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缺乏信仰？

中國人為什麼缺乏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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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雁律師　微博　　信仰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因為每個人都有內心的、精神上的渴望和需要。哲學教授鄧曉芒在《中國人為什麼沒有信仰？》一文中認為，中國人「沒有真正的信仰，是因為我們沒有獨立的個體，沒有內心獨立的精神和需要」。 這個觀點不完全正確。信仰，是一種社會心理，它反映特定的社會結構；它一般需要特定人群的支撐，因此一種信仰往往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性的。譬如，中國人追求了很久的科學，科學這種事物也不是一兩個人的事情，它同樣具有社會性。國家出了一兩個出色的科學家，不等於這個國家就崇尚科學並具備了科學精神。所以，本文認為的「中國人沒有信仰」，是一個社會問題、傳統文明的問題。　　我們知道，世界上有幾大代表性的宗教，它們就是不同種類的信仰。這些宗教往往是一種代表性的文明出現了的標誌。因此，信仰與文明母體不可分離，在這個文明母體之下的人們，一般都會成為相應的教徒。例如，傳統美國社會中的美國人一般都是基督新教的信奉者。同時，我們應該看到，文明一旦成長、進化，往往會與自己的母體發生一定的分裂。所以，當下的文明並不能夠完全反映人們的信仰；因為信仰與文明母體的關係非常密切，幾乎可以認為是等同的。也就是說，信仰有原始性、原生性。我們可以比喻地說，信仰，就是一種回憶，是女性祖先的子宮內的混沌、有待分娩的狀態，它代表著溫暖、舒適和生命永恆的希望。因此，不同的環境可以產生出不同的信仰。原始圖騰多種多樣，鳥獸蟲魚、石頭草木，成為了不同部落頂禮膜拜的對象。　　宗教都有種族性、區域性的特點，它一般都有自己的神靈。這些神靈創造世界，發布教義，指明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犯罪，目的就是維持一種人世間的社會秩序。世界上幾大代表性的宗教都產生於文明社會（以文字的出現為標誌），而這些宗教應該是更早的原始宗教發展的產物。而原始宗教又是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留下來的。所以，所有的宗教也是一種民族記憶和回憶；不同的宗教也由此成就了它的種族性和區域性。由於宗教是一個區域之內的人們的共同心理結構，因此，各大宗教社會都經歷了「政教合一」的國家模式。但由於文明的發展和世界文化交流的擴大，這種國家模式終於又被人們打破了。可見，宗教也是一種族群意識。族群意識的覺醒既是好事，但也可能是壞事。在《群氓之族》一書中，作者伊羅生認為：族群意識可以建立一個國家，也可以撕裂一個國家。　　在文明高度發達的當下，人類的精神世界越來越趨於分裂，在沒有得到徹底解放之前，人類再次將目光往歷史的深處探尋，並試圖藉此來消解精神的彷徨無助。尋根意識的興起，其實就是尋找精神家園、信仰和宗教。但是，對於普羅大眾而言，根在哪裡，往往不可求得。個體的人在越來越複雜的社會中，就像一根漂浮在河流之中的落草。尋根不得的結果，就是皈依宗教。在一種模糊的歷史意識和來世意識之中，希望自己能夠得到永生。但是，我們應當清醒的是，真實的世界卻是向死而生的。人，本來就不是屬於自己的，他的命運在於群體的關係和結構之中。生、死本身也沒有多大區別，你、我、他、她，也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認為「眾生平等」。但是，這些宗教同時告誡信徒「不要信別的神」——它也是摩西十戒中的第一戒，然而，這個教義恰好表明了，這個世界上還有別的神存在。因此，它在邏輯上是非常矛盾的。人們往往忽略了這樣的一個事實——正如摩爾根所說的一樣：人類擁有一個共同的起源。但是，理性無法代替宗教信仰，二者大多數時候是相互衝突的。當代社會的危害來自理性的泛濫，而現代以前，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導致了人類的巨大衝突和歷史悲劇。　　但是，「不要信別的神」的教義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簡單地說，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有自己的特殊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在世界逐步走向融合的今天，堅持自己的「神」、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又不至於彼此侵犯，肯定是好事，是價值多元的體現。韋伯認為，現代社會就是一個諸神並存的社會，儘管信仰不再像過去那樣「迷魅」，人們的精神世界越來越趨向理性。但是，理性並非惟一的，非理性同樣有存在的理由。例如自由主義所信奉的憲政，往往是以歐美為典範的。但是，一味地追隨西方的結果，可能反而被西方所拋棄。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歐美的價值觀和文化已經滲透到了世界每個角落。其結果就是被滲透的區域失去了自己，包括自己的價值觀、文化，以及經濟利益。例如，中國就是一個信仰別的神的典型。中國經濟的外源性就是例證。我們在依賴國際資本的同時，民族產業卻每況愈下，更加致命的是，中國幾乎被外資經濟壟斷和控制了。可見，信奉自己的神是否能夠堅守，需要一種民族競爭力。合理的民族主義是需要的。　　問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了自己的神。信仰是一種社會結構，但中國卻缺少這樣的培育信仰的社會結構。而且，中國人既沒有民族精神，也不是一個公民社會。個中緣由，乃宗法倫理和政治權力的滲透，而改變了中國人的社會心態。除了伏羲女媧，中國是一個神話很少的國家；儘管中國歷史文獻浩如煙海，但是信史卻只能從公元前841年開始計算。這大概是「文王演易」、孔子刪改歷史的「功勞」。自從孔子之後，中國人就「敬鬼神而遠之」了。儒家學說是所謂的「入世」學說，注重的是現世的人倫實用。而且，中國學界主流至今都不承認，中國人是從非洲走過來的，我們堅持著中國人種的獨立起源說。在抹殺原始記憶的同時，我們卻樹立起了若干個活著的「聖人」。這是權力作用下的「造神運動」。而這種「造神運動」不過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它不承認古始和真實。因此，中國人的「神」是「不務正業」的，它主要的功能是馴化百姓。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人朝著「文明的罪惡」高歌猛進的時候，西方人卻在返璞歸真。不僅現代如此，近代西方文明的世界征服也是從打破基督教壟斷世俗權力開始的。啟蒙運動的一個特徵就是「杜撰」出了一個人類的「自然狀態」，再加上達爾文的進化論，這些都是典型的尋根現象。而在後現代西方，人們在承認諸神並存、價值多元的同時，更發現了人類的同源和同構。在上帝死了的震驚之後，人們發現大寫的人也死了。這些西方思想，共同促成了這樣一個事實——就像布希所說的那樣：權力被關進了籠子之中。這是文明的真正的進步。以現代的這種文明，我們才可能發現古始的「道」。也就是說，人類可能通過這種渠道，返回到人類遠古的女性共祖的子宮內，找到足以安頓心靈的和諧故園。但是，我們需要警惕的是，西方國家儘管出現了這樣的了不起的思想成就，然而，國家作為迫不得已的惡，仍然在為資源和利益而爭搶、侵略甚至殺戮。同樣是那個被關進了籠子之中的布希，卻悍然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可見，一切權力的不當利用，都可能製造罪惡。因此，在人類越來越趨同、正在成為一個整體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相反的力量仍然十分強大。伊羅生在《群氓之族》中寫道：「面對世界資源與權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爭奪，人類社會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來越小的碎片。」　　很多人擔憂中國出現了什麼「極端民族主義」，我覺得這是一種無根的民族主義和虛熱的愛國主義，它並不可怕，對社會建構也毫無價值。「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已經在20世紀末終結了，中國人已經沒有力量在這個方面興風作浪了。中國要興起，在文化觀念上，應該允許國家統一下的民族主義——但遺憾的是，這樣的民族主義可能已經不存在了；同時，在政治形態上，中國應該實現更多的地方自治，培育地方政治的實驗場。民族主義和地方自治的充分發展，就是在「矛盾」中尋找全體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增強族群認同的意識。這就是所謂「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之真正涵義。但是，如果將權力視為一種圖騰，如果權力失去了公共資源的特性，如果權力不再親近生命個體，我們就無法達到這個目標，這樣的社會就是一個表面和諧實則分裂的社會。哲學教授鄧曉芒的觀點之所以不完全正確，是因為他沒有看到，中國人由於沒有信仰，缺少族群認同的意識，所以自我中心主義特別發達，這是回應權力作為圖騰的最狡詐、最不道德的策略；反之亦然。同時，我們應該看到，消解權力圖騰的過程，就是一個樹立各自的信仰、發育各自的生命力的過程。「不要信別的神」積極的政治學意義就是，不要由權力來規定信仰——這種權力無疑是指來自任何國家和勢力、集體的壟斷性的權力。　　本文最後的結論是：中國文明如果需要進化，就必須克服歷史虛無、民族虛無、信仰虛無、法律虛無的問題，從現在開始恢復生命個體的自由和尊嚴，以便更好地理解我們的傳統，不斷地接近世界的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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