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哲學社會科學創新能力及其評價研究》問卷附言

關於《哲學社會科學創新能力及其評價研究》問卷附言

這個問卷從選題設置到具體問題,都是在現有不合理的人文-社科管理體制和觀念範圍內提問,實在難以在有限的幾項中進行強迫性選擇。

標題中的「哲學社會科學」說法本身,還是老毛1942年《整頓黨的作風》里說的,把哲學凌駕於一切科學之上,這個觀點就是錯誤的。沒有也不應該有凌駕於科學之上的東西,如果有的話,那是上帝。應該是「人文-社會科學」,哲學是這個領域中的一個學科。

「創新」是現在中國政治中的概念,籠統地說說可以,非要在所有具體領域層層都來談「創新」,創新就成了沒有任何意義的套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本身就是不斷創新,這是科學研究的本意,再搞什麼科學研究的創新,同義反覆。有不創新的科學研究嗎?那就不是科學研究了。本調查問卷建立在「創新」這個詞兒上,是在趕時髦,沒有意義。

第8題,團隊研究創新能力。人文-社科的研究基本上是個人性質的,建立在個人獨特的興趣和非凡的研究毅力之上。現在什麼都要以團隊的名義,顯然,過去計劃經濟時代政治上的「集體主義」仍然頑強地在這個領域延續著影響。這種思路至少對於人文-社科研究是有害的。縱覽最近二三百年的世界人文-社科成果,有幾個人是「團隊攻關」出來的?都是個人研究的成果(只有少數社科學科的研究需要人手調查,但研究本身也是個性化的),就是《資本論》也只能是馬克思一個人的研究,恩格斯只是在他逝世後做完全不改動基礎上的整理。這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特點決定的,可是我們現在用工科思維,以為人多力量大,這種最俗的生活經驗用在看待人文-社科上,說明管理者是人文-社科的外行。鑒於目前號召課題研究要組成團隊,於是多數申報者只是在表格上應付,找幾個人相互「幫忙」,實際上還是個人的研究,助手的工作僅是跑腿、整理之類,如果時間充裕,這些助手沒有也是無所謂的。人文-社科的多數研究,不能是所謂「集體攻關」(工科可以),那是行政開會研究問題的模式,完全不適於人文-社會科學。

第9題,哲學社科對國家而言,創新能力體現在……(選擇)。所有的選擇都建立在「有用」的基礎上。這個思路對人文-社科的認識是有害的。人文-社科研究原則上不該有功利目的,一旦有了功利目的,研究就很難談得上科學性。可是現在什麼都要求具體服務於具體的政治、經濟目的,這等於毀了人文-社科。實際上已經在摧毀人文-社科。黑格爾在談到美學時有一段話在這裡引證一下:

「科學,作為服從於其他部門的思考,也是可以用來實現特殊目的,作為偶然手段使用的;在這種場合,就不是從它本身而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係得到它的定性。從另一方面看,科學也可以脫離它的從屬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獨立的地位,達到真理,在這種地位,只實現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美學》第一卷10頁,商務印書館中文版)

第21題,要求回答高校院系、所的組織體系對科研是否有利。高校是教學機構,可以有研究,但要以教學為主,這是常識。可是現在要求幾乎所有的高校教師都必須同時搞研究,是不可能的。教師的工作性質是普及,而研究是個性化很強的創新,只有少數高校教師能夠做到。非這樣要求,於是多數高校教師的人文-社科「論文」(其實是「一般文章」)是在講述學科內的常識或是感想之類。違反人文-社科研究的性質,結果只能是這樣!解放前20-30年代沒有這套人文-社科的管理(基地、核心期刊、評獎等等),反而出了一大批至今仍然居於我國學科頂峰的學術研究成果,現在花了如此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精力,像搞運動一樣「創新」什麼東西,結果拿得出來的東西什麼都不是。思路上整個不對,其他就甭說了。

第22題,關於人文-社科成果的評獎機制的各種選擇。根本的問題是用工科思維來構建人文-社科的評價體系,人文-社科是人的思維,不是機器的思維,不是研究自然界,量化標準對人文-社科研究的導向是十分有害的。所謂核心期刊,本來用於圖書館指導讀者找材料的,現在竟然成為一種恆定的評價標準,看發表在什麼刊物上,而不看論文本身怎麼樣,顛倒是非,倒是讓一些不怎麼樣的雜誌(他們有的是辦法贏得核心的稱號)獲得了賺錢的機會,收取版面費之類。

第23題,對「少數學者比較浮躁和急功近利」如何看。不是少數,而是普遍的,這是現在的評價體制逼出來的。

第24題,關於研究環境好壞的評價選擇。現在對於人文-社科的要求都是行政思維,要求直接為當權者服務,這種環境對於學科發展來說實在惡劣。國家要有點胸懷,花點錢把很少的在某個學科領域有造詣的人養起來,不要追求即刻看得見的效應。例如理科的陳景潤,他的研究其實什麼用也沒有,但是這是體現人類對某個問題的最高思考,我們養起來了,不是很好的事情嗎?人文-社科也應該這樣做,不要一天到晚拿著表格找人家統計發表多少、多少人引證等等。錢鍾書的《管錐篇》有多少引證?很少,但是人家的東西就是傳世之作。引證率在大眾文化時代是很可疑的。不要迷信引證率。錢鍾書不是因他的《管錐篇》,而是因為他的遊戲之作《圍城》被社會知曉,這是時代對學術研究認識的錯位。如果官方也是這樣認識,延誤的就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國家的人文-社科了。

第27、28題,關於提升「創新」的舉措。這些要求選擇的舉措,大都是行政思維的產物。重點學科的基地,已經變成了一種「權力」,各個高校爭的是實際利益。其實所有的基地都是一個單位兩個牌子,一個人兩個身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謂「雙肩挑」是自欺欺人,真的一個人既是教學標兵,又是研究家,很少。但是現在要求幾乎所有教師都得教學、研究雙肩挑,結果,所謂「成果」多數是垃圾。發表的東西現在呈幾何級數增長,越來越多,誰在看?哪裡有時間看?教學反而成了應付,什麼都做不好,誤人子弟。211之上再加上985,現在還要搞國家級的基地,國家級的評獎,反正就這樣幾個人,疊床架屋,折騰吧,又不知得填多少表格,開多少評審的會議。本來各學科真正能幹的人就是這麼幾個,把精力用在各種形式主義的評獎、評審上,還做不做正經的事情了?所有的評審都是要消耗精力的,我們真正有本事的人很少,讓人家踏實做點實事吧!

各種評獎的程序,機制上說得不錯,但是所有程序都是通過「人」來做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情」能量之大,足以衝掉所有評獎的公正,其中的貓膩實在太多,能夠評上的,相當部分不一定就是最優秀的,毛新宇的博士論文被評上百篇便是一例。現在沒水平的人評有水平的,已經很普遍。例如新聞傳播學的社科基金評判組長,十幾年來一直是一位中學學歷的人,他的名言是:「我到理髮館理髮,購買的是服務,絕不是商品!」

200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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