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名片」習俗探究

郭 浩

自古以來，我國即以「禮儀之邦」聞名於世，注重禮尚往來，講求相互尊重。「名片」作為人際交往、事務往來的一種媒介工具，在我國古代早已出現了。漢晉時期，紙張還未廣泛應用，人們主要以木質簡牘作為書寫材料，它也便成為名片製作的載體。古人在名片設計上是較為考究的，當時的名片主要分為兩種：謁與刺。

「謁」是漢晉時期人際交往、公務往來的重要媒介工具。「謁」字本義為「拜見、請見」之意。古時專門從事接待、通稟之人多稱為「謁者」。如《韓非子·說林上》：「有獻不死之葯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王先謙：《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76頁）當時，有身份、地位的人並不輕易接見任何來訪者。拜見人一般要向「謁者」遞送用來標識身份的名片，然後等候主人回應是否接見。

作為一種名片，「謁」是表明拜見人身份的標識物。東漢學者劉熙在《釋名·釋書契》中說道：「謁，詣也，詣告也。書其姓名於上，以告所至詣者也。」（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99頁）由此可知，「謁」是將拜見人姓名書寫其上，旨在告知主人拜見之意。如《史記·酈食其傳》雲劉邦起兵過陳留時，酈食其「踵軍門上謁」，而劉邦不見。「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704頁）。此處「謁」應指酈食其拜見劉邦時所持「名片」。

作為一種必要的禮節，「謁」在公事往來中更是不容缺失。當低級官吏晉見高級官吏時，必持「謁」。如《後漢書·孔融傳》云：「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262頁）同時，漢代高級官吏還要推轂名士於岩穴，薦舉賢士與朝廷。在徵辟名士時，官吏屈身奉謁拜見，更是凸顯「禮賢下士」。《後漢書·文苑傳》云：「（河南尹羊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趙）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嘆愕。」事實上，漢世長吏皆擁有一定的辟除屬吏權，奉謁聘納賢士亦蔚然成風。如《後漢書·循吏傳》載吳地有隱士龍丘萇，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會稽都尉任延「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漢時「功曹」主管地方官吏的任免與考核。會稽都尉派遣人事主管「功曹」奉謁拜見布衣隱士，並通書信，致醫藥，其禮遇之高，可見一斑。

漢晉「謁」的具體形制如何？史無詳載，唯《南齊書·祥瑞志》中可略識大概。其文載「泉中得一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隱起文曰『盧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詣起居』」（《南齊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354頁）。慶幸的是，在考古發掘中，出土了一些名謁實物，使我們對「謁」有了較為直觀的認識。其中以1993年連雲港尹灣出土的西漢「師饒十謁」最為著名（連雲港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版，第133～137頁）。墓主人師饒生前曾擔任東海郡功曹。現將謁文迻錄如下：

1.進卒史 師卿（正面）東海太守級謹遣功曹史奉謁為侍謁者徐中孫中郎王中賓丞相史後中子再拜請 君兄馬足下（反面）

按：「師卿」是對師饒的尊稱。「君兄」應為師饒的字，古人諱名不諱字，故稱字不直呼名。「再拜」、「馬足下」為當時書面敬語，以示尊重。據謁文，東海郡太守遣功曹史，並會同謁者、中郎、丞相史，拜見卒史師饒，禮遇頗高，必有重事。此謁在「十謁」中年代較早，師饒當時的官職為卒史，並未署任功曹。據尹灣漢簡《元延二年日記》雲師饒「甲戌夕署法曹」、「丁未署功曹」（連雲港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第139、143頁）。故疑此謁為師饒「署法曹」前所受。

2.進東海太守功曹 師卿（正） 沛郡太守長憙謹遣吏奉謁再拜 問 君兄起居 南陽謝長平（反）

按：此謁為沛郡太守遣吏拜見功曹師饒所持。《漢官儀》：「督郵、功曹，郡之極位」，看來並不為過。「問起居」為當時的常用問候語，亦屢見於漢籍文獻中。

3.奏東海太守功曹 師卿（正） 琅邪太守賢迫秉職不得離國謹遣吏奉謁再拜 請 君兄馬足下 南陽楊平卿（反）

按：此謁亦是鄰郡太守遣吏所奉之謁。與上謁不同，用「奏」而非「進」，在措辭上愈顯謙卑。太守官秩二千石，遠高於功曹，卻如此卑微謙恭，可見古人對禮節之重視，亦暗示兩人私交非同一般。漢世，地方太守「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一般是不能擅離本郡的，故只能遣吏拜謁。

4.進東海太守功曹 師卿（正） 楚相延謹遣吏奉謁再拜 請 君兄足下 鄭長伯（反）

按：此謁與上述2、3號相類似。楚國與沛郡、琅玡郡皆為東海郡的旁郡，亦可證漢代鄰郡間公務往來之頻繁。

5.奏主吏師卿 親（正） 五官掾副謹遣書吏奉謁再拜 謁 趙君孫（反）

按：此謁為五官掾遣書吏拜見主吏師饒所用，多半為公事往來。

6.進主吏 師卿（正） 弟子

迫疾謹遣吏奉謁再拜 問 君兄起居 卒史憲丘驕孺（反）

按：此謁亦為進見主吏所用。漢代經學極盛，專通一經便可為官。此處以「弟子」自居，疑曾從師饒受學。

7.進 師君兄（正） 容丘侯謹使吏奉謁再拜問 疾（反）

按：此謁為東海郡容丘侯國遣使所持，註明「問疾」，主題明確，應是探望罹病中的師饒。與上不同，此謁稱「使吏」，而非「遣吏」，為侯國的獨特之處。

8.進 師君兄（正） 良成侯

謹使吏奉謁再拜問 疾（反）

按：與上謁性質相同。

9.東海太守功曹史饒再拜 謁·奉府君記一封饒叩頭叩頭

按：此謁較為特殊，僅一面書文，拜見對象並未確指。「府君」為尊稱，指東海太守。「記」應為公文書信。「叩頭叩頭」為漢時向上級彙報公文時的常用語。從語境上分析，應為師饒奉太守之命向上級主吏彙報工作時所持。按常理來說，此謁應為一次性使用，不應在師饒手中，疑為原件的草本。

10.進長安令 兒君（正） 東海太守功曹史饒謹請吏奉謁再拜 請 威卿足下 師君兄（反）

按：此謁應為師饒派屬吏拜見長安令所持，今在師氏手中，應為原件之草本。

師饒擔任功曹是在西漢成帝元延年間，「十謁」大致反映西漢後期名謁的流行狀況。除師饒「十謁」外，連雲港西漢西郭寶墓以及安徽東吳左大司馬朱然墓也有所發現。

1985年連雲港海州地區一座漢墓出土兩枚竹簡，應為名謁。據出土印章，墓主人為東海太守西郭寶，年代為西漢中晚期。兩謁行文分別為「東海太守寶再拜謁 西郭子筆」，「東海太守寶再拜 請 足下 西郭子筆」。（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19冊，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9頁）此兩種名謁似有不同用途，第一種用於專門拜見，第二種似蘊含邀請之意。與師饒「十謁」相較，此兩謁形制較為簡略。由於未書明拜謁對象，尤其簡文「足下」前明顯有留白，應為半成品。

1984年安徽馬鞍山朱然墓中出土3件木質名謁，行文皆為：「□節右軍師左大司馬當陽侯丹楊朱然再拜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3期）此謁大致反映東吳時的名謁形制。該墓主人朱然，生於東漢光和五年（182年），吳赤烏九年（246年）拜為左大司馬右軍師。《三國志》有傳。

通過上述名謁的比對，可以窺見：其一，謁在形制上大同小異。如「師饒十謁」均長22.5厘米，寬7厘米；西郭寶名謁長21.5厘米，寬6.5厘米；東吳朱然名謁長24.8厘米，寬9.5厘米。在長度上，它們基本符合「尺一」之制，與《南齊書·祥瑞志》所載相同。其二，在格式上，名謁具有一定的約定俗成性。一般包含三個要素，拜謁對象的尊稱、拜謁辭、拜謁人落款。其三，名謁皆為墨書寫成，使用當時流行的隸書。更重要的是字體優美、流暢，富有神韻。名謁字體極為工整，無絲毫潦草。這也是判定謁、刺一類「名片」的重要標準。如長沙走馬樓吳簡J22-2617記有「私學長沙劉陽謝達，年卅一，居臨湘都鄉土沂丘」（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年第5期）。其字跡極為隨意、潦草，而整理者將其歸為謁刺類，恐非，實為「推薦信」一類的公文；其四，根據謁辭內容的不同，名謁可分為多種類型。如公務彙報、普通問候、探視疾病、徵辟官吏、祝賀喜事等。如東漢孔融奉謁賀何進升為大將軍，即屬祝賀名謁。長沙東牌樓出土東漢名謁「正月 故吏鄧

再拜 賀」（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頁），亦同此類。 二 刺

相對適用正式場合的「謁」來說，「刺」的使用範圍更為廣泛。關於「刺」的具體形制，《釋名·釋書契》云：「畫姓名於奏上曰畫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王先謙注曰：「成蓉鏡曰《御覽》六百六引《魏名臣奏》雲黃門侍郎荀侯奏云：今吏初除，有三通爵里刺，條疏行狀。又引《夏侯榮傳》云：賓客百餘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姓名，世所謂爵里刺。」（王先謙：《釋名疏證補》，第304頁）

至東漢，「刺」始廣泛流行。當時外戚干政，閹宦專權，士人自我意識漸趨強烈，皆激揚博議，針砭時弊。無論在朝、在野，都相互援引，品論清濁。作為士人交往的媒介，名刺更是不可或缺。《後漢書·郭泰傳》注引《泰別傳》：「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又，《後漢書·文苑傳》云：「（邊）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同傳又雲東漢狂士禰衡「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考古發掘中，先後六次出土了完整的名刺實物。第一次，1974年3月在江西南昌晉墓中出土木簡5件。大小均同，長25.3厘米，寬3厘米，厚0.6厘米。墨書隸體。其中三簡為相同文字：「弟子吳應再拜 問起居 南昌字子遠。」另兩簡分別為「豫章吳應再拜 問起居 南昌字子遠」，「中郎豫章南昌都鄉吉陽里吳應年七十三字子遠」（江西省博物館：《江西南昌晉墓》，《考古》1974年第6期）。墓葬中出土遣策記有「故刺五枚」，確證五枚竹簡為名刺，且為墓主人生前所用，非明器。

第二次，1979年6月，江西南昌東吳高榮墓出土名刺達21件。大小形制相同，為長方形，長24.5厘米，寬3.5厘米，厚1厘米。墨書隸體。其文曰：「弟子高榮再拜 問起居 沛國相字萬綬。」（江西省歷史博物館：《江西南昌市東吳高榮墓的發掘》，《考古》1980年第3期）墓主人高榮籍貫為沛國相人，字萬綬。

第三次，在湖北鄂城東吳墓中出土木牘6件，長24～25厘米，寬3.3厘米，厚0.4厘米。墨書隸體。6件中含有半成品，行文分兩種：「童子史綽再拜 問起居廣陵高郵字澆瑜」，「廣陵史綽再拜 問起居」（鄂城縣博物館：《湖北鄂城四座吳墓發掘報告》，《考古》1982年第3期）。墓主人史綽字澆瑜，廣陵高郵人。名刺中自稱「童子」。據《釋名·釋長幼》雲「十五曰童」，墓主人年齡應該不大。

第四次，1984年6月在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中出土名刺14件，木質，形制大小相同。行文分三種：「弟子朱然再拜 問起居 字義封」，「故障朱然再拜 問起居 字義封」，「丹楊朱然再拜 問起居 故障字義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簡報》）。墓主人為東吳左大司馬朱然，字義封，丹楊郡故障人。

第五次，1996年10月，湖南長沙走馬樓吳簡中也發現一些名刺。如簡J22－2697，長24.2厘米，寬3.2厘米，厚0.5厘米。其行文曰：「弟子黃朝再拜 問起居長沙益陽字元寶。」（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此名刺，背面行文與正面一樣，但字體稚嫩、潦草，應為習字簡。

第六次，1997年9月，在江西南昌市火車站東晉墓中發現名刺21件。形制相同，長24.6厘米，寬3厘米，厚0.6厘米。墨書隸體。其文為：「弟子雷陔再拜 問起居 鄱陽字仲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火車站東晉墓葬群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2期）據同墓所出《衣物疏》，可知墓主人雷陔生前曾擔任東晉南昌令一職。

通過對上述名刺的比較，可以發現：一、名刺在形制上是統一的，長度皆為24～25厘米，合漢制一尺，寬度也大約3厘米。它要比名謁窄得多，並且都是單面書寫，與名謁明顯不同。二、在書寫格式上，名刺都頂格書寫，下壓格為尾，直行一行，並書姓名及「再拜起居」等敬語，與《釋名》所載契合。名刺只記本人姓名、籍貫，而無拜謁對象的信息，更接近於現代意義上的「名片」。三、根據名刺行文內容，可分為三種。第一為「弟子＋姓名再拜＋問起居＋籍貫＋字」。如「弟子吳應再拜 問起居 南昌字子遠」。此種類型名刺較為常見。其「弟子」稱謂所指外延較大，應非專指「學生」之意。第二為「籍貫＋姓名再拜＋問起居＋籍貫＋字」。如「豫章吳應再拜 問起居 南昌字子遠」。此種名刺似更為正式。第三為直述本人官職、鄉里、年齡。現僅發現一例，如「中郎豫章南昌都鄉吉陽里吳應年七十三字子遠」。此名刺應為「爵里刺」。由於此類名刺中要書寫具體年齡，應適用於一些特定場合。

通過對謁、刺的文獻與實物二重研究，我們對漢晉時期人際交往間的「名片」有了生動、形象的認知。實際上，作為兩種不同功能的「名片」，謁與刺是各有特點的。

其一，在適用情境上，二者有所差別。謁適合於較為正式的場合。由於漢代高級官吏一般是不能擅離職守的，故常遣屬吏拜謁往來。如果屬吏持有自己的名刺去拜見，顯然不合時宜。唯使用名謁，註明官吏「遣吏奉謁」，更為妥當。而名刺的使用場合較為隨便。無論公事、私事，名刺則更為便易。在人際交往中，名刺不書本人官職，而以「弟子」自稱，更彰顯持刺人的謙卑恭敬，無侍宦驕奢之態。

其二，由於名謁中書有拜見對象的名字，故只能一次性使用。在拜見前要臨時寫就，故「師饒十謁」無一重複。而名刺只提供個人信息，不涉及拜見對象的信息，故可以事先「複製」多份，以備急用。從這種意義上講，刺的使用更為廣泛、便利。如東吳朱然墓出土名刺達14件，而謁僅為3件。

其三，二者產生、流行的時間亦略有差異。名謁產生的時間較早。據《史記·酈食其傳》，它在漢代以前就已存在。而名刺的產生相對較晚，其真正流行始於東漢。最早記載見於東漢王充《論衡·骨相篇》，其文云：「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黃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19頁）目前所發現的實物多為魏晉時期，西漢師饒墓就未發現名刺。但是，由於二者的功能不同，也使得雙方很難相互替代。如東吳朱然墓中同時出土謁與刺，說明當時二者是並行不悖的。

其四，雖然二者都是墨書隸體的木質「名片」，但形制上還是有所差異的。名謁所含信息較多，比名刺要寬，多為兩面書寫。而名刺僅直書一行，只提供個人信息，為單面書寫。一般來說，名謁要書寫官職，而名刺不用。

漢晉謁、刺實物的發現，充分彰顯中華民族在人際交往中互相尊重、謙遜禮讓的傳統美德。謁、刺對於研究當時的社會風俗、官職制度有所裨益，並且還具有較高的書法藝術價值。魏晉以降，隨著紙張的漸趨普及，此種木製「名片」逐漸淡出歷史舞台，後為紙質名帖所取代，古代「名片」又步入了新時代。

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編號10YJC790072）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郭浩，歷史學博士，山東財政學院經濟學院講師。山東，濟南，250014。

【責任編輯 葉子玉】

收稿日期：201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