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變局由此開啟，中 · 國 從此沒落！

　　許光洪，重慶郵電大學副校長

　　 距離萬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430年了。

　　 430年，既長又短。說長，今日之世界，今日之生活，今日之觀念，與大明朝，天壤之別。說短，扳扳手指頭，從大明到大清到辛亥民國再到新中國，歷史煙雲，恍如昨日。

　　 歷史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讀史，實際在揣摩過去，鑒往知來，摸規律，不忘本，把大勢，順勢趨之，逆勢避之。再細緻斟酌考量，橫看成嶺側成峰，不同角度、不同尺度、不同力度，看法和體悟雖然不同，但多多少少有些收穫。如同老少皆宜的西遊記，小的喜歡孫猴子、戲謔豬八戒，大的如沙和尚般挑起擔子做個實誠人，老的卻念著唐僧的修行，各得其所。讀《萬曆十五年》，大體有這種感覺，況且每讀一次，關注點或位移或變動，感受也不一樣，即使同一句話，興許長了點經歷，讀來又是一番味道，妄加揣測的想像又多一些，真應了蘇子的「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萬曆十五年，雖說是一個尋常之年，一個沒有驚天動地大事之年，但是萬曆怠政伊始。由此為發端，把時空尺度拓展開來，縱向回望、橫向比較，令人唏噓的、蒼生艱辛鋪就的時空大道，其實沒什麼密鑰，只有循環的往複。歷史從來不好玩，也不能玩，因為它太沉重、太複雜，因為它走到萬曆十五年就此拐了個令人傷心的彎。

　　 一、為什麼會有萬曆怠政

　　 沒錯，首先是人的性格使然。說到性格，多半會認為朱翊鈞懦弱、內向、孤僻。其實不然，未即位前，九歲的朱翊鈞與許多孩子一樣，聰明活潑、好奇貪玩。若是一般人家，他憑些聰明和勤奮，要麼考取功名，要麼種田經商，總有所作為。再不濟，過上尋常人生活，娶妻生子，也有個圓滿。歷史不能假設，人生不能重來。朱翊鈞的性情、命運，在九歲那年，改變了。

　　 萬曆是敏感的，不幸的是，他的敏感不僅沒有隨著年齡增長堅韌起來，警醒起來，反而更脆弱、隱藏更深。因為，他是皇帝，是九歲登基的孩子皇帝。更不幸的是，萬曆這個孩子皇帝在人生成長的關鍵那幾年，遇到嚴母李氏、首輔張居正、大伴馮保等諸多內外能人。尤其是張居正和馮保這樣的政治強人，天生的超級控，真是揉碎了朱翊鈞那顆幼小的心靈。安全感缺乏和依附感增強，如同一對孿生兄弟相伴萬曆一生，既使他對任何人和事不給予信任，更使他遇到麻煩就會畏縮不前，掉頭改弦更張。這些都是管理者的大忌，何況肩負千鈞重任的天子。

　　 與歷朝歷代年輕皇帝一樣，萬曆是有抱負的。幼時敏而好學，即位後鼎立助推張居正一攬子改革。綜觀古今中外的變法和新政，沒有君王強力的、持續的支持，要麼空談，要麼夭折。張居正的改革，興在萬曆支持，廢也在萬曆怠政。萬曆的抱負當然在權力的掌控，把本屬於皇帝的東西抓住抓緊。於是待張居正去世，萬曆一邊廢馮保、清算張居正，一邊勤於政務，廢除張氏新政之流弊穩定人心，平定銀川反叛、援朝抗倭、勘定播州鞏固疆土，延續萬曆中興的好氣象。可惜，這種好日子很快因為女人和孩子的事情，即史書常說的鄭氏立妃及常洵立儲，慢慢地消散了。看似有抱負的萬曆，因為長期被強人的灌輸、控制後，逐漸變得固執、孤僻。這種固執，對一個有雄心、有野心的皇帝而言，為了大好江山，必然要殺伐決斷、大開大闔、達成目的。但是，這種固執在敏感而依賴感強的萬曆心中紮根下來，真有點不為江山為女人的悲情。鑽進牛角尖的萬曆，為了立妃立儲，既不像強勢君主來硬幹，也不像明君顧全大局而放棄，卻像一個大人不允許給心愛玩具穿上花衣服的小姑娘，自我置氣，不吃不喝，耍起小性子。

　　 萬曆又是聰明的。怠政惰政，非一朝一夕。如果僅糾結於立妃立儲這一想法未能實現就撒手不理朝政，那萬曆早被拉下馬了。從萬曆十五年開始，直至閉上眼，怠政長達三十三年，相當於那時的兩代人。這期間，一是萬曆穩穩妥妥地深居紫禁城，二是大明朝將將就就地走過來。看似不可思議的背後，聰明的萬曆早就看出道道。歷經兩百多年治理的大明朝，祖制章法已經成型，即便是張居正力推的改革，也不過是修修補補而已，尤其在運行機制上，文臣武將加宦官，三駕馬車各司其職、互為制衡，皇帝無非是三駕馬車上的一個蓋子，使不使勁，大明朝照樣往前走。既然作為王朝的象徵，皇帝這個蓋子，該出場時還是要出場。儘管不上朝、不硃批、不搞經筵，但對天地親君師的禮數，萬曆是不會也不敢忘的。況且，萬曆站在道德制高點上，以無為而治，堵住了一幫滿口仁義道德臣工的悠悠之口。所以，萬曆不理事不操勞，自己心裡是有數的。

　　 朱翊鈞成長經歷及性格變化，對萬曆怠政的影響，絕不是一己之私。把尺度稍微放大，天子敢惰政能怠政的，實際預示著王朝由穩定走向衰敗。無論夏商周，還是漢唐、北宋、元明清，王朝運行的倒U字型軌跡，對應著一代代天子諸侯的功績或敗作。處在上升階段的主政者，雖然辛勞甚至熬幹了身體，或多或少都會留下讓後人緬懷的文治武功。而處在下降階段尤其是亡國之君，當然很不幸，但只要不像桀紂，多少能博取點後人同情，像李後主、崇禎、光緒（宣統畢竟是兒皇帝）等。需要數落的，當然就是穩定階段的那幾個無所事事甚至對王朝運行起到破壞的人。特別是像萬曆這種長期在位的，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沒有把王朝引入螺旋式上升軌道，最值得歷史咀嚼、回味、深思。實際上，之所以把萬曆作為典型，一則怠政時間之長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二則世界大變局開啟，現代國家登上歷史舞台，古老帝國也好，新興國家也好，大家的命運都將發生變化，都將拐彎。

　　 回頭再細嚼萬曆敢惰政能怠政，不能只停留在穩定的、所謂成熟的運行機制上，停留在王朝各級管理層不作為、貪腐橫行上。背後還有什麼？

　　 第一，家天下的制度設計的天生缺陷。皇帝獨我一家，任何人碰不得、動不得，甚至念不得、說不得。這是核心利益，也是根本動力。為永續萬世，歷朝歷代開國之君都處心積慮地搞一套家規國法，以保證龍椅不拱手給外人。趙匡胤和朱元璋做得最絕，前者削減兵權導致兩宋偏安一隅，後者權力超級掌控造成大明怪象叢生。誰都清楚，打天下難，坐天下更難。誰也明白，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但把政權鞏固、國家治理簡化為保住一把龍椅，把君臣協力、君民共進關係異化為君為上、民為下，結果自然逃不了王朝興亡更替的宿命，還是龍椅輪流坐。對政權鞏固和發展更不利的是，家天下的制度設計變為鐵律，碰不得、動不得，如此僵化、刻板，不僅難以應對天災人禍，而且抑制改革創新，使得王安石、張居正等變法或失敗，或反覆。萬曆的立妃立儲，看似與申時行等臣工們在較勁，不如說跟自己的老祖宗在賭氣。不與時俱進，不結合實際，僅憑祖宗之法，要保住家天下，不但痴人說夢，更是禁錮頭腦，阻滯前進。

　　 第二，除了保住自己飯碗，君臣其實都不清楚要把這個國家帶向何處。家天下是君臣的根本所在，而平天下是君臣修身齊家治國的追求。天下如何太平，國家治理如何達到國泰民安，每個朝代初期一般實行輕徭薄賦穩定人心、強化武備穩定疆域、選拔人才完善治理架構等，一旦邊防無戰事、百姓有吃穿後，帝國上上下下除了爭權奪利的內鬥後，真不知道該做點什麼。進一步，皇帝只要保住龍椅，臣工只要有實權，小老百姓只要過上太平日子，哪管春夏秋冬，國家運行基本上停擺了。與其說萬曆在怠政，何嘗不是申時行等一幫臣工也在怠政，在拖沓，在和稀泥。打破平衡的，一是戰事，二是天災，兩者疊加且時間跨度拉長，必然加速王朝更替。秦漢以來，客觀地講，歷朝歷代都有不同時長的好日子，也有短暫的民不聊生的苦日子，但大多數時間一般般，上也碌碌無為，下也碌碌無為，搗騰了兩千多年，眼睛總是回頭望，沉湎於三皇五帝的虛幻之中，卻不想知道、不願追逐未來的好光景，最終被動地、無奈地接受時代大變局的觀念碰撞、槍炮較量。

　　 第三，封閉可怕，更可怕的是被時代拋棄。大航海之前，世界各地各自為陣是常態，能開闢絲綢之路溝通中西方只有帝國所為。但步入大航海特別是西方工業化革命開啟，世界格局發生跨地域的大變化，傳統帝國走向沒落，新興國家崛起並主宰全球，從荷蘭、丹麥到葡萄牙、西班牙再到英法，他們的發家之道就是破除封閉，帶著槍炮和金銀珠寶賄賂，開闢新大陸新市場。有的學者把這稱之為第一次全球化。外面的世界在變，但大明朝無動於衷，處在大變局之中的朱翊鈞、申時行等一幫臣工們更是無動於衷。他們不是不知道世界在變，因為有利瑪竇等傳教士們相繼到來，而是不願改、不想變，甚至連被動改一改、變一變的念頭都沒有。這一妄自尊大的思想封閉繼續延續下去，直至甲午海戰，如同寒冰，才真正把古老帝國潑醒。時間不等人，時代不寬容人。不緊跟時代，一是萬曆即使不怠政，即使他承繼張居正改革勤政憂民，把萬曆中興延長過幾十年，但終究抵擋不住大明的衰敗。就像嘉慶一樣，再怎麼努力，再怎麼節約，終究填補不了帝國的虛空。二是再把時間拉長，大清取代大明，也抵擋不住帝國的衰落，與其說有康乾盛事，倒不如說是古老帝國的迴光返照，或者說是大明延續的又一次中興。因為大清走下坡路，肇始於乾隆，嘉慶無非背了個鍋而已，至於到了道光、咸豐，天命已難以挽回了。

　　 二、為什麼害怕商業貿易特別是資本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權專制太喜歡土地、喜歡農民了。可以說，農耕與皇權專制高度契合。一方面，農業耕作能為皇權和王公貴族提供較為穩定的稅源，即皇糧這一實物能保證王朝運轉；另一方面，至關重要的，大多數黎民百姓被牢牢地套在土地上，社會流動性不強，社會秩序穩定，皇權專制的制度成本和運行成本不高。畢竟，能過上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自給自足生活，農民們哪有閑功夫和歪腦筋來琢磨那把龍椅。所以，土地是皇帝的命根子，也是蒼生的命根子。正因為土地與皇權專制的契合，對古代中國而言，把土地與人掛好鉤是治理的核心，壓根兒都不會想到把人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況且解放出來，無事必生非，淪為流民，遲早會揭竿而起的。進一步，地主農民成為農耕社會最堅實、最可依靠的階層，當然也是不要輕易觸碰的利益群體。

　　 工商業者沒有那麼幸運，不管是手藝人，還是小商販，既不討皇帝喜歡，也遭老百姓嫌棄。無奸不商。為什麼要把一個奸字送給大家都離不開的群體呢？老百姓嫌棄商人，是因為商人太重利。事實上，商人不計較，不賺差價，怎麼叫商人，怎麼養家糊口。讀書人鄙視商人，表面上是看不慣商人的銅臭味，實際上有些嫉妒商人的不勞而獲、寬裕生活。特別是商人會辦事、能辦成事，更易遭人嫉恨。皇帝不喜歡商人，一是這幫人太現實、太功利，直接侵蝕農耕的實際利益，引發地主農民的不滿；二是商人成天遊走城鄉，見多識廣、腦筋活絡，開明社會風氣，當然在士大夫和地主們看來是帶壞民風社風，若形成氣候，直接威脅政權。所以，重農抑商是歷朝歷代治理的基調，不但壓制商家的實際利益，而且堵塞商人家庭致仕的上升通道，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綱上線地醜化這個群體。即便是游牧出生的元、清，要坐穩天下，都想方設法排擠商人。為保住自己所謂的天下，保持朝野上下的平穩，工商業得不到發展甚至遭受打擊成為必然。因此，當哥倫布、麥哲倫冒著風險下海大航行時，大明朝實行嚴厲的海禁，一點不奇怪。

　　 嫌棄商人、抑制商業、排擠資本，其實道出古老帝國上上下下，對商業資本充滿恐懼。如果撒手不管、任其發展，商業資本會對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帶來哪些影響呢？首先要削弱農耕的投入。商貿流通越活躍，其活動範圍越廣，在促進互通有無的同時，既需要大量人力投入，還需要流通貿易的基礎設施改善，包括運輸道路和集市修建等。這邊投入增加，農耕那邊投入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響。其次加速土地兼并，削弱政權穩定的基礎。以土地為抵押物的商貿流通或資本融通，本身風險較高。加之資本的天然逐利性，在利滾利的驅使下，地主和商業資本的結合，必將貪婪地佔有更多的土地。而小農家庭一旦遭遇變故，也只能靠變賣土地來度過難關。脫離土地的農民，在低下的生產力條件下，要麼上山為匪，要麼流落街頭乞討。對這一人口比例，按現有失業人口來看待，一旦超過百分之五，必然危害鄉鄰、擾亂社會。再有，貨幣和資本市場的興起，促使採礦業和手工業發展，反過來又動搖農耕社會的基礎。貨幣流通量需要實物作支撐的。這個支撐實物，在農耕時代就是糧食和土地。隨著流通市場的擴大，顯然靠土地作為貨幣的定錨已受局限，貨幣和資本必然要尋找新的、流通變現能力更強的實物作支撐。一旦採礦業和手工業獲利水平提高，或者說相對農耕具有比較優勢，貨幣和資本肯定親睞這些行業，相應地逐步減少農耕投入。農業不穩，天下不安。還有，食利階層的出現，是整個社會都不能容納的。在土地滿足溫飽的農耕社會，知道錢可以生錢，但懼怕錢生錢造成的各種惡果。資本創造財富。沒有商號、票號和錢莊，商貿流通和資本融通只能像農耕一般小範圍活動，難以產生更大的效用。所以，商貿流通和貨幣資本的活躍，動搖了農耕社會的土地這個命根子，動搖了皇權專制的政權根基，其命運只能被壓制。

　　 古老帝國上下真的嫌棄商業貿易、惡臭金錢嗎？當然不是。即使皇帝，說是天下歸己，真正到了數錢的時候，就不是想要就要、想多少就有多少。萬曆算是帝國史上愛財摟錢摳門皇帝之一了。大家都喜歡錢，不管省吃儉用還是日夜操勞，一有節餘就去置田產和房產，當然也有的拿去放貸賺利。逐利是商業資本的基本屬性。如同硬幣的兩面，商業資本在逐利過程中，既利己也利他。利己，使人貪慾膨脹，喪失底線，瘋狂斂財；利他，互惠互利，持續發展。逐利的商業資本的確如同猛虎，一旦與土地房屋等實物資產結合，不但無休止地突破逐利邊界，還誘使人們變得更加貪婪，損害農耕經濟，破壞社會安定秩序。但商業資本不是猛虎，其實是狐狸，只要彼此有信用，對它好，它會返利數倍；失信於它，不是它出面，而是拉虎皮扛大旗，使喚豺狼虎豹，讓你身敗名裂甚至要你卿卿小名。只看到狐狸的狡猾兇殘，不像蒲松齡老先生那樣看到它的有情有義，在中庸氛圍濃厚的古代中國，對待商業資本的態度極其微妙，口頭的惡毒討伐，內心和行動的逐利勾當，可以說是大大的偽善。

　　 商業真能顛覆社會嗎？資本真的那麼可怕？反觀大航海，冒險家打著尋找新大陸的旗號，做著發橫財的探險夢。荷蘭、西班牙也好，英吉利也好，君主和臣民都好財，尤其是與萬曆差不多時期的伊麗莎白一世，夥同商人、海盜與西班牙人干仗二十來年，硬生生地把第一個日不落帝國拉下馬。西方商業資本侵略和殖民過程中，他們依仗槍炮，為商業資本肆意橫行開道，在享受掠奪財富帶來快感的同時，犯下了累累惡果。這是商業資本的利己特性的表現。而大英帝國之所以橫跨歐亞、縱躍美洲澳洲，實際既看到商業資本的利己驅動，也看到利他的多贏，由此從初期的野蠻掠奪轉向殖民擴張，不再干殺雞取卵的事。既無限放大資本逐利功效，甚至赤裸裸地剝削，又制定法令限制資本逐利的活動範圍，儘管這些限制作用不大，以至於自荷蘭鬱金香事件開始，他們逃不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避不開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認清了商業資本的利己和利他的同一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結束殖民擴張和統治後，大都採取強制性法規和倫理道德聲討相結合的辦法來駕馭商業資本這隻狐狸。所以，花掉亞當斯密畢生心血的不只是《國富論》，還有《道德情操論》。

　　 從狩獵走向游牧、農耕，總處在溫飽的掙扎之中，生產力的低下必然要求生產關係的簡化。推動千百年的農耕時代轉變，需要膽略和氣魄，還要時代造化。簡單地指責老祖宗們不緊跟形勢、不轉變觀念，沒有什麼道理，也於事無補。需要深究的，還是一個老問題，在世界大變局來臨、農耕轉向商業資本的時代，為何古老帝國孕育不了資本主義、培育不了大市場。或者說，千百年來，古老帝國固執地鉗制著工商業發展、資本活躍，即便享受過商業資本帶來實惠的萬邦來朝的盛唐、百業興旺的兩宋，為何都沒有把手工業和商貿搞成氣候，不說其產值和就業貢獻有多大，至少成為農耕生產、田賦的重要補充吧。遺憾的是，允執厥中的老祖宗，沒有善待好工商資本，工商業沒有發展起來，資本沒有形成市場，堅守農耕的結果，經濟活動單一，產業就業單一，社會結構也單一。較為單一的經濟社會結構，活力從何而來？

　　 三、為什麼打不開人口土地緊張的結扣

　　 古老帝國重農抑商的固執，萬曆、張居正、申時行他們看來是正常的，康乾如此，至今也如此，無農不穩成為國家治理的重點和難點。這種固守，一旦遭遇天災或外侵，很容易致使帝國陷入危機漩渦。面對危機，要麼革新消解矛盾、重振旗鼓，要麼對外擴張、轉嫁危機。古代中國主要選擇前一條路，而對外，抵禦匈奴也好，抗擊遼金、元蒙、滿清也罷，都是被動而為，即使一時戰有所成，大抵都堅守在逶迤群山之中的萬里長城。而對外的邊境貿易，興許邊防保障不力，總被局限在不大範圍、較短時段，以至於寧願耗損巨大人力物力修築萬里長城，從秦漢到大明少有間斷，也不願意在互通有無、互惠互利上興幾條規矩，真的苦了邊防百姓和守衛。

　　 好在每每遇到危機時，古老帝國上下都會主動變革，但總走不走一個怪圈，大張旗鼓地變，轟轟烈烈地革，結果多半慘淡收場，回到原來的軌道，甚至有的做法變本加厲，特別是王安石變法。無論當時之人還是後來者，每每在反省變法失敗，總在痛訴即得利益者的頑強阻撓，總在念叨商鞅之功成。殊不知，商鞅變法是直指橫掃天下的耕戰制度總設計，而後繼者的變革，一是在土地制度限定下，二是在祖宗之法內，條目式展開的。換句話講，化為危機，都要做人口和土地、糧食等財物的量的工作，不過，商鞅既整合存量又靠軍功激活增量，但後繼者只能做存量，無法也不能做增量，或者通過增量來緩解、替代存量。這就是造成危機不僅沒有解除反而加重，甚至靖康恥的源頭被追溯到王安石變法。深究下來，還是制度設計運行偏差、治理目的視野狹窄等。

　　 從制度設計看，基於農耕的帝國生存之道需要處理好人口與土地的關係。這一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解決好吃飽飯的問題。儘管文獻記載不詳、口徑不統一，但依然可得出一個可信的結論，即所謂盛世光景，糧食產量穩定增加帶來人口快速增長，土地開墾面積相應增加。福兮禍所伏。在農耕技術和產出效率沒有大幅提升的條件下，僅靠過度墾荒來養活過快增加的人口，緩和人口與土地緊張關係，很不現實。時間稍長，小農家庭致貧、土地兼并等頻發，水土流失、生態破壞等顯露。一旦遭遇洪澇乾旱，農田凋敝，饑荒蔓延，流民竄行，社會動蕩，戰亂興起，人口劇減，接下來的兩條路，要麼休生養息延續王朝祚命，要麼被造反，龍椅讓他家。古老帝國的危機，本身源於人口與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卻怪罪於簡單的天災人禍。事實上，失去天道，就是在固守不合時宜的土地制度，不開拓養活人口的新領地新渠道。這種固守土地，喪失了古老帝國向海洋要飯吃的動力，一而再地丟失了通過大範圍的商業貿易來開闢人口增量活路的機會。進一步，沒有多元的人口供養渠道，沒有互通有無的方便，憑藉農耕糧食單一優勢的古老帝國，難以看到自身的比較優勢，更不會分享社會化分工帶來的實惠。內部消納危機的最大風險，恰恰是皇權得不到保障；損失慘重的，還是人，於是乎有「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的悲嘆。

　　 單一的、內向的、保守的制度設計，局限了治理的發揮，包括治理能人的無奈。首先是治理目的狹窄。還是那句管用的話，保住自己的飯碗。皇帝為保住龍位，臣工為掌控權力，黎民百姓就為吃飽飯、穿暖衣，還能再做點什麼，沒有多想，也懶得去想。為把控皇位、穩定政權，歷朝歷代只能施行簡便、低成本的重農抑商，用土地套住人的手腳，用道德禮數洗刷人的頭腦，自詡為天下太平，數十年如一日，沒有什麼變化，沒有什麼突破。天長日久，弊端叢生，一場暴雨、蝗災甚至一個驚雷，都可能致使帝國倒下。

　　 治理視野的狹窄，更是古老帝國的頑疾。黃仁宇先生對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結構，比喻為美式「潛水艇夾肉麵包」，其根源主要受亞洲大陸天候地理關係的影響。地理環境對一個大陸帝國的治理，影響明顯且持久，即以農耕為中心，因為東臨大海、北面沙漠草地、南臨熱帶叢林、西為高山荒原，時間一長，物產豐富的中原成為帝國的主體，自我為中心概念形成。更有些特別的，除了早期匈奴，而後遼金、蒙古的北方外族強大並造成直接威脅外，古老帝國周邊都是蕞爾小邦，不僅人少、日子窮，而且內亂和互掐。由此建立的朝貢和求援的依附關係，對小邦而言得以生存，對帝國而言則大大強化了中心意識，久而久之，天下為我、我為天下的觀念紮根在古老帝國的朝野，患上盲目樂觀、妄自尊大的臭毛病，太正常了。不提兩百多年前馬噶尼爾來華的事情，就說萬曆時期的利瑪竇，不畏險途抵達帝國，其規模、行程固然不如此前的鄭和下西洋，但能夠到達，並帶來帝國沒有的地圖、計時器、三稜鏡等西洋物品，僅此表明天外有天。無奈大明朝上下渾然不覺，仍沉醉在我為中心、番邦落後的窠臼中。假若自萬曆開始，無論君臣，稍微開明點，稍微謙虛點，好好想想世界另一端而不是千百年來依附、朝貢關係的窮鄰居是如何生活的，也許帝國的大門就不會死死地禁閉。

　　 圍繞土地、農耕打轉，必然造成治理手段的簡單，即精心炮製的以土地為載體的耕作、稅賦、禮節、風俗、法律等系列經濟社會制度，實際不能匹配皇權專制。秦帝國的郡縣制能夠承繼並不斷完善，或者追溯西秦能橫掃六國一統天下，關鍵在於統一，車同軌、書同文、度量衡等，進而促使糧草等戰備物資活動範圍擴大。但是，土地不可移動、肥瘦不等的特性，使得圍繞土地設計的系列治理制度施行過程中，大打折扣，或者鞭長莫及、形同虛設。是否把與土地密切關聯的糧食作為帝國的調節手段呢？其實，自身的差異性、多樣性等決定了任何實物都不適合用作大範圍調節工具，況且糧食產量穩定性不強，耗損又較為嚴重。兜兜轉轉，比較起來，貨幣流通性強、差異性小，又不受天災影響，之所以沒有被選作調節工具，還是在於實物貨幣的接納程度高，而信用貨幣即交子等紙幣成不了氣候。

　　 萬曆十五年，世界變局開啟。就此拐彎的，不是大明朝，而是古老帝國。等來的，不只是滿清入關、崇禎上吊，不只是剃髮易服、大興文字獄，還有鴉片戰爭、甲午海戰、抗日戰爭和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百年來與外族侵擾迫使的系列戰爭、簽訂的多個喪權辱國條約，還有內憂外患、不堪回首的百年屈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