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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學派

泰州學派

「泰州學派」王艮講學泰州學派是中國歷史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學派,它發揚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反對束縛人性,引領了明朝後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創始人王艮,明代哲學家,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台安豐)人,人稱王泰州。泰州學派的影響超過了王守仁後學的各個學派,門人上自師保公卿、下逮士庶樵陶農吏,成為晚明顯學。

簡介

『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王艮其人,江蘇泰州人,師承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哲學家王守仁),王艮長期在小生產者階層中講學,從者雲集。泰州學派的信徒有上層官僚地主、知識分子、還有下層勞動人者。他們大都致力於封建道德的普及和宣傳工作,規勸人們安分守已,息事寧人,因此泰州學派一度受到朝廷的青睞,成為晚明的顯學。

泰州學派『泰州學派』是中國歷史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學派,它發揚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反對束縛人性,引領了明朝後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泰州學派』影響極大,精英輩出,主要傳人有王棟、徐樾、趙貞吉、何心隱等,這些人身份相差極大,如趙貞吉是朝廷高級官員,何心隱卻是社會不穩定因素,經常鬧事,實在是五花八門,龍蛇混雜。但這一派中影響最大的卻是另外兩個人,一個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啟蒙解放的先鋒」 名叫:李贄。另一個確是影響了明朝歷史的人物,叫做徐階。

創始人

王艮簡介王艮(gèn)(1483~1541)明代哲學家,泰州學派的創立者。 初名銀,王守仁替他改名為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台安豐)人,人稱王泰州。起初投入王守仁門下只為求生,後經王守仁點化轉而治學,並創立傳承陽明心學的泰州學派。好讀儒家經典,有疑難,逢人便問;對儒經的解釋,不拘泥傳注,常常自有發明。王守仁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聚徒眾多,王艮也拜王守仁為師。王艮家學有其子王襞承傳。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有徐樾、韓貞、顏鉤、趙貞吉、羅汝芳、何心隱等。先世原居蘇州,後落戶於泰州安豐場,以燒鹽為生,始祖名王伯壽。王艮生於明憲宗成化十九年(1483),為「灶丁」(燒鹽的苦力)階級,世代為灶戶,「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十一歲時家貧輟學,隨父兄淋鹽。十九歲時隨父王守庵經商至山東,在山東拜謁孔廟時,得到很大啟發,認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聖人者可學而至也」。 於是日誦《孝經》、《論語》、《大學》,置書於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在十多年的自學中,一方面不恥下問,一方面「不泥傳注」,強調個人心得。因善經營,「自是家道日裕」,成為富戶。

王艮事迹《明朝那些事兒》中記載: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來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來,他只是個無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卻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因為這位仁兄的打扮實在驚人,據史料記載,他穿著奇裝異服,戴著一頂紙糊的帽子,手裡還拿著笏板,放在今天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當時,就算是引領時代潮流了.他就穿著這一身去見了王守仁,很多人並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後面,其實隱藏著另一個目的,然而他沒有能夠騙過王守仁。王守仁友善的接待了這個人,與他討論問題,招待他吃飯,他對王守仁的學識佩服得五體投地,便想拜入門下,王守仁答應了。不久之後,他又換上了那套行頭,準備出去遊歷講學。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一改往日笑顏,極為冷淡的問他,為何要這種打扮。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麼破除理學陋規,講求心學真義之類。王守仁靜靜地聽他說完,只用一句話就揭穿了他的偽裝:「你只不過是想出名而已。」眼見花招被拆穿,也不好獃下去了,他拿出了自己最後的一絲尊嚴,向王守仁告別,準備回家。王守仁卻叫住了他,對他說,他仍然是自己的學生,可以繼續留在這裡,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此人終於明白,所謂家世和出身,從來都不在王守仁的考慮範圍之內,他要做的,只是無私的傳道授業而已。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偽裝,莊重的向王守仁跪拜行禮,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學。這個人的名字就叫做王艮,他後來成為了王守仁最優秀的學生,並創建的泰州學派。

王艮貢獻王艮的一生對泰州學派作出很大貢獻。他的學生大多為下層群眾,計有農夫、樵夫、陶匠、鹽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義天才論,而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性。這是他自學成才的切身體會。由於他非經院出身,一生文詞著述很少,著重口傳心授,使「愚夫愚婦」明白易懂,這成了泰州學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後人輯為《王心齋先生遺集》。

思想

泰州人王艮創立的學派,因地而名,稱「泰州學派」。地以人聞,「派」以地名,這是人傑地靈、人地底蘊深厚的體現。王艮,一生勤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的學識博大淵深、包涵很廣,在哲學、倫理、社會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豐富詳實的論述,構成了泰州學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茲將王艮與泰州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散述如下:一.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學」,是王艮思想的閃光點和泰州學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進步命題,具有鮮明的人民性。「百姓日用」一詞,在古代儒家雖然提出過,但被「大儒們」說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就是說:道,只有天生的君子、聖人甚至「神」,才可以認識它、掌握它、運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絕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經典的傳統和說教,匠心獨具地認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婦」都「能知能行」。他具體地形容「僮僕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他還把「百姓」和「聖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這樣,「百姓日用」就成了檢驗是「道」還是「異端」的標準。他還這樣說:「滿街都是聖人」,「人人君子」,「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王艮的這些觀點,充分體現了小生產者、小市民階層的要求和願望,維護了勞苦大眾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觀點,是具有反封建統治的進步意義的。

二.王艮的「格物說」,構成他講學傳道的思想基礎,具有鮮明的反抗封建壓迫的積極意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說,始見於《禮記·大學》。前人說「格物」就是「窮理」,也有人說「格物」就是「格心」。他們分別說,「通過格物的方法,達到窮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對於「格物」,卻與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獨特的見解。他創立了自己的「格物說」,因泰州地處淮南,故明末清初碩儒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著《明儒學案》62卷,一生著作多達60餘種)稱王艮的格物說為「淮南格物」。王艮對「格物」是怎麼說的呢?他說:「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來未有定論」。他認為「格,如格式之格,即後挈矩之謂」。「挈矩」,意為度量。他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挈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這就是說:「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這番話,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正已」就是「正身」。正身應人人平等,包括統治階級在內,概莫能外。這樣的觀點,與那些封建統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們卻可以為所欲為的觀點有天淵之別。王艮的這種尊重人、重視人的價值觀的思想觀點,正是平民哲學、布衣學者恰好的表現,是維護勞動人民利益的「絕唱」。

三.王艮的「明哲保身」說,是他與封建統治者消極、不合作的體現,起到了反抗封建統治政治壓迫的積極作用。王艮主張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他說:要「以身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則道尊」。王艮的這些觀點,是他的「淮南格物」論的延伸,都是「以身為本」思想的體現。黃宗羲以為王艮的「安身」說,不免開了「臨難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貪生求安」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么?不!在封建專制極端殘酷暴虐的明代中後期,王艮目睹明王朝對上層官吏動輒殺頭、剝皮、廷杖、充軍種種可怖景象(對下層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殘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處、進、退、隱、見等策略,形似消極,實質是以退自保、以退求進的一種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種反映社會悲劇矛盾(既有變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尋求政治解脫或出路的吶喊和辯解。

四.王艮對於社會政治類型作出「三種景象」的區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他十分憧憬、嚮往「羲皇」、「三代」聖世,深惡痛絕「五伯」社會。鋒芒所指,不言自明,矛頭直指當時的專制社會。他在《王道論》里這樣描繪當時的社會:「今天下田制不定,而遊民眾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為非,不可得也」。他明確地主張:重德輕刑,施行仁政;予民教養,讓民參政;均分土地,使民樂業。他說:「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蓋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後用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為濟困扶貧,共同求富,王艮還在垂暮之年(逝世前兩年),親自起草《均分草盪議》並帶頭踐議,將多餘的草盪無償劃分給貧民。這樣的具有反封建獨佔的平均主義、小私有觀點和行動,在「田連阡陌」、「一人口插幾張匙」的封建地主眼裡,把它視為「異教旁門」、大逆不道,而廣大勞苦大眾則是衷心地擁護和愛戴他的。

五.王艮的「以孝悌為本」的「孝悌觀」,既繼承了中國相傳數千年優良傳統,又突破了「五經傳注」的倫理傳統,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王艮自稱學的是「總經」(「五經」乃中國傳統的經典,「總經」卻人所未聞)。這就是說,他學的東西為人所未學,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見。他說:「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又說:「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悌其心,其理自識」。在這裡,王艮把事親和從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認為大家對父母孝、對兄長悌,犯上作亂的人就沒有了,社會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張的「孝」和「悌」,不是絕對盲從,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所選擇。他說:「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這就是說:對的,當然要尊敬從命;不對的,怎麼辦呢?他說:「所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覆思繹」。這些都說明王艮不僅能真心誠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絕不是「愚孝」、「盲從」,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糾正他們的一些錯誤的東西。因此說,王艮的「孝悌觀」和傳統的「孝」和「悌」是有原則區別的。

六.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學風以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學習和教學態度,也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心學異同

一.王守仁主張「心為天地萬物的主宰」,王艮卻突破了王學的思想框框,認為「身為天地萬物之本」。王陽明「心」和「身」,雖為一字之異,卻反映了以精神性為主體還是以物質性為主體的差別。

二.王守仁主張「吾心」是「天理」,是衡量是非的標準。「心」,必須「止於至善」,就是正人之「心」,去除「物慾」,就是去惡從善。這還沒有擺脫「存天理、滅人慾」的窠臼。而王艮卻主張「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這兩種不同的正「心」觀,也就是「格物」觀,一種反映了統治者以「正人」為能事的本質;另一種,則是代表平民、布衣利益,主張人人平等,包括統治階級在內,必須首先端正自己的行為。王艮的思想顯然屬於後者。

三.王守仁主張「致良知」,「唯聖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婦不能致, 愚所由分也」。王艮卻主張:「愚夫、愚婦與之能行便是道」。上述二者,一位把聖人安置到神壇上,視百姓如群氓;一位卻把聖人從神壇的位置上拉了下來,放到同百姓等同的地位。王艮思想的階級屬性是何等的鮮明!毋庸諱言,王艮雖自立門戶,創立泰州學派,但在從學王守仁之後,利用了王學的某些範疇,加以改造、發揮,相得益彰,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如王艮把他的格物說與王守仁的良知說結合起來,提出了「復初說」,說:「知不善之動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動而復之,乃所謂『致良知』,以復其初也」,就是一例。因而,可以說王艮之學,既和王學有一定聯繫,又和王學有著本質的區別。

學派著述

王艮《王心齋先生全集》、《王東崖遺集》、《韓樂吾集》。

李贄《初潭集》、《焚書》、《續焚書》、《藏書》等

何心隱《四書究正註解》、《聚和堂日新記》、《何心隱集》歷史影響

泰州學派在當時的影響超過了王守仁後學的各個學派。《明史-王艮傳》說: 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之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駕師說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於二氏。 《王畿傳》也說:泰州王艮亦受業守仁,門徒之盛,與畿相埒。王艮作為一名布衣之士,在學術上能夠超過王門弟子中的官僚士大夫,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保持了平民的性格和特色,始終沒有割斷與下層群眾的聯繫,就象王守仁所說, 圭角未融.另外,他能夠兼收並取,不拘師說,沒有正統儒學的嚴格道統觀念,更不堅持門戶之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 東西南北之人.亦儒亦釋亦道,使他能夠具有很開闊的思想眼界,從而創立了自己獨具風格的學派。如他認為,朱、陸之爭並無是非可分: 昔者,陸子以簡易為是而以朱子多識窮理為非,朱子以多識窮理為是而以陸子簡易為非。嗚呼,人生之間,孰知其是與非而從之乎?王艮的見識是很高明的。本來,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同一個問題,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然而在最高層次的思想上,無論哪家哪派都會殊途同歸,匯合到一個共同點上。因此,簡單地劃分不同視野的對錯,這本身就是不對的。正因為王艮能夠不拘師說,不具成見,才能 往往駕師說上之 ,形成自己的學術思想的特點。王艮創立的泰州學派不僅在當時影響很大,弟子遍天下,而且流傳的時間也很長, 綿綿數百年不絕。袁承業在《明儒王心齋先生師承弟子表》的《序言》中說: 心齋先生毅然崛起於草莽魚鹽之中,以道統自任,一時天下之士,率翕然從之,風動宇內,綿綿數百年不絕。 該表著錄自王艮至其五傳弟子共計四百八十七人,其中以進士為官者十八人,以貢仕為官者二十三人;載入《明史》者二十餘人;編入《明儒學案》者三十餘人, 上自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無之.按地區來分,江西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七人,湖北十一人,山東七人,四川三人,北直(河北)、河南、陝西、廣東各一人,江蘇本省百數十人。從以上的不完全的統計中,可以看出,一是泰州學派的傳授對象十分廣泛,但仍以下層群眾為主;二是泰州學派並非囿於一隅的地方性學派,而是以長江中下游,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和贛水流域等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為主。泰州學派的影響之大,並不是由於它宣傳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而是因為它貫串了平民意識,提出了與正統儒學不同的 異端 思想,從而在下層群眾中獲得了眾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泰州學派的平民性格使得它很少有官僚士大夫階層的猶豫和顧忌,而表現出鮮明的戰鬥風格,李贄稱讚王艮是個有 氣骨 的人,是 真英雄,他的後學也都是 英雄.比如王艮的學生徐樾, 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 徐樾的學生顏鈞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 ;顏鈞的學生羅汝芳雖得免於難 ,但終被張居正所排斥;而何心隱以布衣倡道 ,又遭到統治集團的殺害。何心隱之後,又有錢懷蘇,程學顏, 一代高似一代.李贄感慨道: 蓋英雄之士,不可免於世而可以進於道.至於李贄本人,更是威武不能屈的堅強之士,他的 叛逆 精神和 異端 思想可稱得上是泰州學派的精華。當然,在這裡我們也必須提及黃宗羲對泰州學派的批評。黃宗羲是從正統儒學的立場,以王守仁的 良知 說為標準來進行批評的,因此相當尖銳。他指責王艮違背了王守仁心學的宗旨,使得 末流蔓衍,浸為小人之無忌憚.在《泰州學案-序》中,他這樣批評道: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鈞、何心隱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公曰: 心隱輩坐在利慾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為非其聰明,正其學術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在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黃宗羲的批評自有他的標準和道理,然而從所謂 掀翻在地 ,我們正可以看清泰州學派的叛逆性格。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泰州學派的風貌,我們還應了解幾位重要人物。

傳人

1.王棟與王襞。王棟(1503——1581),字隆吉,號一庵,泰州姜堰鎮人。王艮的族弟。曾師事王艮,得家學之傳。先後任縣訓導、教諭、州學正。開門授徒,主持過泰州安定書院。王襞(1515——1587),字宗順,號東崖。王艮的次子。九歲起,隨父至會稽,遊學於王守仁門下。守仁命襞師事王畿等,先後留越中近二十年,結交多巨儒碩士。王守仁死後,王艮回到家鄉開門授徒,王襞成為其父的得力助手。王艮逝世後,他繼承父業開門授徒,並先後在各地(包括泰州崇儒祠)講學,「海內響應者,恍若心齋在焉」。襞還忠實地遵循父親的囑咐,不事舉子業,終身不仕。王棟、王襞是王艮的左右手,他們在繼承、發展王艮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王艮、王棟、王襞,人們稱為「淮南王氏三賢」或「淮南三王」。

2.徐樾(?——1551)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進士。先後任禮部侍郎、雲南布政使。嘉靖七年、十年、十八年徐樾三次在王艮門下受業。王艮謂其內人曰:「彼五子(指王艮的五個兒子)乃爾所生,是兒(指徐)乃我所生」(蓋指傳道之得人)。王艮在考察徐樾前後達十一年以後,乃於逝世前授徐以「大成之學」(經過改造了的、平民能夠接受的孔孟之道)。王艮的次子王襞稱:徐為其父「高第弟子,於父之學,得之最深「。據說,徐受業王艮門下後,曾有過辭官的意願。後來,徐任雲南布政使時,中土司詐降計,戰死於沅江城下。

3.顏鈞(1504——1596),字子和,號山農。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人。從學徐樾三年,後又經徐介紹卒業於王艮門下。因而,顏亦得「泰州之真傳」,顏本人也以「泰州正傳」自居。顏在家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萃和會」,集自家、本族、同鄉老壯男女近七百人,「講耕讀孝悌之學」,「士農工商皆日出作業,晚皆聚宿會堂」。在泰州學成之後,立即到江西南昌,招徠一千多名參加科場考試的學子,向他們宣講「大成之道」。顏鈞的種種言行,當道者驚恐萬狀。南京左都御使耿定向誘騙顏至太平府講學將顏逮捕,「笞臀五十,不哀折,亦不轉側」,幾被打死。顏被關在南京獄中,因無法定罪,難以重處,只得誣以「盜賣官船」罪,坐牢三年。顏出獄時年六十六,到九十三高齡病故,歷時近三十年,堅持傳道講學,受盡人間顛沛流離之苦。此前,顏曾專程從江西至安豐場,為其師王艮守墓三年。當他聽到老師徐樾戰死的消息後,又孤身前往雲南,輾轉數年,終於尋得徐的碎骸,歸而衤付 葬於安豐場徐師王艮的墓側。

4.羅汝芳(1515——1588),字維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在南昌聽顏鈞講學時拜顏為師,為顏的得意門生。羅中進士後,不參加殿試和入朝做官,周遊四方多年。以後,羅任過知縣、刑部主事、知府、參政等,因在北京廣濟寺講學,觸怒張居正,被勒令解官歸里。羅對其師顏鈞非常崇敬,顏被捕入獄,羅朝夕侍奉,且「揭詞」鳴冤,變賣家產和募捐為顏「補贓」,終於營救顏出獄。

5.何心隱(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拜顏鈞為師。郡試中第一名。他本可以沿著這條坦道進入康莊的仕途;但他接受了泰州學派的思想,「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拜顏鈞為師,從此走上了「反封建鬥士」的人生旅途,成為封建專制下的「叛逆」和「掀翻天地」的大無畏者。他學習其師顏鈞在家鄉辦「萃和會」的舉措,也在自己的家鄉辦起了「聚和堂」(聚,通「萃」;堂和會,義相近),進行理想社會的實驗。何在聚和堂里,獻出家財,「捐千金,購義田,儲公廩」,並且「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族內子弟宿於祠、聚於祠、食於祠,過集體生活,享受平等待遇。「學成之後,冠婚衣食,皆在祠內酌處」。鰥寡孤獨失所者,皆有所養。何心隱理想社會的實驗,不僅打亂了封建等級秩序,而長期下去必然危及統治者地位的穩固。因此,縣官以妨礙公務、誣衊朝廷命官罪將何逮捕入獄,判絞罪,後改為充軍。不久,被友人程學顏營救出獄。以後,程學顏入京供職,何亦隨程進京。在京師何結識了顏鈞的另一個弟子羅汝芳和耿定向等重要人物,並通過耿的關係與張居正(時任國子監司業)會見於顯靈宮。何、居二人見面,觀點、情緒尖銳對立。事後何預感地說:張這個人「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在北京,何還策劃計殺奸相嚴嵩,不成,改名易姓(將梁汝元改為何心隱)南避,飄泊講學近二十年。這時,萬曆帝起用張居正為相,張為挽救明王朝的危亡,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他對人民也實行了嚴厲的統治,如毀天下書院,禁聚徒講學;下令「得盜即斬」;推行稅役合併為「一條鞭法」等。對於張的這些措施,何心隱大加反對,聲言要入都「持正義,逐江陵(張居正,江陵人)去位,一新時局」。張、何的衝突達到白熱化。何被統治者稱為「妖人」、「逆犯」、「盜犯」、「奸犯」,張示意四處緝拿何。萬曆七年(1579年),何62歲。他在祁門學生胡時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獄中。見巡撫,何「坐不肯跪」,「擇健卒笞之百餘,乾笑而已」。何寧死不屈,終被杖斃獄中,肆屍都市。在何被捕期間,泰州學派許多重要人物對其進行奔波營救:有的為他辯冤,有的變賣家產營救,有的願捨身替死,特別是何的學生胡時和從祁門一路陪同押解到武昌,死後為之收殮屍骨,並遵遺言將何與其好友、以前的救命恩人程學顏合葬。

6.焦竑(1540——1620),字弱侯,號澹園,南京人。高中進士第一。師事王襞、羅汝芳,「尤篤信卓吾(李贄)之學」,是明代晚期的著名學者,以博學多才稱著於世。參加主持會試時,曾慧眼擢選大科學家徐光啟於「落榜生」中。享年八十。

7.李贄(1527——1602),號卓吾,又自稱溫陵居士……,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本姓林,因三世祖被統治者殺害,族人改姓李。李贄在考中舉人後就不再赴考。在南京,李拜來此講學的王襞為師。李在五十三歲時就棄雲南姚安知府(四品)官職歸隱。他為官清正廉明,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在他為官期間病餓而死。李贄發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直截了當地提出「穿衣吃飯是人倫物理」和「人即道」、「人必自私」的命題。泰州學派的思想,發展到李贄,進入了更全面、更成熟、更系統、也更激進的階段,亦即頂峰階段。李贄一生反對封建道學,他提出了一系列與傳統觀點相背離的思想和主張,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一個頗帶傳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卓文君為善擇佳偶,以司馬光論桑弘羊欺(漢)武帝為可笑,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他針對尊孔派的「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的說教,諷刺地說:「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孔子而後足也」,他說:《論語》、《孟子》等書,是孔孟的「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前遺後」的東西。他把官吏比作老虎、娼妓,說:「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者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滿朝奸臣,不如一娼」。他說: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是「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李贄一生的著作,數量十分巨大,達幾十種之多。其代表作有《藏書》68卷;《續藏書》27卷;《焚書》6卷;《續焚書》5卷。對於李贄的言論和著作,統治者恨之入骨,罵他為「狂誕悖戾」、「剌謬不經」、「左道惑眾」、「不知尊孔子家法」,是「人妖」、「妖怪之物」、「異端之尤」、「猖狂無忌憚的小人」;不僅如此,他們還對李極盡了迫害之能事:以「大壞風化」之名,驅逐他出境(麻城),拆毀他寓居多年的芝佛院。好心的人勸李避走,李毫無怯意。說:「若要我求庇於人,雖死不為也……蓋人總有一死,無兩個死也」。「欲以法治我則可,欲以此嚇我他去則不可……若我去告饒,則不成李卓老矣……故我可殺不可去,我頭可斷而身不可辱」。爭鬥到最後,最高統治者————萬曆帝親自批示:「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拿治罪」。萬曆三十年(1602年)李贄七十六歲。他帶著不支的身體,跋涉數千里、冒著大風雪投奔家居北通州的、生死與共的摯友馬經綸家(馬字誠所,官御使,因觸怒萬曆帝,被貶斥為民,回北通州家居)。李這時心力交瘁,本想在好友處平靜地了卻此生(他在去世前一月,寫下了《李卓吾先生遺言》),但是他終於在這年的三月間被捕了。大金吾審訊時,衰弱不堪的李贄,由「侍者掖而入,卧於階上」。金吾問:「若何以妄著書?」李答:「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表現得一點也不屈服。由於不堪侮辱,李贄在獄中趁給他理髮之機,奪剃刀自刎,次日,這位向舊營壘衝鋒陷陣的勇士才氣絕。馬經綸依李遺言,把他安葬在北通州北門外,墓前立了一塊一丈多高的石碑,並遵囑請焦漪園書寫墓碑。李贄生前死後,統治者還先後下令將他的著作「盡行燒毀,不得存留」;結果是「卓吾死而書愈重」,他的思想和著作,像一顆劃破黑壓壓長空的光燦明星。

8.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海若,江西臨川人。進士。任過知縣。師事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羅汝芳。他的作品十分豐富,除創作西戈劇《牡丹亭》這一千古名篇外,還留下200多首詩和幾百篇文章。

9.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六休,湖北公安人。二十四歲中進士。先後任過知縣、教授、助教、禮部主事、吏部郎官等。他和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學家,世稱「公安三袁」或「公安派」。在公安三袁中,以袁宏道的成就最高。袁宏道是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焦 的學生,又自稱是李贄的弟子。公安三袁以反對嘉靖年間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的復古主義(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稱著於世。

10.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萬曆年間徐光啟參加順天會試,羅汝芳的學生焦 任副主考。焦在落卷中得徐光啟卷,閱而奇之,拍案嘆曰:「此名世大儒無疑也」。毅然將名落孫山的徐光啟拔至第一名。七年後,徐又高中進士,選庶吉士(進士中之優者)。歷任翰林院檢討、詹事兼河南監察御使、禮部主侍郎(督領修歷事)、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等職。徐在我國首先提出學習「西學」、「會通中西」以求富國強兵的主張。他是開向西方學習風氣之先的第一人。他的著述和翻譯作品很多,主要有《農政全書》60卷,並與義大利人利瑪竇合譯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等。同徐光啟一起學習、研究西洋科學的還有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徐光啟提出的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的主張,較清代思想家、文學家魏沅(遵林則徐囑,編《海國圖志》)提出的「師夷之長以制夷」的思想,早兩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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