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文學三十年｜吳亮：先鋒文學成主流是時代的自然改變
北京師範大學舉行的先鋒文學30年學術會作家專場上，吳亮發言。澎湃新聞記者 李坤 圖先鋒是為了爭取空間1986年9月26日，吳亮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誰是先鋒作家》的文章。彼時，31歲的吳亮參加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組織的新時期文學十年會議，時任所長劉再復。會議有200多人參加，涉及到20個省市。「我們都是剛剛出來的文藝界小兵，愣頭青，當然是跑來旁聽的。」29年後的如今，吳亮回憶，劉再復在會議上做了主要報告，講的是人道主義、人性論，此後對會議的報道就集中在以人道主義和人性論作為新時期文學的主要出發點。「當時還有一個次要的話題，大家討論得很熱烈，那就是先鋒文學，所有主流媒體都沒有報道。」吳亮介紹，「本人的評論為什麼會出現呢？《中國青年報》的一個年輕姑娘坐在我的旁邊，跟我聊了聊，說他們就需要這樣的文章。」吳亮回憶，「我半小時就寫出來了，在這一年的9月20號左右就刊出了。」
自此，吳亮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壇上風頭愈健，以犀利而敏感的批評著稱，在對馬原、孫甘露這兩位先鋒作家的評定上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加之北京大學陳曉明等一系列批評家的推動和所謂先鋒作家群的出現，很快先鋒文學幾乎成為一門顯學。「為什麼會用『先鋒文學』？我的記憶不是特別清楚，可能是會議中用了這個詞。我的記憶中，討論文學的時候還沒有使用『先鋒』這個詞。」記憶力不錯的吳亮卻怎麼也不能一下子想起當初怎麼用到「先鋒」這個詞。事實上，他最早知道「先鋒」這個詞是在1962年。吳亮進入小學，聽到了《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這種記憶，過了53年以後，吳亮還是牢記在心。「有一次兒童節，我戴上紅領巾，穿了白襯衫、藍褲子，還特意讓我媽媽買了白色的跑鞋。我們四個人圍著學校轉了一圈。這是我小時候非常幸福、非常憧憬的時刻。」這是吳亮對「先鋒」的最早記憶。由於吳亮父親在1937年參加一個抗日組織是托洛茨基組織，被上海的巡捕房逮捕過，這一案底成為他此後一生的噩夢，也影響到了吳亮的成長。「1968年，開始清查階級隊伍，我父親又被抓出來了。那個時候我是13歲，正在身體發育的青春期。我們的鄰居全都知道我父親是一個『托派』，他們和我一起玩兒的時候，稍微有一點不開心，就說你爸爸是托派。那個時候，我只能被迫在家裡看書，不出門。一個13歲的男孩已經開始壓抑了，沒有自己的空間。」吳亮回憶。「我在8歲的時候對『先鋒』的認知，是真正的烏托邦。我的同學們有共同感。慢慢的，你的家族和你的個人被驅趕，你已經不存在了，你就回不去了。在『被回不去』的整整7年當中，有人說你是自學成才。其實不是，書中有另外一個世界，我可以藉以藏身。也是80年代初的時候，有一個作家發現了我，建議我寫作。我重新獲得了好多朋友，開始進入這個空間。這是80年代的寫作還沒發生的時候，這是我的前史。」吳亮介紹。「到了1985年，我也不認識馬原，也不認識蘇童。只要看到我認為是跟我一樣的異類，我就忍不住要跟他說話。」1986年的時候，大家都在討論人道主義、人性論，但對吳亮來說，這遠遠不夠。「那個時候說寫真實，我說我也真實，人家說你不典型。你說你也很典型，人家說你政治上有問題。所有寫作的權都在官方。80年代初期的文學涵養比較低的作品得到那麼大的轟動。什麼叫真實、什麼叫典型、什麼叫時代，解釋權屬於他們，不屬於我們。我們只能另開一路，我們只能談結構、談語感、談敘述，我們不談政治、不談時代。因為我們只談了你們不談的東西，你們覺得惶恐或不理解，但我們的空間存在。」這或許也是先鋒文學破蛹而出的背景。「為什麼到了90年代初以後，我就慢慢淡出了這個圈子？因為我覺得這種空間結束了，另外一種消費的空間出現了。所以先鋒文學的秘密就在於每一個參與這樣一個運動寫作的人，他們都有自己的秘密，如此而已。」吳亮以此結束了他的演講。
文學批評家吳亮 澎湃新聞記者 李坤 圖【對話】「三十年後先鋒已成主流，這是代際的自然改變」澎湃新聞：講起先鋒文學，現在很多讀者都不知道是指什麼。你是最早提出先鋒文學這個概念的，現在回過頭來，你會怎麼解釋先鋒文學？吳亮：我沒調查過，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會讀80年代這些先鋒作家的作品。假如說讀者不是做文學專業，會不會在書店裡買一本余華的書，或者是莫言早期的作品，我不確定。 我們正在紀念的先鋒文學，三十年來基本還是在文學院的文學圈子裡被討論，甚至連出版商都不會討論的。出版商不會有歷史感，是商業驅動的。比如一個作家已經過時了，就會被淘汰。除非他又冒出來了，像馬原寫出《牛鬼蛇神》，那麼他的歷史就成為今天他炒作這本書的源頭，比如我想起一個歷史的記憶，把他弄出來做一個「王者歸來」的噱頭。一些先鋒文學作家的作品在今天還在被人們閱讀，是不是一定和他的歷史有關，我覺得未必。比方格非，他寫了很多作品，他的《江南三部曲》影響比較大。但是按照我作為讀者的直覺，看過他三部曲的人不一定要把他所有作品都看完，或許三十多歲的人開始買格非的作品，他們不可能知道他的早期作品，除非是超級粉絲，但那種情況並不多見。所以今天我們討論的問題「通向世界性與現代性之路——紀念先鋒文學30年」，基本上還是在當代文學史的範圍內。我們這些參與的人還能找得到，其中一部分人還在繼續寫作，有一部分人現在沒有影響了繼續找過來，有些人是現在才開始產生影響的，當年他們不在現場，所以這種話語與我們當年是差異很大的，語境都變了。實際上，是因為大學裡設學科，有很多專家，他會有很多專題，博士生有一些論文之類的，但研究先鋒文學的影響也不會太大。澎湃新聞：我在今天會議現場觀察到，當年所謂的先鋒作家們，他們追求形式感，突破、反叛，經過三十年後卻坐到舞台上接受大家的致敬、表揚，他們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回歸主流，或者是被回歸主流，這樣的現狀是否和所謂的先鋒精神形成一種悖論？你如何看待這個現象？吳亮：我覺得主流這個概念也是移動的東西。比如作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人道主義和人性問題現在已經不是問題了。儘管事實上並沒有解決，或者說某些部分還沒有解決但現在不再提了。現在留下了一個當時非常次要的話題——先鋒文學被大家大張旗鼓地在交談，這就是主流話語的改變。澎湃新聞：30年前他們所謂的先鋒代表文學，其實是和當時主流社會相衝突的，現在卻成為主流？吳亮：這是代際的自然改變。因為當時出來的時候，所謂「老中青」，我們是青年人，老年人真的就不多了，像巴金等很多老年人都健在，還有一些中年人，比現在的我們還小一點,他們五十多歲。三十年過了以後，我們是老年人了，所以完全不同了。澎湃新聞：現在，有沒有這樣的年輕人跳出來說他們能夠以同樣的，或者說類似先鋒的氣質和精神來做事情？吳亮：現在的年輕人不再使用這種語言了，後來的是用一些其他的語言來代替，是有代際的。比如80年代所發生的事情,後來90年代就不太被討論。70年代作家，或者70年代出生的人，或者80、9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們腦子成熟是在二十年以後的，這是另外一個命名方法。80後有一些比較媚俗的新文化現象，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郭敬明，我們先不管他的價值，但他肯定是一種文化現象，而韓寒又是一個文化現象，韓寒尖銳的部分算不算一個先鋒派？他有些像安徒生筆下的小孩子，所以這個倒不能做同樣的比較。但是重要的是，他們都非常有個性，他們都有自己的粉絲，他們都代表不同群體的取向。和我們當時還不同，我們當時雖然有非常個性的個人風格，但是我們是從「文革」過來的，所以我們的共同感比他們更強烈。雖然我們強調我們個人空間，但是我們共同感非常強。至於先鋒派和假先鋒派這方面我當年寫過很多文章，我當時寫過一篇有三種作家，一種作家是先鋒作家，一種作家是傳統或者通俗作家，他們是為大眾寫的，還有一種就是機會主義作家，他們可能是時而寫寫，他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容易模仿的手藝，確實有這種情況。80年代後期的中國，期刊非常繁榮，是期刊的黃金時代，那個時候每一個省市都有文聯，或者作協，或有一個省級刊物。而且那時候國家財政給每一個地方的文化單位補助，那時候人工等各方面還比較便宜，大家都有辦公室，發行量也很大，社會的訴求也大：右派改正、正在發生的變革、知情的命運……那時候鄧小平和胡耀邦出現在中國作家協會紀念會議上，老中青三代作家感動得很，上面下面都談笑風生的。澎湃新聞：其實背後是有一個非常大的時代和歷史、社會的背景，包括先鋒文學，也是這個背景下產生的？吳亮：先鋒文學倒是不能和這個直接掛鉤，先鋒文學僅僅是在文學當中一個樣式，延縮的方式，我們只有這麼寫作，我們才能脫穎而出，實際上我們已經證明這一點了，而且那個時代開始的時候，不是刊物很多嗎，詩歌有一點現代派是可以接受的，因為詩歌一直有象徵主義，而且他們篇幅比較短，三五句，北島的詩也就兩三句，登就登了，也具有象徵性。到了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開始了出現了一些好像比較難讀的小說，問題就來了，沒有性格、沒有情節，為什麼我們看不懂，那麼晦澀？1978年上海《外國文學》創刊，還配套外國文學出版。你想1980年左右，《橡皮》《嫉妒》《古拉格群島》都發行了。上海譯文出版社以很快的速度出了大量西方的作品，這些作品影響都很大，但是這裡要有消化過程，還要看每一個從事寫作的人，他對這東西有沒有領悟性。你可以學《紅樓夢》，也可以學馬爾克斯，你也可以學博爾赫斯。說好聽一點叫學習、模仿，難聽一點叫抄襲，什麼叫抄襲？抄襲是有些地方沿用套用一些東西，把東西改一改，把它納入自己的範疇來講我的故事，這個事情古今中外從來沒少過。現在先鋒這個概念確實不用，用的話人們仍然把他定格為文學史上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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