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父親的傅雷：家與國之愛

那一代人的情感處理方式，有太多時代印記。傅雷一家，尤其如此。

重讀作為父親的傅雷，少了些年少淺閱時對他淵博學識和精神境界的仰望，多了些同樣為人父母對待生活日常的平視——如今，我們對親子關係的理念已與從前迥異。傅雷脾氣的暴躁和剛烈人所共知，放在父權色彩依舊濃厚的傳統中國家庭關係里，有時難免讓人沉重。

20世紀40年代初，樓適夷（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在上海初識傅雷，很快成為他家常客。傅聰和傅敏那時尚幼小，大孩子傅聰剛及學齡。樓適夷對傅雷管束孩子的方法「很不以為然」：「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戲逗樂，也不見他對孩子的調皮淘氣行為表示過欣賞。孩子在父親的面前，總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當父親出門的時候，才敢大聲笑鬧，恣情玩樂。他規定孩子應該怎樣說話、怎樣行動，做什麼、吃什麼，不能有所逾越。」同桌進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邊的姿勢，是否妨礙了同席的人，飯菜咀嚼，是否發出喪失禮貌的咀嚼聲；傅聰不愛吃青菜，專揀肉食，又不聽警告，傅雷就罰他只吃白飯；學語文，只准用鉛筆、蘸水鋼筆和毛筆，不許用當時小學生中已經流行起來的自來水金筆。樓適夷回憶，有一次帶傅聰到豫園玩，給他買了支兒童金筆，結果一回家就被父親沒收，說小孩不該用那樣的好筆，傅聰傷心哭了一場。樓適夷的暗自嘀咕是，對幼童教育主張因勢利導，而傅雷嚴厲施教，有些「殘酷」。

傅雷（1961年春）

他的觀察有很多佐證。抗戰末期，錢鍾書和楊絳與傅雷和朱梅馥夫婦相識，兩家住得很近，晚飯後常去傅雷家「樸素幽雅的客廳里」夜談，是淪陷的上海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的歲月里，最能打破沉悶苦惱的聚會。在《憶傅雷》一文里，楊絳回憶起他是「含笑的」——「兩手捧著個煙斗，待要放到嘴裡去抽，又拿出來，眼裡是笑，嘴邊是笑，滿臉是笑」；只是那笑臉只許朋友看，絕不許孩子看，「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嚴父」。他們的僵硬衝突的父子關係，客人們經常會覺得尷尬，但好像對傅雷來說也是習以為常，倒是太太朱梅馥連聲抱歉。楊絳打趣：「梅馥稱傅雷為『老傅』；我回家常和鍾書講究：那是『老傅』還是『老虎』……我覺得傅雷在家裡有點兒老虎似的。他卻自比為『小老鼠』！」

1947年，傅雷搬到上海長寧區江蘇路安定坊宋淇家隔壁，宋、傅兩家成為鄰居和要好的朋友。據宋淇之子宋以朗回憶，他姐姐即出生於此。姐姐的女傭陸春莉曾向宋以朗回憶，傅雷以前住她隔壁時，「會聽見他大喊大叫，有時還扔東西，或打自己的兩個小孩。傭人們私底下用上海話稱傅雷是『神經病』」。「反右」時，傅雷曾撰《自述》長文，陳述過自己暴脾氣的童年淵源：「4歲喪父，父在辛亥革命時為土豪劣紳所害，入獄三月，出獄後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鬱而死，年僅24歲。我的二弟一妹，均以母親出外奔走，家中無人照顧而死。母氏早年守寡（亦24歲），常以報仇為訓。因她常年悲憤，以淚洗面；對我又督教極嚴，16歲尚夏楚不離身，故我童年只見愁容，不聞笑聲。」一次，傅雷在外玩耍時間過長，母親就威脅把他扔進河裡；成績不佳，母親曾滴熱蠟燙他肚皮。幼年喪父，且在強勢母親的管教下成長，埋下了一些傅雷的性格悲劇，包括愛情的幾次不倫和經常在家裡慷慨地談論「死諫」——他對這種中國特殊的悲劇精神很有感觸，有著古代的烈士精神。

傅雷與傅敏在寓所小花園（1961年冬）

傅雷與兩個幼年兒子的關係，少見親和，充滿緊張與衝突。1979年，離開祖國多年的傅聰首次回國，與楊絳話往事，仍記得「爸爸打得我真痛啊」。他小時候練琴，邊彈奏邊偷看《水滸傳》，父親在三樓從琴聲察覺出異樣，下樓一聲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樣，嚇得人魂飛魄散」。5歲時，他在客廳寫字，父親在吃花生，不知何事就火了，「順手掄過來蚊香盤，擊中鼻樑，頓時血流如注」。傅敏雖對父親為他講解古典名著與英文原著時層層剝絲的啟發式教育很受用，但也記得對那些一個個拋出的問題，「一旦接不上，父親就會怒斥『滾出去』，過會兒再喚進屋」。1948年客居昆明，傅聰與父親的衝突更是頻發，以致傅雷去香港時，只帶走傅敏，將傅聰託付給朋友照管。這才有了1951年夏天，傅聰通過在教堂舉辦演奏會募錢，自己回上海的流浪歷險記。直至1954年傅聰去北京準備前往波蘭留學，傅雷在信中懺悔似的寫道：「我良心上的責備簡直消釋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傅雷這裡指的是1953年父子之間的一次劇烈爭執：傅聰認為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鳴典》要比父親肯定的第九首《「克勒策」奏鳴曲》重要，傅雷勃然大怒，斥其狂妄；傅聰遂離家出走，住進小提琴家毛楚恩家中。一個月後，傅雷因姑父去世，感喟人生無常，才接回傅聰。傅聰與父親性格的相似，也可見一斑。

傅聰

然而，若細讀《傅雷家書》，空間的距離和時間的流逝，就慢慢沉澱出嚴父的反思和溫情；嚴苛之中，傅雷是極為細膩的。家書里對一些極小的細節頗費周章的「絮叨」，浸透紙背的都是用心：他叮囑傅聰「信封上的字別太大，把整個封面都佔滿了」；進別人家裡，「圍巾必須和大衣一同脫在衣帽間里，不穿大衣時，也要除去圍巾；手插在上衣袋裡比插在褲袋裡更無禮貌，切忌切忌」；在飯桌上，「兩手不拿刀叉時，也要平放在桌面上，不能放在桌下，擱在自己腿上或膝蓋上」；寫和講英文時不要毫無變化地說「多妙」「多了不起」，而可選用「宏偉、堂皇、神奇、神聖、超凡、高尚、聖潔、卓越、精妙」等字眼，「避免冗贅的字眼及詞句，讓表達方式更多姿多彩」；對傅聰的感情問題和婚後的家政料理，更是很多次千叮萬囑。1961年，傅聰在來信中屢屢提及對藝術中的希臘精神感興趣，傅雷特意手抄他已翻譯完卻不知何時出版的一章約5萬字給傅聰。那是傅雷在國內政治環境中非常艱難和苦悶的一段時期，身體狀況已每況愈下，一寫字就眼花流淚、腰酸背痛；他在信中很少言及苦衷，更多的是不厭其煩地與兒子討論藝術的微觀，並多次叮囑他「禍從口出」「言多必失」「行動慎重」——政治時局陰霾遮蔽整個天空，傅雷看到了人心叵測、世情險惡，自覺孤弱、不善圓轉周旋，精神上的幻滅正日益加重；傅聰在國外多年，謹守父親教誨，身體力行。

宋以朗在整理給父親宋淇的家信時，發現傅雷為傅聰借用鋼琴，給宋家至少寫過兩封信。第一封日期是10月29日，沒有年份，其中寫道：「阿聰借用鄺家的琴，早晚必要敲得不成樣子，在我們也不能交代。而他學琴已成騎虎，看來買琴一事，在所難免。你能否代問鄺老太太，有意將該琴出讓否？若然，我可請人估價，再函征同意。倘鄺府仍欲保留，則我們則需及早託人物色。目前留滬洋人，十九已經走掉，賣出來的琴也沒有了；而文工團等等又從內地到滬大批採購；再等下去，恐怕就要買不到琴，或能買到而只是七拼八湊的再造三造的砌碼貨。梅馥為此著急，屢次催我寫信問你，我因忙於工作，擱到現在。希望你早日給我迴音。」……多年後，宋以朗感慨：而在那樣的環境下，支持兒子的音樂追求，絕非易事。

傅雷一家所有的親朋好友，對傅雷太太朱梅馥的回憶都是美好的。楊絳在寫傅雷發現孩子聽大人談話，要追出去訓斥時，特別寫到朱梅馥在傅雷前趕了上去，「她是搶先去責罵兒子；在兒子前，她卻是擋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溫言告誡」。傅雷的書齋被朋友稱道，除了各種工具書和大字典伸手可及，還有一個溫馨的細節：書架頂上一個鏡框里是一張很美的朱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張傅雷年輕時的照片，是他當年贈給朱梅馥的。傅雷稱呼朱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瑪格麗特」，據他說，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瑪格麗特。連楊絳都感嘆：「幾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瑪格麗特呢！梅馥不僅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夫人，不僅是非常能幹的主婦，一身承擔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雜務，讓傅雷專心工作，她還是傅雷的秘書，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沒有這樣的好後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朱梅馥是傅雷的福氣，也是他的運氣。為傅雷的暴躁脾氣，朱梅馥曾多次落淚，在給傅聰的家書中寫道：「婚後因為他脾氣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總難免。」卻更多不是埋怨，而是憐傅雷、為他擔憂。劉海粟這樣回憶她的好脾氣：「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驚人的溫柔，成天忙於燒飯、洗衣、帶孩子；還替他查字典、翻書、抄稿、寫信，忍受著他有時極不近情理又沒有來由的慍怒。傅雷偶然同幾個朋友打兩圈小牌、打一兩次回力球，夫人靜觀，不敢多口。他輸了卻怪夫人不替他當好參謀，大叫一通，嚇得孩子們不敢吭聲。但等怒火一過，他又向夫人反覆道歉，表現得格外真誠。於是梅馥一笑置之。」

傅雷夫婦下黃山，途經杭州時合影（1936年8月中旬）

在一個現代女性看來，朱梅馥的隱忍和顧全大局幾乎到了不可能實現的程度。傅雷是在赴法留學前，在母親要求下與14歲的表妹朱梅馥訂婚的。到法國後，他卻愛上了法國女子瑪德琳，寫信給母親要求辭婚，托劉海粟寄回國內。不久，傅雷發現瑪德琳與多人保持戀愛關係，憤而分手，差點自殺。幸虧劉海粟私自把那封信壓了下來，傅雷才在回上海後與朱梅馥完婚。傅雷是一個富有激情和浪漫的人，也會滋生一些浪蕩的情感。1936年冬，傅雷到洛陽做了一段時間「中央古物保管專門委員會洛陽辦事處主任」，其間結識了一位豫劇女演員，結下一段情緣。他作了一首詩：「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靈光。柔和的氣氛，罩住了離人——遊魂。」

1939年，傅雷又結識了成家和（劉海粟的第三任妻子）美麗的妹妹成家榴，陷入到對她的熱戀中。傅敏回憶：「只要她（成家榴）不在身邊，父親就幾乎沒法工作。每到這時，母親就打電話跟她說，『你快來吧，老傅不行了，沒有你他沒法工作』。」成家和與蕭乃震的女兒蕭芳芳後來成了香港影星，她在60多歲時向外界回憶起成家榴，說道：「我阿姨過世多年。她年輕時長得好美，到老都很美。聽我母親說，那時候，傅伯伯非要阿姨坐在他的身旁，他才能安心翻譯。如果沒有她，他就關在書房大發脾氣。傅媽媽在外怎樣勸他都不行。他甚至宣稱，要用鋼筆戳自己的喉嚨，把傅媽媽嚇得不輕。為這事，我舅舅還找他理論過。阿姨活著時，不好意思說上一代人的感情。但每次談到傅伯伯，她的表情就很甜蜜，臉上掛滿陽光，手捂在心口，一副陶醉的模樣。傅聰來香港演出，與我阿姨也特別親昵。我想他很愛這位長輩，大概也是因為她是他父親愛過的人吧。」

張愛玲還曾將傅雷的這一段婚外情，依據成家榴對她的訴說，寫進了1944年的小說《殷寶灧送花樓會》。1982年12月，張愛玲在給宋淇的信中寫道：「《殷寶灧送花樓會》寫得實在太壞，這篇是寫傅雷。他的女朋友當真聽了我的話到內地去，嫁了個空軍，很快就離婚，我聽見了非常懊悔。」（成家榴說是因為朱梅馥太善良，自己只好退出。）在小說中，傅雷成了「古怪、貧窮、神經質」的羅潛之，而成家榴是「殷寶灧」。張愛玲借殷寶灧之口罵傅雷：「他那樣的神經病的人，怎麼能同他結婚呢？」對這件事，傅敏形容母親的愛「包容浩蕩」；她不僅打電話叫成家榴來家裡，以給傅雷靈感，還對丈夫給她寫情書克制隱忍。據說這些信成家榴珍藏至死；她向傅聰坦言：「你父親是愛我的，可你媽媽人太好了，我不得不離開。」朱梅馥不單單是溫柔的妻子、孩子們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夫人，「她還有菩薩心腸」。

朱梅馥與傅聰和傅敏

但朱梅馥的隱忍，絕非舊時代女性的愚忠。多年後，當傅聰面對愛情與婚姻問題時，她才在信中對兒子述說道：「那時你5歲，弟弟2歲，我內心的鬥爭是劇烈的。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慮，覺得不是那麼簡單，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應該那麼忍心、自私，為了一個『我』而犧牲了你們的幸福。我終於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來。反過來想一想，要是你爸爸當時也只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顧一切，那麼，今天還有你們嗎？還有我們這個美滿的家庭嗎？」她對兒子的婚姻幸福，和她從未謀過面的兒媳彌拉的快樂，充滿關切，屢屢囑託傅聰不要和他爸爸一樣主觀固執，而要顧及彌拉「活躍的青春的夢」。她因此寫道：「我是絕對同情彌拉的，決不願意身受折磨會在下一代的兒女身上重現。……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了解他，他一貫秉性乖戾，嫉惡如仇，是有根源的——寡母孤兒悲慘凄涼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後，孤軍奮鬥，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苟，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他，我原諒他。」但她告訴兒子傅聰：「克制自己，把我們家上代悲劇的烙印從此結束；而這個結束就要從你開始，才能不再遺留到後代上去。」傅聰結婚後，她幾乎每封信都要提醒傅聰不可傷害彌拉，「彌拉太了解你了，她多麼溫柔可愛，千萬不可傷害她，千萬不可把你爸爸對媽媽的折磨加在彌拉身上」。她的寬容，讓具有獨立意識的女性也為之動容。

某種意義上，朱梅馥才是這個家得以為家的維繫力量。給第一位兒媳彌拉的信中，傅雷寫道：「你媽媽是最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女性。她溫柔婉約，對聰的為人影響很大。多年來要不是經常有媽媽在當中任勞任怨，小心翼翼，耐心調停，我與聰可能不會像今日一般和睦相處，因為我們兩人都脾氣暴躁，尤其對小事情更沒有耐性。」傅敏、傅聰小時候，朱梅馥為他們擋住父親疾風驟雨似的訓斥和體罰；當傅雷漸漸年邁，她又成了在兒子面前護衛父親尊嚴的人。1961年，國內的經濟狀況極為艱難；但傅雷的自尊心不允許他向兒子開口求助。朱梅馥在家信中近乎嚴厲地向傅聰指出傅雷營養的缺乏和身體狀況的惡化：「不知道你有沒有體會到爸爸這幾年來的心情？他不願，我也不願與你提及，怕影響你的情緒。我實在看不下去，便在信末向你表示……你來信隻字不提。……他不但為了自尊心有疙瘩，還老是擔心增加你的支出，每次囑寄食物，心裡矛盾百出，屈辱感，自卑感，一股腦兒都會冒出來……牛油是你在家從小見慣吃慣之物，也不是什麼奢侈品，為什麼去年11月我忽然要你千里迢迢地寄來呢？你就是沒有用過腦子想一想，分析一下。」

朱梅馥與傅聰在上海中山公園（1954年1月）

傅聰自幼在朱梅馥身邊長大，對她最親、最理解。自傅聰1956、1957年回國後再度回到波蘭，又前往英國，母子倆一別就是十幾年，再未見面。1966年國內動蕩的時候，傅聰從海外好不容易和家裡掛通了長途電話，只叫得一聲「姆媽」，媽媽只叫得一聲「阿聰」，彼此就失聲痛哭。到哽咽著勉強能說話的時候，電話早斷。這是母子最後一次通話。那年4月，傅雷便「總感覺為日無多」，別說一家人相聚，就連寫信讀信的快慰，也不知能享多久。朱梅馥則總在夢中夢見兒子，「有時在指揮，有時在彈奏鳴曲」。她說她開始享受睡覺的樂，因為每夜入睡前，都能有個希望——「不僅能與骨肉團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絕的親友會面」。深知傅雷的性格，那時，她已看到他們夫婦難逃的命運。7月起，她開始不停數著孫子凌霄生日的到來，「一個月後凌霄就過生日了」「三星期後凌霄就過生日了」「現在只剩下三天了」。她給從未見過面的孫子編織了毛衣，想像著有一天能親眼見到他，擁抱他，把他抱在懷裡……但傅雷對這一點，已一點不抱希望。

8月27日，傅雷和幾位朋友簡單在家吃了晚飯。他說，這次他無論如何也不願人格再受侮辱了，「要帶著梅馥一起走」。朋友們力勸，如果要走，能不能將梅馥留下？傅雷說，他不能讓她一人活下去受苦。朱梅馥深知，他一旦下定決心，就不可挽回了。

兄弟倆：才華與命運

傅雷兩個兒子，哥哥傅聰與弟弟傅敏的關係，常讓人想起講述天才大提琴家傑奎琳·杜普雷與她姐姐故事的電影《她比煙花寂寞》：姐妹倆從小都學習樂器，姐姐一直學得更好；妹妹在一次演出中脫穎而出，父母便把接受最好音樂教育的有限資源都給了妹妹；姐姐最終只在樂隊里做了一個普通的笛手，過著平凡卻踏實的幸福生活；妹妹在掌聲與光環籠罩的舞台生活之外，反而愈加孤獨。倆人相互嫉妒競爭，又相互親近眷顧。

傅雷曾回憶，傅聰3歲至4歲之間時，就愛聽古典音樂。「只要收音機或唱機上放送西洋樂曲，不論是聲樂是器樂，也不論是哪一樂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靜靜地聽著，時間久了也不會吵鬧或是打瞌睡」。傅雷決定讓傅聰學一門樂器，無論將來從事什麼，「能有一藝術園地耕種，一輩子受用不盡」。於是，傅聰7歲半開始學鋼琴，啟蒙老師是數學家雷垣。傅聰9歲時，傅雷的好友、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將他介紹給前上海交響樂隊創辦人、義大利鋼琴家梅百器。至他去世後，傅聰又換了幾個教師，但都沒遇到合適的，傅雷便要他改受正規教育，讓他以同等學力考入高中。那時傅聰極為叛逆，不願練琴，憤懣反抗父親，「甚至於要出人命」。

傅聰（攝影：王文瀾，於1995年）

直到傅聰17歲，傅雷才肯定他可以專攻音樂，「因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時，就是酷暑天氣，衣褲盡濕，也不稍休；而他對音樂的理解也顯出有獨到之處」。1952年底至1953年1月，為紀念貝多芬逝世125周年，傅聰首次登台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貝多芬《第五鋼琴協奏曲》。不久，傅聰被選拔去羅馬尼亞參加「第四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賽」。聯歡賽結束後，他作為中國藝術代表團成員去東歐訪問演出，不久受到波蘭政府邀請，留學波蘭，並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

傅聰出國前，一家人去火車站月台送，傅敏哭得很傷心。哥兒倆的感情一直很好，現在他少了一個玩伴，覺得很傷心。年少的他還並未意識到，兄弟倆的命運軌道也就此分道揚鑣。在那之前不久，傅敏剛在父親的勸阻下，放棄了繼續學習小提琴的想法。從香港回來後，傅敏在宋淇家的宅邸偶然發現了以前一位猶太租客遺留下的一把小提琴。宋母將琴轉送給他，他也去請雷垣教琴，還向中央樂團小提琴家韋賢章求教，又跟隨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主任陳又新苦學兩三年。然而，聽到他想報考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傅雷斷然搖頭：「不行！」傅敏只得直升普通高中。傅聰曾來信鼓勵傅敏走音樂之路，傅雷則回復說「問題不簡單」：「第一，在家不能單學小提琴，他的語文根底太差。我自己太忙，不能兼顧；第二，他至此為止在提琴方面的表現只能說中等，在家專學二三年後是否有發展可能毫無把握；第三，敏的看譜能力不強，夜長夢多，對鋼琴，更渺茫；第四，截至目前為止，敏根底最好的還是自然科學與教學，至少這是在學校里有系統的訓練的。倘等高中畢業以後再酌量情形決定，則進退自如。倘目前即輟學，假如過了兩年，提琴無甚希望，再要回頭重讀正規學校，困難就多了。」再考慮到傅聰的時代還能請到好老師補英語、中文，傅敏的資質、環境都不如他了，對傅聰的教育方式，已沒辦法在傅敏身上複製。多年後，傅敏回憶起父親對兄弟倆的教育說：「從小父親對我們的教育方式就不同。他對傅聰花大部分精力，要他學這個學那個，而我呢，更多的是受學校的教育。在我中學畢業之後，父親對我說：『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樣，你還是老老實實當一個教師吧。』」傅敏謹遵父訓，一輩子在英語教學崗位上兢兢業業，從未動搖。1979年，他在英國整理父親寫給哥哥的家書時，發現有為數不多的信里提到自己：「初期因他天資差，開竅遲，我自己脾氣又不好；後期完全放任，聽任學校單獨負責；他入大學後我也沒寫長信（除了一次以外）與他。像五四至五七、五九至現在我寫給你的那樣的信，一封也不曾給敏寫過。無論在學業方面，做人方面，我都未盡教導之責。當然他十年來思想演變與你大異，使我沒法開口；但總覺得對你給的很多，對他給的太少，良心上對不起他。」傅敏對此從未有怨言，只說「我還是開悟太晚」，遺憾父母在世時，與他們少有深入的交談。在波蘭，傅聰先得到克拉科夫音樂學院創始人傑維茨基的指導，於1955年2月參加了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場外，傅雷密切關注名單上每個選手。他對傅聰的獲勝本無把握：「除非洲來的以外，沒有一人的學歷像你這樣可憐的——換句話說，跟到名師只有六七個月的競選人，你是獨一無二的例外。」傅雷非常關注傅聰的一舉一動、起居練琴，與他討論每一位古典音樂家的作品和鋼琴家的演奏技巧，且頻頻敦促傅聰家書報告情況。傅聰在波蘭的迅速進步，不僅出乎傅雷的意料，而且也讓他大為振奮和鼓舞：「從你小時候起，我都怕好話把你寵壞了。現在你到了這地步，樣樣自己都把握得住，我不再顧忌，要跟你說：我真高興，真驕傲！」1949年傅雷前往香港時，還因與傅聰不斷的爭吵，將他獨自留在雲南，父子關係尚還緊張；自傅聰前往波蘭，傅雷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他開始修復父子關係。傅聰在波蘭獲獎時，傅雷在給兒子的信中盛讚：「東方升起一顆星，這麼光明，這麼純凈，這麼深邃；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輝煌的世界紀錄！我做父親的一向低估了你，你把我的錯誤用你的才具與苦功給點破了！」他很多次用近乎焦急的口吻，敦促傅聰寫信：「難道兩個多月不寫家信這件事，對你不是一樣精神負擔嗎？」「我們歷來問你討家信，就像討情一般。」傅聰考慮轉往蘇聯學習，但並未和傅雷談過，而是直接托馬思聰向中央提出，傅雷備感受傷：「信中表現我的態度，難道還使你不敢相信，什麼事都可以和我細談、細商嗎？你對我一字不提……老實說，我是很有自卑感的，這反映你對我還是不放心。大概我對你從小的不得當、不合理的教育，後果還沒有完全消失。」

傅雷夫婦與傅聰在家中

傅雷是以他的價值觀，去看待傅聰在國際古典音樂舞台取得的成就的，他赴法留學之前依然尚存、歸國後在政治動蕩中漸漸無所依的家國情懷，在此時體現得淋漓盡致：他提醒傅聰：「你不是抱著一腔熱情，想為祖國、為人民服務嗎？……你的將來，不光是一個演奏家，同時必須兼做教育家；所以你的思想，你的理智，需要長時期的訓練。我這個可憐的父親，就在處處替你做這方面準備，而且與其說是為你做準備，還不如說為中國音樂界做準備更貼切……這才是真正的道德實踐。」這也是傅雷家書在一段時期里的主要目的：拋磚引玉，訓練傅聰，激發他的音樂感想，再將新鮮養料間接傳播給中國青年，報效國家。字裡行間的傅雷，在這個時期是昂然的、理想主義的，愛國之志多了施展的可能。

1957年9月，傅聰應召回國，在京參加整風運動。因為父親「身份特殊」，他被限制在沙灘紅樓文化部招待所內「集中學習」，被命令與親人劃清界限、勇於揭發、虛心接受小組成員的「批評幫助」。在北京時，他住在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家，樓適夷代他父母前來探望，他高談蘇聯、波蘭問題，這些閑談都傳到了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那裡。臨回波蘭之前，傅聰見傅敏，飯桌上，向傅敏透露，中央要他抱著超過世界水平的雄心，多接觸群眾，「將來至少要下去勞動5年」，傅聰被這個嚇壞了。他回波蘭後不久，母親就來信告知，作協開了十次批鬥傅雷的會，父親做了三次檢討，一切工作停止，陷入了極度的精神痛苦中。這一年11月，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我的心情非常壞……國內的生活和國外的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藝術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國外的條件好太多了，主要因為生活要豐富很多，人能夠有自由幻想的田地。……我實在需要安心下來，要是老這樣思想鬥爭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藝術更受不了。」1958年12月，傅聰在一位原英國籍音樂教師的幫助下，離開波蘭，去了英國。他沒想到會20年不回祖國，也沒想到就此再也無法與父母相聚。

傅聰

傅聰的出走，深刻影響了父親傅雷的政治命運，他一直受到批鬥和各種形式的凌辱。傅聰到英國後，曾寫回一封長信，半年後，傅雷夫婦才收到此信。他們將信交給朱人秀，由他請示黨組機關。獲批後，1959年國慶，他們寫信給日思夜想的兒子：「10個月來我的心緒你該想像得到；我也不想千言萬語多說，以免增加你的負擔。你既沒有忘懷祖國，祖國也沒有忘了你，始終給你留著餘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國的大門是永遠向你開著的。」1964年，傅聰加入英國國籍。宋以朗曾寫道，傅雷與成家和的通信，從傅聰自英國回香港舉辦個人音樂會開始，成家和當時已經從上海移居香港。在當時情況下，傅聰到香港舉辦音樂會很容易被人利用，被英國、美國拿來做反共的教材，所以傅聰到香港辦音樂會的時間很倉促，搭飛機來，不開記者招待會，一結束馬上走。

1965年6月5日，傅雷寫給成家和的第一封信，就說到自己對傅聰的憂慮，請成家和代為搜集報章報道，並讓她回信告訴他音樂會的整個過程。在這封信中，傅雷也提到宋淇，因為他得知傅聰在香港曾和宋淇通過電話，但傅聰並沒轉告他談話內容。傅雷在信中問成家和：「不知道他們有什麼話提到我們嗎？因為宋氏兄弟已經5年多不與國內任何人通信。倘若與你談及，請轉告我們。這些事聰以後不會在信里報告的。」寫於1965年6月13日的下一封信里，傅雷又向成家和追問：「聰可曾與你提起宋伯伯通話內容？他一回去不會再做報告的了，問他也沒用。」6月17日，傅雷致信成家和，希望她能轉寄信件給宋家。傅雷在信中寫道：「宋氏一家對我們一向很好……他和國內已經多年不通信，他有他的理由，我約略猜得出來。可是上海的房子有不少問題要處理，我想寫信由你轉寄給他，不知是否方便？乞告知！不方便也就算了，勿勉強。」從《傅雷書簡》可以看出，他在1965年突然寫了很多信交代事情，比方說急著找宋淇處理宋家房子。到現在，約略能猜出傅雷當時的用意了。但這些辛酸，傅雷很少在家書中向傅敏、傅聰提及。家書里，他和傅聰談的仍是藝術，是音樂和對巴爾扎克與《卓別林自傳》的理解，關懷他的演出不要太過緊張，家庭要打理好財務；在給傅敏的信里，他談的還是教育和做人。直到他們在自殺前寫下遺書。遺書里有這樣一句話：「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

傅敏（攝影：張新燕）

1956年7月，傅敏從上海高中畢業。他的第一志願是北大外國文學系，校方力勸他報考外交學院。1959年，由於政治氛圍的變化，外交學院將傅敏作為「代培生」，送往北京外國語學院。傅敏知道，父親劃成「右派」，哥哥出走英國，他的外交家之夢已破碎——一家人的命運，在國家政治潮流中緊密相連，顛沛流離。1962年，他畢業時沒有一個單位敢要他，直到北京女一中老校長要了他。老校長是傅雷的老朋友，他專門為傅敏將四門俄語課改為英語課程，讓他開英語試驗班，漸漸的，傅敏在教學上有了名氣，直到1966年9月3日，他頓時陷入父母亡故的悲慟，繼而被政治推入命運的漩渦，痛不欲生，兩次自殺未遂。

1979年，傅敏前往倫敦探望傅聰，兄弟二人終於團聚。1980年，他回國繼續做一名中學教師直到退休，並開始整理編輯父親的文章與書信。20世紀80年代，傅聰有一次回到北京，席間說起父母「走」時他沒哭，他似乎有所預料。早在1961年，父親就在書信里流露過幻滅感與去意：「主觀上並無出世之意，事實上常常浮起虛無幻滅之感。個人對一切感覺都敏銳、強烈，而常常又自笑愚妄。不知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苦悶，還是我特殊的氣質使然。……你的將來，你的發展，我永遠看不見了，你十年二十年後的情形，對於我將永遠是個謎。」那天晚上，電視里播放戲曲節目。傅聰看到戲裡，一個孩子在四處尋找自己的爸爸，他坐在房間里，號啕大哭起來。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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