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救災看中國政改

從救災看中國政改

(2008-05-28)

　　● 文 揚

　　汶川大地震的突然發生，是對中國政府緊急應對災害能力的一個嚴峻考驗，對於一個問責制政府來說，也就是對政府承擔責任的能力的一個考驗，從十幾天來整個救災過程和實際救災效果來看，胡溫政府在履行責任方面總體上是合格的。

　　按一般的說法，當前中國政府是一個威權體制的政府，不是民主體制的政府。從理論上講，一國政府堅持威權而不實行民主，執政黨堅持集權和一黨獨大而不搞分權和政黨輪替，其合法性也就在於權力與責任的匹配。即是說，只要權力的集中程度與責任的集中程度相一致，這種體制並非沒有道理。

　　來自西方自由主義方面的一個經典攻擊是：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其實這個判斷只涉及到權力與利益這一個方面的關係，沒有涉及到權力與責任這另一個方面的關係。若對應地套過來說，就是：權力規定責任，絕對權力規定絕對責任。

責、權、利三者的匹配

　　責權利三者的匹配是政治理論的基本問題，權力-利益關係和權力-責任關係是平行對稱的一體兩面，並無高下主次之分。之所以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只側重權-利關係，不大強調權-責關係，與自由主義對人類社會的基本假設直接相關。從「經濟人」的假設出發，為政者也是「經濟人」，也會利用一切機會謀求個人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對為政者首先要考慮如何制約其權力防止其擅用公權謀取私利。

　　但「經濟人」假設並不是客觀現實。在東方傳統中，為政者與其說符合「經濟人」假設不如說更接近「道德人」假設。按中國儒家「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標準，「經濟人」假設實際上是一種小人假設。

　　這就是：假設為政者都是不惜將私人利益置於公益之上的惡棍和小人，若不從制度上制約他們，他們肯定會以權謀私。

　　而「道德人」假設則是君子假設，即假設為政者都是充滿「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高尚情懷的君子士大夫，如果不給他們足夠大的權力，難以發揮出他們經世濟民的遠大抱負。

　　從為政者是「道德人」的假設出發，首先遇到的問題將是如何將責任範圍與相應的權力相匹配的問題，而不是如何限制權力以避免腐敗的問題。這個角度就是與自由主義角度相左的威權主義角度，也就是威權體制的合法性所在。從各國政治實踐上看，兩種假設都不能完全成立。

　　只要都是「經濟人」，即使設置了一整套分權制度，配合以充分的媒體監督，仍然免不了惡棍和小人的篡權和濫權，導致政府無能、政績惡劣。不僅如此，由於「壞的」領袖是通過「好的」制度上台的，一方面讓上台的惡棍和小人都合理合法地披上了民主外衣，另一方面，反對惡棍和小人的行動反而成了對民主自由制度的攻擊，使君子士大夫型的領袖處於不利的地位，於是，朝野亂象叢生，社會風氣倒轉。

　　但如果完全從「道德人」假設出發，不對權力進行制度性約束，假定官員們都會充分利用威權體制的權力自由而盡職盡責，肯定無法防止「道德人」自身的腐化變質，一旦「道德人」都蛻變成了「經濟人」，由於權力不受制約，必然導致貪污腐敗的大泛濫。

威權和高效難以棄於一旦

　　由此可見，西方式「三權分立」民主制度無非就是一種徹底拋棄了「道德人」幻想，完全按照每個人都是津津於私利的小人，而且一旦掌權必然成為惡棍的假設所完成的政治體制設計。

　　即使這個設計仍有可能被惡棍和小人所利用，對真正德才兼備的「道德人」領袖造成了束縛甚至壓制，而且常使政府陷入低效低能、失職失責的半癱瘓狀態，也只能當作是民主制度難免的弊病而加以容忍了。畢竟，最壞的情況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考慮到這個制度的誕生時代正是西方上帝已死、撒旦當道，每個人的人性之惡大膨脹，成群結隊的goons and thugs（呆徒惡棍）橫行四海巧取豪奪天下財富的殖民主義時代，仁人志士們出於保衛社會的最低願望作出這樣不得已的設計，完全可以理解。

　　但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或者出於捍衛本國主權、堅持自主道路的需要，或者出於保持社會整合、應對自然災害的需要，必須要保持高效高能，必須要承擔巨大的護國護民責任，如果不能如此，將有可能出現遠比「經濟人」對權力進行濫用更壞的情況，導致更大的國家和社會災難，那麼，這樣的國家有可能選擇為了制約「經濟人」而放棄威權體制嗎？

　　具體到中國的問題上，中國因為威權體制而壓制了政治民主、放縱了官員的貪腐、導致了社會不公甚至積累了深層危機，這都是可以確認的事實。問題是：中國承擔得了放棄威權體制、使政府因民主而失去高效能甚至陷入半癱瘓的後果嗎？

　　在此次汶川地震救災行動中乃至後續的預防次生災害、災區重建和社會恢復整個過程中，中國政府所履行的責任是巨大的，沒有相應的威權和集權作支持是不大可能的。

寄望於實踐的智慧

　　另外，中國歷史上的君子士大夫傳統仍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強烈地延續著，胡溫兩位核心領袖的「道德人」形象在使威權體制儘可能發揮其優越方面、遏制其弊病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這樣一種基本良好的狀態暫時沒有做大改變的必要。

　　再進一步，天災方面的救災只是一個方面，來自國際社會的人禍更使得中國政府不能有絲毫的弱化。當西方強權終於演變成帝國之後，中國也只能以帝國的形式保存自己。

　　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盡量消除威權體制被「經濟人」所利用後導致的嚴重弊病，找出在不弱化政府威權的條件下從制度上遏制權力濫用、權力失責和官員貪腐的可行途徑。這是沒有前例可循也沒有理論可依的探索，只能寄希望於中國人的實踐智慧。

　　汶川地震救災，也許是個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