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一方面軍第五次反圍剿（十一）廣昌戰役

單純講戰術其實沒有對錯之分，關鍵在於運用者的指揮能力。同樣的戰術，不同的實施者，結果一定大相徑庭。紅軍總顧問李德的指揮是在是太僵化，戰術運用能力也忒一般。而且他對紅軍的真實戰鬥力，及作戰特點、風格並不完全了解，所以一到作戰中就顯得錯誤百出，力不從心。

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理論上是不錯的戰術，但是實施起來就滿不是那麼一回子事了。紅軍被命令分散開來，修築堡壘，分散駐守。同國軍打起來陣地戰，拼消耗，走向了惡性循環。

自1934年1月下旬開始，紅一方面軍各軍團奉命在北線與東線各戰略要地分散設防，處處分兵。在此期間，紅一方面軍總部與中革軍委合併，方面軍所屬部隊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2月3日，中革軍委進行了改組，主席仍由朱德擔任，副主席由周恩來、王稼祥擔任。但是實際指揮權卻在博古及其代理人李德手裡。

與此同時，國民黨軍也重新調整了部署：東路軍，以蔣鼎文為總司令，湯恩伯為前敵總指揮，從閩北向閩西蘇區推進。北路軍，以顧祝同為總司令，陳誠為前敵總指揮，由中央蘇區北線想贛南腹地推進。此路為進攻的主力，所屬樊崧甫、羅卓英、周渾元、毛炳文、劉紹先、吳奇偉、孫連仲、劉興、萬耀煌等縱隊皆是嫡系勁旅。西路何健、南路陳濟棠以防禦為主，以阻止紅軍主力突圍。

自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紅軍與國民黨軍進行了一系列的陣地戰；包括紅五軍團在橫村、樟村的防禦戰；紅一軍團、紅九軍團、紅三軍團第四師對建寧以北的邱家隘、坪寮、寨頭隘反擊戰，在鳳翔峰的防禦戰；紅九軍團在雞公山的陣地防禦戰；紅一軍團、紅九軍團協同紅三軍團在南豐西南之三溪圩、三坑的陣地反擊戰；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對建寧、新橋國軍的反擊戰。以上諸戰役紅軍都打得英勇頑強，但是由於兵力、火力相差懸殊，都未曾取勝，自己反而遭到重大損失。陣地沒能守住，節節後退。主力被迫向廣昌一線退卻。

廣昌是由北路進入中央蘇區基本區域後的第一個縣城，距紅色首都瑞金百餘公里，為瑞金的重要屏障。隨著國民黨軍北路軍以瑞金為進攻方向向中央蘇區縱深推進，廣昌成為其必攻的重要對象。1934年4月初，國民黨軍第三路軍開始向廣昌推進，並在南城設立了北路軍廣昌指揮部，任命陳誠為前敵總指揮，羅卓英為副總指揮；請來67歲高齡的德國一級上將賽克特為軍事顧問；調集北路軍第三路軍陳誠部的3個縱隊11個師及1個炮兵旅計12萬兵力，集中在五公里寬的地面上，沿盱江兩岸丘陵地帶向廣昌進攻。

4月7日，陳誠完成全部戰前部署，決定分期向廣昌築壘前進。第一期佔領甘竹圩附近地區；第二期佔領長生橋、饒家堡、高州土段一帶；第三期攻佔廣昌及附近地區。具體部署是：以羅卓英的第五縱隊第11、14、67、94、98五個師及附加3個炮兵連為河西縱隊，擔任主攻，沿盱江西岸推進；以樊松甫的第八縱隊第5、6、79、96、97五個師及2個炮兵連為河東縱隊，擔任助攻，沿盱江東岸推進；以周渾元縱隊的第43師為預備隊，隨河西縱隊跟進，工兵營隨河東縱隊跟進，準備隨時在盱江架橋，以保障兩岸部隊相互機動；陳誠親隨山炮營、迫擊炮營、特務團及別動隊隨後跟進。國軍採用「滾仗」的戰法（即河西受阻河東推進，河東受阻則河西推進），沿路修築工事、構築碉堡，緩慢向前推進。該路軍計劃：「沿盱河兩岸，逐步築碉，向甘竹、廣昌進展，完成南廣公路，並誘匪主力決戰而殲滅之。如情況許可，則一舉進佔廣昌。」

在向廣昌進攻同時，國民黨軍東路軍在福建建寧、第六路軍在江西龍岡同時發起攻擊，迫使紅軍分兵應付。面對國民黨軍的進攻，在廣昌應否防禦問題上，紅軍高層看法基本一致。李德回憶：「黨的領導人把這個本來不很重要的縣城，視為必須保住的戰略要地，因為他卡住了通向蘇區心臟地帶的道路。此外他們認為，將廣昌不戰而棄，政治上無法承擔責任。」這一說法可從周恩來當時發表的文章中得到證實：「每個同志都要認識，敵人這次佔領廣昌的企圖，與以前四次戰役更有著不同意義的形勢。敵人在持久戰略與堡壘主義的戰術下，進佔廣昌是其戰略上重要的步驟，是深入中區，實行總進攻的主要關鍵。我們要為保衛廣昌而戰！戰鬥勝利了，將造成敵人更大的困難與慘敗的條件，將造成我們徹底粉碎五次『圍剿』的更有力的基礎。」隨著蘇區的鞏固和發展，中共在戰略抉擇上受政治、經濟背景制約，選擇餘地已很有限。初期反「圍剿」作戰中，紅軍規模相對較小，資源供給也較多倚賴打土豪的收入，大規模後退和前進的運動作戰遊刃有餘。而隨著紅軍的擴大，蘇區周圍土豪被打盡，對資源吸取的正規化（如稅收制度的建立），紅軍再要流動作戰已不像初期那樣較少顧忌。國民黨方面收集的有關資料就談到：「現匪軍之所謂戰鬥員，蘇區農民，幾佔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偽政府所欺騙利誘，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於所謂『紅軍眷屬優待條例』，故在匪軍中較為堅決可靠，唯其眷屬及所分得之田地，均在蘇區，若為國軍所佔，則向之藉以維繫彼等者，自失效用。我軍佔領廣昌後，該縣籍之匪兵，日久勢將漸漸離異逃逸，影響匪軍本身之戰鬥力，故有不得不死守廣昌之苦衷。」

根據紅軍一貫的運動戰原則，中革軍委確定防禦廣昌的基本方針為：「1、集中紅軍主力打擊和消滅敵之主要進攻。2、以必要的兵力儘力嵌制其他方面。3、派遣得力的地方獨立部隊，挺出敵人近的與遠的後方，發展游擊戰爭，創造新蘇區，以嵌制和調動敵。」中共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則發表社論強調：「在敵人的堡壘政策面前，發展游擊戰爭，可以使敵人力量很大的分散與削弱，使主力紅軍的戰鬥得到更便利的條件。」「建築支撐點，製造和使用地雷、弩箭等防禦武器來打擊敵人（這方面贛東北有很好的模範）。但必須反對把中心力量完全放在這個工作的防禦路線，並反對亂築防禦工事。」所以，雖然在蘇區這一縱深地區紅軍已經構築了一些防禦陣地，但其基本思路仍是希望通過短促突擊的局部運動戰，達到消滅國民黨軍有生力量，阻止國民黨軍深入蘇區的目標。

循著運動戰的思路，紅軍在廣昌外圍沒有採取節節防禦的作戰方針。根據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基本用兵思路，紅軍主力部隊一、三軍團開至廣昌附近後，被置於機動位置，前線防禦主要由新編成的紅九軍團及地方獨立部隊擔任，廣昌外圍第一道防禦線甘竹以北地區只布置了象徵性的防禦。

4月初戰役開始後，國民黨軍進展順利，幾乎沒有經歷大的戰鬥，很快佔領甘竹以北地區。參加作戰的國民黨軍將領發現：「當面守備的紅軍不是主力部隊，是新近擴軍所編成的隊伍；裝備很差，攜帶的多是破舊步槍，堪用的不多，而且彈藥極少；戰士素質不佳，老弱參半。」即使如此，國民黨軍也並不急於伸展，而是按部就班步步推進。13日，國民黨軍進抵甘竹後，雙方才展開較大規模爭奪戰，國民黨軍先佔領羅家堡、李家堡等外圍陣地，隨後控制甘竹。

是役國軍出動三、四十架飛機，數十門大炮向甘竹紅軍陣地狂轟濫炸，猛烈炮擊，炸彈、炮彈像暴雨點般地傾瀉下來，紅軍陣地一片火海，硝煙瀰漫，大部分工事被摧毀。緊接著大批敵軍以營方陣組成集團衝鋒隊形，氣勢洶洶蜂擁一般向紅三軍團5師、紅九軍團3師等紅軍陣地展開了瘋狂進攻。紅軍與數倍於己的敵人展開了激戰，成營的紅軍進行數次衝鋒突擊，均未成功。一隊隊紅軍戰士跳出戰壕，剛衝到開闊地帶就被敵軍炮火擊中，僥倖衝過敵軍炮火的也被敵人機關槍一排排掃倒，戰況慘烈，第一天紅軍就傷亡1000餘人。李德則一個勁地指責彭德懷沒有組織反攻。彭德懷當即忍無可忍地向李德發火了：「我們每人只有幾發子彈，怎麼反攻?你這是崽賣爺田心不痛!」

甘竹被佔領後，國民黨軍離廣昌已不足40里，兵鋒直接威脅廣昌，圍繞著下一步如何動作，紅軍兩個主力軍團指揮官的看法有所出入。14日，根據對國民黨軍主攻方向的判斷，第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向朱德提出建議：「我軍主力目前宜隱蔽於千善、石嘴以南諸地，而以一部偽裝主力在現地誘敵，主力準備突擊經河西前進之敵，和準備突擊向大田市、溪口前進之敵。如周（渾元）縱隊聯合向南採取躍進時，我們更便於突擊他。」16日，再次提出：「即令在敵人採取編成兩個縱隊同時架河而上的行動，我一三軍團亦不應分開。」這一建議主張將主力大幅收縮至廣昌城附近地區，待國民黨軍充分展開後，再待機出擊殲敵。所以他們強調要將三軍團主力南撤：「如三軍團在現地不動，不僅不便於對付敵人自由河西前進的情況，對令地方隊，對敵經河東活動南進時亦成了在正面和距敵的短距離內阻敵。」幾乎與此同時，第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則判斷國民黨軍將由盱江東岸南進，主張紅軍主力應在甘竹以南的「芙蓉塅、大羅山地帶與敵決戰，以充實的一營固守延福庵，扼守制敵兩個縱隊不易聯繫……以第六師自延福庵至大羅山鉗制樊縱隊，以四師三師一軍團十三師為突擊兵團在芙蓉塅、里峰地域決戰」。兩種建議，都主張在廣昌外圍進行有效防禦，在具體作戰方式、作戰地域上則有所不同。具體而言，彭、楊運用主力在芙蓉塅、大羅山山地地帶與敵決戰的設想，主要是考慮到山地作戰對防禦一方的優勢，有相當的合理性，不過山地作戰雖對防禦一方尤其像紅軍這樣火力較差的防禦者形成有利因素，但這一戰地事實也在國民黨軍預料之中，難以達到出奇制勝的效果，而林、聶的設想應包含著更多的制人而不制於人的爭取主動思路。不過，彭、楊和中革軍委也許可以辯解，根據五次「圍剿」以來國民黨軍的一貫方針，他們「取逐步構成野戰工事節節推進以求得火力掩護的可能極多……未完成前兩翼暴露南進廣昌的可能減少」，在此背景下，林、聶的設想固然不錯，但也不排除落空的可能。當時國民黨第三路軍規定的推進計劃就明確指出，如紅軍「保持相當之距離，不與我求決戰時，則我仍築碉前進」，並沒有輕率求進的意思，而放棄大羅山山地這一有利紅軍防禦作戰的地帶，廣昌也將無險可守。

4月19日，國民黨軍在判斷紅軍主力集中於盱江東岸地區後，轉調部分兵力用於東岸，開始向該地區的延福嶂、大羅山一帶紅軍主力發動進攻，而紅軍也從廣昌城附近調集紅一、三軍團主力向大羅山一帶進發，準備在此捉住國民黨軍一部實施殲滅戰。上午十時半國民黨軍第6師猛攻大羅山，下午一時佔領大羅山陣地。紅軍對延福嶂、大羅山一帶陣地並未取固守態勢，據周恩來報告：「三軍團主力七時半到馬鞍寨、磜上，他們未依軍委突擊攻大羅山之敵，而擬待敵攻天井圍、墓坑時再突擊。」而據三軍團的命令：「我軍以於鄧家莊、石源、浮竹、大羅山地帶突擊該敵於我防禦地帶之前而殲滅之為目的。」為此，紅軍集中六個師兵力分左、中、右三隊集中於大羅山地區，左路為第13師、第6師，中路為第4師、第5師，右路為第1師、第2師，準備取三路包圍之勢，待敵深入紅軍陣地後，突擊並消滅敵人。當國民黨軍進佔大羅山時，紅軍主力已在此一帶集結，國民黨軍當時發現：「當我向大羅山攻擊時，偵察天井圍墓坑一帶，似有伏匪」，而其第34團團長也報告：「匪大股（人數隊號未詳）在瑞雪（雲）庵附近潛伏。」國民黨軍佔領大羅山後，一度確曾繼續向縱深追擊，第18旅旅長向該師師長報告：「當面之匪擊潰後，向大羅山東南潰竄，我已派隊追擊中。」但是，第6師師長周嵒根據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以來一貫的穩紮穩打方針，於下午3時半命令18旅應「迅即構築守備公事限本夜完成」。而第三十六團九連攻至紅軍重兵集結的天井圍附近並請求炮兵火力支援時，周嵒當即指示：「一、天井圍過於突出，該團第九連應在炮火掩護下，即行撤回。二、大羅山至平山間工事，須迅速構築。」國民黨軍處處提防，不願輕易深入，使紅軍待敵深入後再施突擊的設想難以實現。　

不過，雖然由於國民黨軍的謹慎，其進攻部隊間保持了良好的陣形並緊急構築了野戰工事，但國民黨軍第六師在大羅山地區的深入究竟給紅軍提供了實施包圍並進行殲滅戰的機會，而紅一、三軍團主力在此的集結顯然也正是為著這一目標。當晚19時左右，完成集結的紅軍主力向大羅山一線國民黨軍第6師發動猛烈反攻。紅軍在這一局部擁有對國民黨軍的絕對優勢，形成了實施殲滅戰的條件。是役，紅軍志在必得，集中了幾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隊，反攻「炮火極為猛烈，雙方死傷亦極奇重……戰鬥時間竟達十五小時之久，可謂作戰以來僅有之劇烈鬥爭」。但是，國民黨軍憑險頑抗，表現出較強的抵抗意志，紅軍始終未能攻克大羅山主陣地。戰至20日凌晨3時許，紅軍雖然竭盡全力，仍未能實現殲滅敵軍的目的，被迫撤出戰鬥。大羅山反攻失利後，紅軍退至饒家堡一帶，準備利用深山密林繼續對來犯敵軍實施打擊，力爭殲滅其突出部隊，命令「三軍團由墓坑及其以南山地和天井圍向樊敵主力及肖師行猛攻乾脆的突擊」。20日下午，紅軍向深入饒家堡地區的79師235旅部隊發動突擊，同時，紅軍一部繞向235旅後方，準備截斷其後路，但在前排遭遇國民黨軍97師主力，無功而返。當夜，紅軍再向饒家堡一線國民黨軍發起猛烈攻擊，「雙方吶喊格鬥，聲震山谷，饒家堡西北高地及大坪咀山陣地，失而復得者，凡五六次」。但是，紅軍雖然在局部形成實施殲滅戰的條件，但國民黨軍充分發揮其在第五次「圍剿」以來對野戰工事的熟練運用，「利用村沿、林沿構築工事」頑強抵抗，並不失時機展開反擊，使紅軍攻擊每每功虧一簣。21日拂曉，紅軍在無法擊退敵軍後，被迫退出戰鬥。隨後，國民黨軍又進佔雲際寨、香爐峰、高洲瑕一線。紅軍主力退往廣昌城一線，盱江東岸戰事告一段落。

大羅山、饒家堡兩次戰鬥，尤其是大羅山一戰，紅軍出動了幾乎所有主力部隊，在運動中抓住國民黨軍不完整的一個師實施攻擊，仍然不能取得充分的戰果，充分體現出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確實面臨著空前嚴峻的考驗。這一狀況的出現，除國民黨戰略戰術運用的成功外，國共雙方戰鬥力的此消彼長也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早在廣昌戰役開始前夕，彭德懷就不無憂慮地注意到：「近來發現提拔幹部時紅軍戰士不願意當幹部的，比以前的數字增加。」這和紅軍幹部的大量傷亡及新戰士的大量增加使紅軍本身素質下降不無關係。在此前不久的東華山戰役中，就出現「七團有些新戰士不會打手榴彈，敵人衝來時，把手榴彈交給班長打」的狀況。國民黨方面戰史也記載：「匪兵缺乏訓練，且多新兵，常畏縮不前。」與此同時，由於廬山訓練及軍隊整編等因素，國民黨軍戰鬥力卻在逐漸增強。周恩來談到：「蔣介石對於這些軍官的訓練，不能說是沒有相當的結果，如果我們看到四次戰爭中白軍軍官的無能，那我們看到現在是狡猾機警得多了。他們懂得了如何防備我們打埋伏，如何避免運動戰中整師整旅的被消滅，如何加強其偵查搜索與通信聯絡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壘與我們作戰而很快的縮回堡壘去，這些都要算是他的進步。」大羅山、饒家堡兩次戰鬥，紅軍造成了和前幾次反「圍剿」相似的獲勝甚至形成殲滅戰的條件卻難以得手，對紅軍既定戰略戰術的實施貫徹帶來了巨大陰影。當紅軍集中主力在盱江東岸對國民黨軍突出部隊實施殲滅戰時，國民黨軍利用盱江西岸紅軍僅有兩個師番號（實際不到一個師）部隊，作戰能力也相對較差的薄弱環節，在此迅速向前挺進，很快佔領長生橋、傘蓋尖、火神岩等地，兵鋒直指廣昌城，廣昌危急。

廣昌外圍戰事連遭失利後，如何引導戰役發展成為重中之重。4月21日，林彪、聶榮臻以「萬萬火急」致電朱德、周恩來，提出：「如突擊當前之敵無把握且廣昌××，三軍團本晚須即由沙子嶺以南渡河，與敵決戰於廣昌附近。」主張放棄在外圍繼續抵抗，直接在廣昌城附近與敵決戰。同日，博古、朱德、顧作霖發布命令，號召繼續展開廣昌保衛戰。要求紅軍「應毫不動搖的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之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的反突擊，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面對前線不利形勢，中共中央指出，由於國民黨軍戰略的變更，「使我們紅軍消滅敵人的戰鬥，須在一些新的條件下來進行」，強調：「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隊，發展廣大的游擊戰爭，在敵人左右前後，在敵人的封鎖線外，在敵人的堡壘間隔之中，在敵人的遠近後方，到處去尋找敵人作戰，衝破封鎖，鉗制敵人……配合和掩護我主力紅軍，得以運用自如，實施突擊，而最終的消滅敵人」。

雖然中共中央要求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來改變當前的被動局面，但遠水難解近渴，游擊戰事實上難以擔起改變戰場形勢的重任。相反隨著廣昌外圍防線被步步壓縮，紅軍活動空間愈來愈小，廣昌戰役已越來越向陣地遭遇戰方向發展。22日，周恩來致電朱德、博古、李德，提出三項建議：「1、最緊急時須調二十三師主力加強廣昌守備。2、一、三軍團要能在一起突擊敵。3、……擬令董朱二十四日西移二十五日可參加廣昌戰鬥。」[86]這實際是要求把紅軍最精銳的一、三、五（董、朱部）軍團全部投入保衛戰，反映出中共高層對廣昌防禦的極端重視。同日，博、朱、李複電周恩來，未採納將紅五軍團西調的建議，而仍指望通過以一軍團在盱江西岸誘敵，再由「三九軍團包括十三師在內突擊該敵」[87]。不過，隨著國民黨軍迅速向廣昌逼近，這一計劃也迅成泡影。26日，中革軍委下令組成3個作戰集團，準備不顧雙方實力對比，在廣昌城外圍進行毫無成算的大規模兵團作戰。其實，中革軍委這時對戰役前途並不樂觀，《火線》發表社論強調：「保衛廣昌戰鬥雖是五次戰役中的一個重要戰鬥，但不能認為是五次戰役唯一的決定最後勝負的一個戰鬥。五次戰役決定最後勝負的戰鬥，主要的在於我們能否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假如我們能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我們不僅能恢復某些被敵人一時侵佔的蘇區，而且可以擴大更廣大的新的蘇區。」已在軍中為最後放棄廣昌作輿論準備。

4月27日，國民黨軍經過短暫休整並構築碉堡、封鎖線後，出動六個師兵力分左、右兩路沿盱江兩岸進犯廣昌城，「河西三個縱隊並進，河東一個縱隊前進」。廣昌城附近山地較少，多綿延起伏的丘陵，地勢相對平坦，「頗適合於大軍團之運用」。雖然紅軍事先作了一定準備，在廣昌外圍構築工事，期望進行頑強防禦，但紅軍工事在國民黨軍重武器攻擊下，往往無法發揮作用，對國民黨軍的突擊由於對方兵力厚集也難有效果。經過一整天激戰，紅軍損失慘重。當晚，在廣昌前線直接指揮作戰的博古、朱德、李德聯名致電留守瑞金的周恩來，提出：「廣昌西北之戰未能獲得勝利，現只有直接在廣昌支點地區作戰之可能，但這不是有利的，提議放棄廣昌而將我們的力量暫時撤至廣昌之南。戰鬥經過另報，請立即以萬萬火急復。」周恩來隨即複電，表示在紅軍主力受到較大損失而在廣昌直接作戰又無把握的情況下，「原則上同意放棄廣昌，但仍須以一部扼守廣昌，遲敵誘敵，抽一軍團秘密東移，突擊湯(恩伯)敵」，並強調「最後決心由你們下」。28日，朱德下令放棄廣昌，紅軍全線後撤，廣昌保衛戰至此以紅軍失敗而告終。

廣昌防禦戰，紅軍打破不固守城池的慣例，最後階段在缺少防禦可能和價值的廣昌城周圍與國民黨軍展開大規模決戰，招致了重大損失。圍繞著戰役方針問題，中共中央內部當時就有過爭論。張聞天回憶，廣昌戰役後的一次會議上，他曾就此提出質疑：「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評我，說這是普列哈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污衊，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楊尚昆後來也談到了這場爭論，他回憶的會議結果是「恩來同志當場調停，宣布散會」。

廣昌保衛戰歷時18天，紅軍斃傷俘敵共2626人，但是自身卻傷亡了5093人，約佔參戰總人數的五分之一。其中紅三軍團傷亡2705人，約佔全軍團總人數的四分之一。怪不得彭總心疼得要命。這種損失對紅軍是致命的。據國民黨後來的官方出版物披露：「由於紅軍的戰力全賴乎黨團員之努力，目前部隊損失太大，補充和擴充過快，因此新兵太多，以致每次作戰幹部和黨團員的損傷都差不多要佔到士兵損傷之半數，幹部和部隊骨幹嚴重匱乏，戰鬥力已大不如前。也由於幹部及黨員中堅分子現不及十分之一二，其餘全是蘇區農民，無相當訓練，一臨火線，不戰自潰，故不得不利用以前國軍被俘之士兵，但此輩多貌合神離……自無誠心與國軍抗戰」。」

此戰紅軍大傷元氣，在後來一段時間的各個戰場都顯得力不從心，只有節節敗退，蘇區的面積也一步一步縮小。