搶班奪權，但沒有成功。1971年8月，毛澤東去南方几省巡視，在與湖北、河南、湖南、廣東、廣西、江西、江蘇、福建等省黨、政、軍負責人談話時，著重談了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在廬山會議上的表現。毛澤東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而林彪「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廬山的鬥爭是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陳伯達後面還有人」。1971年9月，在北戴河窺測風向的林彪，探知毛澤東在南方的這些談話後，下決心乘毛澤東返回北京前對他下毒手。9月8日，林彪寫了政變命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當晚，林立果帶著林彪的手令和葉群給黃永勝的信從北戴河回到北京，部署發動政變。林立果是林彪之子，1945年生。1966年北大物理系學生。1967年3月，任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1969年10月17日，吳法憲按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副師職)。他們策划了謀害毛澤東的幾種方式，準備先在上海動手，如上海不成，再在蘇州附近的碩放橋頭炸毀毛澤東的專車，製造第二個皇姑屯事件。毛澤東覺察林彪的陰謀，突然改變行程，於12日下午返回北京。林彪的政變計劃破產了。林彪一夥又計劃13日南逃廣州，妄圖分裂中央。但12日晚11時，林彪得知周恩來在追查停在山海關的256號專機後，決定將南逃廣州改為向北叛逃。13日零時32分，林彪帶著葉群、林立果等人乘坐256號專機倉皇出逃，後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墜毀，林彪等人全部摔死。

馬振夫事件

黨的九大以後，全國進入「斗、批、改」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這一階段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清隊」，進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隊工作擴大化。而精簡機構、下放幹部，走所謂「五·七」道路，使大批幹部、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質量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１９７１年，江青炮製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嚴重壓抑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初二( 一) 班學生張玉勤在時交了白卷，並在試卷上寫了：「我是中國人，何必學 外文，不學ABCD，也能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為此，張玉勤受到班 主任的批評，要她做出檢查，學校負責人也在12日初中班學生大會上要求各班對此事 討論批判。張玉勤當時離校後未回家，至14日在水庫中發現她的屍體，她自殺了。事情發生後，縣、公社和學校做了妥善處置。但事情並沒完結，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河南省唐河縣馬振夫公社中學情況簡報》，直接導致此事件的升級，結果班主任和校長都被逮捕判刑。從而進一步引發了全國範圍內對教師的大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