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軍統」(84)

前面說了，1927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由武漢遷回上海以後，隨即轉入地下工作狀態。

為適應當時嚴酷的形勢，保衛黨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政治保衛機構——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負責人，就是周恩來。後來又成立了由周恩來、向忠發、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務，不言而喻，首先是保衛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另外還包括情報工作，營救被捕同志、懲辦叛徒特務，等等。

這其中，我們了解最多的，自然是懲辦叛徒特務，也就是所謂「行動工作」，這項工作，歸「特三科」，負責人就是顧順章，另外還有康生（那時他還叫趙容）等。

我們都知道，陳賡同志原來也做過秘密工作，不錯，陳賡同志是「特二科」負責人，負責情報工作。

另外，還有負責總務、後勤的「特一科」，負責人中，就包括參與處決顧順章家屬的洪揚生。

還有負責交通、通訊的「特四科」，負責人是李強同志。

李強同志是中國無線電台的先驅，解放後又成為新中國廣播事業的奠基人。改革開放後來被調到外貿口，美國「可口可樂」的生產線，就是李強同志主持引進的。

這其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顧順章了。

顧順章，生於1903年，上海寶山人。顧順章本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一個工人，後加入青幫，以好勇鬥狠而聞名，在身邊的工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後當了工頭。

1925年，顧順章積极參加「五卅運動」，後進入上海市總工會，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顧順章任工人稽查隊隊長。

1927年，顧順章在「八七會議」上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此後長期在上海與周恩來領導中共秘密工作。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學習蘇聯的經驗，主要在城市中開展工作，廣大工人成為同盟軍的主力，因此有一段時間特彆強調工人的作用，提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幹部，而且是火箭式提拔，一下子就從基層幹部成為中央領導，顧順章就是這樣走上中央領導崗位的。

更典型的還有向忠發。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居然在國外召開，足見其時國內的政治環境已經險惡到了何等地步！

經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向忠發，生於1880年，湖北漢川人。

1926年夏秋，向忠發任中共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委員。1927年在「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到了「六大」，向忠發更一躍而成為黨的主席。

僅用了兩年時間，向忠發便完成了從黨的一名基層領導幹部到「一把手」的飛躍。

這時，向忠發已經快50歲了，在當時一派年輕人的政壇，也算是一個「另類」。

1926年，顧順章和陳賡等人被派往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即所謂「格別烏」學習特工技術。

也許是有這個天份吧，據說顧順章在這方面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用台灣「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其前身為「中統」）資料室主任萬亞剛在其《特務大師顧順章》中的話說：

「顧順章在蘇俄受訓的時間並不長，但憑他聰明機警的天賦，學到一身本領回來。文的方面：如化裝、表演魔術、操作和修理機械、心理學等都很精；武的方面：雙手開槍、爆破、室內開槍而室外聽不到聲音、徒手殺人而不留痕迹等，可說是全能特務，夠得上稱為大師。在他以後，特務行列中，無人能望其項背。」

因此，顧順章很快就成為了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在大上海叱吒風雲，從無失手。

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四次全體會議在上海召開，這就是著名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了。

說他著名，是因為在這次全會上開了一個特別不好的先例，即蘇共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粗暴干涉兄弟黨的內部事務，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選舉，使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主持中央工作。

米夫，1901年生，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畢業。1925年，年僅24歲的米夫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所以，從名義上講，米夫雖然是王明的老師，但年歲卻比他的中國弟子們大不了多少。後來米夫又升任校長，並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

早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米夫就想扶植王明進入中共高層，但沒有成功。1930年12月，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再次來華，半強制地要求中共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不僅如此，連出席會議的代表名單，都是米夫代替中共領導層決定的。

不僅如此，在會議進行當中，米夫未經中共中央，親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義，擬定了改組後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名單。最終，原本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躍而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由於有米夫這位龐然大物的支持，王明實際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

在蘇聯1937年的「肅反」，米夫被打成反革命、打成「托派」，並於1938年被無情地槍決，僅活了37歲。

王明，生於1904年，原名陳紹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由於王明俄語好、馬列學得好，很快成了米夫的得意門生。

王明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佼佼者。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到底是哪29個人，說法不一，比較通行的說法是：

王明、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何克全（凱豐）、楊尚昆、沈澤民、陳昌浩、張琴秋、何子述、夏曦、孟慶樹（緒）、王保（寶）禮、王盛榮、王雲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純）、孫濟民（際明）、杜作祥、宋潘（盤）民、陳原（源）道、李竹聲、李元傑、汪盛荻、肖特甫、殷鑒、袁家鏞、徐以（一）新。

「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多是些才華橫溢的人，共同特點是俄語好、熟讀馬列經典，講起話來激情四溢，每每俄語、英語脫口而出，極富感染力。唯一的弱點就是比較缺乏實際鬥爭的經驗，對蘇聯的了解超過對中國的了解，脫離實際比較遠。

最要命的，這些人並不把這個當缺點，反而覺得天下只有我懂馬列，別人都是「土包子」。殊不知，中國的事情，用「土包子」的方式來處理，往往更管用。

王明於1929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當《紅旗》報編輯，正是在此期間，王明寫出了他那本著名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後來更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這個名字更加著名。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是在王明的提議下召開的。

王明掌權以後，痛感自己以及他身邊的「小圈子」回國時間太短、資歷不夠、根基太淺，於是提出了「系統地改造黨」的方針，派出了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改造各級黨的領導機關。

所謂「系統地改造黨」是個什麼含義呢？

據《中央關於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決議案》的規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權可以改正和停止當地最高黨部的決議與解散當地黨委，當地(當地黨委)是錯了的時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當地最高黨部委員會則在公開的領導政權的黨中一般的都是由當地黨的代表大會產生的，兩種組織絕不容混淆與合併起來。」

說白了，就是保證王明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黨的各級、各層都能夠得到不折不扣地執行。

前面說過，1931年1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 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周恩來任書記。由於當時周恩來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軍委書記，在周恩來未到任前，曾由項英、毛澤東先後代理書記。

實際上，周恩來，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派到中共蘇區的「中央代表」。

同樣，張國燾則被派到了鄂豫皖蘇區，扮演同樣的角色。根據《中央關於鄂豫皖省委的決議》：由張國燾任鄂豫皖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陳昌浩任鄂豫皖蘇區少共中央局書記。

據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我是自願去鄂豫皖的。當時鄂豫皖區還保有較多的立三路線的殘餘，負那個區域領導責任的曾鍾聖(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線的擁護者，我的同志們覺得我去那裡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是遊刃有餘的。我自己也覺得我對那一帶的情況較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於馳騁的所在，我為之嚮往。」

另外還有一種說法，即最初的決定，是周恩來去鄂豫皖蘇區，張國燾則去中共蘇區，後來大家一致認為鄂豫皖蘇區更需要加強工作。而周恩來不能馬上到位，還是由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為好，包括周恩來自己，也持這種態度。

所以後來有人說，幸虧是秉性相對比較恬淡的周恩來去了中共蘇區。如果換成張國燾前去主黨，遇見與主政的毛澤東，以其二人同樣的強勢性格，再加上本來就互相不大看得順眼，不知何以相處。

1931年4月1日，張國燾和陳昌浩離開上海，顧順章將他們護送到武漢，並交給了鄂豫皖蘇區派來接頭的秘密交通員。

正是在武漢，顧順章遇到了他的「天敵」——蔡孟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