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批劉鄧的來龍去脈

點燃「文革」導火線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件事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導火線。《海瑞罷官》一劇，是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所作。早在1959年，吳晗就根據毛澤東在當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關於要學習海瑞精神的指示，根據胡喬木的建議，於6月寫作和發表過《海瑞罵皇帝》一文。同年9月21日，又發表過《論海瑞》的文章。《論海瑞》寫作出來時，已是廬山會議剛開過，吳晗還加上了一段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話。後來吳晗應京劇表演藝術家、北京京劇團團長馬連良先生之約，寫了《海瑞》一劇。並接受友人蔡希陶意見，改名為《海瑞罷官》。1961年1月發表於《北京文藝》，並由北京京劇團上演，馬連良飾海瑞，裘盛榮飾徐階，李多奎飾海瑞母親。《海》劇是寫明朝大臣海瑞在任應天府巡撫期間，敢於將曾任宰相的徐階的第三個兒子徐瑛(強佔民田、強搶民女的惡霸)處死，並通令縉紳退田等的故事，宣揚了海瑞剛直不阿、不畏強暴、敢於鬥爭的精神。此劇上演後，毛澤東很高興，還在家裡接見了演海瑞的演員馬連良。1962年，江青認為這個戲有「問題」，曾找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長，提出要批此劇，並聳人聽聞地說：「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江青的要求被拒絕。1963年，江青對讚揚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論文章很不滿意。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劇現代戲會演，揚言「京劇革命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第一仗。」下半年，江青就在北京找了李希凡，要他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李希凡沒接受。於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與張春橋密商，由姚文元寫了批判文章。文章硬把劇中「退田」、「平冤獄」的內容同1961年至1962年的現實政治聯繫起來，煞有介事地說：「1961年，正是我國內為連續3年自然災害而遇到的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1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這樣一篇肆意製造「罪名」的文章，它的炮製出籠是很特別的。由於人們不知道文章的來由和底細，它又是登在上海的一份報紙上，中央和各地方報紙的編輯部雖然對它很注意，但大都持觀望態度。因而一段時間裡，除上海外，全國各報都沒有及時轉載。後來大多數報紙陸續轉載了，北京和湖南仍沒有轉載。北京沒有轉載，並非出於麻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震驚。如此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中共黨員、民主同盟的負責人之一和著名學者，有違1965年上半年周揚傳達的「文化革命5人小組」關於學術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點名要經過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報刊為準的規定，上海「這樣做法，還要不要黨的紀律？」此其一。其二，11月13日，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市委宣傳部長李琪、《北京日報》總編輯范瑾專門開會研究過轉載問題，決定先向《文匯報》了解情況，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報》就登，否則就不登。由於張春橋嚴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鎖消息，《文匯報》不予透底，北京市委、《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的詢問均無所獲。在此情況下，鄧拓決定即請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答暫不轉載，待他回京後再定。1967年毛澤東曾說過：「姚文元的文章不過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此話不假。發出信號是為了觀察。上海的張春橋等人在觀察，毛澤東也在觀察。張春橋等人觀察的結果，如他在1966年5月所說的：姚文元文章發表以後，「我們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江青將這些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觀察的結果，如他1967年5月所說的：「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後來我建議出小冊子，也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毛澤東更增加了對中宣部的不滿。認為這些事實更證明了他對中央出「修正主義」的擔心和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看法的正確性。（責任編輯: 任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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