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美國大選體現了政黨的代表性危機
桑德斯2016年5月在加州見支持者。
美國大選依然進行得如火如荼。上周，曾在90年代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了《美國政治的衰敗或復興?：2016年大選的意義》(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ean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在這篇文章里，福山把特朗普和桑德斯都視為某種意義上的民粹主義者。他認為，他們的出現，以及像傑布·布希這樣利益集團和寡頭政治的代表被早早淘汰，說明美國的民主並沒有人們以為的那麼糟。最終，在兩代人經歷了精英和大眾的分化之後，美國民主總算開始回應大多數人所關心的不平等和經濟停滯問題，「社會階級」議題重新回到了美國政治舞台的中心。福山說，需要解釋的並不是為什麼民粹主義者在今天脫穎而出，而是為什麼，他們要過那麼久才做到這一步。
福山首先分析了所謂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在這輪美國政治周期中，人們的關注焦點從寡頭的過度積累，轉向了那些被拋在後面的人們的拮据處境。工人階級，尤其是受過高中教育的白人工人的收入在持續下降。如今，他們彷彿處在了上世紀80年代的黑人底層所處的位置。在一些農村的白人社區中，毒品問題日益嚴重，死亡率不斷攀升——原因不外乎自殺、吸毒、酗酒。但如是慘淡的現實，幾乎與美國的精英們毫不相干。
那為什麼這些問題到今年大選才暴露出來，而不是更早呢?福山說，這是因為美國政治體制的代表性出現了問題：共和、民主兩黨都無法為這些式微的群體服務。共和黨是商業精英和社會保守勢力的合體，前者出錢，後者出選票。他們倡導經濟自由化，促進自由貿易立法，使他們身後的商人從進出口貿易中獲利;他們爭取解除對銀行的各種調控，致力於為富人減稅，減少窮人的社會福利。這些政策都對工人階級的收入水平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民主黨呢?從柯林頓時代的「第三條道路」開始，民主黨的精英就去擁抱后里根時代關於自由貿易和移民的共識，他們收買勞工運動，阻止後者對貿易協定提出反對意見。民主黨把身份政治作為其核心價值，他們因此失去了過去羅斯福新政最有力的支持者：白人工人階級。白人工人轉而支持共和黨，他們雖然是奧巴馬醫改的最大受益者，卻誤以為這個法案是為別人，而不是為他們制定的。
福山指出，特朗普和桑德斯某種程度上共享了同一個主題：即一種旨在保護和恢復美國工人工作的民族主義經濟政策。所以特朗普反對移民，譴責外遷的美國公司，聲討貿易自由化。事實上，自由貿易令全球產出在過去的兩代人中激增，全球化使數以百萬計的人脫貧，更為美國自身創造了難以計算的財富。但是，貿易自由化在提高總收入的同時，也會導致分配不均：它製造贏家和輸家。一些經濟學家總是認為，貿易創造的收益可以以職業培訓的方式補償那些被淘汰的低端工人，但美國的現實告訴我們，這樣的想法很不實際。怎麼可能把一個55歲的流水線工人培訓成一個程序員?資本因其集中性、流動性，總是相對於勞動力更具優勢。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的勞動力成本差異如此之大，要美國保留低端職業終究是不可能的。福山建議美國向德國學習：學習德國的學徒制度，保護本國的供應鏈。如今的美國就是德國的反面，兩黨都對白人工人不管不顧，後者還是只能靠自己。
今天，美國的經濟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如此緊密地扭結在了一起，特朗普主張的貿易保護主義顯然會造成許多問題。福山說，這個國家不需要強硬的領袖，需要體制的改革家。他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首先是移民改革，一方面要為既有的「非法」移民提供成為美國公民的通道，一方面要嚴格執行法律，發行全國性的具有生物識別功能的身份證，阻止新移民;其次，在不可能阻擋自由貿易勢頭的前提下，試圖說服一些美國的跨國公司回國投資，修改公司稅;最後，大規模地重建基礎設施，從而創造巨量的工作崗位，長遠地推動美國的生產力。
福山在特朗普和桑德斯身上看到了某種契機。他在文章最後寫道，「民粹主義」是政治精英給那些他們不喜歡的、但老百姓支持的政策貼上的標籤，但精英並不總是做出正確的選擇，他們對大眾選擇的不屑，很可能僅僅是為了遮蔽自己赤裸裸的利益。民眾動員本身並不天然是好的或壞的。最終，要挽救美國政治的衰敗，還是需要把民主的憤怒導向好的政策——那麼，福山在這次大選里支持誰，就不言而喻了。
奧蘭多槍擊案：槍支管控、伊斯蘭激進主義、恐同暴力
奧蘭多槍擊案現場。
在過去的一周，西方世界發生了很多的不幸。美國奧蘭多的一家同性戀酒吧發生槍擊，導致49人死亡，據說這是美國歷史上致死人數最多的槍擊事件。隨後，槍聲又在英國響起，工黨女議員喬·考克斯(Jo Cox)遇刺身亡，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英國政壇一名冉冉升起的新星」。襲擊發生後，英國退歐論戰的雙發都暫停了活動——英國是否留在歐盟，答案即將在6月23日揭曉。
關於奧蘭多槍擊事件，目前似乎還沒有深度的反思性文章出現。法國公知貝爾納-亨利·列維(他的著作被翻譯為中文的包括《薩特的世紀》《美國的迷惘：重尋托克維爾的足跡》《自由的冒險歷程：法國知識分子歷史之我見》《波德萊爾最後的日子》)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指出，這一事件發生後，有三個問題亟需回答。
首先是槍支管控問題。在美國，要獲得戰爭級別的武器是如此容易，只要滿足以下條件：第一，18歲以上(美國的最低飲酒年齡是21歲);第二，沒有犯罪記錄或明顯的精神疾病。在這次槍擊事件中，襲擊者使用的武器和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使用的武器正是同一型號。作為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的一項基本權利，持槍權長久以來一直被全美步槍協會描述為保護自己和家人的最佳方式。但誠如奧巴馬所言，在民間大量貯藏的攻擊性武器構成了一個隱形的、但卻是合法的武器庫。所以問題不是類似規模的襲擊還會不會再次發生，而是在何時何地發生。
列維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伊斯蘭激進主義，以及它對全球發動的無邊界的戰爭。此次事件告訴我們，在保護自己的平民免於伊斯蘭聖戰主義傷害上，美國並不比其他國家做得更好。如今，美國成為了一個舞台，在這個舞台上，上演著兩股力量間的博弈：一方是伊斯蘭激進主義，一方是伊斯蘭啟蒙主義。
槍擊事件涉及的第三個問題顯然是恐同和針對同性戀的暴力事件。美國一直有襲擊同性戀的歷史：早在1973年，就有32個男同性戀在新奧爾良被活活燒死。現如今，同性戀也上了伊斯蘭聖戰主義的襲擊名單——同樣位列這個名單的，還有猶太人、基督徒、褻瀆者、叛教者。
西方世界何去何從，猶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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