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遲疑不前 因想要西方現代化和中國傳統

本文摘自：《1911年：中國大革命》，作者：馬勇，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1895年之後的歷次政治改革中，清政府幾乎每一次都在緊扣「維新」這個主題，預設的目標和榜樣，也幾乎沒有離開過東鄰日本。新政重啟後，清政府的所謂官制改革，所謂仿行立憲等，在在刻意模仿日本明治維新。具體如商部之設，就來自載振對日本商政的考察和制度移植。日本明治維新在中國官紳的記憶中，已經走出近代第一階段的不屑一顧不以為然，轉至由衷欽佩真誠模仿。經過幾年短暫時間，制度移植使古老中國煥發出勃勃生機。如果我們不是太健忘的話，我們一定還記得近代中國很長一段時間以俄為師，師法俄國。當膠州灣事件發生後，嚴復一方面對沙俄乘人之危謀取不義深表不滿，另一方面希望中國執政者要虛心學習俄國，尤其是要學習沙皇彼得大帝發奮為雄，以俄皇大彼得之心為心，大彼得之政為政，屈九重之駕，觀列國之風，內興文治，外修武備，求他人之所以文明，以去吾之粗鄙；求他人之所以強盛，以救吾之微弱；求他人之所以開化，以革吾之拘泥譾陋。顯然，嚴復以俄為師的思想並不是他個人的冥思苦想，而是俄國在過去兩百年里，在彼得大帝領導下，從一個落後貧窮國家發展成強大軍事帝國。俄國人的道路和其成就始終被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所關注所樂道，康有為1898年向清廷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議，其實就是參照俄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的歷史經驗歸納出來的。他的《日本變政考》主要研究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而其《俄大彼得變政記》，就是沙皇俄國發展史。日本是典型的東方國家，通過明治維新實現華麗轉身，成為位於世界東方的西方國家，日本的經驗深深吸引了中國人，只是日本在實現這些現代化目標過程中，在許多中國人看來，似乎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價，日本的民族性似乎受到嚴重戕害，這在具有「以夏變夷」悠久思想傳統的中國讀書人看來，似乎並不是最佳選擇。反觀俄國，俄國是橫跨亞歐兩大洲的國家，說它是亞洲國家，它又具有歐洲人的許多習性；說它是歐洲國家，它又具有許多亞洲人的特徵。更重要的是，在許多中國讀書人看來，俄國人在邁向現代化、西方化的過程中，並沒有像日本人那樣實現華麗轉身，但它同樣實現了建設一個強大國家的基本目標。更重要的是，由於俄羅斯沒有像日本那樣徹底西方化，而是保留了濃厚的歷史遺迹，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根性，這才是當時最吸引中國的地方。中國人始終像張之洞不厭其煩所嘮叨的那樣：既想要西方的現代化，又想要中國的傳統。中國終於在俄國人那裡找到了知音和先例。這就是中國在新政獲取一些進步後遲疑不前的思想文化原因。清政府執政者此時稍微傾向於俄國模式，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日本明治維新通過君主立憲，還是比較明顯地限制了天皇的權力，天皇雖然是日本國最高權威和一切權力的來源，但日本天皇與俄國沙皇相比，在行使權力的時候還是受到了某些限制。中國尚沒有走到這一步，但無論如何，作為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緒帝本能地不希望像日本那樣通過立憲限制住自己的權力，而是傾向於俄國的高度集權，傾向於沙皇的大權獨攬。沙俄的這種政治模式並不必從自私的層面去分析，事實上在一個落後的國家要發展經濟，要走上現代化道路，可能並非只有一條民主、立憲的道路，可能並非一定要限制最高領導人的權力；真實的情況或許相反，要一個能將總量有限且分散的社會資源集中起來高效使用，又能接受了現代社會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理念和運行規則的統治者的話，集權統治可能是更好的選擇，更有助於提高行政效率。如果從善意角度去理解，清廷統治者在新政啟動後不幾年稍有遲疑，可能與究竟是選擇日本還是選擇俄國的發展模式有著很大關係，而且清廷統治者內心實際上是傾向於俄國模式的。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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