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悲催皇帝死在權力熏天的太監手裡
中國歷史上,漢代、唐代、明代均出現宦官掌權局面,這已為眾人所知,但由於受小說以及戲劇等的影響,很多人認為,明代宦官的權力最大,其實不然;宦官權力最大的應當是唐代。他們對皇帝屢行廢立,曾殺害唐憲宗、唐敬宗兩個皇帝,自行扶立穆、文、武、宣、懿、僖、昭宗等七個皇帝;這是中國歷史絕無僅有的。
唐代宦官權力之所以大到如此地步,主要原因是他們掌握了唐中央軍隊的軍權。
在中國古代的制度設計中,任何權力是都不能分割或制約皇權的,所以,由於歷史經驗和現實政治考慮,皇權對宦官集團是又制約又依賴的關係。依賴宦官,是使其與皇權結合,打擊異己的力量;但是,宦官權力又會因此而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這種權力邏輯,在東漢政治史上外戚與宦官的循環鬥爭中體現得最為充分。然而,利用宦官勢力以保障皇權,也是迫不得已的下下策;因為作為刑餘之人,宦官受到全社會尤其是士人階層的反對。在儒家文化下,士人階層對宦官集團的鬥爭可以說是天然的。
由於以上問題的考慮,唐代像歷代一樣,一開始就從制度嚴格限制宦官的權力。
唐太宗即規定,「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宦官地位不高,而且不許介入政治;即使到了武則天時期,雖然是女主,但也不用宦官;接著到唐中宗的時候,宦官任職七品以上的雖已達千餘人,但五品、三品以上的仍不多。
唐代宦官地位的提高,始於唐玄宗。這一時期,不僅宦官人數增多,達到三千餘人;而任職三品以上的宦官也多了起來,宦官開始成為一支重要的力量,並且擁有了政治權力,比如監軍、出使,其權力甚至大過節度使。長安城中最好的宅子,城效最好的田地,包括果園池沼,一半左右歸宦官所有。這是唐初不可能出現的情況。
這個時候,皇權也開始依賴宦官;因為李隆基在位已久,完全怠政,由於古代的宮禁制度,宦官成為溝通皇權與政府的重要途徑。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權力極大的親信宦官出現了。
唐代第一個大宦官當屬高力士。史載「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進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所有的文件都經過高力士,小事情就由他自己決定了,不需要報告玄宗,可見其權力之大。關鍵是,由於玄宗的怠政和信任,高力士有了建議用人的權力,當時的將相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矜慎、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人,都是經過高力士推薦而得到重用的。在這種情況下,高力士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就連太子李亨也呼之為「二兄」,叫他二哥;「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那些駙馬們乾脆叫他爺。
高力士不僅擁有實際權力,而用在官級品位上也破了大唐的紀錄,其最高官銜為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內侍監、齊國公,食實封五百戶。要知道,在當時皇子們大都是虛封的。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高力士雖然權力大,但他對玄宗還是忠心的,玄宗晚年,在他最落寞的時候,高力士一直陪伴在側,而且高力士也無意弄權,也就是說,高力士仍受皇權控制。但是,也正是從高力士之後,宦官權力開始不可遏制。這一切,是從李輔國開始的。
李輔國是肅宗的親信,有證據表明,他參與策划了馬嵬之變,因擁立有功,成了大唐最高統帥部的總參謀長(判元帥府司馬),「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一切政令信息,均由其掌握。安史亂後,長安光復,李輔國「專掌禁兵」,權力更大,「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台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 (《資治通鑒》肅宗乾元元年)他節制百官,所有政務均由李掌握,宦官權力大過了政府。關鍵是,宦官掌握了大唐中央禁軍,軍權在手,是唐代宦官權力極大的最重要原因。
762年,李輔國擁立李豫,是為代宗。他對代宗說:「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資治通鑒》肅宗寶應元年)明著給皇帝說:你就住在宮吧,外面的事兒由我來操辦,可見其氣焰之囂張,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裡。史載,李輔國「號為尚父而不名,除司空,兼中書令。」
宦官權力的膨脹,為皇權所不能忍,代宗利用宦官程元振與李輔國的矛盾,免其元帥府司馬和兵部尚書職,奪其兵權,並令出居處第。不久,罷其中書令,進爵博陸王。明升暗降,剝奪其實權。762年十月十八日夜,有盜入李輔國宅,殺之,攜其首及右臂而去。這明明是一場政治暗殺。
但是,以宦官除宦官,並不能徹底排除宦官的權力,只是以一個宦官取代了另一個掌權而已。所以,程元振成為第三個大宦官。
程元振同樣專制禁兵,官至驃騎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內侍監、封邠國公。為鞏固自己的地位,他開始拿朝臣下手,毀謗郭子儀、陷害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同華節度使李懷讓、左僕射裴冕等人,使得朝野切齒。這一切旨在剝奪大臣和地方實力派的軍事力量,使自己的軍隊一支獨大。
763年七月,吐蕃20萬攻入大震關(甘肅清水),程元振隱匿軍情,使長安失陷,代宗被迫出逃陝州。禁軍不振,程元振成為孤家寡人,代宗削除程元振官爵,放歸三原。吐蕃退後,他化裝成婦人,私入長安,為京兆府所獲,長流溱州(綦江),代宗念其擁立有功,改為江陵安置。
代宗之所以優待程元振,是因為他雖然掌權,但比起文臣武將來,他不會取代大唐天子。而那些地方實力派們,手中有兵權,則可以隨時取大唐而代之。這就是皇權與宦官權力糾纏不斷的政治邏輯。
所以,接下來,宦官不得不仍被重用,第四個大宦官出現了。他就是魚朝恩。魚朝恩粗通經義,自謂「才兼文武」,代宗竟令他判國子監,講《易經》。而且,魚朝恩還成為大唐軍隊總指揮,任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指揮郭子儀、李光弼、王思禮等九節度使圍安慶緒於鄴城,失敗,又失洛陽。即便如此,他又被任命為神策軍觀軍容使,統率神策軍;吐蕃退後,任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封鄭國公。為什麼他成為軍界不倒翁?因為他是制約郭子儀等人的重要力量;郭子儀等軍頭,才是皇帝更擔心的。
但是,宦官掌權,引起政府的強烈不滿,經宰相元載、郭子儀力勸,770年寒食節,代宗縊殺魚朝恩于禁中。此後短期內宦官不典兵。這是一個好兆頭。但是,這個結果是在平亂過程中,地方軍頭坐大的表現,他們手中的兵力是與皇帝談判的資本。同時,這也是皇帝最大的擔憂之處。
唐德宗時,朱泚、李懷光叛亂後,德宗更加不信任地方實力派,又開始用宦官典兵,並設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及樞密使二員,均由宦官出任,當時合稱「四貴」。「時(德宗朝)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台省清要,時出其門」。(《舊唐書·宦者竇文場霍仙鳴傳》)
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宦官的權力,從此宦官之權不可奪,地方實力派也無力與之對抗。他們對皇帝屢行廢立,殺憲宗、敬宗,立穆、文、武、宣、懿、僖、昭宗。宦官之禍成為唐後期政治中一大毒瘤。
宦官執政引起士人的不滿。因此,順宗時,發生「二王八司馬事件」(或稱「永貞革新」),改革的內容之一項即是打擊宦官勢力,但旋即被宦官溝通地方實力派撲滅。
宦官的坐大,尤其是廢立皇帝,引起皇權的不安,皇帝開始謀求剪除宦官勢力。雙方的總衝突是文宗時的「甘露之變」,李訓、鄭注受命,藉機清除宦官,但由於用人不當,政變失敗,宦官反撲,在長安城內大肆屠殺,包括宰相王涯、舒元輿等在內萬餘人被殺害。皇權與士人集團遭此打擊,一蹶不振,無力與宦官抗衡,從此以後,大唐政權為宦官掌握,政府毫無力量,史載:「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資治通鑒》太和九年)
想我堂堂大唐,最後幾十年竟然掌握在宦官手中。
直到唐昭宗天復元年(901),實力派朱溫派軍隊入長安,誅殺宦官,僅留黃衣幼弱者30人,由宰相崔胤兼管六軍十二衛。宦官典兵預政局面結束。但是緊接著,大唐也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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