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學派

泰州學派

「泰州學派」王艮講學泰州學派是中國歷史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學派，它發揚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反對束縛人性，引領了明朝後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創始人王艮，明代哲學家，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台安豐）人，人稱王泰州。泰州學派的影響超過了王守仁後學的各個學派，門人上自師保公卿、下逮士庶樵陶農吏，成為晚明顯學。

簡介

『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王艮其人，江蘇泰州人，師承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哲學家王守仁），王艮長期在小生產者階層中講學，從者雲集。泰州學派的信徒有上層官僚地主、知識分子、還有下層勞動人者。他們大都致力於封建道德的普及和宣傳工作，規勸人們安分守已，息事寧人，因此泰州學派一度受到朝廷的青睞，成為晚明的顯學。

泰州學派『泰州學派』是中國歷史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學派，它發揚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反對束縛人性，引領了明朝後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泰州學派』影響極大，精英輩出，主要傳人有王棟、徐樾、趙貞吉、何心隱等，這些人身份相差極大，如趙貞吉是朝廷高級官員，何心隱卻是社會不穩定因素，經常鬧事，實在是五花八門，龍蛇混雜。但這一派中影響最大的卻是另外兩個人，一個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啟蒙解放的先鋒」 名叫：李贄。另一個確是影響了明朝歷史的人物，叫做徐階。

創始人

王艮簡介王艮（gèn）（1483～1541）明代哲學家，泰州學派的創立者。 初名銀，王守仁替他改名為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台安豐）人，人稱王泰州。起初投入王守仁門下只為求生，後經王守仁點化轉而治學，並創立傳承陽明心學的泰州學派。好讀儒家經典，有疑難，逢人便問；對儒經的解釋，不拘泥傳注，常常自有發明。王守仁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聚徒眾多，王艮也拜王守仁為師。王艮家學有其子王襞承傳。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有徐樾、韓貞、顏鉤、趙貞吉、羅汝芳、何心隱等。先世原居蘇州，後落戶於泰州安豐場，以燒鹽為生，始祖名王伯壽。王艮生於明憲宗成化十九年（1483），為「灶丁」（燒鹽的苦力）階級，世代為灶戶，「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十一歲時家貧輟學，隨父兄淋鹽。十九歲時隨父王守庵經商至山東，在山東拜謁孔廟時，得到很大啟發，認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聖人者可學而至也」。 於是日誦《孝經》、《論語》、《大學》，置書於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啟之」，在十多年的自學中，一方面不恥下問，一方面「不泥傳注」，強調個人心得。因善經營，「自是家道日裕」，成為富戶。

王艮事迹《明朝那些事兒》中記載：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來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來，他只是個無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卻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因為這位仁兄的打扮實在驚人，據史料記載，他穿著奇裝異服，戴著一頂紙糊的帽子，手裡還拿著笏板，放在今天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當時，就算是引領時代潮流了.他就穿著這一身去見了王守仁，很多人並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後面，其實隱藏著另一個目的，然而他沒有能夠騙過王守仁。王守仁友善的接待了這個人，與他討論問題，招待他吃飯，他對王守仁的學識佩服得五體投地，便想拜入門下，王守仁答應了。不久之後，他又換上了那套行頭，準備出去遊歷講學。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一改往日笑顏，極為冷淡的問他，為何要這種打扮。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麼破除理學陋規，講求心學真義之類。王守仁靜靜地聽他說完，只用一句話就揭穿了他的偽裝：「你只不過是想出名而已。」眼見花招被拆穿，也不好獃下去了，他拿出了自己最後的一絲尊嚴，向王守仁告別，準備回家。王守仁卻叫住了他，對他說，他仍然是自己的學生，可以繼續留在這裡，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此人終於明白，所謂家世和出身，從來都不在王守仁的考慮範圍之內，他要做的，只是無私的傳道授業而已。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偽裝，莊重的向王守仁跪拜行禮，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學。這個人的名字就叫做王艮，他後來成為了王守仁最優秀的學生，並創建的泰州學派。

王艮貢獻王艮的一生對泰州學派作出很大貢獻。他的學生大多為下層群眾，計有農夫、樵夫、陶匠、鹽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義天才論，而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性。這是他自學成才的切身體會。由於他非經院出身，一生文詞著述很少，著重口傳心授，使「愚夫愚婦」明白易懂，這成了泰州學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後人輯為《王心齋先生遺集》。

思想

泰州人王艮創立的學派，因地而名，稱「泰州學派」。地以人聞，「派」以地名，這是人傑地靈、人地底蘊深厚的體現。王艮，一生勤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的學識博大淵深、包涵很廣，在哲學、倫理、社會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豐富詳實的論述，構成了泰州學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茲將王艮與泰州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散述如下：一．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學」，是王艮思想的閃光點和泰州學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進步命題，具有鮮明的人民性。「百姓日用」一詞，在古代儒家雖然提出過，但被「大儒們」說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這就是說：道，只有天生的君子、聖人甚至「神」，才可以認識它、掌握它、運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絕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經典的傳統和說教，匠心獨具地認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婦」都「能知能行」。他具體地形容「僮僕之往來，視聽持行，泛應動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他還把「百姓」和「聖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這樣，「百姓日用」就成了檢驗是「道」還是「異端」的標準。他還這樣說：「滿街都是聖人」，「人人君子」，「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王艮的這些觀點，充分體現了小生產者、小市民階層的要求和願望，維護了勞苦大眾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觀點，是具有反封建統治的進步意義的。

二．王艮的「格物說」，構成他講學傳道的思想基礎，具有鮮明的反抗封建壓迫的積極意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說，始見於《禮記·大學》。前人說「格物」就是「窮理」，也有人說「格物」就是「格心」。他們分別說，「通過格物的方法，達到窮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對於「格物」，卻與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獨特的見解。他創立了自己的「格物說」，因泰州地處淮南，故明末清初碩儒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著《明儒學案》62卷，一生著作多達60餘種）稱王艮的格物說為「淮南格物」。王艮對「格物」是怎麼說的呢？他說：「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來未有定論」。他認為「格，如格式之格，即後挈矩之謂」。「挈矩」，意為度量。他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挈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這就是說：「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這番話，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正已」就是「正身」。正身應人人平等，包括統治階級在內，概莫能外。這樣的觀點，與那些封建統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們卻可以為所欲為的觀點有天淵之別。王艮的這種尊重人、重視人的價值觀的思想觀點，正是平民哲學、布衣學者恰好的表現，是維護勞動人民利益的「絕唱」。

三．王艮的「明哲保身」說，是他與封建統治者消極、不合作的體現，起到了反抗封建統治政治壓迫的積極作用。王艮主張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他說：要「以身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則道尊」。王艮的這些觀點，是他的「淮南格物」論的延伸，都是「以身為本」思想的體現。黃宗羲以為王艮的「安身」說，不免開了「臨難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貪生求安」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么？不！在封建專制極端殘酷暴虐的明代中後期，王艮目睹明王朝對上層官吏動輒殺頭、剝皮、廷杖、充軍種種可怖景象（對下層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殘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處、進、退、隱、見等策略，形似消極，實質是以退自保、以退求進的一種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種反映社會悲劇矛盾（既有變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尋求政治解脫或出路的吶喊和辯解。

四．王艮對於社會政治類型作出「三種景象」的區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他十分憧憬、嚮往「羲皇」、「三代」聖世，深惡痛絕「五伯」社會。鋒芒所指，不言自明，矛頭直指當時的專制社會。他在《王道論》里這樣描繪當時的社會：「今天下田制不定，而遊民眾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為非，不可得也」。他明確地主張：重德輕刑，施行仁政；予民教養，讓民參政；均分土地，使民樂業。他說：「為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蓋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後用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為濟困扶貧，共同求富，王艮還在垂暮之年（逝世前兩年），親自起草《均分草盪議》並帶頭踐議，將多餘的草盪無償劃分給貧民。這樣的具有反封建獨佔的平均主義、小私有觀點和行動，在「田連阡陌」、「一人口插幾張匙」的封建地主眼裡，把它視為「異教旁門」、大逆不道，而廣大勞苦大眾則是衷心地擁護和愛戴他的。

五．王艮的「以孝悌為本」的「孝悌觀」，既繼承了中國相傳數千年優良傳統，又突破了「五經傳注」的倫理傳統，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王艮自稱學的是「總經」（「五經」乃中國傳統的經典，「總經」卻人所未聞）。這就是說，他學的東西為人所未學，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見。他說：「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又說：「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悌其心，其理自識」。在這裡，王艮把事親和從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認為大家對父母孝、對兄長悌，犯上作亂的人就沒有了，社會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張的「孝」和「悌」，不是絕對盲從，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所選擇。他說：「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這就是說：對的，當然要尊敬從命；不對的，怎麼辦呢？他說：「所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覆思繹」。這些都說明王艮不僅能真心誠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絕不是「愚孝」、「盲從」，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糾正他們的一些錯誤的東西。因此說，王艮的「孝悌觀」和傳統的「孝」和「悌」是有原則區別的。

六．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學風以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學習和教學態度，也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心學異同

一．王守仁主張「心為天地萬物的主宰」，王艮卻突破了王學的思想框框，認為「身為天地萬物之本」。王陽明「心」和「身」，雖為一字之異，卻反映了以精神性為主體還是以物質性為主體的差別。

二．王守仁主張「吾心」是「天理」，是衡量是非的標準。「心」，必須「止於至善」，就是正人之「心」，去除「物慾」，就是去惡從善。這還沒有擺脫「存天理、滅人慾」的窠臼。而王艮卻主張「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這兩種不同的正「心」觀，也就是「格物」觀，一種反映了統治者以「正人」為能事的本質；另一種，則是代表平民、布衣利益，主張人人平等，包括統治階級在內，必須首先端正自己的行為。王艮的思想顯然屬於後者。

三．王守仁主張「致良知」，「唯聖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婦不能致， 愚所由分也」。王艮卻主張：「愚夫、愚婦與之能行便是道」。上述二者，一位把聖人安置到神壇上，視百姓如群氓；一位卻把聖人從神壇的位置上拉了下來，放到同百姓等同的地位。王艮思想的階級屬性是何等的鮮明！毋庸諱言，王艮雖自立門戶，創立泰州學派，但在從學王守仁之後，利用了王學的某些範疇，加以改造、發揮，相得益彰，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如王艮把他的格物說與王守仁的良知說結合起來，提出了「復初說」，說：「知不善之動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動而復之，乃所謂『致良知』，以復其初也」，就是一例。因而，可以說王艮之學，既和王學有一定聯繫，又和王學有著本質的區別。

學派著述

王艮《王心齋先生全集》、《王東崖遺集》、《韓樂吾集》。

李贄《初潭集》、《焚書》、《續焚書》、《藏書》等

何心隱《四書究正註解》、《聚和堂日新記》、《何心隱集》歷史影響

泰州學派在當時的影響超過了王守仁後學的各個學派。《明史-王艮傳》說： 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之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駕師說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於二氏。 《王畿傳》也說：泰州王艮亦受業守仁，門徒之盛，與畿相埒。王艮作為一名布衣之士，在學術上能夠超過王門弟子中的官僚士大夫，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保持了平民的性格和特色，始終沒有割斷與下層群眾的聯繫，就象王守仁所說， 圭角未融.另外，他能夠兼收並取，不拘師說，沒有正統儒學的嚴格道統觀念，更不堅持門戶之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 東西南北之人.亦儒亦釋亦道，使他能夠具有很開闊的思想眼界，從而創立了自己獨具風格的學派。如他認為，朱、陸之爭並無是非可分： 昔者，陸子以簡易為是而以朱子多識窮理為非，朱子以多識窮理為是而以陸子簡易為非。嗚呼，人生之間，孰知其是與非而從之乎？王艮的見識是很高明的。本來，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同一個問題，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然而在最高層次的思想上，無論哪家哪派都會殊途同歸，匯合到一個共同點上。因此，簡單地劃分不同視野的對錯，這本身就是不對的。正因為王艮能夠不拘師說，不具成見，才能 往往駕師說上之 ，形成自己的學術思想的特點。王艮創立的泰州學派不僅在當時影響很大，弟子遍天下，而且流傳的時間也很長， 綿綿數百年不絕。袁承業在《明儒王心齋先生師承弟子表》的《序言》中說： 心齋先生毅然崛起於草莽魚鹽之中，以道統自任，一時天下之士，率翕然從之，風動宇內，綿綿數百年不絕。 該表著錄自王艮至其五傳弟子共計四百八十七人，其中以進士為官者十八人，以貢仕為官者二十三人；載入《明史》者二十餘人；編入《明儒學案》者三十餘人， 上自師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農吏，幾無輩無之.按地區來分，江西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七人，湖北十一人，山東七人，四川三人，北直（河北）、河南、陝西、廣東各一人，江蘇本省百數十人。從以上的不完全的統計中，可以看出，一是泰州學派的傳授對象十分廣泛，但仍以下層群眾為主；二是泰州學派並非囿於一隅的地方性學派，而是以長江中下游，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和贛水流域等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為主。泰州學派的影響之大，並不是由於它宣傳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而是因為它貫串了平民意識，提出了與正統儒學不同的 異端 思想，從而在下層群眾中獲得了眾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泰州學派的平民性格使得它很少有官僚士大夫階層的猶豫和顧忌，而表現出鮮明的戰鬥風格，李贄稱讚王艮是個有 氣骨 的人，是 真英雄，他的後學也都是 英雄.比如王艮的學生徐樾， 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 徐樾的學生顏鈞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 ；顏鈞的學生羅汝芳雖得免於難 ，但終被張居正所排斥；而何心隱以布衣倡道 ，又遭到統治集團的殺害。何心隱之後，又有錢懷蘇，程學顏， 一代高似一代.李贄感慨道： 蓋英雄之士，不可免於世而可以進於道.至於李贄本人，更是威武不能屈的堅強之士，他的 叛逆 精神和 異端 思想可稱得上是泰州學派的精華。當然，在這裡我們也必須提及黃宗羲對泰州學派的批評。黃宗羲是從正統儒學的立場，以王守仁的 良知 說為標準來進行批評的，因此相當尖銳。他指責王艮違背了王守仁心學的宗旨，使得 末流蔓衍，浸為小人之無忌憚.在《泰州學案-序》中，他這樣批評道：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鈞、何心隱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公曰： 心隱輩坐在利慾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為非其聰明，正其學術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在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黃宗羲的批評自有他的標準和道理，然而從所謂 掀翻在地 ，我們正可以看清泰州學派的叛逆性格。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泰州學派的風貌，我們還應了解幾位重要人物。

傳人

1．王棟與王襞。王棟（1503——1581），字隆吉，號一庵，泰州姜堰鎮人。王艮的族弟。曾師事王艮，得家學之傳。先後任縣訓導、教諭、州學正。開門授徒，主持過泰州安定書院。王襞（1515——1587），字宗順，號東崖。王艮的次子。九歲起，隨父至會稽，遊學於王守仁門下。守仁命襞師事王畿等，先後留越中近二十年，結交多巨儒碩士。王守仁死後，王艮回到家鄉開門授徒，王襞成為其父的得力助手。王艮逝世後，他繼承父業開門授徒，並先後在各地（包括泰州崇儒祠）講學，「海內響應者，恍若心齋在焉」。襞還忠實地遵循父親的囑咐，不事舉子業，終身不仕。王棟、王襞是王艮的左右手，他們在繼承、發展王艮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王艮、王棟、王襞，人們稱為「淮南王氏三賢」或「淮南三王」。

2．徐樾（？——1551）字子直，號波石。江西貴溪人。進士。先後任禮部侍郎、雲南布政使。嘉靖七年、十年、十八年徐樾三次在王艮門下受業。王艮謂其內人曰：「彼五子（指王艮的五個兒子）乃爾所生，是兒（指徐）乃我所生」（蓋指傳道之得人）。王艮在考察徐樾前後達十一年以後，乃於逝世前授徐以「大成之學」（經過改造了的、平民能夠接受的孔孟之道）。王艮的次子王襞稱：徐為其父「高第弟子，於父之學，得之最深「。據說，徐受業王艮門下後，曾有過辭官的意願。後來，徐任雲南布政使時，中土司詐降計，戰死於沅江城下。

3．顏鈞（1504——1596），字子和，號山農。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人。從學徐樾三年，後又經徐介紹卒業於王艮門下。因而，顏亦得「泰州之真傳」，顏本人也以「泰州正傳」自居。顏在家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萃和會」，集自家、本族、同鄉老壯男女近七百人，「講耕讀孝悌之學」，「士農工商皆日出作業，晚皆聚宿會堂」。在泰州學成之後，立即到江西南昌，招徠一千多名參加科場考試的學子，向他們宣講「大成之道」。顏鈞的種種言行，當道者驚恐萬狀。南京左都御使耿定向誘騙顏至太平府講學將顏逮捕，「笞臀五十，不哀折，亦不轉側」，幾被打死。顏被關在南京獄中，因無法定罪，難以重處，只得誣以「盜賣官船」罪，坐牢三年。顏出獄時年六十六，到九十三高齡病故，歷時近三十年，堅持傳道講學，受盡人間顛沛流離之苦。此前，顏曾專程從江西至安豐場，為其師王艮守墓三年。當他聽到老師徐樾戰死的消息後，又孤身前往雲南，輾轉數年，終於尋得徐的碎骸，歸而衤付 葬於安豐場徐師王艮的墓側。

4．羅汝芳（1515——1588），字維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在南昌聽顏鈞講學時拜顏為師，為顏的得意門生。羅中進士後，不參加殿試和入朝做官，周遊四方多年。以後，羅任過知縣、刑部主事、知府、參政等，因在北京廣濟寺講學，觸怒張居正，被勒令解官歸里。羅對其師顏鈞非常崇敬，顏被捕入獄，羅朝夕侍奉，且「揭詞」鳴冤，變賣家產和募捐為顏「補贓」，終於營救顏出獄。

5．何心隱（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拜顏鈞為師。郡試中第一名。他本可以沿著這條坦道進入康莊的仕途；但他接受了泰州學派的思想，「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拜顏鈞為師，從此走上了「反封建鬥士」的人生旅途，成為封建專制下的「叛逆」和「掀翻天地」的大無畏者。他學習其師顏鈞在家鄉辦「萃和會」的舉措，也在自己的家鄉辦起了「聚和堂」（聚，通「萃」；堂和會，義相近），進行理想社會的實驗。何在聚和堂里，獻出家財，「捐千金，購義田，儲公廩」，並且「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族內子弟宿於祠、聚於祠、食於祠，過集體生活，享受平等待遇。「學成之後，冠婚衣食，皆在祠內酌處」。鰥寡孤獨失所者，皆有所養。何心隱理想社會的實驗，不僅打亂了封建等級秩序，而長期下去必然危及統治者地位的穩固。因此，縣官以妨礙公務、誣衊朝廷命官罪將何逮捕入獄，判絞罪，後改為充軍。不久，被友人程學顏營救出獄。以後，程學顏入京供職，何亦隨程進京。在京師何結識了顏鈞的另一個弟子羅汝芳和耿定向等重要人物，並通過耿的關係與張居正（時任國子監司業）會見於顯靈宮。何、居二人見面，觀點、情緒尖銳對立。事後何預感地說：張這個人「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在北京，何還策劃計殺奸相嚴嵩，不成，改名易姓（將梁汝元改為何心隱）南避，飄泊講學近二十年。這時，萬曆帝起用張居正為相，張為挽救明王朝的危亡，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他對人民也實行了嚴厲的統治，如毀天下書院，禁聚徒講學；下令「得盜即斬」；推行稅役合併為「一條鞭法」等。對於張的這些措施，何心隱大加反對，聲言要入都「持正義，逐江陵（張居正，江陵人）去位，一新時局」。張、何的衝突達到白熱化。何被統治者稱為「妖人」、「逆犯」、「盜犯」、「奸犯」，張示意四處緝拿何。萬曆七年（1579年），何62歲。他在祁門學生胡時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獄中。見巡撫，何「坐不肯跪」，「擇健卒笞之百餘，乾笑而已」。何寧死不屈，終被杖斃獄中，肆屍都市。在何被捕期間，泰州學派許多重要人物對其進行奔波營救：有的為他辯冤，有的變賣家產營救，有的願捨身替死，特別是何的學生胡時和從祁門一路陪同押解到武昌，死後為之收殮屍骨，並遵遺言將何與其好友、以前的救命恩人程學顏合葬。

6．焦竑（1540——1620），字弱侯，號澹園，南京人。高中進士第一。師事王襞、羅汝芳，「尤篤信卓吾（李贄）之學」，是明代晚期的著名學者，以博學多才稱著於世。參加主持會試時，曾慧眼擢選大科學家徐光啟於「落榜生」中。享年八十。

7．李贄（1527——1602），號卓吾，又自稱溫陵居士……，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本姓林，因三世祖被統治者殺害，族人改姓李。李贄在考中舉人後就不再赴考。在南京，李拜來此講學的王襞為師。李在五十三歲時就棄雲南姚安知府（四品）官職歸隱。他為官清正廉明，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在他為官期間病餓而死。李贄發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直截了當地提出「穿衣吃飯是人倫物理」和「人即道」、「人必自私」的命題。泰州學派的思想，發展到李贄，進入了更全面、更成熟、更系統、也更激進的階段，亦即頂峰階段。李贄一生反對封建道學，他提出了一系列與傳統觀點相背離的思想和主張，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一個頗帶傳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卓文君為善擇佳偶，以司馬光論桑弘羊欺（漢）武帝為可笑，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他針對尊孔派的「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的說教，諷刺地說：「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孔子而後足也」，他說：《論語》、《孟子》等書，是孔孟的「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前遺後」的東西。他把官吏比作老虎、娼妓，說：「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者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滿朝奸臣，不如一娼」。他說：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是「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李贄一生的著作，數量十分巨大，達幾十種之多。其代表作有《藏書》68卷；《續藏書》27卷；《焚書》6卷；《續焚書》5卷。對於李贄的言論和著作，統治者恨之入骨，罵他為「狂誕悖戾」、「剌謬不經」、「左道惑眾」、「不知尊孔子家法」，是「人妖」、「妖怪之物」、「異端之尤」、「猖狂無忌憚的小人」；不僅如此，他們還對李極盡了迫害之能事：以「大壞風化」之名，驅逐他出境（麻城），拆毀他寓居多年的芝佛院。好心的人勸李避走，李毫無怯意。說：「若要我求庇於人，雖死不為也……蓋人總有一死，無兩個死也」。「欲以法治我則可，欲以此嚇我他去則不可……若我去告饒，則不成李卓老矣……故我可殺不可去，我頭可斷而身不可辱」。爭鬥到最後，最高統治者————萬曆帝親自批示：「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拿治罪」。萬曆三十年（1602年）李贄七十六歲。他帶著不支的身體，跋涉數千里、冒著大風雪投奔家居北通州的、生死與共的摯友馬經綸家（馬字誠所，官御使，因觸怒萬曆帝，被貶斥為民，回北通州家居）。李這時心力交瘁，本想在好友處平靜地了卻此生（他在去世前一月，寫下了《李卓吾先生遺言》），但是他終於在這年的三月間被捕了。大金吾審訊時，衰弱不堪的李贄，由「侍者掖而入，卧於階上」。金吾問：「若何以妄著書？」李答：「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表現得一點也不屈服。由於不堪侮辱，李贄在獄中趁給他理髮之機，奪剃刀自刎，次日，這位向舊營壘衝鋒陷陣的勇士才氣絕。馬經綸依李遺言，把他安葬在北通州北門外，墓前立了一塊一丈多高的石碑，並遵囑請焦漪園書寫墓碑。李贄生前死後，統治者還先後下令將他的著作「盡行燒毀，不得存留」；結果是「卓吾死而書愈重」，他的思想和著作，像一顆劃破黑壓壓長空的光燦明星。

8．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海若，江西臨川人。進士。任過知縣。師事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羅汝芳。他的作品十分豐富，除創作西戈劇《牡丹亭》這一千古名篇外，還留下200多首詩和幾百篇文章。

9．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六休，湖北公安人。二十四歲中進士。先後任過知縣、教授、助教、禮部主事、吏部郎官等。他和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學家，世稱「公安三袁」或「公安派」。在公安三袁中，以袁宏道的成就最高。袁宏道是泰州學派重要人物焦 的學生，又自稱是李贄的弟子。公安三袁以反對嘉靖年間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的復古主義（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稱著於世。

10．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萬曆年間徐光啟參加順天會試，羅汝芳的學生焦 任副主考。焦在落卷中得徐光啟卷，閱而奇之，拍案嘆曰：「此名世大儒無疑也」。毅然將名落孫山的徐光啟拔至第一名。七年後，徐又高中進士，選庶吉士（進士中之優者）。歷任翰林院檢討、詹事兼河南監察御使、禮部主侍郎（督領修歷事）、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等職。徐在我國首先提出學習「西學」、「會通中西」以求富國強兵的主張。他是開向西方學習風氣之先的第一人。他的著述和翻譯作品很多，主要有《農政全書》60卷，並與義大利人利瑪竇合譯歐幾里得的《幾何原理》等。同徐光啟一起學習、研究西洋科學的還有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徐光啟提出的向西方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的主張，較清代思想家、文學家魏沅（遵林則徐囑，編《海國圖志》）提出的「師夷之長以制夷」的思想，早兩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