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論新時代文化自信的三重關係

（張明：南京大學助理研究員）

社會主義從理論形態向現實形態的轉變是由蘇聯十月革命所開啟的，但蘇聯並未完全找到一條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途徑。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探索性實踐，尤其是在當代的突破性發展，既證明了「中國道路」的歷史合目的性與規律性，也彰顯了繼續做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篇大文章所面臨的嚴峻挑戰與複雜困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步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1]，保持「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自信心態，是推動各項事業不斷獲得勝利的重要保障。黨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與「制度自信」，不斷開闢了治國理政的新局面。在「三個自信」的基礎之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文化自信」，從根本上標誌著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認識的深度與廣度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何理解文化自信，已經成為目前學界開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論與實踐研究的一大「熱題」，並且取得了極為豐富的研究成果。在現有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思考如何綜合定位文化自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論中的理論坐標（外部關係），如何辯證理解文化自信內在各要素之間的關係格局（內部關係）、如何科學理解傳統文化在文化自信中的理論位置（核心關係），構成了目前深化拓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問題研究的重要維度。本文擬以上述「三重關係」為切入點，以期為辯證理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問題提供思考與啟示。

一、外部關係：文化自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論中的理論坐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論，從內容上來看，主要是由「四個自信」所組成的，即道路、理論、制度與文化自信。那麼，文化自信究竟在自信論中處於何種地位，緣何要提出文化自信問題，文化自信與其他「三個自信」之間的關係為何？這些構成了理解文化自信首先需要著重加以解決的重要問題。正確回答上述問題，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正確理解「三個自信」的理論定位，在此基礎上構築文化自信的恰當理論坐標；二是從文化的屬性出發，把握文化自信的歷史厚重性與深層性；三是從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高度出發，科學把握文化自信的理論價值。

第一，「三個自信」是在近代以來中國歷史，尤其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及其發展新階段的基礎上所構築的。

從廣義層面而言，「三個自信」的提出，並非僅僅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下實踐，而且更是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譜系出發加以定位的結果，是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普遍認知與全面把握，即「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一科學理念的集中彰顯。當然，更為直接的是，「三個自信」的核心關聯詞，主要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展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闢，深刻根植於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偉大歷史實踐，是60餘年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探索史的結晶，尤其是改革開放後30餘年艱辛求索的歷史性產物。「三個自信」的提出，是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到新時代的理論反映，是對歷史發展規律深刻認識基礎上的自信表達。有一種觀點認為，「三個自信」主要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開的，因此與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關係不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前30年曲折歷史與「不自信」的根本重構。在後現代主義歷史學解構一切、斷裂盛行的趨勢下，這種錯誤認識在學術界具有一定的市場。其實不然，「三個自信」的提出，儘管從字面上來看主要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展開的，但從更深層次邏輯層面而言，改革開放前30年歷史為「三個自信」提供了最為根本的基座，「三個自信」首先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制度與價值理念的自信。因為改革開放前後兩個30年之間的歷史是無法從根本上割裂的，二者之間通過「三根明線」與「一根暗線」實現相互鏈接[2]。也正是在此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兩個不容相互否定」的重要論斷，將對此問題的探討從歷史問題提升到重大政治問題的高度[3]。

儘管前30年歷史為「三個自信」的提出奠定了基礎，但更為重要或顯著的根基還應當歸結為後30年的歷史性奠基。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發展，中國在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並且通過及時的、科學的系統化總結，形成了豐富的理論成果，這是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越走越寬、愈發自信的最根本原因。其中，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物質成就，諸如，經濟發展速度的飛躍、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經濟總量的跨越式發展等等，都為構築「三個自信」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此時，提出「三個自信」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進程中，不斷面臨著各種歪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外部挑戰。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始終保持著「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般的強大政治定力。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所取得的顯著成就基礎上，當前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理由更加堅定「三個自信」，更有理由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動搖。因此，在堅持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三個自信」構成了治國理政實踐最根本的政治底氣。

第二，文化自信的歷史厚重性與延承性， 構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論的寬闊基礎。

文化較之於物質等感性實存具有更為深層次的意蘊，它在很大意義上直接構成了主體自我認同的精神紐帶與自我辨識的顯著標識。當前治國理政實踐中所強調的文化自信，蘊含著多元內涵。其中既有超意識形態的、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文化形態——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亦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革命文化——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革命精神，更有強烈時代色彩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上述不同文化形態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主流文化的主要存在形式，成為治國理政實踐賴以支撐的文化資源[4]。只有從文化根基上理清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歷史傳統之間的接續關係，理清了傳統文化、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間的辯證邏輯關係，理清了治國理政實踐主體（黨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的身份認同與價值認同問題，才能真正團結最廣大人民群眾保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強烈認同與高度自信。「三個自信」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題密切關聯，其定位主要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展開的，最終導向共產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終極價值關懷。因而，「三個自信」的主體更多地是服從並認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幹部群眾。然而，如何凝聚其他社會群體的共識，如何培育他們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保持自信姿態？這是當前黨的主流意識形態建設與理論創新所必須要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就需要引入更為深層次和更寬廣的文化自信。

此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僅歷近40年的發展，其中許多方面仍有待進一步完善。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還面臨很多沒有弄清楚的問題和待解的難題，對許多重大問題的認識和處理都還處在不斷深化的過程之中，這一點也不容置疑。」[5] 儘管在此過程中取得了重大成績，也建立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態度。但從總體上而言，「三個自信」更多地是基於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短暫歷史積澱基礎上的產物，其中自信的厚重感仍然需要在不斷實踐過程中實現量的積累與增加。在此背景下，如何擴大「自信論」的受眾範圍與認同程度？如何不斷拓展夯實「自信論」的根基？這些問題都直接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論」話語建構與理論表達所必須要著重加以解決的核心問題。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概念。文化自信的歷史底蘊與基座較之於「三個自信」更具有悠久性與廣泛性，因為文化自信是包含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內的多元統一體，其內涵更為豐富、覆蓋面更為廣闊。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提出文化自信並使之與其他「三個自信」結合，有助於形成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認同，從而更好地凝聚共識、推動治國理政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不斷深入發展。

第三，「文化自信」標誌著從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譜系定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文化層面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以往理論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討大多從道路、制度與理論等層面介入，很少有從文化的視角切入。從文化層面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確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延續性與文化的融合性問題。由於社會主義思潮是從異域傳入中國，因而一些保守主義者錯誤地認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生根與發展割裂了中國歷史與文化發展的傳承性。其實不然，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形成與發展，非但不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割裂，反而是在新的條件下實現二者的有機融合。新時代文化自信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有機整合，三者之間並非相互排斥的關係，而是有機的融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性實踐之中。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概括為，源自於優秀傳統文化、熔鑄於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根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從這個維度上來說，對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解，不能僅僅局限在60年或30年的短暫歷史視域中，而應當拓展到中華民族數千年發展的歷史譜系之中加以透視。正如有學者所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除了是道路、制度與理論層面建構的產物以外，其本身還是「中華文化的歷史連續性、空間廣延性和價值普遍性在當代中國充滿生機活力的現實展現與意義拓展」[6]。

從文化層面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當前歷史條件下顯得尤為緊迫與重要。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面對其他種種主義或思潮的挑戰中，文化層面的衝擊比較嚴重，主流意識形態在爭奪話語權與解釋權的鬥爭中仍然面臨著嚴峻的「挨罵」與「失語」現象。以往我們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宣傳、闡釋，更多地是從物質性基礎層面展開的，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體現在對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之上，對於文化層面的總結與凝練明顯不足。近些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在文化輸出方面開足了馬力，所謂西式文化崇拜、普世價值宣傳等，在實質上不外是西方意識形態灌輸的主要工具。如何在文化存在形態上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身的存在方式，如何從文化層面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構成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問題。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從「三個自信」向「四個自信」的轉變，彰顯了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物質層面建構到文化層面建構的邏輯變換，凸顯了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整體邏輯建構的全面把握。

二、內部關係：文化自信內在各要素之間的辯證關係格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文化自信，不僅包含具有深遠歷史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而且也包含具有鮮明革命風格與社會主義時代氣息的文化形態，即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上述三種文化樣式構成了當代中國主流文化的基本形態，「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7]。上述三個部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論的整體布局中究竟處於何種關係？這是一個關涉如何辯證理解文化自信的重要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切入：

第一，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創新與發展。有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與建設實踐中形成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三者處於絕對割裂的關係之中。

其理由如下：一是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基調，是對傳統文化的巨大割裂；二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本質上是異域文化的彰顯，與傳統文化之間存在質性差別。因此，只要談及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就意味著對傳統文化的否定與拋棄，同樣，只要談及傳統文化便意味著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當代中國的失靈。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未能從根本上理清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傳統優秀文化之間存在繼承、創新與發展的辯證關係。毛澤東早就曾指出，中國共產黨人並非是歷史虛無、文化虛無主義者，而是歷史主義者，從不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8]。那麼，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文化建設過程中，是如何實現對傳統優秀文化的繼承、創新與發展的？

具體而言，無論是戰爭年代形成的革命文化，還是和平時期所生成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它們並非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之外另起爐灶，而是深刻立足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養分之上，通過辯證地態度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形態。以新民主主義文化為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因而作為封建統治秩序的封建主義文化形態，自然處於被批判與否定的維度，「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9]。儘管新民主主義文化對封建文化的糟粕進行最為堅決的批判與拒斥，但對於其中存在的優秀文化因子則保持著高度的尊重與自覺的繼承。如毛澤東所言，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10]。當然，更為重要的方面是，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對傳統優秀文化不僅是繼承，更是結合實踐特徵與時代特點給予創造性發展。例如，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實事求是」治學態度，在革命戰爭年代被毛澤東創造性轉化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民族主義的形式被賦予了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內容。

第二，文化自信論不能窄化為對傳統文化的自信，更應當包含對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自信。有論點認為，提出文化自信論，就是要顛覆從五四以來形成的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否定姿態，是傳統文化的全面復活。這種觀點最大的問題便是，閹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所呈現的文化自信的豐富內涵，將其窄化為對傳統文化的自信，摒棄了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自信在文化自信中的重要位置，進而走向了文化保守主義的理論誤區。文化自信的底氣不是源於抽象的文化形式或內容，其根基在於當下中國實踐的現實成就與理論效應，主要是中國革命與建設實踐成就所提供的堅實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自信的建構主要不是傳統文化的優越性，而是在革命與建設實踐中所形成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號召力與戰鬥力，傳統優秀文化經過上述兩者的交融與改造，在此基礎上具備了開新的可能性與生命力。以傳統文化為例，對傳統文化的自信並非是對生髮於數千年之前的傳統文化形態彰顯自信姿態。傳統文化在中華民族近百年求索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征程中，其價值形態與理論內涵本身已經隨著實踐與時代的發展而發生了巨大變革，即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因此，傳統文化在當代中國實踐中的位置，並非如列文森所言的處於「博物館學」意義之上的「陳列品」[11]，而是與時代的發展、實踐的變革密切交織，成為影響當下實踐發展的重要因素。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中國經歷著現代化的轉型，並成為指導中國實踐的重要思想因子與精神基因而發揮了持續性影響，伴隨著優秀傳統文化而催生的實踐成就，從根本上彰顯了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實踐語境中的生命力，這是建構傳統優秀文化自信論的堅實基礎。

在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步入新時代這一歷史背景下，建構文化自信絕非是傳統文化的單純復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新歷史語境下，文化自信問題必須具備一個基本的屬性或定性問題，即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這裡的「社會主義」絕非是一個單純的形容詞，而是彰顯當下文化自信的本質屬性，也是凸顯當下文化自信區別於其他一切歷史時期或其他一切民族國家文化自信的根本特徵。這裡很明顯涉及一個無法迴避的重要理論問題，即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屬性之間的關係問題。首先必須要承認的是，優秀傳統文化更多地是一種非社會主義的文化存在形式，它主要是生髮於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歷史性產物。那麼，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屬性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聯性？筆者以為，二者之間存在密切的邏輯關聯，一方面傳統文化面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其不斷被中國共產黨人所重構，不斷面臨創造性發展，這使得二者在邏輯上具備了很大的同構性；另一方面，傳統文化始終以顯性或隱性的形式影響著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歷史進程，談及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無法從根本上脫離傳統文化的影響。在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都始終面臨著如何處理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如何摒棄傳統文化的糟粕，拒斥其對革命建設實踐的負面影響；如何積極吸收傳統優秀文化，推動革命建設實踐的順利展開。通過與傳統文化尤其是優秀文化的交融互動，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一方面汲取了傳統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也批判改造了傳統文化，這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過程。還要指出的是，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問題，其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主要不是通過優秀傳統文化形式加以呈現的，而主要是通過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得以集中凸顯的。

第三，文化自信的理論來源是歷史與現實邏輯的辯證統一，應當從現實的物質性維度出發加以綜合把握。談及文化自信，可能會存在一種理論上的誤識，即文化之所以能夠自信，主要是因為本民族文化具有超越其他民族文化的優越性。其實並非如此，文化作為一種意識的表徵，其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的存在而已。理解文化不可能超越其所居於的客觀物質條件，離開物質基礎而抽象地談論文化或意識問題，終究不過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文化自信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因此，文化自信的根源並不是所謂抽象文化的優越性問題（低級文明或高級文明之爭），而是在當代中國文化（包括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指引下，當代中國實踐所取得的顯著成就，從根基上樹立了文化的自尊與自信。脫離客觀物質基礎的抽象文化，是不可能產生任何自信的，即便如一些人所言存在這種自信，那也只能是虛假、空洞的文化主義的自我陶醉與幻想。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不能簡單地將文化自信理解為一個單純的文化口號，不懂中國歷史，不從中華民族近百年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出發，不從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與建設歷史出發，是很難理解文化自信的豐富內涵[12]。

所以，全面理解文化自信的根源問題，應當超越單純抽象文化主義思維限制，而從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的巨大歷史性變遷之中加以理解，尤其是從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開闢及其新時代所取得的巨大物質成就之中理解文化自信問題。上述基於經濟維度尤其是物質性生產的巨大歷史性解放與發展的客觀維度，既是文化自信的深層根源，也是建構當代中國文化主流形式的載體，即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與在這一客觀物質基座上，傳統文化實現現代化的轉型與升級、鍛造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辯證統一。因此，建構對當代中國主流文化形態的自信姿態，不能拘泥於單純文化形態之中加以抽象把握，而必須立足於文化所服務的現實實踐基礎，從當代中國主流文化的實踐「場域」之中把握文化自信，從現實實踐的顯著成就中建構文化自信。正如有學者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文化自信的底氣根植於當代中國的整體性環境之中，需要將其置於「三個自信」的辯證關係中加以綜合把握，尤其是需要從新中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物質成就中加以定位[13]。

三、核心關係：科學理解傳統文化在文化自信中的理論位置

在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過程中，一個最重要並且也是最容易引發歧義的問題就是，如何理解傳統文化在文化自信中的地位。針對這一問題，目前學術界存在著一些錯誤思潮，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於這一問題的科學把握。諸如，有人認為，文化自信就是傳統文化的自信，傳統文化在當代中國正面臨著肩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治國理政實踐應當確立傳統文化的指導地位。很明顯這在本質上是對傳統文化的全盤肯定，是一種絕對盲目的自信論；另一種相反的觀點是，當前建構文化自信，就是要從根本上消解傳統文化，因為中國近代以來社會的發展歷史已經證明傳統文化的沒落。建構文化自信就是從根基上解構中國傳統文化，以創立一種新的現代文化。這很明顯在本質上是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是一種絕對的文化自卑論。上述兩種觀點，都未能從根本上理清傳統文化在當代建構文化自信中的科學位置，在思維方法上存在著片面主義與極端主義的誤區。科學理解傳統文化在文化自信中的理論地位，需要確立如下基本的理論原則：

第一，辯證區分傳統文化的雙元面相，樹立科學的傳統文化自信觀。傳統文化是在中華民族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所逐步形成與發展起來的思想結晶，它本身並非是整鋼一塊，而是蘊含著精華與糟粕於一身的複雜混合體。因此，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時候，不能採取一元化思維模式，只看到傳統文化的精華或糟粕，都是片面主義的思維方式。既不能只看到傳統文化的合理性一面，而否定其中存在的歷史性糟粕；也不能因為傳統文化中的歷史性糟粕，而全盤否認其中存在任何合理性因素。正如毛澤東所言，尊重歷史、尊重傳統文化並不是要全盤復古，而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14]。一方面，必須要承認，中華民族在經過數千年歷史發展基礎上，形成了大量璀璨而豐富的傳統歷史文化，為人類文明的發展與歷史的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是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理論態度。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待傳統文化問題上，表現出鮮明的歷史主義者的理論姿態，我們始終堅持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發展，歷史中國為今天留下了大量豐富有待繼承與發展的歷史遺產。列文森關於傳統文化在共產主義中國被置於「博物館」中的說法，從根本上誤讀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精華的繼承與發展。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素，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中國人最初接觸源自西方文化與話語體系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難免會出現心理、情感以及語言上的困難，這符合「理論旅行」[15] 的一般原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汲取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元素，例如實事求是的話語表達，創立了具有中國氣派與風格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形式。

另一方面，在強調傳統文化優秀因素重要意義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傳統文化中一些歷史糟粕的消極影響。生髮於中國小農經濟基礎上、服務於封建統治秩序的傳統文化，不可避免留下了大量與時代脫節的歷史性糟粕。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對於傳統文化的消極因素保持了積極的批判，但歷史的發展往往是以弔詭的方式展開的，傳統文化的歷史性糟粕不斷變換形式，以顯性或隱性的方式不斷拷問著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文革」時期儘管是以「封資修」為文化批判的對象，但卻造成了封建主義殘渣的泛起。正如鄧小平後來所總結的那樣，「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16]。當前，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精華，不能將概念無限制擴大到傳統文化的全部形態，因為對於其中的歷史性糟粕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與批判性姿態，更不能將其錯誤地理解為迎來所謂傳統文化的全面復興。因此，談傳統文化自信，並不是對其中存在的、已為社會歷史發展所拋棄的封建糟粕保持自信，而是對作為優秀精華的傳統文化要素保持自尊與自信的心態。

第二，建構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觀需要以發展的眼光對待，需要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與升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也有著極為深刻的內涵，它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形塑中國的顯性精神標識。一個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是這個民族賴以生存的歷史性根基，也是安身立命之本。在當前歷史條件下，對傳統優秀文化的自信，超越了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界限，具有了更加廣泛性與持久性。可以說，建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論自信，構成了當前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擴大凝聚力的重要途徑。但必須要看到的是，傳統文化在時間與空間上存在著先天不足，必須要結合當下的歷史性實踐，建構出傳統文化走向當代的機制與平台。因為，從時間上而言，傳統文化生髮於數千年之久，隨著時間的流逝，傳統文化所居於的歷史性環境已經發生巨大的變革甚至是斷裂，其與當代之間必然面臨著巨大的間距；從空間上來說，儘管中國這一地理性坐標並未發生改變，但是由實踐塑造的空間形式，在經過千年之久後，也發生了「格式塔」般變革。不能因為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素，而否認其實現現代轉型升級的需要；同時，也不能因為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需要，而從根本上抹煞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可見，在當代建立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並不是鼓勵重新回到傳統的故紙堆之中埋頭苦讀，而是要建構出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出場」形式的。那麼，究竟應當如何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升級？筆者以為，需要實現「兩個回到」。一個是回到經典，即重新梳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合理性內涵，這種梳理應當秉持客觀歷史性姿態加以審視，既不隨意貶低、也不盲目抬高。另一個是回到實踐，即回到當下的歷史性實踐，將傳統文化與當下實踐相關聯，從現實實踐出發重新定位優秀傳統文化。也就是說，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升級，絕非是僅僅通過「返本」就能完成「開新」，因為單純固守所謂經典而拒絕與現實接觸的話，即使能夠獲得所謂新的關於傳統文化的理論或判斷，那也不過是脫離現實的單純另類理論闡釋而已，這決不可能構成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代的表現形式。其原因在於，任何文化都是基於特定政治、經濟基礎上，對客觀現實的一種意識或主觀反映。「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17]。脫離現實之上，是不可能建構出任何真實的文化樣式。因此，寄希望脫離當代中國現實，而僅僅通過對傳統典籍做出所謂當代闡釋，從根本上是不可能獲得優秀傳統文化當代「出場」方式的。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伴隨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必然會有思想文化革命。思想文化革命是思想文化發展過程中辯證的自我否定。通過辯證的自我否定產生出適應新經濟、新政治、新文化」[18]。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必須要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階段的實踐中加以綜合定位，從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下實踐的雙向互動（優秀傳統文化影響當下實踐與當下實踐改造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求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下的新形式與新內容。

第三，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與堅持馬克思主義並不衝突，需要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有觀點認為，堅持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失靈或過時；而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的自信，則意味著對優秀傳統文化的拒斥。這種觀點在本質上割裂了馬克思主義與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辯證關係。無論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還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近代化與當代化之歷史進程，亦或是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的過程來看，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非但不是處於截然對立的緊張關係之中，反而呈現出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辯證關係。這一點，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成功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實踐中可以清楚得看到，這裡不再贅述。保持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雙向互動與有機融合，需要辯證處理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方面，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進一步推進與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正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肇始所呈現的那樣，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必須要與本民族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尤其是與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相結合，以形成具有民族風格與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表現形式，建構本民族人民喜聞樂見的易接受形式。同樣，當前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不僅需要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當代中國實踐相結合，而且也需要將其與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呈現形式相結合，以期從中尋找到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最佳呈現形式。當然，上面僅僅是從馬克思主義藉助優秀傳統文化革新「出場」形式方面來說的，其實，從內容層面來看，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也需要積極借鑒傳統文化的最新優秀成果。以往研究往往過於強調優秀傳統文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形式」支持——在話語表達等方面的形式支援，而忽視了優秀傳統文化在「內容供給」方面所具備的可能性空間。有學者曾就這個問題作出過如下闡釋，傳統文化中的諸多方面，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所缺乏或尚未展開的部分，因此，需要認真加以吸收和總結，以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19]。另一方面，堅持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指導。如前所言，對優秀傳統文化保持自信姿態，並不是要導向文化保守主義，而是建立在對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的科學分析基礎之上的理性判斷。那麼，如何才能建構出對傳統（優秀）文化歷史價值的科學評判？很明顯，單純依賴傳統文化的標準，是不可能超越傳統文化視野的局限，而對自身的歷史屬性與價值做出全面科學的分析。因此，承擔對優秀傳統文化屬性與價值做出科學分析的標準，只可能來自外部，進一步而言只能由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提供。因為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差異，並非是所謂東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而是階級與時代之間的差異。換言之，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於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基礎上的理論批判，較之於優秀傳統文化更符合歷史與時代發展的潮流，因此，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指導能夠對傳統文化的歷史境遇與價值做出較為科學理性的判斷。

概言之，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既要科學處理「四個自信」之間的邏輯關係，也要辯證把握文化自信之間的多元關係，更要理性理解優秀傳統文化自信之於文化自信的價值與意義。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文化自信，不能將其窄化為傳統文化自信、進而走向文化復古主義的泥潭，而需要實現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踐的緊密結合。（責任編輯：李卓 於建貴 校對：耿春曉）

注釋：

[1]《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而奮鬥》,《人民日報》2017年7月28日.

[2]所謂「明線」即是可供直接關聯上述兩個階段的線索,亦即前30年所提供的寶貴經驗、理論準備與物質基礎;所謂「暗線」即是指不能直接用以銜接上述兩個階段的線索,亦即中國傳統社會主義實踐的沉重教訓不能直接用以指導後30年實踐,但經過系統化、理論化總結,便可以在「揚棄」的基礎上轉化為指導當前實踐以進一步開展的寶貴財富.

[3]《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114頁.

[4]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頁.

[5]《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頁.

[6]馮鵬志:《從「三個自信」到「四個自信」——論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構》,《學習時報》2016年7月7日.

[7]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頁.

[8]《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9]《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頁.

[10]《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頁.

[11][美]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頁.

[12]陳先達:《文化自信中的傳統與當代》,《光明日報》2016年11月23日.

[13]陳先達:《論文化自信的底氣》,《光明日報》2017年9月11日.

[1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

[15]「理論旅行」一詞是由美國著名文化批評家愛德華·薩義德在1982年發表的《世界·文本·批評家》的論文集中提出的.他認為,各種觀念與理論不斷進行著跨主體、跨時間和跨空間的「旅行」,並且這種旅行方式大致經歷如下基本步驟:一是所謂「源點」(『pointoforigin』)的存在,二是存在「橫向距離」(『dis-tancetransversed』);三是面對旅行理論的「接受條件」(『acceptancecondition』);四是「容納的觀念」(『accommodatedidea』).而理論在經歷了旅行的過程之後,「在一個新的時空里由它的新用途、新位置使之發生某種程度的改變了.」(參見[美]愛德華·W·薩義德:《世界·文本·批評家》,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401頁)

[1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頁.

[17]《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頁.

[18]許全興:《毛澤東與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頁.

[19]許全興:《毛澤東與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頁.

（文章選自《求索》2017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